第五节 近代农业简述
一、清代末年
经过清代前期相对稳定的阶段，整个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农耕业在整个经济中比重的增加。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口迅速增长。人口空前的急剧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生产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本是十分脆弱的，它们能承担的社会需求极为有限。因此，进入19世纪以后，宁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头逐渐减缓，转入了生产停滞和萎缩的阶段。
宁夏中南部山区农业没有水利灌溉实施，屡屡遭受旱灾。据《清实录》中所记载，1801～1850年的50年内，宁夏南北不同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年份就有39个，有灾年份占总时间的78%，足见灾害的频繁。今固原市、盐池、中卫、灵武等地旱耕区遭灾较多且严重。因此春天受旱，今年遭灾，而夏秋又屡有雹、霜灾害，农民一年辛苦劳作，往往收成无几。古时由于抗灾能力薄弱，气候干旱同饥荒一般总是前后相随，有的上半年出现旱灾，下半年就闹饥荒，有的到次年才闹饥荒。但饥荒的发生除了气候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社会因素。在缺乏社会保障条件下，每遇灾害，广大人民往往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生产条件的破坏与自然灾害，致使宁夏中南部地区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从而造成官僚、地主、商人兼并农民土地的时机。每遇灾荒，官僚富豪乘机巧取豪夺，大批自耕农沦落为无田游民。农业生产因此而遭受到严重破坏。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势日衰，官府只知榨税，不理农事。人民流离失所，田园荒芜，破败景象随处可见。中国农作物生产的发展极为缓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
据《固原志》记载，周以来，在宁夏中南部地区就进行过百余次战争，每经受一次战争，经济生态就遭受一次破坏。所以，近3000年来，宁夏中南部山区的生产经济逐渐由开拓发展自给型，演变成为开发不力，消费不足的贫困型。
自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起，盐茶厅战乱达10年之久。劫难之后，海原地区大伤元气，人口稀落，耕田荒废。左宗棠在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叙述甘肃东部的情况时说：“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日骨茅草，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海城县旱灾较重。
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五月初五，海原雨雹大如卵，南山一带牛羊千余死于雹灾。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4年），当时海原县县境大旱，民大饥，灾区树皮、草根被挖剥充饥，饿殍栽道，人相食。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因上年春夏连旱，赤地千里，人民饥饿待毙，清廷发银赈灾。
二、民国时期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称海城县为海原县，属甘肃省平凉专区。
在战祸连年、天灾不断的困境中，本地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始征羊捐，每只羊收银元一角。同时征收客羊草头税，凡是外来牧羊，每只羊收银元5角。是年，全境大旱。又遭冰雹、大风，夏秋无收。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十一月初七日（12月16日）晚七时，海原县发生了8．5级强烈地震，震中南乡（今甘盐池至西安镇）一带，强度为11～12度，波及面积170万平方公里。西北50多县受震灾，死难民众23万多人，压毙牲畜不计其数。海原县几乎全城覆没，仅县境内死亡73604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59．9%，压毙牲畜4．2万头，羊60余万只；倒塌房屋2．69万就间，窑洞2．67万孔。声称“寰球大震”。当时四乡村庄尸体枕藉，哭声遍野，田野无耕者，村庄无饮烟。地方当局无任何救助措施，人民惨苦万分。
海原大地震在我国近代地震史上创造了5项第一：1． 海原大地震发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决定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震台；2．中央地质调查所翁文灏带领5名科考人员深入海原大地震灾区进行了考察和调查，开创了我国科学考察地震之先河；3．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并向全球发布了海原大地震灾情调查；4． 绘制了我国第一份震区烈度等震线图；5． 1922年在比利时首都召开的世界各国地质大会上，中国学者第一次站在世界讲台上宣读了有关海原大地震和中国地震活动构造等内容的论文。
现查1999年出版的《海原县志》记载：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夏，大旱加冰雹，夏苗枯死，秋禾欠收，饥荒严重，逃荒者络绎不绝。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海原自春至秋，滴雨不见，麦苗枯死，秋田不能下种，民众多以捡草籽、炒糠秕和剥树皮为食，且旱匪交迫，乃雪上加霜，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海原继上年之旱，又遭特大干旱，赤地千里，人相食，大批灾民逃离家园，求乞为生，每百斤面粉涨至银元20余。据当年四月四日海原县代电：“旱魃为虐，全年未雨，秋夏田禾颗粒无收，四乡民众多有乏食之虑，虽欲食糟咽糠，尚不可得；典田当地无主承受，鬻男卖女无人过问……及至冬间，饥寒交迫，饿殍盈野，尸骸暴露，触目伤心，惨不忍睹。”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海原旱情继续扩大，整户、整族、整村死绝者比比皆是，民谣“人吃人、狗吃狗、鸦儿老鸹啃石头”。正是当年悲惨情景的真实写照。
又据《民国海原县政府文献》中记载：“本县过去迭遭天灾，各村人民逃亡，田地荒芜，以致田赋税捐征收不齐，拖欠甚巨。自民国二十六年起，至今未能恢复之额”。又载“本县在民国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年，匪旱交乘，农村破产，全县经济顿陷枯竭”。
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上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严重地束缚了当地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农业生产建立在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这些地区还沿用二牛抬杠、广种薄收的原始耕作方法。当时的交通极为闭塞，其交通工具主要是毛驴等，人旅往来只能依靠乡村土路或山间的羊肠小道艰难的一步步的跋涉。人民群众的生活极为落后和贫苦。由于劳动力缺乏，耕作粗放，在广大地区还普遍存在着种“撞田”的习惯，即将作物种下后，概不管理，靠运气长庄稼，直待成熟期有了庄稼才去收获。其收获量极不稳定，完全随当年的雨水丰欠而定。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在广大干旱区产量只有几十斤，甚至颗粒无收。
封建剥削也十分沉重，地主占有耕地的60%～70%。大量农民破产，不得不靠扛长工、打短工为生。土地集中造成地租加重和高利贷盛行。海原沙沟、白崖一带，农民租佃地主土地每亩须交地租一半，往往一年收成不足以交租。这种情况下，高利贷乘虚而入，以低价预买家畜和口粮。
当时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不顾百姓死活，大肆聚敛财富。他们巧取豪夺，巧立名目，苛捐杂税有增无减。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国海口尽被封锁，交通重镇大部沦陷，军需民食，全赖农村供给。国民党借抗日之名，大力扩充军队。甘肃省规定西海固地区每保除每年抽拔三个壮丁外，还要出“月儿兵”“轮训兵”及壮丁差役。如无人应征，则每兵征收二百元。频繁的征调，致使农民耕地失时，劳力缺乏。兵款代役更使得大批农民倾家荡产。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县府对本县土地进行编查，编查结果，实有水地3100余亩。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自流灌溉水浇地近5000亩。海原县1949年以前，共有水浇地9740亩，其中保灌面积7792亩。
因本县土地辽阔，出租土地者很少，而雇工者较多，且由来已久。《海原县志》有谚云：“天圣山风，西安州葱，盐茶女嫁雇工。”地主雇工有长和短工两种方式，根据家业大小或农活忙闲而定；季节性强的多在夏秋收割的雇用，长工则主要从事放牧或吊庄劳动。夏季大忙之际，一些自耕农、半自耕农也临时雇工。对雇工付酬有粮食、现金或其他实物等形式，以粮食为主，其标准按劳动量多少和粮食收成的好坏来决定。长工年雇价一般为3石左右小麦，也有以帮助雇工成家立业或到期划拨部分耕地作为付酬办法的。个别出租土地者所收租粮一般为租地产量的30%～50%。
据民国时期的史料《海原全县要览编稿》记载：当时海原所种植的农作物以小麦、糜子、谷子、荞麦为主。其次还有莜麦、燕麦、青稞、豌豆、苞谷（玉米）、洋芋（马铃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