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古代农业简述

一、商周时期

农业是整个商代的重要生产部门，也是商代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农业方面，此时的奴隶制国家已经开始了使用金属农具，采用牲畜打犁耕田，许多地方还兴修了水利灌溉工程，农作物的品种也日益增加，收获量也不断提高。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到我国的商代，使用的农具，大多是木、石制成的。商代用耕牛耕田，已经相当普遍。从甲骨文中还可以看出，商代的谷类，已有禾、黍、麦、稷、稻等。其中禾、黍是当时广泛种植的作物。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代，农业生产也远比商代发达。西周的农具仍然以木器、石器、骨器、蚌器为主，其中用牛马下颚骨制成的骨铲，尤具特色。在当时，金属工具也有所增加，已经较多使用青铜农具。周代也发展了简单的田间排水和引水的技术，对水、旱灾害有了初步的抵抗能力。在农业发达地区，休耕制已经采用，人们开始认识了杂草腐烂后的肥田效果，农作物的品种也比商代增加不少，重要的谷物有粟、黍、稷、稻、梁、菽、麦等，种植最多的还是黍、稷。粮食除食用外，还用以酿酒。

上古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很简陋，蔬菜种类很少，《诗经》里面提到的132种植物，能作为蔬菜食用的只有20余种。后来，其中的大部分已退出了蔬菜领域，成为野生植物，如荇、苕、苞类。

二、春秋战国时期

进入战国时期，我国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已普遍使用了铁制工具。如铁制农具有犁、锄、铲、镰、耒、耜等。铁制手工工具有斤、锯、锥、凿、锤等，妇女裁缝用的工具有针、刀、锥等。从全国各地的出土文物中充分证明：到了战国中期，我国从北方到南方的广大地区内，已经普遍地使用铁制农具了。

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战国时期也有了很大改进，在春秋时期，牛耕已经推广。《国语·晋语》上提到“宗庙之牲，为畎亩之勤”。大意是指：用于祭祀宗庙的牛，也被驱使到田亩上干活了。进入战国时期，对于肥料的使用也更加重视，所以，农业产量有了显著的增长。蔬菜主要有5种，葵为“百菜之王”，现在有的地方称其为冬寒菜，植物分类上称冬葵。藿，也是先秦时的主要蔬菜。

春秋时期，海原地区为戌人游牧区，也是戌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以逐草逐牧，射猎禽兽为生，惯于马上生活，擅长骑射。

战国时期，义渠戌立国称王。海原为义渠国属地，当时的义渠戌国势力比较强胜，并不断向中原屡犯。从此时期内出土的文物遗存分析，当时的经济具有浓厚的畜牧经济特征。

三、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七雄”中排在最末的秦国兼并了其余六国，结束了长期战乱和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灭义渠国。秦汉交替时期，设北地郡和安定郡。海原地区为秦国领土的一部分。汉初，复隶北地郡。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隶属安定郡之安定属国，郡治高平（今固原、海原属之）。

秦灭义渠，筑长城以拒胡。长城实际上成为从事农业的华夏人与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的分界线。海原在长城线以北，属少数民族聚居的畜牧区。秦统一中国后，北地郡建制仍旧。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从内地迁来大批贫民和罪犯与士卒一同戍守边防，开垦土地。这些谪戍边地后，一边戍边，一面屯垦，有利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徙民，起初由官府提供土地、耕牛、籽种和农具，因此他们屯垦时使用与内地相同的铁制农具，用牛耕作，由于垦田的增加，到了秦代宁夏地区的农产品增加，粮食作物的品种也和内地相同。

秦亡，其戍边屯垦政策影响后世。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正月，汉武帝派大将卫青、李息北击匈奴，收复失地。不久，这里便成为西北的重点屯田地区。因“民屯”不能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则实行大军据点戍边屯垦，战守兼备，改“民屯”为“军屯”制。

根据匈奴“随畜牧而转移”“近水草而迁徙，耕田之业”的习俗等情况，三水县（今同心县东）周围（包括海原），都是匈奴散处和属国都尉管辖的地方。西汉初年，这里水草丰茂，牛羊成群，是重要的畜牧地区之一。

西汉时，宁夏中南部山区属凉州刺史部的安定郡，设有高平、三水、乌氏、朝那等县，为西汉王朝政治经济中心所在的关中之屏障，战略地位重要，因而备受重视。加上这里的自然条件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正相适宜，原始农具在深厚、疏松的黄土上可以发挥较好效力，当地水分条件较好，林草丰美，在整个宁夏地区中最早得到较大规模开发。所谓“沃野千里，谷稼殷积 ——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后汉书·西羌列传》）。可见当地已成为较为富庶的半农半牧地区。

内地移民多为有较高农业技术的贫苦农民，到境内后继续本业，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前后数次向安定郡移民，使这一带人口迅速增长。

到西汉中期，我国铁器又出现了第二次大发展。此时，冶铁生产的规模很大，全国“攻山取铜铁”的人达10万以上（《汉书·禹贡传》）。汉代，冶铁生产，促进了农具的改革，当时出现了不少大型铁制农具，如带犁镜的铧和播种用的铁耧车等。同时，耕作方法也开始出现了比较进步的代田法，即把1亩田分成三畎三垄，每畎（指田间的沟）宽1尺，深1尺，两畎之间是垄，宽1尺。畎垄相间，把种子播种在畎里，待发芽以后，把垄上的土锄下来培苗，畎垄每年互相轮作。这种耕作方法既能常保地力，又能提高产量。所以，从西汉中叶起，宜农的地区相继开垦。西汉是整个西北农业的奠基时期，汉武帝时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沿线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徙山东（指崤山和函谷关以东地区）贫民70万于关西及朔方以南地区。在东起朔方西至今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一带地方，通渠置田，督戍卒屯田，官供牛犁谷种。使相当一部分从前的草原牧场变成了使用牛犁的农业区。特别是自汉宣帝以后，汉与匈奴的关系逐渐缓和。地处边境的安定郡（即包括现今的海原地区）得到了较长时期的休生养息。西汉末期，马援在北地“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后汉书·马援传》）。固原境内发现的涂金铜印“伏波将军章”表明，马援确在宁夏中南部山区活动过。高平城由交通要冲、军事重地、农牧中心发展为安定郡郡治。

东汉中后期的连年战争，使当地经济几起几落。如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西羌一部起义，此后战乱频频，使当地农业经济遭受严重摧残。

两汉时期，包括海原县在内的安定郡北部，由于实行“因其故俗为属国”的制度，无论匈奴人占优势的西汉，还是羌人占优势的东汉，其社会制度都是较中原落后的奴隶社会，社会组织以部落为基层单位，畜牧业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后期由于羌、胡汉化，已学会耕作，产生了农业。

四、魏晋时期

公元407年，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于北方建立夏国，设都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在今宁夏设高平城（今宁夏固原），虽然对于此地的屯田事业有所恢复，但随着夏国的灭亡，魏晋以降，西北地区战争连年不断，此地的农业生产又遭受到严重破坏。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建立魏政权之初，即着手恢复此地的农牧业生产。魏晋北朝间以牧为主、农区缩减的生产格局，使本区自然植被有一定的恢复，对调节生态环境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魏晋时期，畜牧业发展空前盛况。北魏政权的建立者鲜卑拓跋部，原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游牧部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拓跋部逐渐南迁，接触到中原农耕文化并受其影响，农业也成为其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4世纪末，清水河中游出现了楼城，反映了该地区得到逐步开发和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当时一部分游牧部落，已从单纯游牧演变为兼营田牧。

公元5世纪初，战争频繁，多数居民以牧为生。

北魏时宁夏山区的畜牧业有了相当发展。

后十六国时期，因先后统治本地区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夏等国的统治集团的互相争斗，各部族军事统治集团旷日持久的争夺和烧杀行为，给社会生产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人口耗散，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严重衰退。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后果，农田荒芜，河渠淤塞，人口剧减，百业凋蔽，建筑倒塌，文物毁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严重阻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但另一方面，战争也促使了矛盾的转化，为统一局面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五、隋唐时期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达400年战乱分裂的局面，中国重新统一。隋朝大业元年（650年）在今海原高崖乡一带置他楼县，属于平凉郡。为本县最早的地方建置。

隋唐时，西北的突厥、回纥、吐蕃、党项等民族强盛。为适应边防需要，发展强大的骑兵，把养马业推进到历史的顶峰。宁夏的自然条件适于牧业经营，战略需要与当地特点相结合，促使以养马为中心的农牧生产大发展，黄土丘陵区的垦殖也更为深入，呈现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发展趋势，农业生产结构较前复杂。大致盛唐时，加强驻军屯田，加上朝廷安置大批内附民族，人口迅速增加，使农业比重上升。而中晚唐时期农业一度衰退，牧业重占主导地位。

到了唐代，公元七、八世纪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重大发展时期。当时的农业非常发达，主要农具有了很大进步。如耕田的曲辕犁，由11个部件构成，无论深耕浅耕，都能操纵自如。唐代以前都用直辕犁，犁架庞大、笨重，调节设备很不完善，而曲辕犁架子小，轻便灵活，并且不必两牛抬杠来牵引，只用1只牛即可挽拉。这样，不仅节省了畜力，还提高了耕地效率。我国耕犁到了唐代基本上已经定型。所以，曲辕犁的出现，在我国古代农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今突厥及诸胡皆还漠南旧地的记载及其他有关史料分析，唐代海原居民中已经汉化的唐以前活动于此地的各少数民族占主要成分。农业已有较大发展，但畜牧业仍居主要地位。这可从原州、会州的贡物为畜产品 ——履鞍毡得到证明，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畜牧业中，养马最负盛名。

我国气候学家竺可桢先生认为，在唐代，我国的气候进入一个湿暖期，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宁夏地区气温也要比现在高得多。诗人王昌龄的《塞下曲》描写的是今固原一带的风光，他写道“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有蝉鸣桑林，表明气温较高。优越的自然条件很适宜发展农业、畜牧业。

唐初国势强盛，整个宁夏地区成为前来归顺的众多民族的聚居区，宁夏中南部山区草原地带成了游牧民族的牧场，在水土条件有利之处则发展了种植业。唐玄宗时，朝廷还以金帛交换突厥良马，在朔方、陇右等地进行杂交育种，于是良马益盛，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养马业的黄金时代。据新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推算，宁夏中南部山区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人口达46000多，比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时几乎增加三倍半。

在唐代，宁夏地区的农业、畜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宁夏地区农业、畜牧业得以较大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依赖于唐代政治在军事上的特殊需要。屯垦、官牧是经济发达的两大重要支柱。农牧并重，一方面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推动着封建社会文明的进程，维系着封建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畜牧业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个重要经济部门，它在整个封建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原、安乐、秦三州七关在“安史之乱”后被唐朝收复以后，唐宣宗曾特别诏谕，以鼓励耕垦营田。原州被吐蕃控制后，农业衰退。以后唐边将从吐蕃手中收复原州城时，所获羊马不计其数。唐向这里募捐迁垦民，遣送流犯，开营田，修道路，置堡棚，农牧业又有所恢复。

六、宋夏时期

北宋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又有新的发展，出现许多有关农业深耕细作的农具。北宋的铁制农具有犁、耧、耙、镢、锄、镰、耖等。北宋使用的铁铧犁，有尖头和圆头两种形式，用畜力拉动，有利于翻土。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宋雍熙二年（985年），夏人一度占据天都山。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始分天下为15路，海原地属陕西路。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党项族李继迁（至其孙元昊建西夏）叛宋攻占灵州（今灵武境）后，西夏获得以天都山（今西华山、南华山、月亮山）为主的海原地区。由于此期间海原地区是北宋王朝与西夏国争夺的焦点，而宋夏时所说的天都山则是以上主要三山等山脉的统称，长达百余里，而今天都山只是特指海原县境内的西华山。古时此山脉一带森林茂密，水甘草美的自然环境以其优越的军事地理，成为西夏人的战略要地。随着宋夏矛盾斗争的继续和深入，西夏日益加强对天都山的经营，籍以作为西夏攻防环庆、镇戍、渭州的天然军事屏障和前哨。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包括回纥、吐蕃等）杂居的王国，牧业和农业交错发展，粮食不足自给，畜产却是重要输出的商品。党项族平民主要以畜牧和采集草籽、野菜为生，军队给养则以粮食为主，由于连年征战，男性青年大多随时可能征集为军，粮食需要量很大，从而对交换粮食的贸易和种植业相当重视。

西夏党项人不从事农业，衣、食、住、饮食皆以畜牧为主，牲畜有牛、马、毛驴、羊等，生产水平较为低下。畜牧业是党项人的传统产业，也是西夏的主要经济部门之一。《隋书》卷第83《党项传》中记载，早期党项人“牧养牦、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内徙后，有部分汉化较深的党项人，逐步学会农耕，开始向农业经济转变。而大部分的党项人则仍以畜牧为主。西夏的农业劳动者，绝大多数是汉族，也有部分是“熟番”，其农业生产技术，同当时宋朝有相等的水平。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西夏环境内大致存在农业、牧业、半农半牧三种不同的经济区域。宋夏缘边山界，东起横山，西至天都山、马街山一带，山岳绵亘，水草丰茂，大片草场与小快农田相杂。活动在上述地区的党项、吐蕃等部族户长，既从事畜牧生产，又进行农业耕作，过着定居与半定居的农耕与游牧生活，更表现出社会经济的半农半牧特点。

宋、夏、金对峙时期。因海原地据要害，夏人锐意经营。所以，烽火连天，战事不断，农业生产在不同时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公元1042年7月，西夏大旱，黄鼠食稼且尽，国中大饥”。（《西夏书事》卷十六）。

西夏夺取天都山后，在那里设置南牟会新城及行宫（今海原县西安镇黄湾村）。南牟会背山面水，川原平旷，牧草丰美，森林茂密，自然环境与地理形势均称优越。天都山地区进可攻，退可守，成为西夏集中兵力的主要军事根据地。许多重大事件都以它为基地。西夏还在洒水平西南（今海原县城西南约2公里的耙子洼村）建东牟会，与南牟会呈掎角之势，保障天都安全。

“公元1074年6月，大旱，草木枯死，羊马无所食，监军司令于中国边缘放牧”。（《西夏书事》卷二十四）。

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建西安州，天都堡寨林立，为西陲军事要地。

西夏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加上西夏人不善经营农业，所以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为了改变经济上的依赖性，从建国之君李元昊以及后继者，都把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作为基本国策之一。

西夏立国后，辖境“东据河，西至玉门，南邻萧关，北控大漠”。（《读央方舆纪要》卷），其中只有部分地区宜于农耕，而大部分地区为沙漠、戈壁和山坡地，这些地区虽然不宜于农耕，但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西夏畜牧品种主要有牛、马、骆驼、牦牛、骡子、猪、毛驴、羊等。西夏畜牧业的方式，在西夏文辞书中有一些反映。

在长期的生产实际中，西夏牧民积累了丰富的畜牧知识和技术经验。

西夏经济中畜牧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西夏的支柱产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西夏主体民族的党项族，本为游牧民族。在迁居西北后，当地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更加促进了党项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中原各王朝对西夏的贸易，特别是对马等畜牧产品的需求，使经营畜牧业具有丰富的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党项牧业的不断发展。另外，马和骆驼等，既是战备物质，又是中原贸易的重要商品和贡品。某种程度上说，掌握了畜牧业就掌握着西夏的经济命脉。因此，官牧业自然成为西夏政府的支柱产业，并在整个西夏的畜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首先表现在西夏中心地区的农业发展上。西夏的中央机构设“农田司”，专门管理农田水利事务，反映了统治者对农业的关心和重视。所以，农业是西夏的主要经济部门之一。虽然这一部分在西夏经济中兴起比较晚，但发展却相当快。内迁以后，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居住在内迁地的部分党项人逐渐学会了农耕。到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时，西夏相继占领灵、兴二州和河西走廊，西夏的农业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其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兴、灵、凉、肃诸州，“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农业上的措施和成就，据李蔚在《论西夏的历史地理》中研究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其农业生产工具，据《文海》记载，有犁、耙、楸、镰刀等。《番汉合时掌中珠》则记载有犁、铧、锄、刻叉、耙、镰、锹、镬、车碾、碾场、碓、苞罢、楸、耧等等。这些用具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朝统治下的汉族农民所用生产工具基本一致。

（二）牛耕的普遍使用

《番汉合时掌中珠》明确记载了西夏人已普遍使用了牛耕。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有“牛耕图”，是西夏农业生产中使用牛耕的真实反映。图中两头膘肥体壮的耕牛，后腿用力蹬地，前腿奋力向前，共挽一犁，负重而行；后面一农夫左手扬鞭，右手扶犁稳定前行，熟练自如。其二牛抬杠一人扶犁的耕作方法，与当时内地汉民普遍使用的耕作方式完全相同，只是图中耕犁为直辕而非曲辕，这方面稍逊于中原。

（三）重视和发展水利灌溉

如解释“埂”为“开畦种田”，即将农田分成小块，适应灌溉要求和保土培肥，发挥土地的增产潜力。

（四）开垦荒地

西夏统治者鼓励人民开垦荒地，凡开垦荒地受到法律保护。西夏法律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并可以出卖。

（五）储存了大量粮食

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了灌溉。加之牛耕普遍使用，开垦荒地，采用汉人先进生产技术。因此，西夏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公私精窖储存了大批粮食。

由于西夏采取了以上措施，西夏逐步由单一的牧业经济过渡为农牧并重的复合经济。从有关资料记载来看，西夏的耕作方式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与宋朝境内的汉族农民所用的基本一致，说明其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宋朝不相上下。宋朝大臣庞籍就曾指出：“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总之，从宋咸平初（公元1002年或公元1003年），西夏夺取海原地区，到公元1227年夏亡的220余年间，宋朝统治海原地区约28年，西夏统治海原地区将近200年之久。这期间，海原地区蕃汉杂居，以党项人、吐蕃人居多。畜牧业发达，出产良马，但种植业也占据一定地位。

七、元朝时期

农业生产当时得以较大发展的是在元朝建立以后。元朝于今固原市设置开城路，路下设开城州和广安县，均在今原州区附近。而北部包括海原在内的广大地区，因人烟稀少，元政府遂于其地屯田。

因金元之际，北方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以饥馑奔窜，地著务农，日减日削，先畴畎亩，村边弃荒芜……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生产衰败，人民流离，社会动荡，到处是一派残破凄凉、民不聊生的景象。宁夏地区经过蒙古军队多次征讨西夏的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尤为严重，人口减少，水利衰败，农业荒芜，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忽必烈建元以后，面临的这种局面严重威胁着蒙古贵族的统治。作为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政策的措施，改变蒙古族游牧的传统方式，吸取中原的经济文化，解决采取汉法，其中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政策。这些重要措施有：一是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劝农官和劝农机构。二是保护农业生产，禁止占农田为牧地。三是大力推行军民屯田，同时召集逃亡，鼓励开荒。四是建置仓储制度，置常平仓和义仓，平抑谷价，预防灾害，赈济灾民。五是减免租税。六是兴修水利等等。元朝前期实行的这些措施，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北方地区“民间垦辟之业，增前数倍”。这些措施，在忽必烈执政期间，在宁夏地区得以实行，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元统一全国后，大力推行军民屯田。“亦兵亦农”是元代军屯的主要特征。从事军屯的都是签发戍边的士兵，他们同操练作战的军士一样，都编入军籍，终身服役，为自己及其在役军士负担全部粮食。

宁夏地区是元代前期移民屯田的主要地区之一。宁夏中南部山区在蒙古军灭西夏前的百余年间，为金国所占领。由于夏宋、金宋的多次战争，这一地区的人口也在大量下降。战争的结束和元代的统一，为宁夏地区补充大量劳动力创造了机会。这个时期，大量的蒙古族和中亚、西亚色目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不断被签发或自动迁移来此，进入西北地区和中原一带。元王朝以驻军屯牧的形式编入“探马赤军”，其中一部分即称“回回军”。又据历史记载忽必烈之孙阿难达因幼小受穆斯林抚养而皈依伊斯兰教，所部士卒15万人驻守于原西夏故地，其据点在开城府（在今固原市原州区开城乡），信仰伊斯兰教者竟占大多数，这些回回人和当地女子结婚定居，繁衍生息，逐渐成为回族。他们以畜牧业为主业，对当地农牧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元帝忽必烈颁布了流民还业免税一年、第二年减半的诏书，鼓励逃亡者开荒务农。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又颁布了《户口条划》，对户籍进行整顿，将被诸王贵族、权豪势要之家非法占为奴隶的人口编籍为民，并招收屯田。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世祖从安抚司清，在宁夏路放良屯田，“以招收放良人民九百四十户，编聚屯田，为田四百四十六顷五十亩。”

元朝还在六盘山以北至黄河岸边广大地区实行军事屯田。先设屯田总管府于开城路，专管屯垦事务，后裁屯田总管府，并入开城路。据文献记载，自公元1284年到公元1346年，元朝先后五次在六盘山以北安置军队屯田。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后，迁豫王阿刺忒纳细失里已于六盘山经营屯田。并允许豫王占有今原州区以北海原、同心县等地大片荒地，农牧兼营，拓荒空前，农事大兴。并建都于西安州，将今海原县城驻地称为海喇都（蒙古语，即美丽的高原）。

军队戍边驻屯，对本地开发虽有重大作用，但堡寨高垒，硝烟弥漫，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八、明朝时期

公元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大将军徐达进军西北。夏，大军至开城，右丞薛显以精兵袭击豫王于西安州，豫王逃遁。

就海原而言，设置了西安守御千户所，归固原卫管辖。卫所军仍实行军屯。明灭元后，海原地区居民鲜少。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置海喇都营于天都寨，属固原州。后移至今海原县城所在地。

因地遂将海原地区的大量荒地分给藩王作牧场。以西安州、武源（延）川、海喇都等18处堡赐楚王为牧地；而海喇都与焉、沐家营为沐藩得之；韩府湾等处，韩藩得之；群牧所（即甘州群牧所），萧藩得之；楚藩置丞奉司于海城，得束护卫军。其余诸藩亦名于赐地内置建司事内臣。

明代，在海原境内有藩王牧地、卫所军屯地，还有官吏的养廉地、民地。四种土地所有形式中以前两种占较大比重。

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在海喇都营始自筑小城（今县城地），周二里，高丈余。这时对于海喇都周围土地的经营仍以畜牧业为主，畜牧业再度繁荣，兼有农业。南部山区农业全盛时期为明代，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对待农民和土地的政策。割除元制的一些苛政规定；承认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归农民自有；把城镇附近的荒闲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作，每人可种15亩，另外给菜地2亩。采取这些政策后，宁夏中南部地区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明万历年间耕地已达68万亩。当时农民种植的庄稼有麦类、谷类、薯类、油料、蔬菜及桃、李等水果。

明代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时，海原今关桥乡等川道地已有了水浇地，当时是小规模的引水灌溉。因川道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于农业发展。本地除种植麦、谷、豆等粮食外，还普遍种植胡麻、麻子、菜籽等油料作物以及果树和蔬菜。人们以川道而群居，群居的村落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息繁衍的场所。因此，一个地区村落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也就是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

明代实行的屯田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平衡。植被的破坏，森林的消失，在明代后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到了明末所剩无几。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大旱，飞蝗蔽天，民不聊生。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甘肃大饥，海原地区“奇荒，人相食，户口寥落。”

九、清朝时期

满清入主中国后，宁夏中南部地区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蒙古各部已成为清朝的藩属，来自北方的威胁和骚乱已不复存在，从而为宁夏中南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明末的动乱，人口星散，境内一片荒芜，土地开发急需人力。境内在历史上就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区，明代曾分本地广阔牧场为各藩王所有。清政府首先废除了明朝各藩王牧地，将大批朱明宗藩官僚实行镇压政策，摆脱了勋戚的地位，也成为自耕农，被其霸占的土地（其中包括许多屯田）又回到当地农民和屯丁手中。从此延续了1000多年的屯田制度解体，自耕农民占主导地位。所以将全部土地实行招民开垦，按照亩数收租，暂为卫所管理。并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设盐茶厅，隶平凉府盐茶厅同知辖。重于清理固原以北海原及同心县的地亩，招人垦荒种地，收取租税，这就大大推进了本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的垦殖利用。

清朝废除了明代的藩王牧地分封制，全部土地实行招民开垦，按亩收租，其规模远大于前代。河谷川道、山间盆地以至浅山缓坡的草场、林地不断被垦殖，牧业和农牧兼营的经济渐为单一种植业取代，牧业下降到次要地位。而这里山高水寒、风劲土燥、地性瘠薄的自然条件，以及掠夺式利用土地的传统，又促成了一种一家种谷数十百亩，不用粪力、不事耕锄、粗放经营、广种薄收的旱作农业生产方式。旱作农业经常受降雨变率大、旱灾、大风、霜冻、冰雹频繁的威胁，所谓“四年三年旱，十室九家贫”，“丰年仅足糊口，凶岁毫无收益”。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裁撤卫所，原有卫所军屯地及原藩王牧地尽归盐茶厅，继续招民开垦。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改海喇都城为海城。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同知移驻海喇都，亦属平凉府，改设盐茶厅。建厅置，兴水利，易风俗，修厅志。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裁厅设海城县，定吏治、设儒学，行政机构始得建全。

关于农业地理面貌，《海城县志》记；“查海城唯本城及西安、龙池湾、二府营四区，水甘土衍，可种膏腴；自华山以南，地高气寒，多雨则五谷不实，民颇喜旱；新堡以北，地界沙漠，辄数年不雨，民又苦旱……地多荒芜，水辛咸苦，最宜牧养……”

清代，海原地区的经济事业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多。另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本地区经济由牧业转向农业为主，农业的兴衰制约着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清朝初期到19世纪60年代，其间200多年，宁夏中南部地区包括海原在内，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被大规模开垦，延续几千年的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步被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的经济结构所代替。

清统治者，把社会经济发展重点设在内地，而对西北地区，采取了减免税粮，鼓励垦荒等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策。但由于战乱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加之自然灾害所致，使这一地区经济生产更加贫瘠。

清朝在宁夏中南部地区实行的招民开垦，按亩将收租，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代。河谷山道，山间盆地，以至浅山缓坡的草场林地都被不断垦殖。总之，清代宁夏中南部地区的种植业逐渐取代了畜牧和农牧兼营经济，牧业逐渐降低到次要地位。

尽管如此，但本地区全是粗放经营的旱作农业，地广人稀，广种薄收，以致“其四乡中有十余家为一村者，有三五家为一村者，甚至一家一村，而彼此相隔数里，十数里不等者。”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开始的这种大规模掠夺式的土地开发，使本地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起来，主要表现在森林急剧减少，水文状况恶化，水土流失扩展，野生动物锐减。嘉庆、道光年间旅行者所见到的六盘山已是“数日来童山如秃，求一木不可得，”“一木不住，但见细草。”清末则更加严重。

清初康熙、雍正之际，相继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新赋役制度，就是把过去按人头征收税的“丁银”摊到田赋上去。这对于无地的佃农来说，就不再向国家交纳赋税，取消了沿袭几千年的人头税。后世有人评说，中国近几百年来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基数太大，与雍正的取消人头税有关。因为老百姓不必担心家里“增丁添口”要纳税。这就促进了我国历史上的一次人口大增长。因此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的人口增长高峰。宁夏地区由于明末清初的军政经济状况的巨大变化，人口增长更为突出。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海城知事朱享衍“因劝农为圃，而虑涓涓细流不足灌溉”，督民通力疏塞淤滞之泉。为引五泉之水（海原县县城附近的五桥沟有五泉）制木槽架于沙河，水因飞渡，得免渗漏。此外，又从县城南门涝坝东岸下至路旁民地凿渠引水灌地。

为摸清海原县各地水资源状况，知事朱亨衍对县境水源进行了调查，发现南华山一带有泉约50眼，西安州有泉38眼，蒙古堡（今贾塘乡一带）、郑旗堡也有泉眼数十，其他如老观堡（今关桥乡罗山一带）、羊坊堡（今史店乡杨坊河米湾村）等亦有少数大小不等的泉眼，这些泉水涌出汇成小河后，供当地人畜饮用和灌溉少量田地。另外，在红古城西门外有条甜水河，味甘可饮，并便于灌溉。

为解决人畜饮用水，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知县杨金庚在署内浚修水窖，动员督促营汛及城内居民挖窖270余眼。

当时，海原县城人口461人，这些水窖大多数为学堂、营汛、绅商、烟户所用，而贫苦小民则在西关涝池取水。于是，又在县城南门外督兵修复占地六亩的旧有涝池，引五桥沟之水存蓄其中。这一措施，基本解决了当时县城人畜饮用水的困难。

其时，县城附近五泉之水还可灌地二顷有余；蒙古堡泉水可灌地三顷有余，冬季还能冲转油磨一座；该水流至双河堡与蒙古堡泉水汇合，可灌地二顷；脱烈堡泉水一眼可灌地顷余；西安所河水可灌地三顷有余，冬季冲转油磨一座；老观堡泉水可灌地一顷，流至西季堡（罗山一带）以下又可灌地二顷；闾芳堡（今贺堡）泉水可灌地三顷多，冬季冲转油磨一座；该水流流至关桥堡，又可灌地二顷余，再至驼场堡，又可灌地一顷。

清代，海原县利用泉水汇成的各条小河有保灌水浇地2300余亩。冬季可水转油磨4座。但远离河道的地方，各泉涌出后，其流径不远即干涸，贫者无力疏通，富者鄙吝，水利未能大兴。

清代宁夏地区人口不仅数量上猛增，而且在社会机构和地域分布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宁夏除了原有的汉、回、蒙古族人口外，清初又增加了一批满清人口。在清朝的封建统治下，宁夏各地各民族间的政治关系更加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