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希腊的征服

代表大会闭幕后没几天，斯隆、卡洛、维凯拉斯和我即聚在维凯拉斯的住所里进行了会商。他在巴黎的巴比伦大街有一落脚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大厦就在这里构筑起来。维凯拉斯起初不同意担任主席。我主张采取主席轮流制，下届奥运会主办国的代表将依法出任下届国际奥委会主席。我认为，凡有助于加强周期性和国际性的做法，都是至为重要的。维凯拉斯担任这一职务至1896年末，继而由我接任四年。此前我是“秘书长”。秘书长的职务比大多数主席的职务更受关注，因为这是有效管理的关键。

我当初就是如此对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进行了改造，并使之成为振兴法国体育运动的坚实柱石。会商中，我提议任命卡洛为司库。他是一位年长者，把对文学和体育的热爱融为了一体，对我们的锦绣前程充满憧憬。我还谈到提高国际奥委会形象的计划，这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拖延时日。我要求委员们务必使委员会保持绝对的独立，严阵以待，不留漏洞，不论来自何人何处的何种“代表，不论来自何人何方的何种“津贴”，一律不得接受。“安贫乐道吧！”维凯拉斯轻声叹道。他非常明白，像我们这样一个名字响亮、但缺乏任何实际基础、更不为舆论所了解的组织，要想得到发展，非如此不可。倾听《阿波罗颂》的两千名与会者之中，艺术家比运动员还要多。最后，代表大会（会商）在卡尔诺总统遭刺杀事件引起的一片激动之中，悄然匆匆落幕。

我们还对各类体育运动平等的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早在巴黎代表大会6月19日和22日的会议上，我就曾提出，要防止出现“附属体育”的想法，防止其他体育项目将自己看成只是在为“体育运动”这辆战车拉偏套。这一点需要经常和不断地提起。

这些决议均在我当时已开始出版的《季度公报》第二期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有所体现。以下是该文某些段落的摘抄：“人们要求我们准确说明我们事业的性质，在此我们做一个简略回答。我们之所以要复兴这项已消失了那么多世纪的运动会，是基于如下的理念：竞技运动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如同在古希腊时代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一样，竞技运动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似乎也应该同样影响深远持久。此外，它还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即带有国际性和民主性，因此更符合现代的理念和需求。然而，现在和过去一样，竞技运动的利弊，取决于对其的利用和为其划定的方向。竞技运动既可被投入最高尚的激情，又可以放进最卑下的欲望；既可以培育无私的精神和荣誉感，又可以刺激贪欲；既可以具有骑士精神，又可以充满腐败、卑劣和低下；最后，既可以用以巩固和平，又可以用以准备战争。而高尚的情操，无私的精神，荣誉感，骑士风度，生命的活力，以及和平理想，则是现代民主的第一需要，无论是共和派的民主，还是君主派的民主……”

德米特里斯·维凯拉斯，1894至1896年担任第一届国际奥委会主席。

（诺伯特·米勒档案集）

临近仲夏，那些我未及征求意见而径直指定的委员们纷纷来函表示同意，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就此组成。9月4日，从克赖斯特彻奇传来卡夫先生的确认函，同月15日安德里亚公爵从那不勒斯致函表示认可。这样，委员会成立之初，便拥有了12个国家的代表。此时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面临着自我完善的任务。这是一个“自我遴选”的机构，类似亨利船赛的组织机构。它已成型，以后三十年间一直是这个样子，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这个机构由三个同心圆构成：最核心的部分由信念坚定、勤恳能干的委员组成；核心外围是一些有望成为中坚力量的委员；最外一层是门面，这一圈的委员们可以是精明强干的人，也可以不是精明强干的人，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足以满足不同国家的自豪感，并赋予委员会整体一种声望。

秋天，维凯拉斯前往希腊。行前，他给大量相关人士写去私人信件，并附上前几期的《季度公报》。10月4日，他在抵达后给我写信说：“从布林迪西到这里，同胞们无不兴高采烈地同我谈起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代》派驻希腊的记者也描述了这种情绪。次日，又接到维凯拉斯的来信。他说，已经见到议会主席，发觉他“心情很好”，尽管他“宁愿”没有这么一档子事。维凯拉斯建议召开扎贝恩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负责管辖以扎贝恩命名的古迹，也管辖紧挨在一侧的运动场的废墟。

此间，我在大力收集资料，准备尽快确定具体的比赛项目。7月26日我收到优秀体操运动员、巴黎蒙泰涅中学教师关于个人体操项目比赛（只限个人项目）的建议。我认为，用“个人体操”一词表示单杠和其他器械体操，是非常贴切的。35年后的今天，我仍在为使用这一词语而奋斗。不久，赫伯特从伦敦寄来了有关赛跑距离的资料。

随后，又传来法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关于自行车比赛的建议，他们提出只举行无领跑的2公里速度赛和有领跑的100公里越野赛。英国国家自行车运动联合会提出的要求则有些出格，他们除要求举行千米、10公里和100公里赛之外，还增加了12小时赛。最后，应我的要求，击剑运动推广协会提交了一个组织业余和职业选手参赛的计划（只限花剑，采用小组淘汰制）。

我把这些资料塞进手提箱，乘快车直抵马赛，旋即登上驶往比雷埃夫斯港的“奥迪加尔”号客轮，心里既担心，又兴奋。不过，就像每次行动前夕一样，兴奋多于担心。在海上航行期间，我错过了一封长信。扎贝恩委员会主席艾蒂安·德拉古米斯议员在信中说，在维凯拉斯因故离开雅典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总之，他很有礼貌地劝请我不必再来希腊，并放弃举办奥运会的打算。

雅典扎皮翁宫展览馆

（诺伯特·米勒档案集）

客轮夜抵比雷埃夫斯港。我在甲板的肃穆中度过这个神圣的夜晚。黎明登岸，得到一群热情的年轻人的帮助，我们很快结为朋友。我朝圣了几乎看不出形状的体育场：一片坡地，白色大理石的装饰已荡然无存，远处是残垣断壁，一条通道从中穿过，当时的运动员们正是沿着这条著名通道进入体育场的……那难忘而辉煌的时刻……我刚住进旅馆，法国驻雅典的代办莫鲁阿尔先生便登门造访。他前脚未走，后脚希腊首相特里库皮斯就大驾光临。他不顾礼仪，似乎急于同我接触，也许是急于当面测定一下我面对他所施加的压力时，能有多大的抵抗力。正像我后来所了解到的那样，他此时已决心阻挠我的事业。他声称只是从财政困难的角度上就事论事，但是我看得出，他的出发点并非如此单纯。

希腊这时正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位大臣感到担心，债权国对于这种“奢侈的靡费”会大为不满，按协定，希腊必须节约开支，以偿还债务。我反驳说，所需的费用其实并不高。“你再看看，研究研究，”特里库皮斯告辞时对我说，“我相信你会认识到，希腊目前没有必要的经济来源，无法完成所赋予的使命。”

我一连几天忙得不可开交，找不出时间登临雅典古卫城，也没能参观雅典的其他地方。我成为两个政治球队之间踢来踢去的皮球。德里雅尼斯先生领导的反对党全力支持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媒体也分为两大阵营，为已经很激烈的争执推波助澜。我忙于在新结交的朋友们的指引下拜访政界要人和会见记者。我的新朋友包括雅典市长的儿子乔治·梅拉斯，还有银行行长的儿子亚历山大·梅尔卡蒂，他是王储童年时的伙伴。

车夫从双篷四轮马车上走下来，用当时的那种亲密口吻对乔治·梅拉斯说道：“我的小乔治，让我来告诉你们该怎样对付特里库皮斯吧。”可惜我在中学里学的那些希腊语在这里帮不了我一点儿忙，老师教的发音很难派上用场，这使我十分懊恼。好在那时法语十分通行。我惊异地目睹了一个如此生机勃勃而又如此完整地保持着自我的希腊，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希腊。当我心中对它充满崇敬和向往的时候，我的本能并未欺骗我。我相信它的未来，我对它复兴的命运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

这时，我尚未见到我所需要的关键人物。维凯拉斯在希腊期间曾以其个人魅力和工作热情打下了一些基础，但是却把为构筑大厦而竖立脚手架的工程留给了我……由于国王当时正出访俄国，王储便成为摄政，面对敌对的内阁，他不免有些瞻前顾后。但是在两次长谈的过程中，我树立了信心，他是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对雅典的场地、人力等体育资源进行调查之后，做出了一个预算，数额相当小，不过我觉得已经足够了。我现在手上没有这份预算，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25万德拉克马。当然，体育场的看台设定为木座。

1894年雅典卫城的主神庙帕提侬神庙

（诺伯特·米勒档案集）

成竹在胸，我前去拜会了特里库皮斯先生，对他说，我觉得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事情已有了眉目。人们已经使他提前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丝毫不反对我的看法，只是拒绝政府介入。我请求他保持“善意的中立”，他点头应允……显然内心并非没有保留。随后我要求使用扎贝恩的一间大厅，对此他们是不便拒绝的。

志同道合的朋友的队伍在不断扩大。我们发出邀请函，邀请相关人士参加11月12日举行的一个会议。与会者相当踊跃，出席的人数众多。幸运的是，我早已习惯召开这种不受约束的会议，我一般交替使用赞扬、安抚和突然袭击的手法。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个委员会，由于事先已得到王储的支持，避免了有人对基本原则再说三道四。马诺上校，前部长、现议员斯库卢蒂斯先生，防卫队队长苏佐少校，以及比雷埃夫斯的市长雷茨纳斯先生当选为副主席，保尔·斯库杰斯先生任司库，A ·梅尔卡蒂和乔治·梅拉斯两位先生任秘书长。运动会定于1896年4月5日至15日举行。幸运的是，这一年希腊的复活节和西方的复活节正好在同一天。我从巴黎带来的比赛计划被采纳。

四天之后，11月16日，我在巴纳斯文学会举行了一个讲演会。大厅座无虚席。如果说特里库皮斯派拒不让步，反对派则更是寸土不让。我还保存着诗体讽刺幽默杂志《罗莫斯》刊载的一幅漫画，上面画着特里库皮斯和特里雅尼斯两位先生正戴着拳击手套为奥运会问题对打。

我在雅典停留了一个月，离开时心里不免有些惴惴不安。我由陆路去了帕特雷，受到希腊国家体操协会的热烈欢迎。协会指派了一位委员陪同我前往奥林匹亚。我们很晚才到。等到黎明，我终于看到了那片令我魂萦梦绕的圣地。整个上午，我徜徉在废墟之中。直到31年之后，在为奥运会恢复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时，我才又见到奥林匹亚。返回帕特雷后，经科孚，到布林迪西，随后到达那不勒斯。我在这里受到我的新同事安德里亚公爵的接待，并于12月7日在著名议员博尔古先生主持的语言文字协会的会馆里举行了讲演会。但众人的反应，使我产生一种石沉大海的感觉。远离《阿波罗颂》的和声和帕提侬神庙的身影，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声音显然已缺乏说服力。

乔治·阿维罗夫捐资百万建成1896年雅典奥运会主体育场

（若弗鲁瓦·德·纳瓦塞尔家族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