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宁夏建省前后
民国时期宁夏再建行省
宁夏地区曾于蒙元中统二年（1216年）首置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后并于甘肃行省。至清代，宁夏地区为甘肃省宁夏府。民国建元，改为甘肃省朔方道（旋改宁夏道），领宁夏县、宁朔县、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和平远县等8县。直到1925年冯玉祥部西北军入甘以后，才开始酝酿建省。
（一）
建省的经过大略是：冯玉祥集团为了扩大局面，于1928年通过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冯系人物薛笃弼，提出甘肃省分治案。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1928年9月5日举行的第153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提案。10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59次会议，又进一步根据前第153次会议议决的甘肃分治案，决定将宁夏道旧属8县和宁夏护军使辖地（即阿拉善、额济纳二旗）合并为宁夏省，并于10月19日，正式以国民政府命令行文公布设置宁夏省。
在10月24日中央政治会议上，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冯玉祥提出宁夏省政府组成委员名单建议，并获得通过。1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命令，任命门致中、邵遇芝、李世军、魏鸿发、扈天魁和马福寿、白云梯7人为宁夏省政府首届委员。命令同时指定门致中兼任省政府主席、邵遇芝兼民政厅长、扈天魁兼财政厅长、李世军兼教育厅长、魏鸿发兼建设厅长。另外，任命王芝庭为宁夏高等法院院长。
接着，甘、宁、青三省又根据国民政府第170号训令，共同商定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划界实施办法草案》，着手对三省疆界进行具体查勘和划分。
在以上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遂颁布了第189号指令，宣告宁夏省于1929年1月1日正式成立，新任省政府委员宣誓就职。
新的宁夏省领9县2旗，即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镇戎县、磴口县和阿拉善额鲁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全省总面积即274910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2.38%，总人口约为70万人。而“额济纳、阿拉善两旗，虽在省之范围，但一切管辖行政之权，省府仍不得与问焉。”所以，宁夏省的实际管辖范围，仅为贺兰山以东9县，其土地面积为29450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10.72%。
宁夏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独立开省，这是由于当时政治和军事等诸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二）
从冯玉祥系来看，他于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北洋政府以后，北京临时执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省督办。但在直、奉两系军阀的联合压迫下，冯玉祥部在京津地区已无法立足，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将其国民军改称为西北军向西撤退，计划以陕、甘地区为根据地，积蓄力量，徐图再举。
西北军既然要把甘肃省作为其逐鹿中原、争霸称雄的后方基地，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必然要清理基地，扫除存在于甘肃境内的各种杂牌地方势力。在冯玉祥部入甘之初，为了减少西北回族军阀势力的反对，便首先拉拢住西北回族军阀首领马福祥，让马福祥担任西北边防会办，作为他的助手，并将马福祥的长子马鸿逵，由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提拔为第七师师长。由于马福祥父子的帮助，宁夏镇守使马鸿宾以及甘肃各镇回族小军阀都纷纷致电表示欢迎冯玉祥主甘。
时机成熟后，冯玉祥命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开进兰州，以西北军驻甘肃总指挥的身份代理甘肃省督办职务。当时甘肃省分为8镇，回、汉势力各占其半。其中，汉族方面占据4个镇守使：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肃州镇守使吴桐仁、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回族方面也占据四个镇守使：宁夏镇守使马鸿宾、西宁镇守使马麒、甘州镇守使马璘、凉州镇守使马廷骧。
刘郁芬在1925年9月入主甘肃之时，由于回族势力已被稳住，刘即放手对付汉族地方武装势力集团。他首先诱杀了甘肃陆军第一师长李长清和旅长包玉祥，不久又武力驱逐了张兆钾、孔繁锦、宋有才、黄得贵等汉族地方实力派。当汉族地方武装力量被次第驱逐以后，刘郁芬就将矛头指向了回族封建军事集团。
但是对于回族方面，由于西北军入甘时得到过他们的帮助，更主要的是因为甘肃省回、汉杂处，回族势力较大，回族人民亦由于宗教的维系，其团结力和反抗精神较强，西北军当局深恐处理不当会引起回、汉族仇杀，影响西北全局的形势。所以刘郁芬等人在对付回族地方势力时，不得不改变手法，采用文斗的政治手腕，即通过将宁夏、青海地区从甘肃省分出，划分为两个独立行省的办法，这样就可以由中央政府重新任命省政府主席等官员，从而合法地把西北军势力打进去，取马家势力而代之。因此可以说，宁夏、青海的建省，是西北军与甘肃回族军阀政治斗争的产物。
另外，从蒋介石集团来看，自从蒋氏叛变革命、窃取了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大权以后，表面上于1928年实现了所谓的全国统一。实际上，当时蒋、冯、阎、桂和东北的奉张集团，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仍然在一省或数省、或者一个地区实行武装割据。这些军阀集团把持地方，以军驭政，委官任吏，自征税赋，截留财源，俨然变相“督军”、“巡阅使”的复活，形同独立王国。
但是，蒋介石也迫不及待要建立蒋家独裁王朝，他除以军事武力消灭异己之外，同时也在政治手段方面做文章，如鼓吹“缩小省区论”就是其一着。缩小省区的目的是防止武装割据，克服尾大不掉的局面。因为把省区划分小了，地方势力就会被分散和削弱，一个省区就无力对抗“蒋记”中央，而蒋介石则可以挟着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名分，施展其政治手腕，在各省之间制造矛盾，利用他们互相牵制，抵消力量，从而达到分而治之和必要时实行各个击破的目的。因此，当冯玉祥提出要将甘肃分治，添设宁夏、青海两省的主张，蒋介石将计就计，表示同意。
在社会生活和风俗方面，由于宁夏自古以来屡次从内地各省移民戍边和实行军屯，人民五方杂处，故民俗、社会生活等社情与内地无大区别。只是宁夏为回、汉等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和生活的地区，回族人民基本上都信仰伊斯兰教，自有其宗教戒律和一些特有的风俗习惯。
从以上种种情况来看，宁夏道虽隶属于甘肃省，但古往今来既在西北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又在自然特产诸方面具有个性特色，自为一局。虽然同心、盐池、磴口三县与黄灌区其他省份有所区别，而从历史上看，这三县和阿拉善、额济纳二旗，皆为屏障宁夏不可缺少的藩篱之地。所以不管统治阶级的意愿和目的是什么，而宁夏省之设置，却是符合客观条件的，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省，对于宁夏地区的发展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由于西北军正忙于准备参加中原大战，所以在宁夏建省前提出的“开发西北”、“建设宁夏”的口号，也仅仅是口号而已。相反，为了支持新军阀的混战，西北军当局反而把沉重的财源、兵源两副重担压到了陕、甘、宁、青人民的身上。宁夏由道变为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省政府和各厅、局、处以及各县政府的各科、局形成了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叠床架屋，“长”字辈和“委员”满天飞。同时军队驻防，亦从原门致中部的一个旅（吴鹏举的四十七旅），增加到4个师（吉鸿昌的三十师、李抡祥的二十二师，冯华民的二十七师和郑大璋的骑兵师），还有收编后驻防于平罗县的苏雨生骑兵师和原吴鹏举旅。
小小的宁夏省，以70万人口、80多万亩赋额田，要担负如此巨大的军政开支，人民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省当局为了增加收入，除了巧立名目强征各种苛捐杂税外，又强行在全省附加征收180万元清乡费（为烟亩罚款改名）的巨款，使得田赋负担每亩高达3.8元之多。由此可见，宁夏当时在经济上所受破坏的程度了。
但是从长远来看，宁夏的建省，既然超出了统治阶级的私欲而符合设省的客观要求，所以建省的积极意义就不能因为统治阶级的利己目的而被抹杀。宁夏独立开省，对于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从事各项建设毕竟是有利的。
（三）
1928年9月，蒋介石为了削弱冯、阎、桂等系的军事力量，便以“精兵简政”和“发展经济”、“进行建设”为由，召开战后编遣会议，提出在全国保留50个师作为国防军的方案。按照这一编遣方案的规定，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只能编留12个师。当时第二集团军有34个师又20多个旅，分驻于山东、河南、陕西、甘肃4省。而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规模较小，却要编12个师，还额外给他增加一个中央军区。结果，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不仅没有编遣，反而需要补充兵源。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当然遭到各系军阀的反对，新军阀混战的种子就此埋下。
枪杆子从来是军阀们的命根子，有了枪杆子就可以扩大地盘。对冯玉祥而言，表面上不便反对战后编遣从事建设的政策，但又要保持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于是便以“宁夏、青海距离甘肃省城太远，交通不便，不易开发”为理由，通过他的派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从中运作，实现了宁夏、青海的分治。
因为根据冯部控制4个省，分配准编12个师的成例，平均每省驻军3个师，那么再增加宁夏、青海两省，就可以再争取多编6个师的兵力。不仅如此，按照《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的规定，对于省一级的地方，还享有许多特权，如每省可以将编余部队改编为地方警察和保安部队3000～6000人。各省还可以报告所谓“匪情”，再改编一些警备队，以省政府主席兼任总指挥。再加上在师以下扩大建制，增加员役人数等办法，所以第二集团军名义上被缩编为12个师，而“其实确有兵数，仍在30万以外”。这就是冯玉祥急急忙忙筹设宁夏、青海两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宁夏建省的军事背景。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人设事的因素。冯玉祥部西北军自南口战败以后，渡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现在又走入顺境，加之“北伐成功”，许多人都做了官，如冯玉祥本人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跟随他多年的高级干部鹿钟麟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当了省政府主席，至于省政府委员、市长和厅、局、处长更是放了一大批。这些新贵们各个弹冠相庆，赴任地方，人人都想张大口袋，借此机会狠捞一把。可是西北军毕竟只占据4个省份，因此一时间大有神多庙少和僧多粥少之感。
在这种情况下，多添一个省，就可以多安排一批人，减轻内部压力。但是，各个集团军的势力范围已经大体划定，向外扩张已不可能，如果能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挖潜，设法增划省区倒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于是，在多方的共同作用下，宁夏新省便“人工繁殖”而成了。
摘自《共产党人》200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