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马事变”侧记
1931年1月，国民党政府调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他于是年1月15日来甘就职。
雷中田是西北军东撤时留在张掖的一个暂编第二旅旅长。1930年秋，西北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孙连仲离甘时，把雷中田部调驻兰州。后经刘郁芬以西北军后方总司令的名义，任命雷中田为暂编第一师师长。中原战争阎冯失败后，又经蒋介石潼关行营把雷中田部改编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雷任师长。
马文车是1931年2月，由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派来的4个视察员之一，兼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后来，他和雷中田互相勾结，发动政变，扣押马鸿宾，另组省政府，时称“雷马事变”。
自马鸿宾就职到被扣，历时虽只8个月，但引来了吴佩孚自川入甘。吴佩孚的入甘，又引来陕军入甘，互相火并，争夺地盘，加剧了甘肃的纷乱，再一次加深了甘肃人民的灾难。
马鸿宾被扣时，马福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我因与马福祥、马鸿逵父子两代均有关系，对马鸿宾的被扣经过有所见闻。
马鸿宾主甘前的甘肃政局
1930年4月，冯、阎反蒋战争爆发，冯系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孙连仲率兵东下，冯玉祥任命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马以时局动荡，蒋、冯、阎战争尚无结果，前景难测，辞不就职。
冯玉祥即令省政府工作由省政府委员王祯（财政厅长）、李朝杰（民政厅长）、张维（建设厅长）、赵元贞（教育厅长）、裴建准（军务处长）、喇世俊（印花税局长）、王廷翰（禁烟善后局长）、杨思（造币厂长）共同维持，以王祯代行省政府主席职务，人称“八大委员执政”。这时，兰州城防仍由雷中田部负责，师部驻扎在省政府院内。
甘肃自清以来，是受协饷的省份，每年由上级财政部门补助白银40万两。进入民国，协饷停止，自筹自养。
1926年，国民军（即西北军）入甘援陕，以后又东出潼关，参加北伐和发动中原大战，甘肃即变为国民军的兵源、饷源的大后方。在财政上，国民党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负担之重，超过过去10倍以上。特别在征兵上，强拉硬征，致使老弱沦于沟壑，青壮散之四方，生产停顿，十室九空。但人民以大军压境，无可奈何，只得忍受而已。
迨冯军东下，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纷纷反冯，但多为强项的野心家所利用，收集各股，自成势力。于是马廷贤割据陇南，陈珪璋割据陇东，鲁大昌割据陇西，黄得贵割据固、海，马仲英割据甘州，还有青海马家也乘机占据收复临夏、凉州。此其大者。还有零星小股数十起，掠县劫州，形同流寇。到处田地荒芜，全省糜烂，可以说几乎没有一片干净地。
马廷贤号称3个军，并与陈珪璋、鲁大昌、黄得贵组织成四路联军，推马廷贤任总司令，声势浩大，借口讨伐国民军余孽，进攻兰州。马仲英揭起反冯玉祥的旗帜，遥相呼应。王祯等估计省城仅有雷中田师，不能抵御，即向青海求兵增援。马麟、马步芳以自备枪马，就食甘肃，乘机扩充地盘，自然乐得接受。马麟遂带数千骑兵来兰，编为骑兵第一师师长兼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雷中田兼副司令。马廷贤派其总参谋长马建谟（即马培清）为前敌总指挥，带领韩进禄、王占林两个军2万余人进犯兰州，沿途烧杀甚惨，在牛营大山被马麟骑兵击溃，退回陇南。
从此，甘肃尊青海兵为客军，待马麟为上宾。他一面借口士兵吃不饱，要挟将口粮由每日的1斤半增为2斤；一面扩大保安司令部的编制，成立八大处。由于兵不定数，官无定额，随意增加，虚报粮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马鸿宾于1912年随马福祥到宁夏，历任连长、营长及新军司令等职。时宁、绥边境和后套广漠地带为卢占魁、赵有禄等所盘踞，时常骚动，迄无宁岁。北洋政府派马福祥会办绥西军务。马鸿宾随军作战，积累了些军事经验，迭获胜利，得到北洋政府的嘉奖，衔至中将，勋至四位。1921年1月，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保荐马鸿宾代理宁夏护军使，后改为宁夏镇守使。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入甘，改编马鸿宾部为第七师，马为师长。后来马部离宁赴陕，冯玉祥又另拨部队，合编为第二十四军，升马为军长。但他无论写呈文、上报告，仍自称师长。冯问其原因，他说：“实力只有一师，称师长名副其实。”由是引起冯的重视，誉为“谦谦君子，老诚练达。”
1930年，冯派马为甘肃省代理主席时，他以自己实力不够，不能应付纷乱如麻的甘局，踌躇不前，拖延了8个多月，不来甘就职。直到1931年1月，蒋介石击败阎、冯，大局已定，蒋又任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他起先仍表示无力收拾甘肃乱局，蒋示意将派顾祝同以潼关行营主任的身份控制甘肃军政，马鸿宾这才毅然来甘就职。临行时，马鸿宾保荐其叔马福寿（原宁夏省民政厅长）代理宁夏省政府主席。
当雷中田听到马鸿宾要当甘肃省政府主席时，惴惴不安，认为马鸿宾背景很大。其叔马福祥在中央供要职，其弟马鸿逵在京汉、津浦线上为蒋介石效力。再加上他本人拥有宁夏老地盘，青海马家又是他同系亲戚。雷中田感到孤树一帜，难免不受人的排挤。计划第一步在马鸿宾来甘之前，先搬出省政府，移驻东郊，军队迁往定西；第二步由定西击溃马廷贤，进驻天水。这事被马鸿宾知道了，他从靖远亲自给雷中田打电话，挽留雷中田照旧驻省政府，军队仍驻原地不动，并表示他是来看看，不是为做官而来的等语，以安其心。
马鸿宾自靖远动身时，省政府派皋兰县县长王学泰远接于水埠河。马为避免沿途迎接之烦，弃汽车不用，躲在王的轿车内，放下车帘，中途不停，直到庙滩子才下车。所有城内的文武官员、绅商各界在此热烈欢迎。雷中田全副武装，行撇刀礼，貌极恭敬。到兰后第二日，八大委员经请示，决定于1月16日宣誓就职。他所带的部队驻扎在城西一带，雷中田和公安局长高振邦给他交城防，他不接，仍由雷、高负责。自己选定民政厅后面的西花园办公，后来又干脆移到小西湖陶公祠，有事进城，无事不来。
马鸿宾任职后的措施
马鸿宾任职伊始，还想把事情做好，他的施政方针是：精兵简政，开源节流；澄清吏治，用人唯贤；团结各族，庶政公开。
在精兵简政方面。他首先核实马麟的兵额，缩减保安司令部的编制，取消士兵超加的口粮，并说：“自古的吃粮人（当兵的），都是斤半两，没有2斤的，不能开此例。”对雷中田、高振邦的兵额，限制在原有数目上，不许增加。起初还能执行，以后他以自己的实力不够，收编了临洮张彦明股匪，调驻庙滩子一带，雷、高借为口实，大肆招兵买马，天天增粮，月月增饷。他又另想办法，自己亲批领条，随时查究，加以限制。但有一次，雷部的一个旅长潘振云带上手枪队，直接找他亲批，他在无可奈何中，照数批发。从此打开缺口，眼看着雷编了3个师，高编了几个大队，不能制止。
甘肃经过几年混乱，因人设置的机关很多，马鸿宾想次第裁撤，以节靡费。但一经摸底，各有来头，一个都不能动。于是，他又转向各机关中下层职员身上开刀，用考试的方法，裁汰了一大批。这些人都携家带眷，几个月才领到一次工资，保持一个职员名义，还能贷款赊欠，一旦停职，生计断绝，造成严重社会问题，舆论大为不满。他的所谓精兵简政措施，不但毫无所得，并且又成了社会不安的因素。
在澄清吏治，用人唯贤方面。在马鸿宾就任以前，已经有一个行政人员训练班，储备了一批待用人员。但马鸿宾想在这批人员中选拔一批他所想象的“真才”，就另立考试办法。他自任“主考”，另聘当时的教育厅长李克明、中学校长李炳和地方知名人士张维、慕寿祺等为“陪考”，在省政府西花园的四照亭内挂一块布帘，他在帘内，应考人在帘外，他随口提问，令考生答复。人们称这种考试为“垂帘考试”，传出许多笑话。
如问：“你当县长对绅士怎样对付？”答：“驾驭。”“怎么驾驭？”答：“像把牲口驾在车辕内的一样。”“不走咋办？”“打。”他作结论：“牲口口边有两条掣手，要他向右走，拉外边的掣手；向左走，拉内边的掣手，不走然后再打，方是正当办法。”
又问：“你当县长，劝农民种什么？”答：“糜谷。”“为什么？”“收成多。”他作结论：“为政不在多种田，主要培养性中田。”（即良心的意思）这样的考试，即非经济题目，又非策问体裁，人们摸不着头脑，答不上来，失去信心。
当时，甘肃为各路“诸侯”所把持，省府政令不能下达。他这样费力考试，“求贤若渴”，结果只派出4人当县长。其中2人是他的蒙师，一人是他部下的亲戚，一人是马麟推荐的，都未经考试，贤不贤没人知道，遂引起社会各界纷纷诘责。当时甘肃是军阀割据的局面，省政府发表的县长能否到职，全靠自己去向当地驻军活动，接上职的感到幸运，接不上职的自认倒霉。
在团结各族，庶政公开方面。在马鸿宾就任之初，按照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坊寺、门宦、部落的头面人物都要来省道喜。他对首次来兰的一批临夏绅民，一律拒绝，概不接见。这些人吃了“闭门羹”，回去互相传说：“马主席不认乡亲。”这就失去了少数民族的同情。
马鸿宾来兰没有干部班底，只带一个亲戚作“内秘书”，儿子马惇信作内外联络员。省府和各机关人员照旧工作，一个不动，表示“大公无私”。但对这些人又不肯信任，如原省政府秘书长廖元佶，广西人，世代宦游甘肃，品学兼优，但他不信任，遇有重要文件，送请张维一阅，这才放心。不但如此，即普通例案，也不使经手。如有人向他控告高等法院院长冯致祥，他密令皋兰县县长王学泰查办。王以官小位低，不能查办省一级的司法长官，即带上密令向廖元佶说，廖才知道是内秘书办的。致使省政府干部离心离德，不肯以诚相见。
马鸿宾为了联络感情，给蒋介石和中枢要人送马致敬，拟送蒋介石4匹、何应钦2匹、张学良2匹、邵力子1匹。送马代表选定2人，一是省政府总务科科长火灿；一是曾在民国初年当过省会警察分局长的蒋逢恩，多年在临夏原籍闲居，叫他来充作代表，表示一汉一回，诸事公开，没有秘密。这2人到了南京，先见马福祥，交阅致各要人的信件。马认为措辞不当，另行改写，又看了所送的马匹，经过长途跋涉，毛皮干燥，上乘变为下驷，便对马鸿宾大加申斥，说他局面狭隘，展布不开。这2人到南京人地生疏，又未发给必要的交际费，处处露出寒酸，到各机关去，打不通关节，见不到负责人，最后只好回省销差。
以上是马鸿宾的施政计划，因主观设想与客观事实不相对头，未得见诸实行。此外，还有因有关社交上的一些细节，影响到他与一些实力派的关系。
如五泉山东龙口八卦台建成，马麟本是好热闹的人，遍请全城的文武官员、巨绅大商吃手抓羊肉，请柬当然是马鸿宾列为首席。他不去也就算了，但他在请柬上写：“应办事情很多，哪有闲工夫作此无谓应酬。”马麟认为有意奚落他，大感扫兴。由这一件小事，竟成为“雷马事变”快要爆发时，马麟撤兵河口，自己回青海的一个因素。
孙中山先生纪念周，每月在省政府中山堂举行一次，他仅去参加，从未主持过一次纪念会。每次会后，雷中田让他到师部去坐坐，他总忸怩不去，致使好事者乘隙离间，肆意煽动，也积累成了雷马关系恶化的因素。
四大视察员来甘和省政府的成立
1930年12月，冯、阎蒋战争宣告结束，以八大委员执政的甘肃省政府，通电拥护国民党中央政府。并电请派大员主持甘政。蒋介石为了全面掌握甘肃大乱后的实际情况，派出马文车、谭克敏、刘秉粹、严尔艾4人为视察员。
他们于1931年2月到甘，只是视察地方情况作出报告，并无参加地方政权的任务。而马鸿宾把他们视为“钦差大臣”，唯唯诺诺，毕恭毕敬，不应向他们汇报请示的，也像对上司长官那样去报告请示，抬高这些人的身价。特别是马文车，挂上一张浙江招牌，自吹是蒋的亲信，做过蒋的秘书长，来甘负有特别使命，骄傲自大，不可一世。
1931年8月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杨思为民政厅长，谭克敏为财政厅长，张维为建设厅长，水梓为教育厅长，李朝杰、贾缵绪、喇世俊、马文车为委员。其中，杨思、张维、水梓、贾缵绪、喇世俊都是甘肃人，素孚地方重望；李朝杰是冯军的人；谭克敏（贵州人）是何应钦的人，马鸿宾想利用谭通过何应钦好向财政部要钱，都推荐为委员。唯对马文车惮于背景，只得也推为委员。
马文车数月以来，窥察到马鸿宾务小不务大，看近不看远，外不能安缉各路强梁，内不能团结各方，就和雷中田互相勾结，于8月25日发动政变，扣押马鸿宾。
8月26日，成立了所谓临时省政府，马文车任代理省政府主席兼代教育厅长，雷中田为全省保安总司令兼代财政厅长，还网罗一伙当时的倒台军阀、失意政客，粉墨登场，扮演了一幕滑稽剧。当时兰州童谣说：“雷响马诧车翻过，一枪打死赵二哥（指赵晚江）。”
马鸿宾被扣和马福祥营救
是年5月，我到南京去，当晚见了马福祥，适有他的亲家哈汉章（湖北人，回族，为黎元洪的有力助手，曾任北洋政府将军）在座。马福祥大动乡思，对哈介绍甘肃风土人情，品评甘肃古今人物，最后谈到马鸿宾，说他很有长进，能写1000多字的信，研究“李二曲”学说和陈楣著的《五种遗规》（陈是清朝进士，官至云贵总督），颇有心得，作为自修治世之本。
马福祥问我：“子寅（马鸿宾）怎样？”我说：“甘肃情况复杂，财政困难，那个局面很不好维持。子寅想以德服人，但人人不是尧舜。”马说：“子寅要是治不好甘肃，再没人能治好。”我再不好往下说。
8月间，马福祥叫我看一份电报，我看发电地点在河口，发电人马玉麟，是马鸿宾的一个旅长，内容为：“德仓”于25日下午进城后，被雷中田扣留，现在高振邦的公安局内，高与“永还”交好，可暂保安全等语。我知道“德仓”是马鸿宾的小名，“永还”是马鸿宾之子马惇信的小名。马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来？”我说：“子寅过分地谦让，适足启人以觊觎之心。方法不对头，一开始即种下失败之因。”我即将马鸿宾到甘的措施和盘托出。
马福祥听后诧异地说：“这就要找人去调解。”我说：“马文车因蒋的关系，诱惑雷中田互相利用，酿成事端。关键问题主要在马文车。”马说：“这4个人（指蒋派到甘肃的4位视察员）不是蒋的嫡系，是何敬之（何应钦）的人。他们被指派为甘肃的视察员后，见不到蒋先生，找我引上庐山才见到的。子寅真糊涂，为啥不打电报问我呢？”我说：“马文车既不是蒋的亲信，如果能够请蒋以马文车身为视察竟敢发动政变，扣押国家命官，自任主席，目无法纪，背叛中央等语，电令雷中田将马文车押解来京，听候查办，则比找人说情有力多了。”
马福祥沉思半晌后，叫我写电稿。我问：“是否就这样措辞？”他说：“没什么，蒋先生和我像家人一样，无话不谈。”这个电报发出后，四五日没有消息，马又电召驻在泰安的马鸿逵十五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海涛来京，面授机宜，派海涛飞南昌见蒋介石，提出释放马鸿宾的要求。
海涛回到南京向马福祥汇报：蒋听了他报告关于甘肃发动政变，马鸿宾被扣，要求蒋电令雷中田释放马鸿宾的意见后，蒋说：“我接到马委员长（马福祥）的电报后，即电马文车叫他回来，他给我回电话说，已到兰州东郊不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即东岗镇），不知这个家伙为啥又回去了。”蒋即亲拟致雷中田、高振邦的电稿，发出后，将原电稿交海涛转马一阅（这封电报当时在《中央通讯社》披露）。最后，蒋又说：“我本想让少云（马鸿逵）到甘肃去，但马委员长说，甘肃是他的家乡，少云脾气躁，容易得罪人，子寅柔和，还可应付环境。我预料到子寅去了，会出这样的事来。”以后甘肃的情况和马鸿宾的动态，不断由马玉麟向马福祥电告。
吴佩孚入甘和马鸿宾获释
1931年9月，居住四川多年的吴佩孚突然给马福祥来电，说他要游历西北，调解马子寅的事件。马福祥即持电见蒋介石请示，蒋嘱马复电欢迎，俟吴到西安后，代表他去欢迎，并送来招待费5000元。
吴佩孚纠结残部200余人，着北洋军服、军徽，一到天水，就招降纳叛，委派马廷贤为“兴国军”骑兵警卫军总司令兼陇南护军使。并为拉拢各方，以兴国军总司令名义，委了大批军、师、旅长、顾问、参议等。雷中田优礼备至，拨款2万元，为“吴上将军行辕”之费用。
11月7日，吴抵兰州，即着手调解雷马事变。9日，马被释。下午，吴在行辕举行有省级机关负责人参加的盛大宴会，为雷、马见面和解。临时省政府也预备次日设宴为马饯行，已发出请柬。但雷释马后，又有悔意，不欲放马回宁夏去。
事为随吴来兰的前国民二军的师长马少山（回族，张家川人）所侦悉，夜半给马鸿宾送信，嘱其“迅速出城，迟则有变。”马即于10日天未明出城，由高振邦派兵送到新城，纠合部队，回宁夏仍任省政府主席去了。离兰时，马鸿宾还在报上发表了引咎辞职的疚心六事，“借抒自讼之忱，兼作临别之赠”。
马鸿宾之获救，得力于吴佩孚的斡旋，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代表“清议”的汉回绅士刘尔炘、喇世俊等人的呼吁；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的态度，他特别警告雷中田，要慎重对待西北民族关系，顾及舆论；再加上雷中田和高振邦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也迫使他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立即释放马鸿宾。
摘自《宁夏三马》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