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先辈和盟友

写交代材料和写简历时，我曾多次写过早年我在上海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的情况，就是没写过这方面的回忆文章。这次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同志亲自找上门，指名要我写一篇有关这类文字，为了纪念“左联”成立六十周年。我曾经是这组织里的一员，好像义不容辞地应该写了。虽然事隔五十余年，幸好曾有机会多次交代，记是还能记得的，我就从头再“交代”一次吧！

大约是1932年四五月的一天下午，我急匆匆地从家里赶回学校，因为晚上我还得去一个富人家为两个小学生补习功课，赚我的学膳费。我从静安寺路的王家沙站跳下电车时，正有一个人准备跨上车，他望了我一眼，就不上车了，并且在那儿站了站，又尾随着我过了马路。我心里十分纳闷，就回头看了他一眼。一个穿着一身蓝布工人服的中年男子，似乎是我过去的一个熟人。

说到此人我应该详细地做个交代。那是1927～1928年大革命后，我从南昌随父亲再回到曾客居了十几年的赣县（现在的赣州市），父亲仍在商会做秘书并在学校兼课，我则回到二女中去继续读书。当时赣县革命空气十分浓厚，我参加了妇女解放的宣传工作，同时也随大家一起参加游行，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那时我只有十四五岁，胆子很大，同时又容易接受新思想，俨然成了活跃分子。我住的房东家的女婿，有许多新杂志、新书。我一向喜欢看书，就向他借来看，自己也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还有其他毛边的书，我的一位老师还送我一本《语丝》合订本，我似懂非懂地读着。这时房东家住了他的一家亲戚，也是从南昌来的。他们原来是外县大绅士人家，有两个男孩是从南昌转学到这里男中的，两个女孩就在我读的女校借读，我们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谈天玩耍。他们的小叔叔叫钟潜九，我们都叫他八叔。看得出他是这家人的宠儿，受到一家老小的重视。他不同于他家的其他人，不爱坐在牌桌上，多半是坐在一旁看书或做功课。他当时可能是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常常和我们谈些浅显的革命道理，并鼓励我们去参加游行。我只是很愿意听，并不懂得多少。我去南昌一年，基本上没有正式上课，功课耽误了不少，他给我、还有他侄女补课。后来他介绍我和他的一个侄女参加了党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干社，我们连表都填好了。再者，我的一个同学的丈夫是那里的负责人，她常约我去那里玩，我曾在那里看到过一张很大的蒋经国指责他父亲是反革命的大字宣言，还有别的一些小册子。

不久，县里发生了诱杀工会主席陈赞贤的惨案，引起了工会和农会的大游行和大抗议，这之后就开始了白色恐怖清党，蒋介石的军队开了进来。幸好消息传来得早，一些进步的革命青年连夜逃离了县城。我们的那几张表格，钟潜九还没有交出去，就在他逃走时将它们烧掉了。

这之后我们就在白色恐怖中度过了两三年，亲眼看到那些靠发“剿共”财起家的大小军官们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老百姓为了付军饷弄得几乎没法生活。尤其是他们对被抓获的共产党员的残酷杀害，枪毙之外还要挖心斫头，使我对国民党除了没好感外，还产生了仇恨，绝不和国民党分子来往。

钟潜九后来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开始常给我来信，帮我进步。但我那时年纪小，又住在闭塞的小城市，在思想上和学识上都无法和他取得共鸣。不久我们断了书信来往。后来知道他和一位同学结了婚。等我1931年随父母回到上海，只从他的侄女那里知道一点他的消息。这次的突然见面不仅使我吃惊，还由于他的服装使我产生了对他的同情。这样，我收了脚步等他走到我面前。他问：你是屠玘华吗？我答：是。你是钟潜九吧？这样我们两人走在一起。

他说：“真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你还好吧？”

“还好，我在上学。”这时我看着他说，“你应该大学毕业了。怎么，似乎不太得意？”

他向我苦笑笑：“这个社会我们还能好吗？”

“是呀，今天的社会是毕业就是失业……”

我想快点回学校，就点点头准备走开了，他可又赶上一步问：“你现在在哪个学校？”

我只好将学校（培明女中）的地址告诉了他。

不出两三天，他来看我了。仍是穿着那套蓝布工人服，我在简陋的会客室接见了他。我们谈到别后的情况，我说得很多。因为当时我正有一肚子的牢骚，就向这位过去的领导和朋友像开了水闸似的哗哗而泻了。

当时我的情况和心情都是很复杂的。因为我刚从无忧无虑的不愁吃穿有书读的小城市出来，打算回到父亲一再向我们夸耀过的故乡，但最后停留在上海。他不敢带我们回常州老家，原因是他操劳了几十年，还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秀才。在小城市靠几十元工资，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也只有数百元，首先就被儿子媳妇看不起。曾被弟弟们看不起的书呆子，拿什么去应酬他们？还乡就只好成为梦想了！但在上海又找不到工作，他的教书本领在这里是无法走上讲台的。一家五口在这米珠薪桂的上海加入了失业队伍，不久，连房东太太都怀疑我们会赖房钱，冷嘲热讽地想下逐客令。我只差一年就能高中毕业的继续读书问题，连提也不敢提了，我一下子变成了愁眉苦脸的悲观失望的女孩。不久，又遭逢到“一·二八”日寇对上海的侵略和疯狂的烧杀。我家住在南市，就得由我这大女儿将一家老小迁到法租界，并亲身感受到了做一个殖民地人民的屈辱。但我在这场战争中经受了锻炼，不再惧怕我过去曾读过的上海黑幕小说中可怕的故事了。当时我真恨自己不是男儿身，要不我一定会从军，拿起枪去杀敌人。这段生活培养了我的勇气，让我在人生道路上前进了一步。这样，战争一停，我就自己去找学校，终于达到了目的，还由熟人介绍我成了半工半读的学生。

这次和他见面，一谈起话来，我就忍不住在个人经历中夹杂了悲愤，痛骂政府了。过去虽然和他是邻居，一直是接受他的帮助，听他谈得较多，这是我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这些都是我憋在肚里无处可说的话，就一起向他倾吐出来了。他耐心地听着，一面还点着头，最后说：想不到你这几年有这么大的进步。我也像个大人似的说：是贫穷的屈辱生活教育了我。

几天之后他又来了，这次是他很严肃地对我谈话了。问我这些时看了什么书？我告诉他我订了一份《生活周刊》，看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还看了辛克莱的《屠场》，觉得资本家太可怕了。他说这是他们的本质。最后，他问起我，想不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说那是名作家鲁迅先生领导的，还有茅盾、丁玲等人，在那里可以受到革命和文艺两方面的教育。我一听到是鲁迅领导的，就像看到了一盏明灯似的，表示愿意参加。

我在大革命时期就买了鲁迅先生的书，在白色恐怖时期，我只将红封面撕去仍旧保存着经常拿来看。虽然我读不懂，但那里面的人物还是使我感动和同情的。丁玲最初出的《在黑暗中》，我也买了，对书中的女性，很是佩服她们的勇敢和不同一般女性的见解。只有茅盾的书我还没有看过。

这样，我就和他初步谈好了。我回到宿舍悄悄地将这消息告诉我的两个要好的同学。一个是比我小几班名叫胡素心，正在读初三，她在劳动大学附中读过书，思想很进步，但脾气很坏，老是骂政府骂有钱人，我和她有同感，两人年龄也差不多，就和她接近了，我们一同读辛克莱的《屠场》和《石炭王》。还有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名叫徐静筠，她是逃婚离家的。她们俩都是校长的同乡，盐城人。徐静筠比我大几岁，功课不太好，但很能吃苦，有干劲。她们不但没有交学费，连膳费都没有交，学校来向她要，就和他们斗口，有时还骂他们黑良心赚得太多了，真够泼辣大胆的。我一说，她们就表示十分同意，甚至说，我就是想革命。胡素心还说，回家乡去将红旗一扯，号召农民起义呢！

我向钟潜九说明了她们两人的情况和愿望。他马上同意了，并和她们谈了话，由他向“左联”联系。后来说我们三人都可以参加。

我是由冯雪峰亲自和我谈的话，记得是在静安寺路西摩路附近，一处三角地带，好像离培成女中不远，有几张石凳，我们就坐在那里低声地谈话。他问了我一些情况，我都一一回答了，后来他说了一大段话，大约是帮助我提高认识。可惜我对他的浙江官话听不太清，只有点头，现在更是一句也记不起来了。不过他很严肃认真，有长者风度，没有一点嘲笑我年轻幼稚的意思，我感到他是可敬的可信任的，因此我对能参加“左联”十分高兴。

知道他是冯雪峰，还是后来钟潜九带我去见了他中学时的同学韩起，由他告诉我的；并且知道我们参加“左联”是韩起介绍的，他当时是“左联”盟员，可能在宣传部门工作。那两位同学也已谈过话，被吸收参加了“左联”。

一开始，我被分配在沪西区，由唐伟领导。韩起告诉我，他是湖南人，是胡萍的爱人，可能在哪个大学读书。我去参加过一两次小组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一次，是在唐伟的家里，在静安寺路一带，一处很僻静的里弄。他住的是双亭子间，有两面窗，房间很大，有大衣柜、书桌、一张大床等。那是夏天，来了七八个人，房子显得有点儿挤，有的只好坐在床上。这些据说都是附近正风文学院和中学的学生，女学生似乎只有我一人。

唐伟向我们谈了一些这个小组的情况，意思是想组织一个文艺学习班，后来有一个瘦小的青年和我们谈了一些有关文学方面的话，我能听懂的很少，现在是连一句都记不起来了。总之，我的印象是那次会开得很热烈，因为后来有人谈到他们学校出墙报的情况和读书的情况，我的学校里什么也没有，我只能一言不发。

暑假后，我就编在胡楣（关露）领导的小组，是法南区还是南市区我记不清了。胡楣是钟潜九和韩起在南京时的朋友，我知道她的一些情况，我能和她在一个小组很高兴，我很尊敬她。记得那时徐静筠已被组织介绍到打浦桥那儿一家小纺织厂当了女工。是在她住的后楼开的会，有组长胡楣、徐静筠，还有一个是在务本女中教体育的王祖芸，连我共四人。我们除了胡楣报告最近国内外情况外，就听徐静筠讲女工的情况。她说女工们的情绪很高，希望我们能去和她们谈谈。后来决定由徐设法团结一些女工，将来办个女工夜校，我们去那里一面教书一面进行工作，徐很乐意接受这个工作。又开过一次小组会，还是在徐家，徐静筠向胡楣提出，她已经联络了七八个小姐妹，都是苏北人，十分可靠，希望尽快成立女工夜校，派人去领导。当时胡楣没有做肯定的答复。第三次王祖芸没有来，胡楣表示消极，不愿听徐静筠的请求，强调条件不够成熟就走了，弄得徐很扫兴。后来她想将我留下和小姐妹们谈谈，给她们一些鼓励，我没有敢答应，一方面是我自知革命道理了解不多，另一方面我怕组长知道了，说我乱来。谁知从这之后我们的小组就解散了，胡楣到社联去了，王祖芸进了法政学院不愿参加了。

当年冬天，华棣（叶以群）召集我和胡素心在他家里开过一次会，是在虹口区一间不大的亭子间里，有他的妻子梁文若，共四人。叶和我们谈话很随便，问我们看过一些什么书，还说你们参加革命组织都是由于有人领路，你们也应该做领路人，发展一些同学参加。“领路人”这个词，我就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的。

我毕业后自以为有了一张文凭可以找到学校教书了，谁知连小学的门也进不去。这样我只好接受那家富人的要求，住在他家帮他管家，当上了高级保姆。这样，我的组织关系又转到了沪西区，由王尘无领导，地址是在静安里许啸天办的红叶书店一间沿街厢房里。第一二次开会还有一两个人来，后来就只我一个人由他领导了，并且他还规定我每隔一星期与他碰次头。当时我住在静安别墅那主人家，去他那里倒很方便，但老是我们两个人干不了什么工作，也没什么可谈的。他告诉我他是写电影评论的，曾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读书，是冯沅君的学生，似乎古文学很好。可惜我电影看得少，古文学懂得也不多，没什么话可谈，加之他那瘦小的身体还常吐血，我看到他的住处脏得很，棉被都成了灰色的，有点感到可怕，就主动地不再去了。

第二年春天，胡素心同一男同志来看我，并告诉我他们已结婚了。男同志长得高高的，但说话很难懂，原来他是琼崖（海南岛）人，曾参加过大革命，现在沪西区委工作，胡素心也已入了党，和他在一起工作。从秋天开始，我住的地方先后有人来找我，先是一个女工模样的人晚上来的，交给我一张字条，一看是徐静筠写的，她告诉我她被捕了，需要零用钱，我拿了十元钱托那人带交给她。一两个月后钟潜九又托人来找我，他因为策划英商汽车公司罢工被捕了，我给来人带了钱给他，后来又托人来要我去找他家人设法保释他。这样一来我被主人注意了，尤其是介绍我工作的人（一名江西人，是大学生）已经知道钟潜九是共产党被捕了，就向主人说明情况，这样我被客气地辞退了，从此一直没能找到工作。

我家住在中国地界南市，我不敢常住家里，有时就住在我舅母家，她在交通大学当女生训导员。不知通过什么人的关系，我由在中国公学读书的东北人高祥麟领导，后来他也只有我一个兵，常约我在夜晚去徐家汇一带的电线杆上贴标语，他贴我放哨。他和附近工厂的人有联系，常告诉我一些工人受工头和门警打骂处罚的情况，要我写成小报告，他说交给工联去。后来他告诉我他已失去了上面的联系，不久就回东北去了。

这时我又去找韩起，进门时我看见楼适夷在后门等着，我们一同上三楼，遇见了刚从日本驱逐回国的谷非（胡风）。韩起向他们介绍我是“左联”的，并谈到我们共同认识的钟潜九，谷非主动交给我五元钱，要我给钟寄去。韩起通知我××日到泥城桥市商会大厦去开妇女救国会（？），他的夫人董曼尼也参加。当时到会的人还真不少，是谁主持的我忘了，听了一些慷慨激昂的妇女救国的讲演。后来分了小组，我被分到骆剑冰领导的小组，在霞飞坊林庚白家开会。同组的有骆剑冰、刘丽影，还有一个高个子东北人叶枫（？），大家都叫她大叶，我们四个人。这次开会的内容就是谈妇女工作、妇女运动。开过几次会，谈不出什么，更做不成什么，就自动地散了。

胡风主持“左联”宣传部时曾找我谈过话，当时他想要我刻油印蜡纸，后来发现我的字写得实在不好，就作罢了。我要他介绍我参加法南区小组，他说那里还未组织好，等几天吧。

他将住址告诉我，常约我去会面，他关心我的学习，问我读了些什么书。这时我已经读了《士敏土》、《列宁传》、《列宁回忆录》（列宁夫人写的），他介绍我看《文学》杂志和《申报·自由谈》上鲁迅的文章。他不但又拿出五元钱要我给钟潜九，还将他从日本带回的英文版的高尔基写的《三人》和一本大型的综合英汉词典，要我寄给他，叫他在狱中翻译。他这样热心周到地帮助朋友，很使我感动。同时我也感到我对一位曾帮助我进步的朋友，也算尽了一份力了。除了胡风曾托我抄过几篇小文章外，对他我是一无所知。后来还是王河天听我说起谷非领导我，才惊叫了起来，他说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领导你，你太幸运了。不久他送我一本有他文章的刊物《文艺》月刊，记得封面是一只上擎的手臂，是与韩起同住一屋的小汪（汪仑）设计的，我才看到他的理论文章。不过我不太看得懂，也不感兴趣。当时我唯一想解决的是职业问题，正想到外地去找工作。我还未联系好，他向我表白了爱情。1933年年底我们结婚了。

那时，周起应（周扬）、卢森堡（任钧）常来我家开会，他们曾向胡风提出让我恢复工作。我们正考虑时，发现我已怀孕，反应还特别厉害，无法参加工作，这样我就没能再去“左联”干什么具体工作了。不过在胡风的教导下，写过一些不成熟的小说，也发表过几篇。到后来胡风自己也离开了“左联”，只能在鲁迅先生直接领导下用文字来参加左翼文艺活动。

1981年我们平反后不久，有关方面要我办离休手续，在参加革命的时间问题上可遇到了困难。虽然我在30年代为了“左联”盟员的身份曾受过不少的讹传和谣言，但这时可找不到证明了。韩起、冯雪峰、叶以群、梁文若、胡素心、徐静筠、王祖芸、胡楣、钟潜九都前后先我而去世了，丁玲是书记，她不会记得我这小兵，周扬虽然知道，但他没有领导过我，我不好去求他证明的。幸好有楼适夷，我早知道他领导过王祖芸，王的死还是他告诉我的，他自愿写了一份证明。那天在唐伟家开会做报告的原来是陈企霞，他记得我，也写了证明，这样我的盟籍问题才算解决。

但我不为此庆幸，反而很难过。我缅怀不已的是几位先辈和盟友们，他们不幸去世了，我都因故没能表示任何感激和怀念之情，只有在此致以深切的悼念！

1989年6月21日

附：介绍两个我认识的盟友

1932年4月和我一同参加“左联”的有两位女同志，她们都是我在培明女中的同学。

胡素心：十八岁，江苏盐城人，是培明女中初三级学生，因曾在劳动大学附中读过书，思想进步。由于我认识的钟潜九介绍我们与“左联”的韩起联系上，由他介绍她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后来她分在沪西区，当年冬季我和她一同在叶以群（华棣）家参加过一次小组会，后来她入了党，转到沪西区委工作了。

徐静筠：二十四岁，江苏盐城人，是培明女中高三级学生，由于逃婚脱离了家庭，过着艰苦的生活，对旧社会十分痛恨，要求进步，向往革命。由我的关系，经韩起介绍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她由组织派去进了棉纺厂当女工，由胡楣（关露）领导，我参加在她们小组，她受命组织女工夜校，后来胡楣调社联了，这个夜校未办成。1933年组织游行时被特务注意，几个月后被捕。出来后仍做郊区的地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