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为什么要介绍伊顿公学？

——致中国的中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育国度，孔夫子的“有教无类”观点，在两千三百年前，已经奠定了普及教育的思想。但如果你问，今天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在哪里？十有八九，听到的回答可能是：英国。从五六百年前欧洲的中世纪起，英式教育闻名天下，尤其表现在它成熟的教学思想、完备的教学制度，以及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中国老话，用来谈论英国最著名的学校——伊顿公学，倒真是再合适不过。

伊顿公学是一所中学。这把它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名牌大学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大学清楚区分了开来。进入伊顿公学的学生，都是年龄在十三岁至十八岁之间的青少年，与性格基本形成、学业方向大致选定的学生不同，中学生们经历的正是他们最敏感、最动荡的性格形成期。生理发育的骚动、心理上莫名的烦恼、与成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间的疏离和抵触，对步入未来世界之前的好奇、向往与恐惧，混杂在一颗颗尚未成熟的心灵里，既令他们的父母、也令他们自己琢磨不定，各种各样的麻烦由此而来。如果我们把考入大学作为寻求人生答案的开端，那么中学时期就是提问和困惑的阶段。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人一生中真正奠定基础的阶段。在中学的五年，如果把“轨道”铺好了，路走正了，孩子获得了充足的自信、健全的心理和正确汲取知识的能力，他们就扎扎实实地准备好了，去迎接人生中不论从哪个方向袭来的暴风雨。如果把学到的知识称为“有价之宝”，那么中学时期对一个人的根基的培养，就是“无价之宝”。正是这件“无价之宝”真正能让孩子在他（她）漫长曲折的一生中受用无穷！立于不败之地！

伊顿公学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学。用今天中国的习惯用语形容，就是“重点中的重点”。如果把已经成功地覆盖了几乎整个世界的英语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的话，位于古老英格兰温莎城堡旁的伊顿公学，就是它的树根；而在数百年间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整套教育方式，就是直接浇到树根上的清水，一代代“伊顿人”不但自己是成功者，更把好的教育本身变成了一项更高的成功之道，从而回答了“如何让成功者的后代继续成功”这个困扰过无数古老文化的问题。伊顿公学的教育制度，完全建立在对孩子心智的体会和启发上。在那里，看不到中国学生每天扛在肩上的几十公斤重的书包；没有刚入学就用快、中、慢班划出的等级；没人会由于刚入学成绩不理想就成为慢班里的“先天被抛弃者”；更不可能在小小年纪已经被笼罩进人为的“阶级”阴影而互相攀比，从此带来心理上沉重的负担，不是狂妄自负就是自暴自弃——这里介绍的伊顿公学及他们的教育方式，不是因为中国家长们的“望子成龙”。即便被送进了伊顿大门的孩子也未必就是中国家长心中的“龙”——在这本书里读到的，恰恰是另一种想法和做法：对孩子的尊重；对孩子不同个性和才能的理解；以及在理解的基础上循循善诱的疏导和帮助；并且在了解孩子的基础上不断地挖掘孩子可能有的潜力；帮助孩子确定未来的学科以及发展的方向。这本书应当被看做是一本参考资料，给为孩子而焦虑的家长们伸出援助之手，给仍在摸索中的中国教育体系一个参照。中国老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说“对症下药”，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方式中的“症”已经够多了，这本集英语文化数百年强劲不衰之精华的“秘方”可以借鉴，也许有效呢。

这里，当然得说说作为介绍者的我自己。2000年，我进入伊顿公学，一直到前年为止，我是伊顿公学里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教师。我在伊顿公学里的所属“单位”是现代语言系。我们的主教室在学校主教堂的对面。刚进入伊顿，我就被那时我的顶头上司奥里弗·克拉莫博士布置的教室感动了，那整个就是一个袖珍精致的中国文化展览馆，好有气氛！我们教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合作无间，他的长项是德国式的严谨，我的长项是中国式的细腻，伊顿男孩们很享受这来自不同文化、却又相得益彰的“夹击”，短短几年间，学中文的学生就从我刚入校的二十来人，一跃超过了二百人，而且他们年年高考的成绩，都是最佳的A+或A。看来最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人，真的知道哪儿是世界发展的未来！

每星期两次，我都会沿着书里写过的路线，从伦敦北部，乘车途经希斯罗机场、温莎城堡，到泰晤士河上游的伊顿去上课。十年来，我往返于这条线路，车窗外，英格兰四季的变换，泰晤士河面上的晚霞。晚间回家的路上，有时空旷的车厢里，居然就我一个人，我会突然莫名地感慨，怎么会从这片土地上从事起我的教书生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几年下来，竟也有时能渗入我的梦中了。不过，最让我惦记的，还是那些面色粉红细嫩、英俊又腼腆的男孩子学生们。我亲眼看着他们，从一个说话童音十足的小男孩，到刚变声的小公鸭嗓儿，出落成目光坚定、话语干脆的初级男子汉；从瘦瘦矮矮的身条儿，一下子窜成比我高出一头的精壮小伙儿；从第一次试着读出一个中文音的张口结舌，到高考时的侃侃而谈。我大约是他们中许多人遇到的第一个中国老师，但他们从克拉莫主管和我这儿学到的中文，以及关于中国的知识，却将伴随他们一生。谁知道呢？成年后的他们，会不会出现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的街头——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与中国人交谈？也许，我甚至会在中国某一个城市再次遇见他们？说到底，伊顿公学并不一定只是好孩子们的中学，它其实是在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有教养的学生。

每个孩子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作为“培养者”真正要想和做的事情，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孩子们在想些什么？我们作为老师是否真正理解他们？我们真的爱他们吗？我们确实找到了正确表达这种爱的方式了吗？如果没有，那怎么能怪孩子们“不听话”、“不懂事”、“不上进”呢？他们也许无力抗拒，但他们的直觉也许会做出比我们成人还正确的判断。所以，这本书归根结底是一本爱之书——家长们和学校要学会如何去爱孩子们，而后，这爱又会从孩子们的心里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我曾经的同事和学长奥里弗·克拉莫博士，和他一起在伊顿共事的日子，如此温暖而值得怀念！还有我以前的学生Frederick Mocatta，中文名字毛富山，他也在我写作本书时慷慨相助。当然，我的丈夫、诗人杨炼的援助之手，也颇重要，否则这本书不会这么快脱稿。现在，我要把它像一只鸽子似地轻轻放走了，我可以轻松地看着，它飞向你们：可爱的中国孩子，和孩子们的中国家长。用这本书，我请你们分享我的伊顿，然后，我也将分享你们健康成长的快乐！

——友友

2011年6月24日于伦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