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胡适念念不忘的周鲠生

1949年初，胡适应蒋介石要求再度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寻求所谓的“精神与道义之声援”。虽然远隔重洋，但大洋彼岸的胡适依然关注着国内的一切，特别是教育界、文化界同行的讯息。5月22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提及了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对好友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

图1 被胡适誉为“淡于名利，又有见解”的周鲠生

胡适信中所提的周鲠生是国际知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政治系教授和系主任。周鲠生与胡适20世纪20年代即有交谊。抗战初期，胡适应蒋介石之邀赴欧美解释中国的抗日政策，周鲠生也随行前往。后来周鲠生于1939年赴美讲学，并先后出任太平洋学会年会中国代表和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等职，1945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校长。居美期间周鲠生与胡适过从密切，其踪迹屡见于胡适此间的日记，胡适称其“淡于名利，又有见解”，对他赞誉有加。

周鲠生早年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获政治学硕士及法学博士学位，与胡适同属受欧美观念浸染甚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念颇为相似。胡适曾多次提出教育独立应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应禁止无知疆吏以其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周鲠生对此深表赞同和支持。1946年1月，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回忆了当年北京大学的自由空气：“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基于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周鲠生在武汉大学校长任内广揽贤才，克服重重困难，恢复农学院，增设医学院，使武汉大学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医等学科的著名综合大学。

1947年夏天，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建议用10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把几所重点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像英国的剑桥、牛津那样，胡适提到的首先要办好的几所大学就包括周鲠生任校长的武汉大学。第二年初秋，周鲠生邀请胡适、李济等学者到武汉大学讲学，李济是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当时武汉大学没有考古专业，大多数同学对其比较陌生。当胡适、李济两人同时出现在讲坛上时，周鲠生校长站在讲台正中，以其惯有的幽默风格讲道：“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胡适校长昨天对我开玩笑说我把他们两人‘押上山（珞珈山）’来了！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全场师生对周鲠生的开场白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站起来说道：“你们的周校长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博古通今哩！他非常谦虚，要我来‘跳加官’，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今天是来听李济之先生的讲座。”接着，他简要地介绍了李济的情况，随即李济教授也寒暄了几句才言归正传讲了起来。周鲠生安排这两位著名学者“出场亮相”进退得体，被学界传为美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鲠生继续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一直惦念周鲠生的胡适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说：“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几百个新‘官’，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员七一人，‘周鲠生，武汉大学教授’是七一人之一。”国内的周鲠生也没有忘记胡适这位老友，1956年9月，正在国外访问的周鲠生委托胡适的好友陈源（陈西滢）致函胡适，劝他回大陆看一看。陈源在信中说：“我说起大陆上许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适评判’。他说有一时期自我批判甚为风行，现在已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在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胡适收到信后，提笔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一句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条线，并无奈地作一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0年，周鲠生离开武汉大学担任外交部顾问。据著名法学家李浩培回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周鲠生都很重视，重要的外交文件，不经周先生提意见，周总理是不批发的。后来周鲠生和另一位法学家钱端升一起被聘为宪法起草小组顾问，周与钱同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时以法学成为院士的共有四位，其中王世杰与王宠惠去了台湾。1955年，中科院选出了233名与当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相对应的学部委员，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法学耆宿周鲠生和钱端升双双落选。

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逝世。2005年11月29日，周鲠生塑像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大楼门前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