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革命者 建设者 改革者，1904－1969(2)
旅法中国学生的政治斗争，与国内那些年轻政治领袖的行动保持同步。1923年6月，中共宣布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法国的中共党员也立刻宣布他们会加入旅法的国民党。邓小平本人也加入了国民党，并在1925年成为国民党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2在为《赤光》撰写的文章中，邓小平反驳较为保守的国民党支持者，主张更激进的革命性变革。
两个法国学者曾仔细研究过邓小平在法国5年期间的活动，他们说：“在法国，邓小平发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工世界、党的组织工作、中国的地位、社会和地区差别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13法国也影响了邓小平的嗜好，他喜欢喝红酒咖啡，吃奶酪面包。更重要的是，当邓小平在21岁那年离开法国时，他已经成了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革命领导人，他的自我认同已经与对党和党内同志的认同密不可分。从那时起直到70年后去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邓小平生活的中心。
1925年春天，邓小平因其能力和可靠的表现，被任命为里昂党组织的领导人。1925年5月30日，中国国内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上海的英国警察向中国学生的示威人群开枪，邓小平也和旅法的其他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法国政府与镇压学生的中国政府沆瀣一气。1925年11月，邓小平被派到巴黎的雷诺汽车厂工作，在那里从事组织工人的宣传工作。1925年底，参与示威的中国学生的上层领袖被驱逐出境，当时只有21岁的邓小平在组织内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发表了主要演讲并主持会议。1926年1月7日，有人警告邓小平说，他本人也成了逮捕对象，于是他乘火车经德国逃往苏联。
在中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的中共党员发挥了更大作用。
1949年以后，从法国回来的人在建设国家中扮演着独特的重要角色。与中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1949年以前从未迈出国门一步的毛泽东——相比，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有着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在1937年到1949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不一定身居高位，但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中共国家建设期间，不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而且其他一些从法国回来的人，在经济计划（李富春）、外交（陈毅）、科技（聂荣臻）、统战宣传（李维汉）等各个领域都担任了关键角色。中共严禁在党内搞派系，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也处世谨慎，以免被人视为派系，但是他们对于中国需要做些什么都有着特殊的理解。
逃离巴黎后，邓小平于1926年1月17日抵达莫斯科，两周后进入中山大学一班。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7个月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该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培训国共两党的党员。
到莫斯科第一周，邓小平写了一份自我批评。就像莫斯科的所有外籍人一样，他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自我批评中发誓抛弃自己的阶级出身，终生做一名严守纪律、服从上级的无产阶级成员。他的能力很快就得到大学干部的承认。大约300名学生被分成13个小组，邓小平被编入第7小组“理论组”，该组成员全是被认为将来很有希望成为政治领袖的学生。这个班里还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军阀冯玉祥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冯玉祥是一个不同寻常地具有进步思想的地区领袖，他当时与共产国际合作，也从共产国际获得资金。邓小平在班里被同学推选为党代表。15在中山大学，中国学生在任卓宣同学（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叶青”）的领导下开展组织活动，邓小平在法国时就认识此人。任卓宣要求严格的服从和军队式的纪律，这种做法引起很多中国学生和学校领导的反弹。事实上，任卓宣在1926年夏天被调离莫斯科，不久共产国际又宣布，在苏联的外国学生不得召开他们自己国家党派的会议，但可以成为苏共见习党员，5年后也有可能转为正式党员。
许多中国学生对不让中共党员开会有意见，但邓小平不在此列。在苏共保存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报告中，邓小平受到了表扬，说他有强烈的纪律观念，很清楚必须服从领导。邓小平最初接受任卓宣的领导，任离开后他便服从苏共的领导。在苏联的日子临近结束时，苏共在11月5日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他是个严守纪律、做事一贯的人，而且学习能力强。他通过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变得十分成熟。他积极参加政治工作。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以同志之道行事。他属于最优秀的学生。”16在莫斯科，邓小平每天上课8小时，一周上6天课。他修完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研究的全部课程，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苏共党史和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国际希望和潜在的中国领导人搞好关系，为中国学生提供了比一般俄国人更好的生活条件。
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时，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体制，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鼓励小农、小工商业甚至较大企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致力于发展重工业。苏联也请外国人来投资。跟当时另一些人一样，邓小平认为这种经济体制——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允许私人企业和鼓励外国投资——能推动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地发展。17“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类似于邓小平1949年至1952年在西南局当政时实行过、后来又在1980年代再次采用的政策。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18反抗国民党，1927-1930中山大学的正式学制为期两年，但刚过一年，即1927年1月12日，邓小平就和其他20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政治教导员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往当时驻扎在陕西黄河谷地的军阀冯玉祥那里，以便利用冯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在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和右翼之间分裂日趋严重，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大大弱于国民党右翼，所以共产党为了应付看来已经无可避免的分裂，试图寻找军事同盟。冯玉祥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关系，他的三个子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他曾访问过那里。冯玉祥认为共产党的政治教导员可以为他的军队培养目标感，利用像邓小平这样有前途的领导人，能够让军队明白打仗是为了什么。1927年4月国共分裂时，冯玉祥虽同邓小平及邓的共产党同志关系融洽，但他很清楚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要比一小撮共产党强大得多，因此断定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与国民党结盟。冯玉祥客气地向邓小平及邓的同志道别，请他们另谋出路。
邓小平在陕西按照党的指示向上海党的总部打报告，要求参加地下工作。蒋介石意识到与共产党的裂痕不断扩大，担心受到攻击，于是在1927年4月率先下手清共，很快就杀害了很多中共领导人。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过去的盟友反目成仇，随时面临被揭发的危险，于是转入地下。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后，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邓小平和新婚妻子一起来到上海，他们两人是同学，在苏联读书时相识。据苏联的上级说，邓小平喜欢一个叫张锡媛的女孩子，但是跟很多纠缠着女同学不放的同学不同，邓小平举止适度，仍以学业和党的工作为重。19直到他回国后，两人又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相遇，才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并结了婚。邓小平和张锡媛跟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隔门而居，一起从事地下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21名领导人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国民党的剿共。22岁的邓小平并不是正式成员，他担任书记员并负责处理会议文件（在后来的党史中，他被赋予“党的秘书长”这个响亮的头衔，其实他只是个小角色，为这些共产党人做做会议记录而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遇到了高大、自信而强有力的毛泽东，不过当时毛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
1929年，党把邓小平从上海派往广西，这是广东西面的一个贫穷省份。当时邓小平只有25岁，他要联合那里的一些小军阀建立中共的根据地。邓小平被选派承担这项任务，说明党的领导人对他献身革命的精神、他在迅速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处理与军阀和当地人以及党中央的复杂关系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国共分裂后，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各地党员领导城市暴动。
一小批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以及在广西和邓小平一起工作的党员，与当地一些已经跟蒋介石以及实力更强的广西军阀——他们曾参加蒋介石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北伐——决裂的广西小军官（李明瑞和俞作豫）建立了合作的基础。邓小平在广西取得的短暂胜利中发挥了关键——即使是幕后——的作用。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攻占了广西西部临近云南的百色和龙州两地。
在中共党史上，这些进展被当作共产党的起义加以歌颂。但是当桂系军阀李宗仁从北伐中回来后，他的大军很快就消灭了邓小平在百色和龙州的军队。邓小平的很多盟友被杀，红七军剩余的几百人先是在壮族人的帮助下逃往北部，后又沿着粤桂北部的山区向东逃了数百公里。在撤退过程中，与当地军队的一系列战斗几乎让他们全军覆没。不久，他离开红七军回到了上海的党中央（很快又带着中央指示回到广西）。他一到上海，就被要求就广西的失败写一份检讨。他在检讨中解释了自己离开军队岗位的原因，说是红七军的领导同意他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这样做是得到了正式批准的。他也承认，在危难之际离开部队，说明自己的政治判断能力不够。“文革”期间，他又因离开红七军返回上海一事受到批判。
与他那些从军校里获得军事训练的同志不同，在广西，25岁左右的邓小平在与受过军事训练并且有战斗经验的同志们一起战斗的过程中获得了最初的军事训练。在广西的一年，邓小平肩负着很多重要责任——建立军事同盟、为军队搞给养、躲开武装精良的军阀、与当地壮族首领合作。但是，就像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城市暴动，包括更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样，广西的起义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30年初，邓小平再次回到上海汇报工作，期间去上海一家医院探望了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最后的几次相聚之一。医院的条件很差，她在生产时染上产褥热，几天后便去世了，没过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深感悲痛，但他立刻回到红七军继续工作。在这惨痛的一年间，后来又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邓小平，与沪上一位既聪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命家阿金（金维映）产生了感情。20江西、长征和西北根据地，1930-1937上海的党中央在为邓小平安排工作上动作迟缓，但几个月后同意了邓小平去江西中央苏区的请求。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之中，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个县，并且建立了一个有自己地方政府的苏区，正在开展土改运动。他们希望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等到足够强大之后再向国民党和军阀发动进攻。中央苏区方圆数百里，从赣西南风光秀丽但条件艰苦的井冈山，绵延到东南部地势平坦的农业区。邓小平奉派前往东南部的瑞金报到，1931年8月他和阿金抵达目的地，不久结为夫妇。
到瑞金几周后，邓小平在江西的顶头上司便决定让他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上任之初，国民党正在剿共，双方都想派奸细打入对方。1927年国共分裂后，共产党的干部害怕一些党员暗中为敌人提供情报；邓小平到达瑞金之前，确实有数百名共产党员被怀疑通敌，这些人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遭到处决。邓小平一上任就花了数周时间仔细了解情况，最终确信对疑犯的指控是错误的。关入狱中的人因此获释，杀害地方党员的领导人也被处决。邓小平的决定在当地党员中深得人心，使他在瑞金的一年间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拥护。
在江西，邓小平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崇敬。毛是带着一小批追随者从老家湖南逃离军阀，越过东部山区来到毗邻的江西省的。邓小平曾试图在广西建立和维持共产党的根据地，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很理解毛泽东在建立根据地上取得的成就。毛泽东不但要为军队搞到足够的给养，还要阻挡敌军入侵，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中央领导决定在那里建立全国性的首都。建都之前，在瑞金召开了共产党全国各根据地的代表大会。邓小平虽然不是与会的610名代表之一，但在筹备会议以及在瑞金一带建立新首都的事情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瑞金工作一年后，邓小平又被调往瑞金以南的会昌县担任党的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同时兼管党在寻乌和安远两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