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的父母与童年(2)
这就是幼时的我的想象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当时我并不认同那些特权阶级，因为他们并非因为有所成就而赢得公众的尊重，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便穿着借来的铠甲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是家族中最具成果的人，它已经像土豆一样，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一种特质，尽管他并非天生聪慧。在这里，我会为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够生活下来而感到惊讶，我会不厌其烦地引述那仅有的几句诗以表达出满腔的义愤：
曾经有个布鲁图斯①，他也不能够容忍，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千秋万代地统治国家。
①马尔库斯·尤尼马斯·布鲁图斯：古罗马政治家与将军，图谋暗杀恺撒，后与安东尼和奥古斯都争权夺位，在菲利皮战役中兵败自杀。
但是，国王依旧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幻象。当然，这一切都是继承而来，我只是对我的所见所闻作出回应。
作为联合王国中最激进的一个城镇，丹弗姆林因此而久享盛誉。而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这也更为可信。那时，丹弗姆林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几台。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商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制作。
这是一个局势动荡的年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到。午餐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裙的人们便会聚集起来，开始讨论甚至抨击国事。戴维·休谟①、理查德·科布登②和约翰·布莱特③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会在谈话中时不时地蹦出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被这一圈人的话题所吸引，最后，我成为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那时，人们已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变革才是大势所趋。俱乐部在市民中被组织了起来，伦敦的新闻报纸也被广泛订阅。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讲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而贝利·莫里森舅舅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会与其他人一起对文章给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激动人心。
①戴维·休谟（1711～1776年），英国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他认为人类认识的唯一来源是感觉与经验，作品包括《人性论》与《政治论》。
②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年），英国政治家，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与领导者，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③约翰·布莱特（1811～1889年），英国政治家与著名演说家，反谷物法联盟奠基人之一。
这样的政治集会举行得比较频繁，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非常感兴趣并参加了不少这样的集会。父亲和舅舅总是拥有很多听众。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集会上发表演讲，听者太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听。当时，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后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望着做演讲的人，这个人正是我亲爱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主要是支持史密斯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的口误之处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时，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没有人会像照顾病人的护士一样来关注他说话中的语法错误，因此不必感到大惊小怪。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演讲，他语言风格犀利，演讲题目是《特权的灭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意义，但父亲十分明白。
我从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相关的，他支持在丹弗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委员会一切都运行正常，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声称是“由尼塔沃”人。于是，一瞬间，布告满处可见，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凯尼山村史密斯所在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姨父立即赶去协调，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
“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斩钉截铁。
“但是，”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
“该死，怎么会！”铁匠无言以对。
最后，铁匠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微小优势获胜。
从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绝对是一种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他的纺纱机大幅度贬值，一个原本可靠的经济来源变得日益窘迫。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庭而开始四处奔波。母亲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在当时却并不足以让我们过上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从这以后，我开始明白贫穷意味着什么。艰难的岁月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期待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父亲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卑鄙、吝啬”，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父亲如伯恩斯坦所说的，“恳求同乡的兄弟让他去做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愤恨之焰迅速地燃烧起来。
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一定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的邻居相比，我们不至于落到贫穷的境地。但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还能不能在她的有生之年看到她的两个孩子穿上体面整洁的衣服。
时光匆忙，父母许诺我：除非我自己提出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成长，他们变得愈发的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想去上学的意向。于是在他们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产生了兴趣。有一天，他带我去远足，随行的还有我的发小，他们都已经上学了。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8岁那年，我开始上学，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
学校带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欢乐，因此对于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事我都感到不快与不安。而这种事依旧时有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律，有时候直到很晚了我仍没法去上学。每天取水时，二十几个老太太围坐在一起，她们在前一天晚上便拿着不值一钱的破罐子摆成一线，以确定她们各自的取水顺序。可以想象，这一方式引起了无数的争吵，如何将她们平息下来，不用说我，即便是镇上最值得尊敬的老人也无能为力。我的劝阻加剧了她们之间的紧张，或者更加激发了她们好斗的一面，于是，我光荣地获得了“可怕的小老弟”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