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登高壮观天地间
☆ 两个问题
问题一：中国能否于全球化的大潮之外遗世独立？
全球经济一体化尽管是本书赖以论述的基础，但在我们将全球经济一体化视作自明的公理和不争的事实之前，还得先请那些对全球化尚且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去重温一下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论述（精辟非常，不读可不要后悔哟！），然后拿来与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客观现实进行一番对照，看看全球化的大潮到底能不能阻挡？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今天的世界虽然还没有完全进入马克思所描述的全球化境地，特别是文化与政治的一统。甚至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也没有严格按马克思所设想的全世界先是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然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最终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世界一统的路线图展开。但今日世界的基本面，一幅经济的全球化图画却早已触手可及，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互联网、跨国公司、全球通、交通、金融、股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诚所谓普天之下，莫非“一体”；率土之滨，莫非“村民”（地球村）。
全球化的大潮之势不可挡根本上还取决于市场经济的交换属性。商品交换，客观上离不开：1.一个有形的，开放无止境、开放到全球的市场，2.一个有形市场之上的，能确保货畅其流的，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竞争制度。没有一个开放无止境，开放到全球的有形市场，不同的乡镇、县市、省区、国家被人为地隔绝开来，彼此的产品流通不起来，交换自然就无从谈起。没有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无形的自由竞争制度，一个行业一块市场被少数几个或一个人垄断着，小民百姓你想买也得买不想买也得买，真正意义上的大流通、大交换依然会望穿秋水。如果说从乡镇到县市到省区到国家间的持续不断的开放是交换赖以进行的前提，那么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竞争制度则无疑是推进有形市场持续开放的发动机。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竞争制度带来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管理，带来了马克思所讲的低廉的商品价格，带来了市场经济“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使开放无止境，开放到全球终成现实。因而，想要反对全球化的人们，除非他们能反掉交换，反掉市场经济，或者他们关起门来搞创新、开发新产品的速度比开放的市场经济还要快。
全球化的大潮之势不可挡，之青山遮不住，以及中国不能够于全球化的大潮之外而遗世独立的事实是再清楚不过的。然而，恰恰是这一再清楚不过的铮铮事实，却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着不同形式、不同面目的质疑。个中的原因在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带给国人丰富多样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会引进迥然有别于中国本土的精神文明，这难免要引起那些惯于关起门来称老大的衮衮诸公们的不安，他们担心来自异域的精神文明的广泛传播，最终要触及他们作为关门老大的根基。另一方面，全球化既有可能让我们获利，也有可能让我们失利；既有可能让一些行业获利，也有可能让另外一些行业失利。当我们因全球化而获利时，质疑的声音便趋于弱小；当我们因全球化而失利时，质疑的声音便甚嚣尘上。毫无疑问，在中国籍由全球化之舟而驶向现代化强国之岸的航程上，不会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时还会遭受大的挫折，质疑的声音将长期存在，并可能变得十分激烈。因而，让我们不惜笔墨，不厌其烦地对全球化之道年年讲、持之以恒地讲就变得不可或缺。
问题二：不能遗世独立的中国经济究竟有多大的招架之功和还手之力？
我们以事实、以证据讲话：外贸依存度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据最为审慎的估计，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60%。相比之下，同期美国、日本等国的外贸依存度却大致稳定在14%～20%之间。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还表明，我国不但外贸依存度高，而且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欧盟，集中于少数进入门槛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如纺织、鞋帽、家电。
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外贸格局下，我们手上到底有几分主动权也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美国、日本、欧盟诸国和地区可以酌情不要我们的纺织、鞋帽、家电，他们可以转而向印度、越南、巴西等一大批与我们一样竞争着向他们提供的国家采购，甚至在他们认为必要时也可置一定的机会成本于不顾改由自己生产。但我们却不能不努力地向他们提供，努力向他们提供廉价的体力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换取我们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传统产业效率所必需的高附加值的脑力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使不为换取脑力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么高比例的外贸依存度形势下，单纯为着稳定国内就业，为着13亿国民都有一口饭吃，为着已经累积起来的高度以权威破除权威同质化的庞大生产能力不至于报废，为着国民经济不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我们也要努力地向美国、日本、欧盟提供。如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国家为何在驻外大使馆被炸，在飞机被撞的急难时刻，仍旧要努力地韬光养晦，努力地“忍”字头上有把刀，退一步海阔天高了。
愤愤然的爱国者们可能要说：“有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呀，一则从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入手，二则通过刺激内需，三则提高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思路当然不错，问题最终也有可能解决，但实际做起来却难乎其难，特别是要想在短期内见到成效更难。君不见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家差不多年年在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地调整产业结构、刺激内需、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实际的成效却始终如一地差强人意。这就不再是哪一届政府、哪一届领导人的浅层次问题，而是根源于体制和文化的深层次问题。
像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核心不外乎消除宏观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失衡与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宏观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之所以失衡，很多时候不是由于计划不周，主观努力不到位，而是受客观条件所限，被动选择的结果。比如，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是我们在目前全球化竞争中的最大优势，因而，自然就造成了外贸出口高度集中于纺织、鞋帽、贴牌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也想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比例，但追溯上去，高新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产品的增长到头来却离不开体制与文化的双重支撑。没有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就没有创新的主体；没有对适宜创新的文化的鼓吹和落地，创新的人才和体制就成为无源之水。
高新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产品的金苹果固然诱人，但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我们抓住浅层问题背后的深层问题，否则，只有可望而不可及的份。调整产业结构是这样，刺激内需和提升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也是这样，症结都在体制与文化的根子上，解决起来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是文化转型，必定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欲速则不达。当然了，邓小平发动的开放引擎，已使我们在体制创新和文化转型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已使我们踏上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不归路。但总体上看，这种进步的速度还不快，进步的程度还不深，进步的幅度还不宽，还不足以让我们在全球化竞争中掌握到主动。
既然中国不能于全球化的大潮之外遗世独立，既然当全球化大潮袭来之际的中国经济不但处于弱势，而且鲜有招架之功和还手之力，既然从体制和文化的根子上解决问题仍需要假以时日，那么较为明智的选择就是，以暂时的妥协来赢得解决问题─体制创新和文化转型的时间，以牺牲部分眼前利益为代价来争取长远的发展。
注意，我用的是争取而非获取，一字之差，内涵却相距甚远。如果是获取，说明在眼前的牺牲与长远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只要暂时妥协了，将来就一定能完成体制创新和文化转型。争取则不然，争取说明前面的妥协和牺牲仅仅意味着一种愿望，愿望到底能否实现，关键要看我们肯不肯争，以及如何去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日后我们不能心想事成，那也不应去埋怨当初的妥协和牺牲，要怨也只能怨我们学习的速度太慢，怨我们求新求变的努力不得要领，怨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好暂时妥协所赢得的时间差！
☆ 三面蓝旗
小时候，由于缺衣少食的缘故，难免要情不自禁地陶醉于对共产主义的憧憬之中：“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该多好呀，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各取所需，尽情地享受。”梦看上去虽然很甜，但这里的“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不过是一些物质的大鱼、大肉、烧饼、包子，簇新的棉衣、棉裤、棉帽、棉鞋等基本生活必需品，至于精神的人文艺术享受，则任凭当时的我如何去展开想象的翅膀也触摸不到。
我不清楚马克思在进行共产主义的论述中，是否注意到了精神产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说到共产主义将实行按需分配的时候，并没有包括精神产品的意思。不然，以他的睿智不可能不知道，诸如一流的音乐会、一流的体育比赛之类的精神产品是不可能按照每个人的需要来加以分配的。那样的话，即使将歌星、球星们大卸八块，也无法让每一个需要亲临现场的愿望都得到满足。
如果说对精神产品的忽略在马克思那儿还是情有可原的事，因为身处马克思的情境，还无法去超越时代所给予他的种种限制（注：我认为这里的无法超越指的是“绝对”，而不是“相对”），还无法预见到日后知识经济社会的出现；那么在我们就万万不可，因为“当惊世界殊”了。
当惊世界殊在何处呢？殊在立足于知识经济社会基础上的全球化分工和以往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分工已有了本质的提升；殊在今天的全球化已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是环环相扣，名副其实的一体化了。以往的全球化分工仅仅是一些具有相对优势或先天优势的国家，主导着某类产品或行业的供给，比如有的国家主导着轻纺化工，有的国家主导着重工机械。那时，围绕某类产品或行业所进行的供给，从设计到生产，基本在一国内部完成。
今天，因为跨国公司的出现和走强，除了在产品细分或行业分工上表现得更精更专，全球经济的关联度更高外，围绕某类产品或行业所进行的供给，也已经遵从跨国公司的全球整合意志，由位于不同国家的分部、分支机构、分公司、分供方，通过分工协作来完成。比如说汽车的供给，虽然从最终的意义上讲仍然由几个发达国家主导，但他们的供应链已在全球整合的旗帜下，链接了众多位于不同国家的分部、分支机构、分公司、分供方。他们有的承担着研发、设计、策划、宣传推广、关键部件的加工等知识密集型的职能，有的承担着非关键零部件的加工、整车的装配等体力劳动密集型的职能。于是自然而然的，像美、日、德、英，这些拥有了大量的跨国公司，在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上承担着研发、设计、策划、宣传推广、关键部件加工的国家就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头脑国家，而其他没有或很少有跨国公司的国家就成为相应的躯干四肢国家。并且，从我们老祖宗就开始公开宣讲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铁律出发，在全球化的供应链上，也必定是头脑国家主导着躯干四肢国家，头脑国家从中得到的利益会大大高于躯干四肢国家。
我早在《老调新谈》一书中讲：“以我的理解，所谓知识经济社会，通俗点讲就是脑力劳动者占多数的社会，农业经济与之相反，工业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
头脑国家，也就是知识工作者、劳心者、脑力劳动者占多数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新型国家（我深信：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发展，头脑国家会愈来愈多，经济社会的脑袋会愈来愈大），这类国家的经济运行脉搏当然有别于先前的工业化国家。对他们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无论是从有利于全球经济良性循环的高度，还是对方便广大躯干四肢国家的企业，尤其是身处“世界工厂”的中国企业，能够紧跟上头脑经济社会的形势而言，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打算自众所周知的马斯洛需要论和恩格尔系数入手，不揣浅陋地作一番抛砖引玉的努力。
马斯洛需要论讲的是人的需求分成五个由低到高的层次。第一层次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可简要概括为五个字：衣、食、住、行、性；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求，希望在晚年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希望在失业以后有人照顾和救济，希望自己的财富能得到保护，不会无缘无故地失去；第三层次是社交或情感的需求，不但有温馨的亲情、甜蜜的爱情，而且有真挚的友情、邻里社区情、同事情、乡里乡亲情，在社交中建立感情，在感情中得到归宿；第四层次的需求是尊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让别人看得起你；第五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就是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有成功感、成就感。（在细微之处，马斯洛需要论当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大的原则框架一定经得住我们每个人的亲身体验）
恩格尔系数讲的是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下降；用于住宅建筑和家务经营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如服装、交通、娱乐、卫生保健、教育等的支出和储蓄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会上升。恩格尔系数可作为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有用标尺：一个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反之越高。
稍加观察后不难发现，马斯洛需要论和恩格尔系数其实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的方面讲述了同一个现象：生理生存需要在马斯洛梯进的五大需要中排在第一位，说明什么？说明当人们的收入很少时，优先满足的是生理生存需要，亦即，家庭支出的大头必然是用于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性，正好与恩格尔定律不约而同。反之亦然，恩格尔系数高，也就是家庭收入少，占最大比重的钞票花在了维持第一位的衣食住行性上，其他的情感交流、学习发展花费等高层次需要，有待恩格尔系数下降，家庭收入增加后，方能有余力逐步考虑，和马斯洛需要论不谋而合。
看到了马斯洛需要论和恩格尔系数的不约而同，我们就可以来把握一下头脑国家经济运行的脉搏。既然是引领全球化经济大潮的头脑国家，既然是“劳心者治人”，既然从全球化经济中得到的利益大大高于他们之下的躯干四肢国家，那么，他们的恩格尔系数势必很低，大多数家庭的消费重点势必集中于满足情感交流、学习发展花费等高层次需要。由此，我们发现了一幅迥然不同于早期工业化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新鲜光景：
在早期的工业化国家，由于恩格尔系数整体上还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或有待完善，因而，每当宏观经济增长，老百姓手中多少有些余钱时，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大多数家庭常常会把多出来的钱花在好吃、好穿、好住、好行等有形产品的消费上。于是，人们渐渐感觉到了贵，感觉到了通货膨胀，而同期官方的统计调查也是以有形产品为参照，公布出来的数据必定会做出进一步的佐证，经济增长、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总似乎如影随形。“不管领导人是美国的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是英国的保守党人还是法国的社会党人，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逃避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短期替换。”（我们清楚，消费增长只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现代的头脑国家，特别是首脑国家──头脑国家中的佼佼者，由于恩格尔系数整体上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大大完善，因而，每当宏观经济增长，老百姓的钱袋跟着鼓起来后，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大多数家庭往往会把多出来的钱花在目不暇接的旅游、音乐、美术、竞技、健身、游戏、参观、体验、俱乐部、论坛、影视、培训、网络、通信等无形精神产品的消费上，有形产品的消费大致稳定。于是，人们渐渐感觉不到有形产品的贵，感觉不到通货膨胀。或者，人们感觉到的通货膨胀要么比以往温和得多，要么对感觉到的通货膨胀表现出漫不经心，甚至卖得越贵，买的人感觉越好。而同期官方的统计调查仍旧以有形产品为参照，公布出来的统计数据必定与实际发生的情形大相径庭，从而使人们产生了经济增长、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似乎已天各一方的错觉。
通货膨胀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另一副面孔，原来是有形的通货膨胀、低阶的通货膨胀，现在是无形的通货膨胀、中高阶的通货膨胀；原来是鸡鸭鱼肉节节看涨，现在是门票、车票、戏票、电影票节节看涨；原来千军万马集中消费在有限的有形产品上，现在千家万户分散消费在无限的服务产品、文体产品、创新产品上；原来无形产品的消费对象只局限于少数有钱人，无形产品在全部消费总量中仅占很少的比重，现在无形产品的消费对象已扩展到庞大的中产阶级，无形产品在全部消费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原来的经济主流是建立在马斯洛需求模型的第一二台阶上，现在的经济主流是在马斯洛需求模型的第三四五台阶上；原来的学者在预测宏观经济走向时，看不到无形产品的消费，至多引起结论上的一些误差，现在的学者在预测宏观经济走向时，若仍然看不到无形产品的消费，就不免陷自己于误人子弟的尴尬！如此，我要对统计学者们提个建议，按照高、中、低的恩格尔系数，分别建立能真实反映社会现状的CPⅠ指数模型。
印象中有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在某一电视台的财经频道中作如是说，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已使社会积聚了大量资金，人民币储蓄从几万亿累积到十几万亿即是明证。这一愈来愈大的资金规模终究会回归到金银铜铁、房子、车子等有形资产中去，所以，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我不能说他的预测有什么不对，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恩格尔系数还较高，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当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但无论怎样，他都不能忽视无形产品在整个中国消费结构中正迅速崛起的事实。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能和美、日、德、英等头脑国家相提并论固然是不错，然而无形产品消费的高成长性却也是千真万确的后发优势之一。令人费解的是，在一个泰斗、大师、知名学者多如牛毛的中国社会，这么一个为普通百姓所司空见惯的现象，偏偏进入不了他们的研究领域、战略视野、高峰论坛！
世界五百强、首脑国家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争取到高产品利润、高社会福利、高品质生活虽然让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躯干四肢国家和企业心向往之，人往高处走么！但躯干四肢国家和企业要想跻身于首脑国家、世界五百强的行列，要想和首脑国家、世界五百强一起平分秋色则比登天还难。难在何处？难在绝大多数的躯干四肢国家和企业既不能认识到引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三面蓝旗（蓝色代表着海洋文明、市场经济，我把蓝旗视为市场经济中的战无不胜之旗），更不要说去尊重、去高擎。
蓝旗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是创新
什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我力主创新。一方面，首脑国家是创新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创新的基因尽管深深根植于市场经济的胚胎之中，但只有当创新能量的积聚可以孵化出知识、信息社会时，首脑国家才能够从国际社会中分化出来；一个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一体化格局也才能最终在全球形成。首脑国家是什么？首脑国家是顶尖的靠头脑吃饭的国家，是专门承担研发、设计、策划、宣传推广、关键部件的加工等知识密集型职能的国家。这类首脑国家中的企业总部也只有将知识、信息社会所特有的，高度便捷的有形交通与无形通信，拿来作为他们掌控全球经济，整合全球资源的神经，才能使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的成千上万家分部、分支机构、分公司、分供方围绕一个统一的目标保持必须的协调一致。
另一方面，创新第一是首脑国家的必备。创新第一的含义有两层，一层是在全球一体化年代，一个躯干四肢国家只有持之以恒地锻造自己的创新能力，以至当自己的创新能力在全球化竞争中“试看天下谁能敌”时，才具备跻身首脑国家行列的资格；另一层是在首脑国家内部，或者说在知识、信息社会中，企业生存竞争的第一要素是创新。有形的物质产品如面包、饮料，消费者今天买了明天会继续买，即使换换口味，也不至太过频繁；无形的精神产品如一部连续剧，一场音乐会，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今天看了明天继续看呢？在知识社会的竞技场上，有销路的知识，受到消费者追捧的知识，必然是创新的知识，日新日精的知识。所以，人们领悟出了知识、信息社会的生存法则乃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以及快鱼吃慢鱼。诚哉斯言！
蓝旗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法是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竞争制度
什么是首脑之术后面的首脑之法？我力推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竞争制度。我认为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竞争制度可以为创新赢得最为能动、最为宝贵的人力优势。既用人唯贤，一切希望在竞争中取胜的企业、集团都会不遗余力用人唯贤，而不是用人唯马屁、唯血统、唯学历、唯长官爱好、唯年龄、唯种族、唯性别；又人尽其才，一切在其位，谋其政的贤能之士都会毫无保留地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去投入竞争，去实现自我。在全社会的贤能之士都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后，各式各样的新招、妙招、怪招、绝招、高招怎能不不尽长江滚滚来呢？
为什么国人引以为傲的《孙子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会无一例外地，赶集般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春秋战国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争得全面、争得彻底的大争之世。为什么自瓦特发明蒸汽机的二百多年间，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创造发明会山呼海啸般地向我们奔腾而来？因为有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竞争制度将创新成果与社会的用人机制、资源分配机制，与凡夫俗子们所奋勇争先的功名利禄紧紧挂钩，从制度上确保善于创新的人才能获得与自己贡献相匹配的红烧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奖之下，必有创新。
诸葛亮说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其实是缺乏根据的想当然。试看我国古代那么多自认为或被认为淡泊宁静的圣人、高人、道长、老衲，到底有几人于沉思默想中找到了几条真正有益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定理定律？好像一个也没有！反倒是遭国人鄙视的名利心重的西方人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名利心的驱使下，发现了一个又一个颠仆不破的真理，创新了一门又一门作用巨大的学科。他们虽然有名利之心，但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时时刻刻怀名利之心；他们应该有名利之心时有，不该有名利之心时没有，他们因而能在名利心的激励之下走得很远很远。让我们记住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句不朽名言吧：“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
蓝旗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道是以创新为核心理念的文化体系
什么是首脑之术、首脑之法后面的首脑之道？我力荐以创新为核心理念的文化体系，即囊括了创新、公平、公开、公正、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自尊、竞争、规则、冒险、团队、沟通、协调、开放、全球化、协同、学习、专业、精细、系统、多元、宽容、简单、合理的私、适度的公、双向互为忠诚、重业绩重个性重能力在内的28个理念。我们对这一文化体系并不陌生，说穿了，它就是发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的，铸造了覆盖全球市场经济的，也铸造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的，被首脑国家和世界五百强长期坚守的，符合市场竞争需要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符合共有的人情人性的一整套普世价值观。
以创新为核心理念的文化体系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我们不但要鼓吹创新第一，而且要将创新第一置于由28个理念构成的文化体系中来鼓与吹。国人在讲到创新时，常常就创新论创新，知其一，不知其二，以至创新的口号虽然被喊得震天响，但无法落地生根。我们不妨把创新理念比作是一座冰山上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把拿来支持创新的其他27个理念比作是冰山下看不见的部分，只有冰面上下的有机融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创新文化体系，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创新文化的培育都会失之偏颇。例如，缺少了开放，我们的创新就会流于闭门造车；缺少了平等，企业中下下员工的上上智就会被忽略。我们说创新文化的培育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它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体系。它需要我们培育的不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创新，而是包括创新在内的所有28个理念。
☆形似神不似
因为英国、美国也做过世界工厂，因为欧美国家也有着大量的家族企业，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们便自以为是地找到了中国和中国家族企业必将欣欣向荣的依据，殊不知，这根本就是形似神不似的两码事。
貌合神离的“世界工厂”
我们将当今中国的“世界工厂”拿来和当年英国的“世界工厂”相比，其貌合之处在于：以2006年为例，中国生产了全球51%的水泥、33%的钢材、38%的服装；仅苏州一地生产的鼠标等电脑配件，产量就占全球63%的份额；鞋袜、打火机等轻工产品，也早已是全球产量之冠；家电等电子产品保守估计在35%以上，为全球之首……当今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正从海上、陆上、空中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国。当年的英国，也曾凭借发达的纺织业、采掘业、炼铁业、机器制造业和海运业，掌控着世界工业生产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只是各国工业消费品的供应者，也是各国工业生产资料的最大供应者。
其神离之处在于：当今中国的“世界工厂”是劳力不劳心的“世界工厂”，是为跨国公司代工、加工、做苦力的“世界工厂”，是全球供应链中流血流汗最多、利润最薄的“世界工厂”。而当年英国的“世界工厂”却是劳力又劳心的“世界工厂”，不但掌握着世界领先的生产制造技术，而且拥有了一流的生产组织管理，劳心与劳力的利都通吃。
貌合神离的“家族企业”
我们将中国的家族企业（指绝大多数的中国或华人家族企业，而非百分之百）拿来和欧美的家族企业相比，其貌合之处在于：超过一半的企业所有权由某一个家族在掌控。
其神离之处首先在于法人治理。表面上看，大一点的中国家族企业也设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公司章程里一样明文规定了三会的职责权限，式式俱全；深入进去看，却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惯常的做法是打天下的老板任董事长兼总裁，老婆当监事长，三会的大权统统集于老板一身。所以，中国的家族企业虽然名义上由几个家族成员按比例分享着企业所有权，但实际执政的却是身为创业者的家长、族长一个人，凡事由一个人说了算，因而，名为家族制企业，实乃家长制企业。欧美的家族企业不但表面上三会分立，而且说到做到，表里如一，三权制衡，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但名义上由几个家族成员按比例分享着企业所有权，而且实际行使所有权时，也是由各人独立表达自己的意志，相互间一致可以，不一致也可以，没有一人独大、一言九鼎、凌驾于其他家族成员之上的家长。
其次在于管理模式。中国的家族企业排斥制度管理，奉行的是人治。企业尽管也制定了一大箩筐制度，但很少能得到执行，亲情永远大于制度。家族制企业的老板常常喊累，为什么？因为混乱无序，因为内耗低效。家族成员不执行制度，非家族成员也可以视制度为儿戏。没有规矩焉能成方圆，没有方圆焉能有组织，没有组织焉能有组织的效率？老板当然会累得英年早逝了。欧美的家族企业不排斥制度管理，奉行的是法治。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情归情法归法，老板犯规与员工同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再次在于用人理念。中国家族企业的用人讲究任人唯亲，讲究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要靠父子兵。他们以为，危难之中肯显身手的只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外来人才概不可靠，可用不可信，不能委以重任，须事事时时设防，否则，被外人卖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欧美家族企业不排斥外来人才，自家人不行就让贤，唯贤是举。
第四在于生存环境。中国家族企业面对的是一个法制不健全、诚信的经理人才稀缺、亟待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薪火相传了五千年的家文化、人治文化。欧美家族企业面对的则是一个法制完备、诚信的经理人才济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源远流长的法治文化，相比中国家族企业要优越得多。
中国家族企业与欧美家族企业的貌合神离，反映在世界五百强的排行榜上就是家族企业虽然占到了总数的37%，像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沃尔玛、福特、洛克菲勒、拜耳、杜邦、奔驰、菲亚特、壳牌……但绝大多数都分布在欧美地区。
中国家族企业与欧美家族企业的貌合神离本身不可怕，前者的历史短暂，而后者已抢先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了数百年，有差距很正常；可怕的是中国的家族企业意识不到自己的局限，不是知错就改，反而夜郎自大，自以为是。
☆中国企业的路在何方
路在力争上游，在一步一步地往上游行；
路在跻身首脑国家、世界五百强行列的千里之行自劳动密集型工业始，在一边将脚下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做实做细，一边不忘践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
路在践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时，中国企业应当比先发者更彻底、更合理、更快速、更高效。
一、为什么说路在力争上游，在一步一步地往上游行
当今的全球化固然是动态的一体化，但这个动态决非“太阳从各家门前过”“风水轮流转”的机械化意义上的动态，而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动态。适者生存就是企业只有主动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并不遗余力地付之于行，才能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优胜劣汰就是谁在践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上，更彻底、更合理、更快速、更高效，谁就能更进一尺，胜人一筹；反之，不进则退，节节败退，退居人后。
近几年，诸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数万亿美元之巨，位居全球第一；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类的消息，常常弄得部分国人飘飘然，昏昏然，“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的老大。”不是我妄自菲薄，不是我喜欢扫自己人的兴，抱有这种想法的国人，可能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缺乏必要的认知，（退一步说，即使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真的位居世界第一，那也不能认为，中国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的老大。对经济的评价不能只看量，而且要看质，要看哪种经济的知识、技术含量高，哪种经济是脑袋，哪种经济是四肢？人的四肢的重量加起来虽然比脑袋大，但四肢却要听命于脑袋，算不了人体的老大。当然了，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总归是好事，总归是进步）！
我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前途的总体看法是：一道明暗不定的风景线。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不乐观是中国经济和企业虽然从入世中获得了很多机会，短期内增长的形势喜人，但这种基于廉价劳动力的机会是暂时的、难以为继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乘势而上，不能够成功实现宏观经济增长方式与微观企业治理模式的转型，那么不但无缘于“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机会，而且要被汹涌而至的印度、越南等后浪所淹没。
不悲观是中国经济和企业从认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起，到认同、到践行、到日清日高、到力行不辍、到卓有成效虽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间会面临很多不测的变数，但并非不可逾越。只要我们敢干正视自己的不足，真正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为成功宝典，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已有的基础，以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统一、不可分割、规模惊人的大市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矢志不渝地走下去，就一定能让这道明暗不定的风景线一点点地变得亮丽起来。
不乐观只是为着戒骄戒躁，为着居安思危；而只有不悲观，力争上游才是正理，才是人间正道！
二、为什么说路在跻身首脑国家、世界五百强行列的千里之行自劳动密集型工业始，在一边将脚下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做实做细，一边不忘践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
劳动密集型工业事关我们今天的生计，只有把它做精做细，才能既满足生存需要，又赚得为今后发展所用的原始资本；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事关明天的立身之本，只有立马付诸于行，才能在今天一要吃饭的同时，二要为明天的发展做好准备。这里面的道理浅显易懂，毋须赘言。问题在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主要自首脑国家和世界五百强出，或者说主要自美国社会出，而愤愤然的爱国者们每当在谈起美国文化、美国管理理论时又总存“美国文化的根底浅”的偏见，因而，有必要于此作进一步的澄清。
1620年，一百多名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乘坐一艘叫“五月花号”的船只，开始了前往美洲新大陆的航程。他们飘洋过海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宗教圣地。因而，在登上北美大陆之前，41名成年男子在没有任何监管之下，以完全平等协商一致的方式聚在一起，签订了一份被后世历史学家们公认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文件的《五月花号公约》。公约规定：船上的人到达北美新大陆后，自愿结为一个民众自治团体，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团体利益的公正法律、法规、条例和宪章，全体成员保证遵守和服从。
我们当然无法借助严谨的逻辑推论来证明《五月花号公约》和美国宪政体制的前因后果关系，但可以确信的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泱泱大国赢得了连绵二百多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宪政体制，决不仅仅是少数几位天才政治家苦思冥想的产物，其与英国政治文明、欧洲政治文明、世界政治文明的血肉亲情是确凿无疑的。
美国的政治文明如此，美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莫不如此。
如果中国文化可以比作一个大染缸，那么大洋彼岸的美国文化就是一个名至实归的大熔炉。一批又一批，一年又一年，来自北美新大陆之外的世界各国移民，源源不断地向这一大熔炉输送着标有欧洲、亚洲、非洲印记的文化原料，而这一大熔炉也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包容一切的宽广情怀，多多益善地将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原料一炉熔尽。于是，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原料在这里相汇聚、相交流、相沟通、相竞争、相激荡、相碰撞、相融合，从而锻炼出一种博采各民族国家文化之长，生龙活虎，生机盎然，生命力旺盛的新文化。
美国新文化看似根浅底薄，其实不然。的确，美国国家历史总共不过两百多年，与此相应的历史人文积淀当然不能和我们上下五千年比。但这并不等于美国文化根子浅薄。根子浅薄不浅薄，不能光看表面时间的长短，而要问文化的经脉通在何处；不能光看青春年少的新，而要问美国新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千丝万缕。这一问，美国文化还根浅底薄吗？如果一个引领人类文明，率先开启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还叫根浅底薄，那么我们宁要一个根浅底薄的新文化，也不要一个暮气沉沉的旧文化。
根在五大洲，根在人类文明的美国新文化，其最粗最深最广的根不在她源于何处，而在她根在共有的人情人性，根在人心。
何为共有的人情人性？在美国人就是马斯洛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求、社交或情感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在中国人就是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与之相似的一首民谣：“终日奔忙为了饥，才能饱食又思衣；冬穿绫罗夏穿纱，堂前缺少美貌妻；娶下三妻并四妾，又怕无官被人欺；三品四品嫌官小，又想南面做皇帝；一朝登了金銮殿，却慕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更问哪有上天梯；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九天还嫌低”。
共有的人情人性无分男女老幼，无分东西南北，无分中美日德，为一切有个性就有共性的人所共有。
因为根在共有的人情人性，所以，美国新文化和同样根源于共有的人情人性的市场经济浑然天成，琴瑟和谐。试看，斯密在谈到市场经济时是怎么说的，“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下，它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每一个人在他专注于自己利益的时候，不正是为了满足自己五个层次的需要吗？
因为根在共有的人情人性，因为和同样根源于共有的人情人性的市场经济浑然天成，琴瑟和谐，所以由这种美国新文化淬炼而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当然就能使奉行它的国家和企业所向披靡于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世上从来就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成功的背后一定有着成功的道理。愤愤然的爱国者们虽然和我们一样会惊叹于美国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却没有勇气承认那孕育了美国高度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似乎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怪物，是能够脱离精神文明而独立存在的异类，这显然有悖于历史的真实。
三、为什么说路在践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时，中国企业应当比先发者更彻底、更合理、更快速、更高效
17世纪的时候，一个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因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共有的人情人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出发，率先发明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有限责任公司，并且将它们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所以引领了当时的世界经济。
18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一个面积仅有24万平方公里，名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岛国，因为比较自觉地力主对共有人情人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予以充分的尊重，因为“光荣革命”、专利制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瓦特的蒸汽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以诞生了“工业革命”和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取荷兰而代之，把世界经济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世纪后期至今，一个四方杂处，冒险家春风得意，拓荒者喜笑颜开的新新“美利坚合众国”，因为更加自觉而完整地遵循共有的人情人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为头上没有国王的宪政制度、旨在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鼓励冒险的西部拓荒、小心翼翼的知识产权保护，联邦政府对自由市场缺陷的弥补，所以接二连三地爆发了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取英国而代之，将世界经济引领到了一个新境界。
依此类推，后发国家和企业在践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时，只有比先发国家和企业更彻底、更合理、更快速、更高效，才能不断缩小与先发国家和企业的差距，才有可能跑到先发国家和企业前面去。
因而，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看，美国不可能永远地高踞于世界的大国之巅，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没有哪一个后发国家的管理体制比之更上一层楼前，美国至高无上的大国地位都无人可以撼动。
这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常识问题。
后美国而发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因为不能彻底抛开东方传统农耕文化中固有的反市场、反竞争、反科学、反民主、反人性、反创新糟粕，所以至今也没有机会像荷兰赶超西班牙、英国赶超荷兰、美国赶超英国那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雁。
我们绝对不能用简单的历史轮替现象来作为自己一代新人胜旧人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