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这世界刮的是什么风？

火烧赤壁留下的教训，是对任何一项谋略、战法和政策，除了进行利弊分析之外，还要特别当心，究竟什么样的现实条件会使理论推断的利弊成为现实。以连环策为例，大小战船首尾相连，固然有抵御风浪摇晃之利，但也有易受火攻的潜在危险。究竟利弊孰重孰轻，逻辑推演帮不上多少忙，关键要考察一项现实的约束条件——那便是风和风向。曹操判错了风向，使他八十三万大军兵败如山倒。

固定汇率把多国、多区乃至全球的货币连成一体，好处自不待言。问题是仅仅凭藉逻辑推出来的好处，不足以担保固定汇率制一定利大于弊。因为我们也要正确判定当今世界的风向，才有把握知道固定汇率之利究竟能不能真的压过其弊。当代曹孟德们的要害问题，不是关于固定汇率利弊分析与逻辑推断，而是他们对涉及汇率和货币制度安危的当下世界之风，实在太不当一回事了。

没有看到吗，这世界刮的是财政赤字风！以包括了最发达国家和影响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集团为例，2009年其全部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从上年的2.3%飙升到7.8%，而2010年仍将维系在7%以上。这就是说，G-20平均的财政赤字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的财政赤字安全警戒线。其中，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平均累积的政府负债，差不多要占到GDP的100%！

美国是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其财政赤字总额也绝对是全球老大。截至2010年2月1日，美国政府的负债总额已达12.3万亿美元。到2010财年结束，美国还将新增1.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使累积的政府债务总额近14万亿美元，差不多逼近GDP总量，创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平均占GDP之比也飙升到了7%，累积的政府债务则从GDP的65%提升到85%。米尔顿·弗里德曼如果地下有知，他或许有理由为他早在1999年作出的“预言”感到高兴。因为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累积负债额则必须低于GDP的60%。要是这两点得到严格执行，欧元的确如弗里德曼预言的那样本不可能渡过此次危机，而欧元联盟也过不了10年就已遭解体。

日本就更不要说了。我们的这位当年屡创奇迹的邻居，现在背负的债务应该也是一个奇迹。2008年12月底，日本国债余额达681.6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超过100%。现在多少了呢？192%！几周前，日本宣布今年第一季度增长折合年率高达4.9%时，我当时正在参加东京的一个会议。很奇怪，前后左右根本无人对此“喜讯”感到高兴——一个背负如此沉重债务的国家，即便全年（不是一个季度折合全年）增长5%，又有什么值得兴奋之处呢？在场一位朋友说，唯一令日本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的国债基本是向本国居民借来的！

这就是说，当今由美国欧洲日本组成的发达世界，政府统统超高额负债。英国《经济学家》网站上挂有一幅“全球债务比较图”，显示了2010年每个国民平均背负的政府债务：美国和英国各2.5万美元，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各3万美元，“欧猪五国”（PIIGS，即葡萄牙、爱尔兰、冰岛、希腊和西班牙）平均3.5万美元，日本7.6万美元（见http：//buttonwood.economist.com/content/gdc）。这些国家没有哪一个是靠大手借钱才发达起来的吧？可如今，它们分明与曾经使它们发达起来的路线背道而驰。

也不要以为，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我们知道“政府救市”的代价不菲，其中也包括急速增加的国家债务。但是，同样根据上述网站提供的信息，当下全球债务总余额38.6万亿美元，其中的75%即29.1万亿的美元债务，是早在2007年以前就欠下了的。

为什么发达国家竞相大举借债过日子？这个问题问得太没有意思了。愚见以为，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国家只要能像当今发达国那样借得到巨债，都不容易拒绝过那样的“幸福生活”。真正的问题是，发达国究竟怎么可以做到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还能够源源不断地继续举债？

拿普通人的经验比照一下吧。我们都可能要向别人借钱，或为了超前消费，或为了抓住某个投资机会，或为了救急。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借贷愿望非常强烈、借钱的理由非常正当，别人就乐意充当我们的债主。关键是我们归还债务的能力——未来的收入、可变现的财产，以及过去履行债务合约的信用记录。假如没有可信的还债能力，我就是急得团团转，你也不一定借我，对不对？

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政府的未来收入基于法定强制征税的权力，似乎比普通人的未来收入更可靠、更可信。不过，强制性收税也受到重重约束：加税要通得过议会的关口，纳税人可以手脚并用投票，征税成本随税率升高而高，以及高税负终将抑制经济增长。更严重的是，靠不断增加的公共负债来“兑现”福利承诺的惯性一旦养成，就非常难以摆脱——这是最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提供的新鲜教训。这是说，发达国不断增高的负债倾向绝不会自然而然就被轻易扭转。

历史经验说，高额负债的国家因为承受不了缩减财赤的短期痛苦，很容易倾向通过货币贬值来“化解”政府债务。道理简单：货币币值的缩水可以直截了当地勾销公共债务！我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拥有货币控制权的国家，可以超越实际的“还款能力”实现高额负债的原因。最起码，“财政亏空货币补”在短期内似乎还行得通。这就对任何货币权力的掌控者构成了致命的诱惑。从这一点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之所以拥有当下全球最多数量的公共负债，与它们控制着美元、欧元和日元有关。作为当代三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国，它们拥有更多高负债的“本钱”，因为一旦需要，它们就可以主动贬值货币，直接消减债务。

这样，由货币控制带来的高额政府负债，反过来就以货币贬值威胁货币体系的稳定。19世纪的金本位就是这样解体的，20世纪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这样动摇的。我们讲过的，如果连黄金都不足以抵抗国家权力在债务方面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当下通行的法定不可兑现纸币，哪里还能构成实质的障碍？况且，现在全球的超级借债国，主要面对的是外国债权人？！这里的教训是，债务国一旦能够把货币控制作为多多负债的“人质”，债权国就可能受到债权权益缩水与货币紊乱的双重打击。

回看三国时代的曹操，当他听信了庞统之言把大小战舰连成一体时，真可谓万事齐备，只欠诸葛孔明的东风。当下的新形势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国无不负下超高额的政府债务——“东风”早已齐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难道还应该坚守固定汇率，把人民币与债务国的美元牢牢地捆到一起吗？

2010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