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让我们感到沉痛的现象(1)

官员的隐私在哪里？

官员财产公示在艰难试水，公众等不及了。本着对党和政府反腐大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将矛头指向官员名下房产，成果是显著的。大批房妹、房姐、房叔、房祖宗现出原形，其名下住房从十几套一路飙升至192套。无一例外，这些落马的官员都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厉追究。一时间，部分地区官员抛售豪宅的消息充斥网络。

面对复杂情绪的蔓延，有些地方迅速行动起来，加紧出台了房屋信息查询规范，这些规范对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做出专门约束。比如除本人、公检法、住房保障部门、律师等通过一定程序查询外，工作人员对房屋权属信息的内容保密。

此举引起巨大民意反弹，“官官相护”的指责不绝于耳。

为此，政策出台者辩护说：“引发了部分市民对个人住房信息安全的担忧。”各国一般都允许公开查询登记信息，但一般都限于“以房查人”，“以人查房”受到严格控制。

问题是：结合中国特殊国情，没有健全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很难界定其房产是不是涉嫌侵害公众利益。

而且我相信一般百姓不会担心被查房，会不会反对的都是官员和大款？对于大款，如果财产合法并严格遵守了限购令，自然应该加以保护，这对于有关部门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对于官员，却要另当别论。

还有一个受官员追捧的观点是：正常情况下，官员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纯私人生活应享受隐私权保护，不得随意披露。

遗憾的是，这只适合于没有公权力的中国普通群众。在目前权力运行不公开、不透明的背景下，加上社会依法监督的渠道不畅、成本高昂，很难真正理清权力和公共利益的边界。

对于普通人而言，健康状况是隐私，但官员得了艾滋病就不是因为人民会担心你会不会因此丧失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目前，国际上有很多国家针对一些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有财产收入申报制度。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相对而言，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严重滞后，如果再没有事后强制公示措施的跟进，并借助社会监督大力推动，无疑会为各类权力寻租和贪腐大开方便之门。

因此，当务之急不是限制公众“以人查房”，而是官员主动公开房产乃至整个家产，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进而取信于民。真的，一旦被选定为官，就应该做好牺牲普通人隐私权的准备在法制不健全的转型年代，人民公仆本应有更高的觉悟，主动自觉地接受社会监督。

这既是对清正廉洁好官的保护，又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救赎。

当然，要真正维护官员的隐私权，还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化进程，实现官员任前财产的公开透明。毕竟，事后再清算家产会支付高昂的社会管理成本。

公款吃喝是哪门子“内需”？

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深受群众欢迎的，目前成果喜人。其连锁反应是：停在高档楼堂馆所前的公车少了，站在这些场合门前说醉话和剔牙的官员少了，捎带脚连茅台等天价烟酒和高档茶叶都出现了身价暴跌的景象。

一个服从中央、敬畏人民的政府正在浮出水面，希望继续。

谁料竟有如下令人震惊的声音从官场传来：官员们不替人民吃喝，内需堪忧。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1-2月，出口和投资保持了23.6%、21.2%的两位数增长，但是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增速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3%。其中，餐饮业收入增速仅为8.4%，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甚至下降了3.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商务部2月份的一个例行发布会上介绍说，据抽样调查，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北京大概下降了35%，上海市下降超过20%，宁波市也下降差不多30%。

一些大吃大喝成性的官员私下里从臊眉耷眼变得理直气壮起来，甚至扬言：不能抹杀公款吃喝的另类贡献。

这个逻辑和前些年流行的“适度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整治公款吃喝可能会让消费和内需受到一定影响。但别忘了，政府部门靠国家财政供养，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在现代法治社会，其任何开支都要服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都要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高端餐饮财富的支柱之一公款消费显然与之背道而驰，不仅成本高昂，且不可持续，如果再缺乏约束和监管，还会败坏社会风气，成为腐败滋生的可怕温床。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近年来公款大吃大喝现象屡禁不止，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其规模、范围和程度已经到了不得不严加整治的地步。有学者估计，全国三公消费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每年喝掉的高档名酒就相当于一个西湖。

如此饕餮不仅民怨沸腾，其实也成为官员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结合不少基层官员因为陪酒光荣成为烈士的奇闻，说明大吃大喝不仅戕害自己身体，还会因忙于应酬接待上级领导牵扯太多精力，影响正常工作。

不过，即使中央三令五申，公众群情激奋，社会影响巨大，仍有官员顶风作案，试图暗度陈仓。

《人民日报》报道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发区的鸿翔路一带，由于高档饭店扎堆，被称为“吃喝一条街”。春节前后，在相关政策影响下，这里清静了不少。但最近记者观察发现，这里车水马龙，各大饭店门前停满车辆，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现象又有抬头。

另外，据港媒披露，在福建一带，官员公款吃喝已经转入地下私人会所、内部食堂和农家院，装修接待条件不亚于五星级酒店，还能洗桑拿。官员们说：“只要躲开媒体和百姓，上级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出现这样的回潮，一方面提醒纪检监察部门加大日常监督问责力度毕竟在当下行政管理体制下，党政监督还是反腐主渠道，必须在特定历史时期真正肩负起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为社会监督铺路搭桥，形成体制内外遏制公款吃喝的联动机制。

更重要的是，要构筑遏制公款吃喝风的长效机制，还有赖于精兵简政，实现依法行政，推动权力运行公开，落实李克强总理关于公开预算账本的要求以百姓能看懂的方式公示，从源头上刹住公款吃喝风。

中国不需要公款吃喝带来的有毒内需，而需要政府自我约束，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带来的公正社会秩序。只要政府能廉洁高效，厘清权力和市场边界，真心为人民服务，着力构建公众正常的收入机制和牢固的安全网，经济快速健康增长何愁？中国内需何愁？

84岁卖粥奶奶捐助灾区令人无比沉痛

芦山强震，193名同胞罹难，全民爱心再度汇聚，悲伤伴着浓烈的人间温情诠释了正能量的真实含义。有这样一幕令人震撼不已：一个来自长春的84岁的孤苦奶奶，将卖粥积攒下的200元钱无私地捐助给了灾区人民，并被当地媒体深情报道。

她叫于萍，没有亲人，靠每天卖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除了赚出日常花销，还要负担房租，被大家称为“卖粥奶奶”。

请注意报道中这样一个细节：老人蹲下身，从一个角落拿出一个塑料袋，笑呵呵地递到记者手里。记者接过手沉甸甸的，原来里面又包着3个塑料袋，1毛、5毛、1元的硬币各一袋，还有60张1元的纸币。

显然，相对于可以一掷千金、可以占据媒体显著版面的富豪名企，这次捐助的金额可谓少得可怜，但同样弥足珍贵。这位孤寡老人在风吹日晒雨淋中，每天平均赚五六十元钱。但她却说，能帮助别人，自己就很开心，这不是钱能衡量的。

必须承认，她靠自己的善行再次完成了一次关于慈善的启蒙：行善是一种道德的自觉，与金钱地位身份性别年龄无关，目的是获得内心的快乐。这足以让那些将慈善当成宣传手段与工具的人，那些管理善款却总是无法向公众说明善款去向的人，那些自己一分钱不捐却总是逼迫别人献爱心的人汗颜。

或许，这样的人会像过去很多生计艰难但良知闪耀的草根爱心人士一样，在媒体曝光后，被推上时代道德楷模的舞台。

但我在感动之余，还是感到一种深切的悲悯和哀愁。

试想，一个84岁的老人，在任何一个社会保障完善的国家，都应该在各级帮扶组织的关爱下安度余生，而不是像80后年轻人一样站在街头卖粥为生，多么励志，多么悲壮，多么坚强。按说，她更应该出现在各类创业讲台上，饱含深情地讲述自己在无人关爱的情况下，怎样不抛弃不放弃，为总是抱怨社会、厌弃生活的人鼓起生活的风帆。

从这个角度上，她应该是一个英雄奶奶，是中国1亿多老人的杰出代表都这样自尊自爱自强，面对中国银发浪潮的不断进逼，全社会经常发出的沉重养老负担喟叹就是一个天大的伪命题。

因此，当人们习惯性为一个活在生活最底层的人，将自己的养命钱无私献出，成就世间最动人的爱心故事鼓掌之余，似乎应该思考一个问题：这样的爱心是否值得我们鼓励？这样的鼓励是否有违基本的人道？尤其是在理性救助成为最强音的当下，思考上述问题尤为迫切。

抛开卖粥奶奶金子一般的心灵、菩萨般的情怀不言，只要认真思索下去，背后隐藏的这样一个事实就会浮出水面：她伫立街头久矣，以84岁的高龄发出热切的叫卖声，承受着本应由社会承受的生活压力，万千的路人经过，其中可能有媒体，可能有相关机构的负责人，他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成合理应该的现实，直到地震爆发，善良的奶奶拿出了本应用于糊口的所有积蓄200元，转瞬成了大家钦佩的爱心模范这只是一个亟待救助的耄耋老人借助特定重大新闻事件意外获得瞩目的方式。虽然老人是淳朴无私的，但其余人不能不因为这样的忽视而羞愧。

这份沉重的爱心其实验证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他们年事已高，多数丧失了基本劳动能力，加上家庭的破损、丧失，长期被社会保障体系屏蔽在大门之外，救助他们比歌颂他们的爱心重要。

衷心地希望充满慈爱的“卖粥奶奶”能在社会的帮扶下长命百岁。如果不积极行动起来，她今天的命运就可能是我们的明天。

如果有关部门不能对84岁的爱心奶奶进行有效帮扶、妥善安置，那我呼吁在为其爱心欢呼鼓掌的媒体，对全城进行呼吁：行动起来，每天都将她辛苦售卖的热粥抢购一空吧这是对她这份沉重爱心的最正确回馈。

当道德遭遇质疑

当代国人聪明过头，发明了“见义智为”一词，但结合当下道德沦丧的现实，遇到不明身份的陌生人有难，如果开动脑筋，认真思考，多数必选择明哲保身。古人发明“见义勇为”一词不是愚蠢鲁莽，而是证明危急时刻行善是基于人性的良知，不假思索，扶危济困。

完善立法，加大对讹诈者的惩罚力度固然必要，却很难从根本上唤醒扭曲病态的心灵。

一味地在道德范畴强调法治，发展下去，只会形成以毒攻毒、以恶治恶的恐怖循环。面对千夫所指，蒋老太一家拒不忏悔，老人仍坚称自己是被小孩撞倒的，她觉得自己被冤枉，甚至赌咒：“如果我说了假话骗人，我全家死绝。”面对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老人一家表示不服，将申请复议。这充分证明依法严惩并未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毕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对有道德瑕疵的同类不是将其送进地狱，而应帮助其重返人间。

更重要的是，蒋老太无视警方严惩，继续抵赖，除深陷道德困境之外，也有深层社会诱因：这场挑战事关整个社会的良知和正义。参与者之众，情绪之热烈饱满，既说明对良知、正义渴望之深切，也说明其匮乏之严重。所有的欢呼和谴责者在现实生活中或许没几个有勇气当街扶起老人。

老人之所以受尊敬，不仅因为年长，更由于岁月磨砺带来的心智成熟和内在良善。孩子之所以受关爱，不仅因为年幼，更由于涉世不深带来的天真无邪和人性纯洁。

一次意外，将一个老太和三个孩子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在媒体笔下，老人如恶魔附体，孩子因纯良受惊。

其实，这注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蒋老太以耄耋之身，为老不尊，化身灭绝师太，对脆弱的道德完成致命一击，而且此类事件已经屡屡发生，严重挑战人性底线，背后成因耐人寻味。令人战栗的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在她的培养下，其子决心将讹诈进行到底，甚至不惜进班房，自私冷漠颇有代代相传的意味。

三个备受惊吓的孩子在法治的护佑下，终于讨回公道，尽管声称以后还会搀扶跌倒老人，但这次磨难估计会使他们增添一些自我保护的经验，不再冲动。遗憾的是，这次本属道德范畴的善举再次麻烦法治做出裁决，恰恰说明道德已危如累卵，而法治作为人类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只能完成对恶的惩处，却无力完成对善的托举。

如果所有的道德命题都交付给法治处置，则社会无法支付其高昂的成本。在三个孩子怒讨公道的过程中，惊动了多名证人、多名警察、多家媒体和千万网友，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和强大的监督合力，方挽狂澜于既倒。恕我直言，不是所有的搀扶老人被诬者都能如此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