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裕固族概况

裕固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据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全国裕固族共有13719人，在全国56个民族中列第49位。

裕固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在这里居住的裕固族为9328人（2000年），占全国裕固族人口的68%，占该县总人口的24.85%。另有2435人居住在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接壤的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民族乡及酒泉市其他地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大泉湾乡圪塔井村和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等地有302人居住，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从甘肃酒泉黄泥堡迁徙过去的。其他1654人散居在甘肃乃至全国各地。

第一节 族源族称

一、族 源

裕固族自称Sarər jorur [1]，学界一般认为这一名称与历史上的“黄头回纥”和“撒里畏兀”有密切关系。“黄头回纥”是宋朝初期出现于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回纥分支。有关黄头回纥的记载，最早见于宋元丰四年（1081年），《宋史》及《宋会要缉稿》均有记载。元初，在黄头回纥居住的地区，又出现“撒里畏兀”的族名。《元史》及欧洲传教士的著作中有相关记载。。

注[1]由于裕固族使用两种裕固语，两部分人自称发音略有差异，说东部裕固语的人自称为ira jorur，含义相同，详见正文。

现在公认，元朝的撒里畏兀就是宋朝的黄头回纥。但是，黄头回纥源于何处，黄头回纥的含义是什么，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换句话说，裕固族的族称和族源有密切关系。

1．黄头回纥来源

早期观点认为黄头回纥源于甘州回鹘。唐开成五年（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内部爆发了争夺政权的内乱。其中一派勾结西北方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攻下了“回鹘城”（即Ordu BalIq），可汗被杀。至此，存在近一个世纪的回鹘汗国灭亡。之后，除留在蒙古草原的以外，其他回鹘人分成三部分逃散，其中一部分西迁到河西走廊，与7世纪末8世纪初的部分移居河西的回鹘相结合，10世纪初，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11世纪宋天圣三年（1025年）甘州回鹘亡于西夏，不少学者认为甘州回鹘向外流徙的主要部分投靠居住于湟水流域的角厮罗政权，然后又向西北方向迁徙，后被史书称为黄头回纥。这是比较传统的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不少有关裕固族的著作均持这一看法。

2．西州回鹘别称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黄头回纥是西州回鹘的别称。

此观点首先对传统的“黄头回纥”源于甘州回鹘说进行了批判。认为上述观点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在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因此，只能算是一种假设。而史籍中出现的“黄头回纥当是西州回鹘的另称，回纥则为西州回鹘的省称”。西州回鹘之所以有“黄头回纥”的另称，是因为西州回鹘国内有众多的黄姓突骑施。黄姓突骑施的“黄姓”并非以黄为姓，而是草原民族以颜色区分部落的一种办法。“黄头回纥”也并非一定是“黄色头发”的回纥，而是黄色回鹘之意。因此，于阗国以西诸国之人清楚这一隐史者，就对西州回鹘有“黄头回纥”之称，而不明白这一隐史的汉史官就干脆省称为“回纥”。

此后又有学者认为“裕固族既非渊源于甘州回鹘，也不是以黄姓突骑施为主体的西州回鹘发展来的。裕固族族源是龟兹回鹘。”

这种观点认为，漠北回纥汗国崩溃后，安西都护府地区为吐蕃所占，当地回鹘驻军和回鹘居民归附于吐蕃，史称安西回鹘或龟兹回鹘。10世纪末，安西回鹘建立了强大的龟兹回鹘国，其统治中心在敦煌以南的祁连山北麓。黄头回纥为安西回鹘的一个分支，12世纪时，黄头回纥与龟兹回鹘国合并，到蒙古人与他们接触时，他们共同以撒里畏兀的名称出现。同时认为，龟兹回鹘国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沙州回鹘”。

除上述几种主要观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观点，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如果我们把这几种观点综合起来看，相互对立的观点只有两种，那就是：黄头回纥是源于甘州回鹘还是非源于甘州回鹘？因为主张非甘州回鹘说者，虽然依靠不同的论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其论点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例如西州回鹘说者赞同并补证龟兹回鹘说的主要观点，只是对“将龟兹回鹘与西州回鹘完全分开”，并“视为两个从来就独立的回鹘政权”提出不同看法。主张黄头回纥与沙州回纥无关的学者，一种是否定龟兹回鹘国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沙州回鹘的观点，一种是对黄头回纥出现的位置与沙州的回鹘所处位置提出疑问，但同时，又依据其他资料认为，黄头回纥应该是西州回鹘的一支。由此看来，主张非甘州回鹘说者在全力否定的同时，共同强调的一点就是，黄头回纥可能来自西州回鹘。

那么，甘州回鹘说与非甘州回鹘说一定是一对对立的观点吗？其实也不一定。

关于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的关系，学界已有很多研究，但过去探讨的重点是，庞特勤是一者的始祖还是二者始祖。关于其他方面，由于史料缺少记载，探讨较少。其实，二者虽然地隔东西，环境相殊，但在各个方面都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有学者对史料未能记载的方面进行了补充研究。从政治背景而言，河西与西域打成一片是从7世纪上半叶开始。那时唐朝国力空前发展。在河西，从凉州起，往西经甘、肃、瓜、伊、西，形成一条战略上的“常山之蛇”，首尾相连。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控制了这条蛇形首尾相连的战略地区。几经争夺，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终于同处在这一蛇阵上面。此后二者同受这条常山蛇形阵地的影响而紧密相连。早在两王国成立前，唐末咸通七年（866年），当时任沙州节度使的张义潮派遣甘州回鹘人仆固俊西去吐鲁番，领导西州回鹘人民战胜当时占领从北庭至安西一带的吐蕃统治者，使西州回鹘王国能顺利地建立起来。1036年，甘州回鹘亡于西夏后，先进入爪沙地区，最后退至西州。甘州回鹘余部的西迁，给西州回鹘带来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西州可汗的继承人发生了变化，由甘州回鹘可汗毋母主的后裔毕勒哥取代。二是西州回鹘的疆域发生了变化，不仅将高昌、龟兹统一在一个回鹘政权内，而且将北徙额济纳一带的甘州回鹘余部也归附于西州回鹘。这样在常山蛇形阵地形成了一个新的首尾相统一的回鹘政权。由此可见，主张西州回鹘说者并不是一味地认定黄头回纥与甘州回鹘无关。

同样，主张甘州回鹘说者也不是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第一，李元昊攻占河西后，一部分河西回鹘人窜居沙州西南的山谷间，这部分回鹘人的酋长自称“沙州镇国王子”，继而又进攻沙州，但“攻沙州不克”。此后近一个世纪中，河西回鹘的后裔也逐渐以“沙州回鹘”自称或被称，并反映于汉文史册，但这部分回鹘人始终不能返回沙州的中心区，所以称“沙州回鹘”，实际“名不符实”，而这部分回鹘人正是宋朝史书中记载的“黄头回纥”。这一点与主张黄头回纥与沙州回鹘（即所谓独立的沙州回鹘政权）无关的学者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与主张龟兹回鹘说的学者观点相抵。第二，主张甘州回鹘说者认为，自西夏占据河西走廊之后，西州回鹘的东南与黄头回纥接壤，《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二者的分界标在今青海与新疆的交界处。但这仅仅是11世纪初期的分界，后来黄头回纥继续向西北发展。而主张西州回鹘说者认为，早在10世纪末11世纪初，西州回鹘的部落已分布到青海湖畔的黄河边，而且沙州已成为西州回鹘的势力范围。

上述种种互补互抵的观点给我们一个启发，那就是将黄头回纥与甘州回鹘或西州回鹘中的某一个截然分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一方面是资料贫乏，仅有的几条史料又多从侧面记载，从而滋生种种争议；另一方面，由于地界相连，游牧民族频繁迁徙自然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这一复杂情况其实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理解裕固族族称的含义。

二、族 称

裕固族自称Sarər jorur [2]，这一名称和汉文史籍中的“黄头回纥”或“撒里畏兀”相对应。其中“jorur”是汉文“畏兀儿”“维吾尔”的裕固语发音，但是对冠词“Sarər”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注[2]由于裕固族使用两种裕固语，两部分人自称发音略有差异，说东部裕固语的人则自称为ira jorur，但含义相同。

1．已有的观点

过去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焉耆畏兀儿说：此观点认为“撒里”和“黄头”不是一回事。他放弃“黄头”，专门研究“撒里”，并提出“撒里”是“喀喇沙尔”中“沙尔”一词的音译，理由是“撒里”与“沙尔”读音相近，且裕固族的契苾、思结、浑等回鹘部落是从焉耆的鹰沙川迁过来的，故“撒里畏兀”应该解释为“从沙尔（焉耆）迁来的畏兀儿”。又有学者否定此观点，认为“沙尔”是普通名词，不是专有名词，“沙尔”要作定义，按突厥语的语法规则，词尾一定要加“L”，汉语可译为“沙尔里克”或“沙尔里”。“沙尔”是古维吾尔语“城”“城子”的意思。“子”不能做定语，因此，“撒里”和“沙尔”不能画等号。

（2）疏勒回鹘说：此说认为，“撒里”是“疏勒”的音变，而“黄头”则是“Sur”（疏勒）的不恰当的意译。所谓黄头回鹘实指驻牧于疏勒地区的回鹘人。对此见解也有异议，认为此观点没有指出在什么文献、什么语言中记载疏勒为Sur；也没有说明“疏勒回鹘”的原名Suri jorur是在什么时期、什么原因变为现今的不恰当的Surər jorur，仅谈不恰当的意译，而否认裕固族自称中“黄”的含义并提出“疏勒回鹘”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3）“干河滩”“黄沙之头”说：此说认为，把“撒里”看做突厥语sailig（河滩、大河滩、干河滩）的音译，与裕固族居住地的地理条件和突厥语语法规则相吻合，它包括了西起盐泽东到疏勒河的广大地区。把新疆维吾尔与当时居住在青海西北地区的裕固族在居住地上作了严格的区分。“黄头”来历认为是宋朝史官没有按于阗国使臣的语言而译写，而是按裕固族居住地的方位，先定其为“黄沙”的沙州，但地区范围又越过了沙州，即在“沙州那一头”，最后简缩为“黄头”。“黄头回纥”由此而来。

（4）“正宗回纥”或“色棱格回鹘”：此说认为，黄头回纥和撒里畏兀是突厥语词汇sarig uygur的意译和音译。但sarig并不是“黄”的意思，而是一条河的名称。裕固族操突厥语的西部人的主体为亚拉格家（药罗葛）与贺朗格家（胡咄葛），他们是回纥九姓的正宗。由于药罗葛为回纥可汗的姓氏，药罗葛又发源并驻牧于色棱格河畔，所以标榜自己为sarig uygur，即“正宗回纥”“薛灵格河畔的回纥人”，以此区别于后来加入的回纥别部。该文中他又认为sarig有“崇高”之意。sarig一词当由surek（疏勒）演变而来。“疏勒”的词根sur在突厥和回鹘语中有“高大”“威严”之意，所以，sarig uygur为“高贵的回纥人”。

（5）像兀鹰一样矫健敏捷的回纥人：此说认为鹰在回纥人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回鹘语称兀鹰为sar, -ig为回鹘语表示人性的词尾，故sarig uygur有了上述含义。但如果sarig一词借自波斯语，那sarig uygur就为“高贵的回鹘人”。

（6）黄发说、黄教说：前者见于李符桐《撒里畏兀尔部族考》：“指此族有黄发者而言”和日本佐口透《撒里维吾尔族源考》:“黄头只能推测为淡黄色的头发”。后者主要见于一些辞书，“黄头回纥”条说：“……何意称黄，有两说，一说因崇信喇嘛教格鲁派（黄教）；一说因其发黄，故名。”有学者明确指出上述两种说法与事实相去较远。第一，仅一千年不可能使裕固族体貌特征由黄头发改变为黑头发。第二，格鲁派由宗喀巴初创于15世纪初，而“黄头回纥”之名仅在汉文史书就出现在几百年前的1081年，二者时间上是颠倒的。

（7）黄衣说、黄头裹布说：此说以龟兹回鹘“衣黄衣”的记载类推“黄头当以其着衣而名”。佐口透在《撒里维吾尔族源考》中将“黄头”猜测为缠黄头巾的同时，又进一步推测，“黄色”也许是他们的种族起源的某个象征。

（8）贵族部落说：“阿尔泰语系诸语族居于统治地位之贵族部族辄以黄称之，如黄头室韦、黄头突厥、黄头回鹘。今日裕固族有药罗葛家，正是回鹘之贵族部落……裕固族过去称为撒里维吾尔之由始。”《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概况》（第28页）和《裕固族简史》（第11页）均倾向此观点。

（9）黄姓突骑施说：佐口透在《撒里维吾尔族源考》中根据迈那斯基所译《玛瓦吉论中国、突厥和印度》（阿拉伯文版约1120年，英译本为伦敦1924年版）和《世界境域志》（波斯文地理志，982年，伦敦1937年版）有关资料以及曼内海姆、马洛夫和捷尼舍夫所说，撒里维吾尔族中有突骑施氏族，由此推测黄色突骑施的种族名可能是黄色回纥种族名的起源。也有国内学者赞同此观点，认为突骑施分“黄”“黑”两部落。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庞特勤率领十五部人西迁，当他在焉耆定居以后，斛瑟罗的余部——黄姓突骑施就归附了庞特勤。“黄姓”并非以黄为姓，而是草原民族以颜色区分部落的一种办法，黄姓突骑施即黄色突骑施人，“黄头回纥”也并非是“黄色头发”的回纥，而是黄色回鹘之意。

2．新的探讨

笔者1996～1999年随著名突厥学家耿世民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多次讨论到裕固族族源问题，并对Sarər一词进行过讨论。耿先生认为，裕固族从总体而言，是由甘州、沙州回鹘和从新疆吐鲁番一带东迁的“黄回鹘”（Sarər jorur）共同组成的。关于黄头回纥的“黄头”或撒里畏兀的“撒里”（Sarər）的含义，他认为，在此所说的“黄”（Sarər）可能是表示一种自然方位，希望从这个角度进行再研究。

之后我追随耿先生的这一学术观点，结合中国汉族自然方位观、蒙古族“五色四夷”说、德国突厥学家冯噶班的论文观点，以及古代匈奴颜色方位观和藏族民间宗教“五方色”等综合研究认为，“黄回鹘”（Sarər jorur）可能是指“东南部回鹘”或“东部回鹘”。

汉民族很早就将自然方位和颜色相联系，有“东苍、南赤、西白、北玄之说”，北京中山公园内保留着明代所建的社稷坛。最上层15.8米见方、铺垫着五种颜色的土壤：东方为青色、南方为红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所谓的五色土是指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土。东边是青土，代表着东边的大海；西边是白土，代表西部白色的沙；南边是红土，预示南方的红土地；北边是黑土，象征北部的黑土地；而中间的黄土，就是黄土高原的寓意。关于社稷坛五色土的分布，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认为，黄，象征居中的黄帝，他统治天下，因为由手拿绳子掌管四方的土神辅佐；东方为青龙，南方为朱雀，西方为白虎，北方为玄武，中间为中央之神。

与汉文化发源地黄河流域接近的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很早就接受了这种学说，同时又有发展，以自己所居的北方为尊。

在蒙古文献中有“五色四夷”（蒙古语原文是tabun ongge dorben qari）一词，该词最早出现在《十善福白史》（简称《白史》）中。《白史》的写作年代有争议，一般认为是至顺元年，即1330年，从《白史》以后，自13世纪后半叶或14世纪前半叶到19世纪末的近六百多年内，前后问世的蒙古文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五色四夷”一词，并做了种种解释。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历代蒙古文献编纂家说法不一，中外蒙古学家也没有找到一致的答案。

根据《白史》记载，“五色四夷”是指元帝国直接管辖之下的各民族和部落。其中第三段文字总述了中央大蒙古及其周围八个民族部落的名称，并把它们统称为“五色四夷九大国家”，但没有分别说明五色或四夷的具体含义。对这一记载可见图示。

第四段中，把蒙古及其四方的八个国家均以五种颜色命名，作为“五色国家”的解释。

对“四夷”则没有解释，但可以看出，把位于中央青蒙古四方的四色国家之间的北狄贡、巴勒布、克烈特、塔西克等作为四夷是很清楚的。对这段记载可见下面右图示意。

从这两个示意图不难看出，两段记载中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例如在第三段记载中，南部是汉人和克烈特，西部是巴勒布和萨尔塔古勒，而在第四段记载中，南部却是黄萨尔塔古勒和乌尔图古惕，西部是红汉和南家惕。另外，在第三段记载中的国家或部落地理位置与元代实际基本相符，而在第四段记载中，有的国家或部落例如黄萨尔塔古勒、乌尔图古惕及巴勒布的地理位置与元代的实际不相符合。

从《白史》以后问世的一系列蒙古文历史文献，有些提到“五色四夷”，如《阿拉坦汗传》《小黄金史》《蒙古源流》等，有些则进行了一些解释。

归纳起来五色大国实际就是指《白史》中说的汉、吐蕃、萨尔塔古勒（回回）、肃良合斯（高丽）和蒙古等五个地区。

所谓“四夷”就是，元朝统治下的蒙古、汉、藏、朝鲜和回回等蒙古人所熟悉的五个大民族以外的众多弱小民族或部落。

那么，“五色四夷”一词是怎样形成的呢？根据初步探讨，它可能是以蒙古人的民族学观念为基础，吸取汉民族“五方”“五色”说的某些观点而形成的、总称元帝国统治下的各民族和地区的代名词。

汉族的“五方”，指东、南、西、北和中央。“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为正色，其他为间色。这五色又与五方相联系，根据“五帝座“”五行阵”等词的解释来看，东方为碧（或苍）、南方为赤、西方为白、北方为黑（或皂）、中央为黄。“五色四夷”一词的产生和被解释的过程中，明显地受到汉族“五方”“五色”说的影响。例如《简史》和《蒙古国史》等书中，以五色和五方的联系去解释“五色”，在《大黄册》等书中，把五色和四夷的关系说成是五色民族内部的关系。但是，蒙古族的“五色四夷”和汉族的“五方“”五色”又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五色和五方的结合上有区别。蒙古人以东方为白、南方为红、西方为黄、北方为黑、中央为青，其中只有南方和北方在颜色上与汉族“五方”和“五色”说相同，其余都不相同。其次，汉族的五方说，是对中央和四夷的关系而言，即对五方内部的关系而言。而《白史》的提法是“五色四夷九大国家”；《简史》也提到“五色四夷九个省”；还有一些文献中解释五色民族和四夷民族，合起来也是九数。九数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象征着“完整”和“全部”。再次，青蒙古、红汉人、白高丽、黑吐蕃和黄回回的提法，也是蒙古人根据自己对这些民族的民族学特征的观察来命名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五色四夷”一词的含义表现出来的蒙古人的民族学观念。

另外，《后汉书》中的“白登之战”反映了古代匈奴人的颜色方位观。当刘邦率领骑兵抵达平城时，冒顿单于突以精骑40万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场惨烈的战斗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汉军才占据了平城西面的白登山。在匈奴合围时，刘邦也险些被俘。冒顿遂将白登山围困起来，只见西面一色白马，北面一色乌骊马，东面一色青龙马，南面一色赤黄马，阵势威严，铁桶似的。汉高祖刘邦被围7昼夜，仍无法突破重围。

德国突厥学家冯噶班先生在《颜色的象征意义》（Renklerln Sembollk AnlamlarI）一文中认为：根据《蒙古源流》一书，以文成公主的解释为例，说明汉人把世界分为东（蓝色/绿色、龙、春天、早上）、西（白色、豹）、南（红色、鸟）、北（黑色、蜥蜴）四个方向，并由不同的颜色代表这些方向。后来在方位中又加上了“中”的概念，并以黄色/金色代表该方位，其意义是“土地”。

这种宇宙观点，也被突厥人和蒙古人所接受和使用。在古代中国，颜色经常用于人名、地理概念。具体例证如下。

在白汗、黑汗（Ak han, Kara han）中，这两个人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此处的颜色只是用于指称，类似“一个，另一个”的意思。黑、白、红、绿、黄五种基本颜色中每一种都代表一个物体。在维吾尔语中，东方对应蓝色/绿色、龙；西方对应白色、豹；南方对应红色、喜鹊；北方对应黑色、蛇。

把世界分为四大部分，以颜色分别代表的想法并非中国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所特有的，在印度、古埃及、希腊、罗马也存在，只是在各个大陆上每种颜色代表的意义不尽相同。汉语中的“青色”，是黄色和绿色的混合。中国山东的“青州”之名告诉我们，中国人有“中间色”的概念，青州就是根据这一概念命名的。

居住在喀什北部的BALASAGUN、接受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一族KARA-HANLILAR，得知由于佛教、部分的也由于中国的影响，位于今天的吐鲁番的维吾尔族的文明程度很高，并且维吾尔族的发源地是东方，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伊斯兰教，他们的可汗名为Karahan，意思是“北方的可汗”。

根据上述综述，本人认为解释为“东南部回鹘”或“东南部维吾尔”比较合理。匈奴观念中南为赤黄色，汉族观念中东为蓝绿色。

另外，萨尔塔兀勒在蒙古语中被认为是“回回”，但是笔者认为它可能不同于今天的回族。根据回族研究专家杨志玖先生的研究认为，“回回”一词是从回纥、回鹘一音转化而来的。“回回”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人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该书卷五：“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亢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这里所说的“回回”，从明末清初顾炎武开始就有学者进行解释，从歌词中安西、河源等地名看，这个“回回”应该是指回鹘（原称回纥），是从回鹘（或回纥）的语音演化而来的。“回回”一词在唐代仅指回纥、回鹘到元代指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这一演变过程与元朝历史有着密切关系。

“回回”一词在元朝主要是指中亚突厥诸部族，换言之，成吉思汗西征，签发被征服各国的青壮年组成的“回回军”主要是中亚突厥语部落的人士。

因此，“五色四夷”中居黄色方位（南部）的“萨尔塔古勒”民族可能指伊斯兰化的突厥诸部族。

根据敦煌出土的部分回鹘文书，尤其是海达尔（Haidar, M.M）的《拉施特史》（History of tughluk timur）中第7页、第9页、第52页、第348页、第349页记载的有关撒里畏兀儿（Sarigh Uighur）人的驻牧位置、周边环境及相关战争来看，应该居住在伊斯兰化的维吾尔诸部族的东南部。由此也可以认为，15世纪至16世纪初，撒里畏兀儿与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应该是一个大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