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悠悠
牛粪情缘
牛粪对于城市长大的人来说是很脏的东西，但众所周知，牛粪对于好多游牧民族来说是天天难离的东西，而这里我要说的，是我的家乡和我儿时有关牛粪的趣事。
由于我的家乡——甘肃陇西，过去缺乏燃料，牛粪除了与所有的农家肥一样可以当地肥外，还可用来烧土炕，用牛粪烧的炕又热又持久。十冬腊月，一家人无论是在晚上睡觉，还是白天干些小活或者聊天拉家常、打牌娱乐，偎在炕头其乐融融。家中来了客人也是首先把他让到炕上最热的地方坐下。虽然牛粪烧的炕好，但牛粪却很少，所以冬月的牛粪便显得格外珍贵。那年月还是大集体，私人家是没有资格养牛的，如果谁家斗胆偷着养一头牛，最终也会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刀割掉，因此私人家里是没有牛粪的。生产队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每天让一户去队里牛圈刮粪，全队几十户人家轮流，刮一次也不到一架子车，一冬也轮不了几回。虽然牛粪烧炕好，但对普通社员来说用它烧炕还是一种奢望。很少的牛粪，要么与其他东西掺和着用，要么等到天最冷或来客人或过节时才用。但村里也有人家的炕经常用牛粪烧得很热的，那定是饲养员家的炕和生产队饲养院里的炕，因此没事时邻居爱往饲养员家的炕上钻，没事干的男人们爱去饲养院。当然现在饲养院的热炕已成历史，牛也更少了，而家家的炕都烧得比当年饲养院的炕都热，因为人们有钱买煤烧炕了。
然而，对于我们农村小孩来说，冬天拾些牛粪回家比夏天打猪草更有诱惑，当然机会对于有心的孩子是很多的。当饲养员赶牛去饮水时，我们就跟前跟后，只要牛一拉粪便拾得净光，比当今城里的清洁工还搞得干净。但最有趣的则是每当冬日来临只要是好天气，饲养员总要把全队的牛拴在打麦场上晒太阳，这时各家的小孩提着筐围着牛群转来转去，一边玩耍一边等着拾牛粪。一旦哪一头牛拉粪，就一拥而上，抢来抢去，有时一着急不用任何工具就直接双手捧在牛屁股下接粪，只要牛尾巴一抬，就有人围上。故而也有恶作剧者，故意用手将牛的臀部摸摸，牛因痒痒会抬起尾巴，等大家围上时，他却哈哈大笑，大家方知上当。
在我们家乡，牛粪还是治冻疮的偏方，我亲自试过，效果神奇。其使用方法是，冬天疮病犯时，将牛刚拉下的热粪贴在生冻疮部位，直到粪冷。反复多次，即可治愈，还可除根。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上热牛粪，没有怎么办？可以将冻硬的牛粪，放在一片瓦上再搭在火上烧，待牛粪融化冒热气时按上面方法治疗，效果也很不错。虽然我并不是放牛娃出身，但与牛粪的情缘却很深，岁月悠悠，无法忘怀。
1995年11月6日刊登于《银川晚报》
洋芋情
我这个从小被洋芋养大的孩子，上学后才知道洋芋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土豆，有的地方也叫“地蛋”，学名“马铃薯”。我对洋芋情有独钟，也常常吃着用它烹饪的美味饭菜回首往事。
洋芋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也不知什么时候传入我国，但我家乡独特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使土豆“洋”了起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家乡洋芋个大、面多、产量高、质量好，因此它不仅成为大家所熟悉的蔬菜作物，而且成了家乡的粮食作物。作为主食，煮上大半锅洋芋就成了当年几家人的一顿饭，每年探亲回家一次的父亲，在全家吃煮洋芋的时候不让剥皮，他说：“几个洋芋的皮也顶半个洋芋呢，娃娃不要浪费。”到现在，我才知道洋芋虽有好多药用价值，但洋芋皮不仅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而且还有毒，现在无论怎么吃也得把皮弄得干干净净。吃洋芋长大的娃娃个个结实，很少生病倒是真的。
由于家乡种的洋芋相当多，也就有了吃洋芋的各种方式。孩子们不光靠大人做着吃，也经常自己想办法，不是在灶眼的柴火灰埋几个就是在炕洞里烧几个，烧好后边用手拍边用嘴吹，弄干净后带皮吃(烧洋芋可以不剥皮，那味道真不错)。孩子们在野外玩耍时还常用地锅烧洋芋。具体做法是，先在土埂上挖一个像灶一样二三十公分的开口，上面用些比核桃稍大的土块垒成塔，然后将捡来的柴放在侧面的灶门里烧，一直烧到土块发红时，一边将塔捣塌，一边向里面填洋芋，然后用土将上面和灶门封严，过一段时间待洋芋烧好后挖开灶门，伙伴们便都抢着吃，其乐无穷。有时有的洋芋烧个半生不熟，还时常被大家啃完。
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的家乡人吃洋芋增添了不少洋吃法，也减少了较多的土吃法。我虽然离开故乡已经十五年了，但对洋芋的感情依旧，总是难舍难分，经常变着花样吃，难怪好多地方的人叫我们甘肃人“洋芋蛋”“土豆蛋”呢。不管吃过什么山珍海味、美味佳肴，洋芋依旧在我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
1995年12月27日刊登于《银川晚报》
核桃树的不了情
我的老家有棵核桃树，从小我就感到它硕大无比，它连着我多少童年的喜怒哀乐，伴我从小一直到十八岁离开故乡。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有了很大的果园，果园里有梨树、杏树、核桃树……据母亲讲，这个果园是我没见过的奶奶亲手创建的。在新中国成立前那十分艰难的岁月，三十几岁就守寡的奶奶就是靠着果园拉扯大了七个儿女。新中国成立后果园的土地大部分归生产队，树木也逐渐被砍伐，但那棵大核桃树一直保留在我家的自留地里，虽历尽风风雨雨，依然枝繁叶茂。
从上小学开始，假期里白天看核桃树的任务便落在了我的肩头，晚上与家人一起睡在树下的草棚内。上中学后，我便要昼夜看守，一年中的几个月的时光要在大核桃树下度过。看核桃树是个轻活，只需你守在那儿，吃饭有人送，还有时间看书写字，但对于贪玩的孩子来说更多的感受无异于被监禁，不管什么地方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也不论何处变得如何诱人，都得坚守岗位摆脱各种诱惑。当然偶尔也会因离开核桃树一会儿时间而惹些麻烦，树上的核桃被人偷摘，如被母亲发现便免不了一顿教训。无论如何，其中的乐趣还是很多的。乡下的孩子们不仅没有零食吃，就连饭也饥一顿饱一顿，因而我的核桃便成了对孩子们最具诱惑力的东西，常常有一群孩子围着我转来转去陪我玩，让我呼来唤去，手拿着核桃在树上磨皮，弄得个个两手黑黑，很久难以洗白，但是伙伴们还是乐意设法得到一两个核桃解馋的。
有看守的辛劳便会换来丰收的喜悦，核桃的绿皮裂开时，就可打收核桃了。核桃具有温肺和补肾等药用价值，但此时切不可贪食，吃得过多就会屁股流血，即滑肠，拉时没有，不拉总流，十分难受。待到寒假时，我开始提着竹筐去街上卖核桃，那年月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也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狂热期，因此，卖核桃也不是一件易事，往往要躲着市管会的人，只好提着筐走街串巷，偶尔也被人逮住没收，但大多数的核桃还是变成了我上学的学费、书费，变成了家中的油盐，我手中常有几毛钱的经济力量。
转眼间，我离开故乡已十六年了，我离开后看核桃树的任务落在了退休回家的老父亲身上。起初几年还可以，可后来父亲得了哮喘病，儿女们商量把树挖掉算了，母亲硬是因为这是一棵上百年的祖种老树，难以割舍，不同意挖。前年二老总算同意将树卖给了一家姓赵的同队人，但二老给对方提了个要求，十几年内不准砍伐，对方答应了。虽然大核桃树属于别人了，可仍常使我魂牵梦绕。这两年每次回家总要不由自主地带女儿去大核桃树下待一会儿，然后带着几分惆怅离开。核桃树依然显得那么年轻，并没有发觉我情感的变化，依然春华秋实，硕果累累。
1996年1月24日刊登于《银川晚报》
逮麻雀
每到春季，儿时逮麻雀的幕幕情景便浮现在我的眼前。
春天更多的是赶麻雀，农民将种子播好后，防止麻雀把种子吃掉，常常在地边赶麻雀，一旦麻雀飞来，便如临大敌般的嘴喊手摇，直到赶跑方才罢休。秋天为防止麻雀糟蹋成熟的庄稼，也要赶麻雀，时间一长，人们或者是在地里扎个草人给穿上衣服、戴上帽子，或者扎个飞鹰用线拴在一根桩上插在地里，风一吹便飘飞起来，借此以假乱真吓飞麻雀。这些季节要想逮麻雀，不是捣鸟窝就是用弹弓打。到了数九寒天的隆冬季节，才是逮麻雀的最好时期。冬天地里没有任何食物了，飞了大半年的麻雀飞回村庄，飞回有树的地方觅食，这就为逮麻雀创造了良好的时机。不过逮麻雀最好机会还是大雪过后，这也是孩子们“趁雪打劫”的好机会。一场大雪过后，大地披上银装，只要在大树附近的地上扫开一片雪，撒些谷子或其他粮食之类的东西，然后找一个筛子，用一根长绳拴在一尺左右的木棍上，用木棍将筛子撑起，绳子的另一端拿在手中，静静地等待麻雀的光临。过不了多久，麻雀会一群群飞来，争着吃撒在地上的粮食，稍有动静便又飞到一边，没有动静又会一个接一个地飞到筛子旁，当筛子外的东西吃得差不多时，个别胆子稍大一些的麻雀试探性地向里进军，起初跳进去吃，一有动静又跳出来，此时千万别心急，若忍不住拉绳将会扑空。待到好多麻雀心安理得地在筛子底下争食时，你就果断拉动绳子，定会有喜人的收获，然后用单子蒙上筛子一个一个地逮住。如果想要死麻雀，将筛子改成大木板即可。不知何故，近年来身居银川的我越来越难见到麻雀了，有人说是近年来农药用得多了，好多鸟被毒死了，鸟没了乐园；也有人说是现在打鸟捕鸟的人太多，许多鸟进了笼子；还有人说，有的鸟上了餐桌。
从生态意义上讲，麻雀是益鸟，是保持平衡的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成员，麻雀的多少也可反映出我们生存环境好坏的程度。我又不禁想起儿时逮麻雀的乐趣，现在的儿童体会到的越来越少了，因为秋天田间地头的稻草人也越来越少了。
1996年4月3日刊登于《银川晚报》
难忘昔日电影情
出生在甘肃农村的我，从几岁开始看电影的，我已记不清了，但是《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好多人爱看的电影被禁止，后来基本上被《红灯记》《沙家浜》等现代京剧拍成的样板戏影片垄断影坛，国产故事片很少，因此一部电影只好轮着放，进口电影也只是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的一些片子。我们农村孩子能看上的电影就更少了。我们一个公社十几个大队，公社电影队拿来新片子后，各大队轮流租放。没有电视，看电影便成了对我们农村孩子最具吸引力的娱乐活动。每部电影从进入公社境内的第一场放映开始，总要追着一场一场地看，常常是一部影片能看十几遍，不仅电影中的词记熟了，就连好多动作都能模仿出来。伙伴们玩打游戏时常以电影情节为素材，有时看一场电影要步行几十里路，来回走路的时间比看的时间还长。
那时也没有什么影剧院，电影机还是一台很小的单机，放完一卷胶片换另一卷时还得等半天，到哪个队都是在打麦场上放，大部分人都站着看，也有的人在前面拿凳子坐着，最后面看不见屏幕的人有的站在凳子上，有的爬在树上、房子上或打麦场的围墙上看。当然大家看电影不用自己掏腰包，十几块钱的租放费由集体出，不管近的、远的只要来看就是了。
小时候看电影一般都是哥哥领着我，长大后，开始与要好的同学、朋友一起去。看完电影回到家一般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劳累了一天的大人已进入了梦乡。家人开着院门等吧，不放心怕人偷，关好门吧，又要半夜开门，十分讨厌，因此我们看电影也时常会遭到大人的阻挠，但大部分时间即使阻挠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还是会设法去看的。有时回家敲门时，大人故意不开门，让我在外面等上一段时间；有时开门后便是一顿训斥，甚至还要受点皮肉之苦。但无论如何，还是禁不住电影对我的诱惑，下次依然如故。
那时农村娃娃进城的机会很少。我家离县城有二十几公里路，只要进城时间允许的话，一定要看场电影。当听说城里要演好电影时，就老早准备，天不亮就拿上干粮步行进城，当然那一般是在节假日，平时有再好的电影也是去不了的，只是听影兴叹而已。
1996年5月8日刊登于《银川晚报》
情怯包谷地
包谷，就是众所周知的玉米，也有的地方叫“包米”，现在的大多数人都把包米当作饲料或偶尔用它做饭调剂生活，而在大集体那年月，包谷是作为人的基本食物的。
当秋天包谷棒红缨发干刚刚结子时，为防止人们偷掰包谷棒，大片大片的青纱帐需要人去看护。一般一片苞谷地，需要四户人分成两组看护，两家一组。他们用麦秆打成帘子，然后在边角地带有利地位搭成人字型的帘棚，地上铺上麦草，用于看护包谷时挡风避雨和休息。通常，晚上由两家男劳力一起在窝棚睡觉，也算是看护，白天由家中的老弱病残看护。放暑假时我也里要替大人看包谷。上了中学以后，我还常常替大哥去看，白天看虽然寂寞，但要自己有耐心，还是蛮好过的。有时自己还掰几个包谷棒，拿一把铺草或捡些柴将包谷棒放在火上一烤，吹吹灰就吃，特别鲜嫩香甜，解馋过瘾。但我们看得再紧，沿路的包谷总是会被人偷掉一部分，当然被偷掰或自己掰的包谷秆不能让它没有棒子竖在地里，尤其是边上的，要把它拔掉，防止生产队干部发现后扣工分，因此常常做些必要的“技术”处理，也好蒙混过关。
难过的要算晚上，如果是两个人做伴还不算太害怕，但一个人看夜可就头皮发麻了。记得我曾看护过的一片包谷地是我们生产队的一块“风水宝地”，队里死了的人绝大部分都埋在这里。1972年，公社曾召开“地上粮食上纲要，地下死人睡大觉”的平坟地大会，会后统一铲平祖坟，无一例外。生产队因此扩大了不少耕地，但后来新埋的死人都留有坟堆，晚上看护那片地就等于在坟地里睡觉，与死人一起过夜。尤其是好多新埋的死人都很熟悉，更增加了人的恐惧感。有时看完夜场电影后深更半夜，拿上手电筒、铁锹，带上被子，急忙前往窝棚，一路上总觉得后面有人在跟着，停下回头一看又没有，又向前走又觉得后面有脚步声，心里很是害怕，把自己的脚步声也听成了别人的脚步声。有时太害怕了就故意放声吼几声或唱一段，有时捡块大石头边走边敲铁锹，用来自我壮胆。秋天的包谷逐渐成熟，叶子也开始发干，晚风一吹沙沙作响，又添几分恐惧。
转眼间，时间过去已将近二十年了，但包谷地的故事还是令人难忘。也许正是那时的锻炼，才有了今天无所畏惧敢走夜路的胆量。
1996年5月12日刊登于《银川晚报》
岁月悠悠叙笔情
早在学龄前，我就爱偷偷地摆弄哥哥的笔乱写乱画，常被他批评，所以我总盼着自己能有支像样的笔。
八岁那年走进学校的我总算有一支三分钱的铅笔，兴奋之情难以言表。那时一支五分钱的铅笔才带橡皮擦，但家中生活困难，只能给我买一支不带橡皮擦的铅笔。当写错字需要擦改时，就用青霉素针剂瓶的橡皮盖，当作橡皮擦用。如果家人能给买支带橡皮的铅笔或一块橡皮，着实会让人激动一番的。但经常连一支三分钱的铅笔还得省着用，一直用到三个指头拿不住后又用两个指头夹住写，实在没法写了还要设法用竹棍或其他什么东西夹着用……削铅笔时也不敢削尖，一方面削尖容易削断或折断铅笔头，另一方面笔尖粗些可以转着写不是省些嘛。但最省的还是用木棍当笔，大地作纸，在地上用木棍写生字和演算题。还有一种在地上很好用的笔，那就是将废的干电池砸烂，取出炭棒作笔用，那时这玩意儿还是很受欢迎呢！
到了二三年级，我慢慢地开始用圆珠笔了，那时我们叫它“油笔”。同样因为经济贫困，连一两毛钱的圆珠笔也常买不起，大多数时间只花八分钱买支笔芯，在家中竹扫帚上抽根竹棍截好后将笔芯塞进去固定好便是自制的圆珠笔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用上了哥哥用过的旧钢笔。从小学到初一，我买的钢笔没有超过一块钱的。直到我上初二时，才花了一块八毛钱买了支钢笔，就是这支钢笔伴我上完初中又考上高中，读完高中后又踏进大学的校门，一直到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三年才去向不明。算起来这支钢笔我整整用了九年，是这支钢笔伴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十字路口，也是这支钢笔给我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功底，使我后来能用笔抒情、言志，常使我携笔前进，义无反顾。虽然这支钢笔配过笔尖两次，后来全身伤痕累累，带着缠裹的胶布离我而去，但我怎么也对它无法忘怀。虽然现在买一支什么样的钢笔对我来说都不算难事，但随着时光流逝，我却难以淡忘那三分钱的铅笔、八分钱的圆珠笔芯和那支用了九年的钢笔留给我的那份情。
1996年5月22日刊登于《银川晚报》
抄书
众所周知，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真正革掉了“文化”之“命”。我一上小学就生活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到了小学快毕业时赶上了“要做小闯将，不做小绵羊”的时节，用当下最时兴的话说就是“反潮流”精神强，给老师多提意见，看谁头上的角硬，身上的刺多。上初中后赶上了全国学习朝阳农学院活动，不仅大学要学，中学也要学，当时还推出了典型人物白卷大学生张铁生的事迹，我的母校也因此围河开山，创办了两个校办农场。学校基本上是一个星期最多上三天课，其余时间就让学生们在农场劳动；就是那三天的课老师也无心教，学生无心学，学校也不考试。等我上完初中时才知道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东西也没学到。到了高中，连最基本的一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给外地工作的父亲连封信都不会写。升高中时，自己要不是因为家人的反对，已不想再上学了，想早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多挣几个工分，减轻家中的负担，免得学不到东西而给家中增加负担。
天无绝人之路。1976年粉碎“四人帮”，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重新迎来了文化的曙光。国家从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制度，从此唤起了我多年埋藏在心底的希望。上大学，这个遥远的似乎童话般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近，于是下决心想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将梦想变成现实。但事情远非那么简单，首先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底子薄、学习资料少。我一边努力学习新课程，一边将初中用过的课本分类后用麻绳装订起来，从头到尾地进行复习。说是复习倒不如说是重新学习，由于学习基础差，有时学习新课下的工夫再大还是似懂非懂。其实那时的课本都是各省市自己编的，不要说课本有多科学，就连编写、排版、印刷等方面的错误都随处可见，但这也是我当时唯一的学习材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当老师的表哥家中借到了他上师范时用过的一本化学书、一本物理书，如获至宝，在认真钻研的同时对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做了笔记，抄书也就从此开始了。逐渐地有门路的同学也相继从这儿弄来一本讲义，从那儿搞来一本复习资料，那可是无法言语的财富，十分令人羡慕。有时遇到好资料，大家都要争着抄录。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弄来一本县中学编写的蜡纸刻印的化学复习资料，我和几个同学一商量便合伙凑钱买了纸和复写纸，抄了起来。大家你抄一部分，我抄一部分，起早贪黑，足足用了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才算抄完。就这样，我前后两年时间抄了近十本学习资料，这为我进一步搞好文化课的学习提供了条件。也正是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促使我把失去的时光夺了回来；也正是这些我亲手一笔一画抄写的一本本学习资料，铺平了我上大学的道路。抄书成了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1996年7月17日刊登于《银川晚报》
赶考
提起赶考，人们多会想起历史上流传的一些书生为取得功名，千里迢迢历尽磨难进京赶考最终一举成名的动人故事。我要说的赶考则是自己十几年前参加高考的情景。我的赶考虽没有什么传奇，但却使我难以淡忘，而且常在梦中重历那段生活。
我就读的中学离我家很近，总共不过百米，早上不带馍时，课间操时间可以回家弄些东西吃。1979年高中毕业后，为了圆我多年的大学梦，我准备高考，可是我们乡下不设考点，因此必须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考。我家生活条件还算不错，我是乘公共汽车到县城的。晚上和在县城上师范的二哥一起住在集体宿舍，白天参加考试。可是从来没有住过集体宿舍的我，怎么也不适应，等有点适应时考试结束又该回家了。像我这样有门道有亲朋的人才能投亲靠友，而我的大多数同学家中生活困难，赶考时鸡叫头遍就得起床，带足几天的干粮，背上重重的行李，结伴步行赶路，走上五六个小时才能到县城。学校对此也有安排，专门在县城离考场较近的地方联系了学校的教师，大家将自己的铺盖铺在用课桌搭的床上过夜。就这样同学们一个个步入了大学的校门。我第一年高考仅以几分之差而名落孙山。在家人和老师的支持鼓励下，我加入了补习的行列，为此教语文的刘老师和全班同学强烈批评我说：“你要是字写得好些，恐怕现在是在大学呢！”经过一年的苦读，第二年赶考时，母亲给了我十元钱盘缠。为了晚上能睡好觉我专门住进了旅馆，当时住一宿只要一元钱，吃一顿饭不足两毛钱，就这样用十元钱完成了我的赶考。十元钱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也许很不值得一提，而那时十元钱却让我比其他同学享有了更好的赶考条件。我终于不负所望，没有白走两年的赶考路，踏入了大学的校门。赶考也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灵深处，也常在遇到困难时激励自己，战胜自我。
1996年11月18日刊登于《银川晚报》
酸菜浆水情
在我的故乡陇西，没有没吃过酸菜浆水的人。虽然离开故乡十多年了，但酸菜浆水对我的诱惑，不仅没有随时光流逝反而与日俱增。
故乡的酸菜与四川的泡菜并非一回事。在故乡，人们把做酸菜也叫擦酸菜，或投酸菜。方法是先将蔬菜切好后，用大锅煮沸再用清水反复投干净，沥干水；再另外烧一大锅水，水开后，取半碗面，搅拌成糊糊，像勾芡一样，倒入开水中；然后准备一口缸，清洗干净后，依次将熟菜、开水倒入缸中，弄一两碗酸菜或浆水当酵母，放入缸中，搅匀后盖上缸盖；最后用棉衣、棉被等保暖的东西捂在上面，保暖发酵，两三天后，酸味渐浓便可食用。过去家中擦一次酸菜也算一件不小的事，要准备好蔬菜，这是最关键的，大凡蔬菜绝大多数都能擦酸菜。不过最好的还是芹菜，芹菜不像好多地方的人将叶子摘掉，而是主要用叶，因此地里的芹菜长到不超过一尺长便要割掉擦酸菜，芹菜酸味最浓。另外，苦苦菜也是擦酸菜的绝好材料，因其风味独特，也颇受人们的钟爱。擦一次酸菜需要大量的水洗菜、投菜等。记得小时候挑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水成了大事，所以好多人家便将煮熟的菜拿到泉边或井沿旁边投洗，这样可省些劲。现在家乡用上了自来水，用水难已成往事。殖好的酸菜，过一段时间会起白花，要及时将白花弄掉。舀酸菜时也有讲究，不能用带油、盐等的器具，要用干净的碗筷，以防酸菜受染变质。说了半天，那浆水究竟是何物呢？很简单，浆水就是酸菜汤，要想多做浆水只要在殖酸菜时多放些水，少放些菜，弄清些便可。
为什么家乡人都对酸菜浆水难割难舍呢？主要是因为过去生活困难，酸菜做饭省时省事又好吃，只要将饭做好，弄些酸菜就可顶一顿。吃馍捞些酸菜调点盐，情况好时滴上些油泼辣子便是一道好菜。现在家乡人的生活好了，但吃酸菜习惯依旧，据说酸菜有生津、健胃、降温、解暑、通便、减肥、延年益寿的功效。三伏天口渴了喝什么都不过瘾时舀碗浆水，一饮而尽，那时只觉得“喝饮料有千百种，唯有浆水最解渴”。要是怕酸的话，就在浆水中再兑些凉水，便成了“凉浆水”。酸菜浆水更让现在的人喜欢的缘故是其还有很强的解酒功效，不仅有人酒后喝浆水，而且大多数人喜欢喝完酒后吃上一碗浆水面。浆水面的做法也很简单，将锅烧热再把浆水倒进烧开，然后浇在煮熟的面上即可上桌，吃时调上调料或小菜更佳。有趣的是老家邻里之间好像借什么东西都要归还，哪怕是一双筷子、一盒火柴，而只有酸菜用不着还，无论是你要殖酸菜做酵母还是用酸菜做饭吃，都可毫无顾虑地去别人家要点，别人也毫不吝惜。
前几年母亲来银川与我们生活了两年，我硬是让她给我们做了些酸菜。起初只有母亲和我吃得有滋有味，过了一段时间，妻子和女儿也禁不住诱惑迷上了浆水面，去年回老家她们俩吃酸菜浆水的积极性倒比我高了。
1997年7月21日刊登于《银川晚报》
大厅房
在我的老家甘肃陇西，人们祖祖辈辈把家中有没有一栋大厅房，或者厅房的好坏，当作衡量一个家庭家境好坏最直观的标志。
大厅房是家乡常见的农家建筑，大多数坐北朝南，比院中任何房子都大，是整个院落的主建筑。过去的房子基本上是单檐房，也就是后高前低，有一个房檐的房子。建厅房时，一般人家只建两挂椽的浅房檐，讲究的人家建三挂椽深房檐。两挂椽就是用前后墙外加中间一道木梁，前后墙各搭排椽子。三挂椽的深房檐是单独由一挂椽建成，具体房檐的深度由前挂椽的长度决定。厅房的两边建两个小房，也叫做耳房，顾名思义，就是厅房的两只耳朵，其中一个耳房当厨房，另一个耳房当角房，也有把厨房建在其他方向的。厅房里一般住的是辈分最高的人，或者是家中掌柜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也有年轻人住厅房的。如果是家里来了客人，得首先让到厅房里坐，不然是不礼貌或有失体统的。
我奶奶在世时，家中省吃俭用，建了一栋四门八窗的厅房。所谓“四门八窗”，就是四扇门八扇窗，在当时来说，虽然比不上地主老财家的房子，但在一般人看来，还是十分气派的。只可惜奶奶去世后，父亲与伯父分家，父母搬出了老院，把大厅房留给了伯父，我家住在了外院的两间旧平房里。自分家的那天起，我的母亲就发誓要建一栋厅房，因此全家人省吃俭用，为建房做准备。父亲在外工作，只有在过年时才回家待上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家中全靠母亲带着大姐和二姐起早贪黑，忙里忙外。1958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加之众所周知的人为因素，人们的生活陷入了贫困的极点。在这样的年景，任何食物都十分昂贵，价格高得惊人，关键是好多人有钱也买不上吃的东西。我的母亲却显得很有见地，她领着姐姐们起早贪黑，将家中能种的地全部都种上了的各种蔬菜，不仅满足了我们全家人生存的需要，使我们能够度过那个艰难的岁月，而且蔬菜卖了，价格也不错，母亲就将卖菜的钱全部用来买了木材。那年月木料倒显得很便宜，因此，两年下来，我家就攒够了建厅房的材料，便于1962年春建起了一栋在当时乃至后来一二十年，都很气派的大厅房。那时，我们村的厅房不少，但像我们家这样新建的深房檐三挂椽的三间大厅房，还是为数不多的，总算实现了母亲的愿望。这件事也成了母亲一生中最引以自豪的事情之一。在后来的岁月里，虽然日子过得很清贫，但一家人在大厅房的庇护下，尽享天伦之乐。在那名目繁多的工作组下队的年月，我家的大厅房也自然成了生产队队长安排工作组的首选之地，因而先后有近十名工作组的同志在我家住过，队长也常常将我家选为生产队开会的地方，给我家也增添了不少光彩。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的家乡也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善了生活的乡亲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建房，十几年的工夫，房子一家比一家建得漂亮，也不仅仅是建个大厅房了。我家也不甘落后，推倒了院墙，沿街建起了新房，父母也搬出了厅房，大厅房让我的侄子住，但时间不长侄子也不想住了。从此，大厅房变成了摆设，最大的功用倒成了库房。去年回老家探亲，听二哥说他打算将老厅房拆掉，重新建房，二老也同意了。
2000年10月15日刊登于《银川检察》
邻居阿姨
老家有个邻居阿姨，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王玉兰。因为我们两家仅一墙之隔，所以我非常了解她，我和哥哥姐姐都亲切地呼她“阿姨”。
阿姨在村上闻名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她煎的油饼非常出名。我们老家人说的“煎油饼”，其实就是炸的油圈圈。阿姨煎的油饼，风味独特，油而不腻，软而不柔，酥而不硬，不光在村上名声大，就连十里八乡都有不少人知道。她煎油饼的技术，别人不论如何学，总也做不出那个风味儿。现在镇上煎油饼的人家不下几十家，但像阿姨这样好的生意还为数不多，无论是逢集，还是背集，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季，她的油饼都是做多少，卖多少。阿姨是个热心人，村上无论谁家，只要请她去帮助煎油饼，她从不推辞，并无偿帮助。阿姨还是个能干的人，她会做好多东西，令村上妇女们既羡慕又嫉妒。
阿姨的命运十分坎坷。她十几岁时嫁给了我家邻居——一个富农的儿子。猛一听这不是好事吗？可那个人是再婚，第一个老婆因为不小心打烂一个碟子，而被痛打一顿，受不了侮辱，最后上吊自杀了。另外，她男人的脑子反不如一般的人，何况做富农的儿媳。结婚没过几年全国就解放了，她不仅没沾过多少富农的光，享多少富农的福，反而因为富农成分，过了几十年提心吊胆、低头活人的艰难日子。不仅任何好事轮不上她，反倒每次政治运动来临或一有风吹草动，她就成了整治和打击的对象，也由此可想而知，在那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阿姨卖油饼是如何的艰难。那时人们不敢公开地摆卖油饼，阿姨更是偷偷摸摸，熟客一般直接到家里来拿。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她的行为一次次被有关人员发现，油饼也一次次地被没收，但她又一次次地支起油锅重操旧业，也一次次一地被变本加厉地与她的成分牵扯到一起处罚。那时，即使是贫下中农也不能露出资本主义尾巴，更何况搞投机倒把——煎油饼的是一个富农。也许正是坎坷的命运、艰难的生活铸就了阿姨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增强了她生存的能力和技巧，阿姨干起活来不仅样样在行，而且一般的男人也很难比过她。说阿姨难，还因为她一辈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嫁在本村，还比较孝顺，几个外孙也经常帮她，但是在他们那代人眼里她属无儿户，这又是在别人面前说不起话、直不起腰的一个因素。她曾经将一个侄子抚养了几年，等孩子中学毕业后，还是回到了远在新疆的父母身边，丢下阿姨老两口寂寞度日。
阿姨的与众不同还在于，她是改革开放后，村上第一个推倒院墙，将房子盖向临街的人；她卖油饼的地方也是人们有事无事爱去的地方，是那片“新闻”最多的地方；家家都养猪，但她的猪养得最好，卖得最好，收益也自然最好……
现在阿姨已是近八十岁的人了，老伴也于十多年前去世了，她的身体已明显不如过去那样硬朗，胳膊还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为此阿姨还托我在银川给买过药。但是她每天依旧天不亮就支起油锅，一个一个地煎油饼，把半条街搞得香气四溢。虽然现在没几个人知道阿姨的名字，但飘飞的香气不比玉兰花香吗？
2001年秋刊登于《银川晚报》
纸薄情厚往事悠悠
我要讲的是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时下城里的孩子恐怕是很难相信的。我与纸的那一段情，就发生在改革开放前的我所生活的家乡。我上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虽然时过境迁，但上学时用纸的艰难一直令我无法忘怀，常使我陷入回忆和感慨中。
当时我的家境在家乡的农村来说，算不上特别贫困，因为我的父亲在外工作，每月还有几十元钱的工资接济家中，但就连我这样的家境，那时要买本像样的作业本也是难上加难，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作业本是靠买几分钱一张的纸自己订，那时常常连质量好的白纸也买不着，只能买些质量很次的纸用。自己订的作业本正面用完了就用反面当草稿纸用，当反面也用完时，还不能丢弃，还要在上面练习毛笔字，这时别以为它就完成使命了，抽烟的人还要拿它来卷旱烟或留下来包东西，有时还点火用，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其实，能有钱买得起纸订本子写字，也不是经常能保证的，学生们经常自己想办法：或者将贴在大街上的标语纸、大字报之类的东西揭下来订成本子，用反面写字，因为这类东西在当时是最好找的了。或者把生产队装过化肥或水泥的牛皮纸袋拆开后订成本子，倒还好用；但常因僧多粥少很难得到，更多的时候就要以大地为纸，写生字、演算题，拿根小木棍在地上写。要是硬地，便可将废电池砸烂，取出炭棒当笔，还挺好用的。
就这样，我在十年的中小学生涯中与纸结下了一段特殊的情意，带着这段情意踏入了大学的校门，以至虽然后来生活不断变好，不用为纸而发愁，还用上了办公纸，但自己从不随便浪费一张纸，自己的孩子上学后，我还经常用自己过去的故事教育她。
2001年12月15日刊登于《银川检察》
挣工分
时光流逝，岁月匆匆。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农村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各种责任制、承包制的实行，“工分”这种农民为之劳动奋斗了几十年的东西也失去了往日的诱惑，被写进历史，成为往事。
回首过去，像我们出生在农村的孩子，上学后要搞好学习、完成作业，放学后不仅给家中干这干那，还要拾柴火、打猪草。等长到十二三岁时，便开始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给生产队干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家里挣些工分。那年月正是大集体，生产队统一上工、统一收工，由生产队长根据生产情况、上工人员的情况确定大家干什么、怎么干、干多少。上工时的考勤由记工员负责记，收工后由队长根据劳力情况、活的轻重、上工的时间和干活表现等，给每个上工的社员评工分，谁记十分、谁记五分都由队长说了算。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各家拿上“工分本”去记工员那里记工，也就是把所挣工分记在“工分本”上。这样，只要随时一看“工分本”就可知道自己家的工分情况，哪一天挣了多少，哪一个月挣了多少，一目了然。等到分红和结算时，再拿上“工分本”到生产队会计那里去记账，会计根据全生产队的情况做决算。田里庄稼收获后，生产队交够“公粮”和“购粮”后，剩余的粮食还要留种子和机动粮，最后才给社员分。队里给社员分粮的依据有两条：一是按各家的人口分，即计口分粮。二是按工分多少分粮。当然主要还是按人口分粮，但所分的所有粮食都计成本，按当时国家的规定价计算。待到年终总决算时，将生产队的经济收入除提留外，剩余的按全队的工分平均，看一个工分值多少钱，要是钱多则表明收成好，然后根据各家所挣工分分钱，同时算出全年所分的粮食值多少钱，然后用工分的钱减去粮食的钱，就是年终各家各户分红所得的钱。遗憾的是好多人家虽然分到的口粮不够吃，但是除去口粮款后，分红成了负数，不仅无“红”可分，反倒要给生产队交钱。如果家中劳力多，挣的工分多，还能分几个钱，否则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最后反要交钱。因此，挣工分就显得异常重要，人们争着干挣工分多的活，尤其是那些能挣长工分的人更让人羡慕，如饲养员和看田、看场的人是长工分，也就是一年四季天天都有工分。另外，像生产队队长这类的队干部不仅是长工分，而且还是高工分，这些人家自然工分就挣得多；而我们这些小孩，活也干不了多少，常需要大人带着干，或搭配给强劳力带着，因此再辛苦也挣不了几个工分，大人一天挣十分，给我们五分就不错了，但也有适合我们干的活，如替大人看田、看场等，大人还可干其他的活，这样也就等于和大人挣一样的工分。不论挣多挣少，总能给家里挣些吧，也好填补填补，以减少大人的负担，增加些收入。那年月由于吃大锅饭的缘故，说挣工分还不如说是混工分，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那时生产队里还流传着“队长累了到处转，会计累了拨算盘，计工员累了挥笔杆，保管员累了抓秤杆，社员累了大小便”的谚语，这段话正好印证了在大集体年间吃大锅饭的种种弊端。
挣工分的日子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渐渐离我们远去，大家都不用为挣工分而忙碌了。但过去挣工分的日子，不光是给家里挣得了工分，更重要的是使我养成了热爱劳动、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终身受益，享用不尽。
2002年2月25日刊登于《银川检察》
苦苦菜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总想弄些新鲜东西调调口味。一方面人们把采食野菜当作休闲娱乐的办法。节假日一家人去野外吸吸新鲜空气，充分享受大自然明媚的春光，消除工作的疲劳，品味生活乐趣。另一方面人们去山野采拾野菜可调剂口味。在捡艾、掐苜蓿、吃灰灰菜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苦苦菜，在尝尽酸甜苦辣咸的同时，不愿放弃从苦苦菜中找“苦”吃。因而出身卑微的苦苦菜竟然登上了大雅之堂，被端上了宴席，不仅普通老百姓喜欢，还受到官员大款的青睐。有人做起了苦苦菜的生意，专门种植苦苦菜，还人将它做成罐头，供人们四季享用。说实话，要说好吃，在我们北方还是四五月份鲜嫩的苦苦菜最好吃。
苦苦菜，在植物学上属菊科，也许由于它的味苦而得名吧！现代医学证明，适当吃些苦苦菜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且苦苦菜具有很好的减血脂、降血压作用，实属难得的食疗佳品，难怪它越来越受欢迎，身价增倍，成了稀罕之物。每当春天来临，我也毫不例外地采些苦苦菜解馋，还曾有过天天难离的感觉。由于人们对它的青睐，现在城里的菜市场也出现了卖鲜苦苦菜者，有野生的，也有种植的，生意还不错。如果说你既想吃它，又不想亲自去采的话，只需花上一两块钱便可如愿以偿。
说实话，对于自小从农村长大的我来说，不是现在才爱吃它，而是从小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苦苦菜纯属野菜，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种它的，由于常生长在田地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而农民生怕把它除不干净。苦苦菜的生命力很强，用一般除草的办法很难除净的，因此农民在翻地时不仅要一根一根地将其连根捡光，有时还要将其深挖才能除净。无论大人在田里锄草，还是孩子们放学后打猪草，都能得到好多苦苦菜，大人便从中挑些鲜嫩的做成浆水酸菜，供全家人吃，特别是到了夏季，用苦苦菜做成的浆水酸菜能清凉解暑，比任何蔬菜做的浆水酸菜都好吃。然而，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好东西，除非生活特别困难缺粮少菜时用它来充饥，一般只把它当作饲料喂猪。
对于现在的一般人来说，最通常的一种吃法是先将苦苦菜摘好后洗干净，放入开水锅内煮一会儿，具体时间的长短可根据自己的口味习惯决定。再将煮好的苦苦菜放入凉水中浸泡，可视情况换水，水泡的时间越长，苦味越淡，泡到适合自己口味为止。最后将水挤干，像凉拌菜那样凉拌后即可食用。如果你没吃过苦苦菜，不妨按上述办法试一试，定会让你大饱口福心满意足，你会深感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掉，也会从苦苦菜中吃出今天生活的甘甜来。
2002年5月10日刊登于《银川检察》
讲古经
讲古经，是我们老家过去的老人们说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讲故事”。小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活动极为贫乏，不要说电视，就连电影也很长时间才能看上一次。没有收音机，平时的娱乐就是听有线广播，但那时有广播节目的时间少，大家在一起闲来无聊，就是猜谜、讲古经。好多人能讲好多好多的古经，如果让他们讲起来，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连我不识字的妈妈也能讲上十来八个的古经。我们一家晚上睡在一起，特别是夏天的晚上，一家人睡在院里纳凉，入睡前总要让妈妈给我们讲古经，妈妈会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我们会静心听，有时还好奇地插嘴问这问那。就这样妈妈的古经讲了一遍又一遍，听过千遍也不厌倦，怎么不厌倦呢？只是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罢了！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发现妈妈的古经有好多矛盾和不通的地方，也开始丢三落四、颠三倒四了，我们也就慢慢地不怎么听她讲古经了。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活动的丰富，讲古经逐步成为了爷爷奶奶哄孙子的雕虫小技了，甚至连小孙子都哄不了了！
不管怎么样，妈妈讲的古经，还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的快乐，给了我很多幸福和满足的夜晚，让我记忆犹新。
2011年8月30日
看水
看水，乍一看这个题目，会让人有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别急，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一清二楚了。
在我小的时候，老家甘肃农村十分缺水，我们生产队要给庄稼放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用的主要是南渠和黄渠的水，但这两渠的水要从十几里以外的三河(三条河汇聚而成)流来。用水时节人人都需要水，但水资源有限，公社就给每个生产队排队，这几天这个队，过几天那个队，再过几天再下一个队，一个队一个队地轮流给庄稼放水。由于水很紧张，轮到我们队放水时，队长要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壮劳力在地里负责浇灌，其他人则由队长根据人员情况和任务大分配到水渠沿线的各水口子看水，防止别人偷水。如果水没看住，让上游的人把水偷偷地浇在他们家的地里，那他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就严重了，放水时间到了地就不能按照计划浇灌完，庄稼长不好，没有了收成，大家的吃饭就成大问题了。因此，大家对看水的任务非常重视，看水虽然是个轻活，但责任却不轻，有时候由于缺少人力，连我们这些小孩也派上了用场，可以跟着大人一起混生产队的工分。由于是在夏天看水，看水的人一般睡在水口子旁，当然还得操着点心，不然让别人把水偷了自己还不知道，等到下面没有水人找上来就晚了，那肯定是要被收拾的。生产队干部为了防止大家睡实，看不住水，还反复沿渠进行检查，有时队干部见到看水的人睡得太死，就偷偷拿一件看水人的东西，看他们醒来后怎么办。尽管这样，还是挡不住要偷水的人，那时的水的确太重要了，多一口水，就意味着多一口粮食。常常这个队的人和那个队的人因为偷水或者争水打得不可开交，个别时候还会引起打群架的事，甚至还弄出人命来！
不过有个例外，那就是上游的人虽然不能开口子取水，但是可以用桶担水，用脸盆舀水。因此，勤劳的人都会用扁担担水，浇灌自己家的田或者院里的菜，不怕苦的人就会得到比别人好的收成，我们家的菜地主要是靠我们一家这样浇灌的。
现在您明白“看水”的意思了吧！
2011年8月30日
进城
进城，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这里说的进城，是指到我们的县城，不管去干什么，只要能去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那是个大地方，是能让人见世面、长见识的地方。我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进的城，回想不起来了，好像是我的一个堂姐出嫁，但我不能肯定。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离开家人，和同学一起去县城是小学毕业，进城照毕业照。我当时想得太天真，觉得好不容易可以单独进城，一定要在外面多玩耍两天，结果当天没有回来，也没有找亲朋借宿，更没有去住旅社，就在大街上溜达，在这儿待一会儿，到那儿待一会儿，晚上还凉，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待住的，结果就这样混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搭车回到了家。
我家离县城有二十多公里，进城如果坐汽车的话，一天有两趟班车，早晚各一趟，早上的叫早车，晚上的叫晚车，其他时间是没有车的。坐车进城办事的人大都是坐早车去，坐晚车回。那时坐车进城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首先四毛钱的车费就是大问题，因此，我们很少坐车进城。后来我二哥学会了骑自行车，可以借上二伯家的当时很稀奇的自行车，带上我一起进县城，这对于没钱坐汽车又不愿意步行进城的我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快乐和幸福的事情。还有一种进城的方式，那就是最原始的方式——步行进城。说起步行进城，那是又有喜，又有忧的。喜的是总算可以进城了，并且一般不是进城去玩的，是进城有事情，得拉上架子车。有时候是去城里磨面，有时候是去买东西，有时候是去拉父亲从外县带到县城的东西。不管去拉什么东西，一般去的时候架子车是空的。因为我是老小，又是和两个哥哥一起去的，车子只好由他们拉了，我只是坐车的主，那个感觉还是不错的，比现在坐宝马车的感觉还好！回的时候，就是忧的时候了，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和两个哥哥一起拉车，你再小，只要去了就是一个劳力，有多少力出多少力。由于是装着东西的重车，弟兄几个拉得都很吃力，我就别再想坐车了！步行进城还得早早地起床。那时家里没有闹钟，靠听家里或者是庄子上的公鸡叫鸣掌握，当然这事一般由我的妈妈操心，我们可以放心大睡，到时自然有人来叫起床。起床后我们拿上准备好的馍馍，有时还得带上水，借着星光或月光赶路！
我上高中后，年龄也大了，如果有事，家里还是会给点钱进城的。比如我的高考就是在城里完成的，当别的同学背上铺盖在学校协调好的地方统一住通铺时，我却可以拿上家人给的十元钱，很宽余地住旅社吃饭馆。当我上大学到了西安这个在当时闻名的大城市后，慢慢地才淡化了进城的感觉，但对最初进城的记忆在我脑海中是永难抹去的。
2011年8月30日
逃学
现在的孩子，可能逃学的并不多，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学习已不是学生的主要任务，主要任务是造反，是和大人一起搞政治运动，是劳动，是开批判会，等等。因此，在当时学生逃学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逃学的学生几乎每天都有。据妈妈讲，我的大哥就是逃学的高手，他为了应付家人，防止家人检查作业，竟然把作业本藏在屋外的土坯里，就这样逃学搞得没办法了才辍学，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妈妈讲起此事很伤心，因为大哥是妈妈连续生了五个女儿后生的男孩子，所以家中对她特别的器重，总想让他成才。由于逃学，他总是升不了级，比他小五岁的我二哥也赶上了他，最后他还是以逃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学习生涯。
我也不例外，回想起来也有那么几回，但远远比不上我大哥。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约好进城去玩，结果走了十几里地后，想不起因为什么原因又返回来了，但这一天我们没有去学校。还有几次是夏天去玩水，甘肃老家水不太多，夏日的时候，水塘成了男孩子们的乐园，我们有时不去学校，或者是用迟到或早退的办法去玩水。另外，就是去离学校几里路以外的地方钻地道玩，学打仗，好是痛快！特别要说的是，自己并非想逃学而逃学。那就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由于家中生活困难，晚饭吃得很差，没有早饭，也没有馍馍带，经常快到中午的时候肚子饿得实在是撑不下来，甚至因为缺乏营养引起低血糖，出现头昏的现象。每当早上要上学走的时候，家中不给带干粮，我就站在家门口等着，意思是要是不给我馍馍，我就不去上学，等着妈妈能给我一点馍馍，哪怕是一点点都行，我好带上去上学，不至于头昏，也不至于要同学的东西吃。但是，我的目的没有达到，妈妈没有给我一点儿可吃的东西，哥哥去中学上学了，妈妈去生产队上工了，我却依然在家门口，既没有等来吃的，还耽误了上学，第二天也就不再等了。不是妈妈不给吃的，更不是妈妈心狠，的确是家中没有什么可带着吃的东西。以至于后来，年老的妈妈还常常提起这些，表现出无限的愧疚。
当然上中学后的我，基本上没有逃过学。一方面由于中学离家很近，做课间操的时间都可以回一趟家，搞点东西吃；另一方面，心里也知道了家中的苦楚，加上生活也逐渐出现了好转，特别是恢复高考后，有了前景可求的我，一心想去大学的殿堂，利用一切时间学习都感到时间不够，哪还敢逃学！
2011年8月30日
碉堡
碉堡是什么，稍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它主要用于军事上的防御需要，好多人在实际生活中不一定见过，但是在反映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肯定见过。我说的这个碉堡是坐落在甘肃省陇西县首阳镇首阳村的碉堡。因为碉堡建在我们生产队，后来我们队也被更名为“碉堡社”。碉堡是我们首阳镇的一道景观。我记得当时在首阳只有两座碉堡，另一座远远没有这座宏伟而有气势。碉堡大约有三层楼房高，其实就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基底是一个边长六米到十米(具体数字记不清了)的正方形，碉堡下面大、上面小，每一层都有射击用的射击孔，射击孔高二十公分左右，宽三十公分左右，碉堡的最上面一层和一般的城楼或城墙一样是垛口，这也是为了防御的需要设计建造的。我老家的这个碉堡建于何时，我没有考证过，也许已无从考证。碉堡坐落在首阳镇的上街，一个由一条分成三条的交通枢纽的路口，正面对着主街。如果占据这个碉堡，从军事的角度考虑，肯定可以控制首阳的上半条街，它的军事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它派上军事的用场。当然这个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一般不大可能遇到这种事情；另一方面碉堡建成时间久了，也许当时的确派上过用场，只是我们没有经历过而已。要说一点儿没派上过用场也不是很准确，记得“文化大革命”造反和武斗最激烈的时候，红卫兵曾经占领过。
但我所了解的碉堡的用场主要是住人。那个时候碉堡好像是归生产队所有，虽然没有打仗，但是碉堡并没有闲过，成了生产队里的周转房。凡是队里哪家刚分了家，暂时没有住处的人，就住在这个碉堡里面，楼下做饭，楼上住人，虽然面积很小，但总算是有了一个安身之地。我的一个堂哥和我的大哥都曾在这里住过。
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街道的扩建，碉堡被队上派人拆除了，拆后的土都被当肥料上到了生产队的地里，因为当时老家流传着一句“土放三年成粪，粪放三年成土”的谚语。就这样，碉堡还是为我们队的人服务到了最后！
碉堡被拆除以后，我们队里也出了一些事情，因此我又听好多老人说，这个碉堡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根据我们那个地方风水的需要建设的。建碉堡的那个地方是沙头，如果不用碉堡镇压住的话，当地就会妖孽泛滥，祸害百姓！
不管碉堡为何而建，它成了我永久的回忆。我相信，碉堡的故事会随着“碉堡社”的名字继续流传。
2011年8月31日
我也当过运动员
我也当过运动员。也许你会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哪个学校没开过运动会，哪个人没当过运动员，即使没参加过个人的项目，还没参加过集体项目吗？没参加过集体运动项目，还没参加过智力运动项目吗？我说的不是这方面的运动员，而是上初中时当过学校代表队的足球和篮球运动员。
我上初中的年代，正是学校不怎么上课的年代，刚刚从“要当小闯将，不当小绵羊”的时候过来，反潮流的思维还没有调整过来，紧接着全国又开始学习朝阳农学院，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学校一个星期三天上课、三天劳动，我们中学在山上办了一个农场，在河滩上办了一个农场，并且是刚刚起步，我们就成了建设农场的主力军。当时三天的学习，我基本上听不进去课，很少的作业还得抄其他同学的。有幸的是，学校为了参加全县的中学足球联赛组建了足球队，我成了学校足球代表队的一员。那时老家的足球运动才刚刚起步，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县上才组织联赛。参加足球队的最大好处是不用参加没完没了的体力劳动，但是训练也很辛苦，特别是基本素质和专项素质训练。我的体育老师很专业，也很敬业，对球队抓得特别的严格，不管怎么样，年轻人干这个活还是很痛快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在训练之余还常常和其他地方的球队比赛，一方面锻炼队伍，另一方面也是玩一玩，觉得很有意思。但在球队当运动员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特别费鞋，家中好不容易给买的一双胶鞋，没有穿上两个月就因踢球给弄烂了，平时能穿一年的鞋就这样很快烂了，家人也很有意见；另一个问题是特别费饭，一方面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另一方面由于运动量大，消耗也很大，因此吃得多，饿得也快。这两个问题在那个生活非常困难的年代的确是大问题！
县上联赛结束后，足球队面临解散，但篮球队依然存在，在训练之时，我的一个不错的上篮动作又让体育老师给看上了，这样刚从足球队出来的我，又被选进了学校的篮球队，继续我的运动员生活。也忘记了后来是什么时候离开篮球队的，好像是“四人帮”下台后的事情。上了高中的我，已不再迷恋运动员生活，而是全力以赴地进行文化课的学习。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恢复了高考制度，努力学习上大学，是我的最大梦想！高二后，面临高考的我为了提高学习效率，劳逸结合，开始在课外活动时间打排球，我的排球底子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当然学校每年最少也要举办一次运动会，我一般很少报项目，除非班上强行要求，为了应付才报几个个人项目，但班上的接力赛，我是必须参加的，我们还经常获奖。后来，上大学到部队的我，除了业余时间打一打篮球外，很少参加或者痴迷于什么运动项目，主要是抓紧学习和工作，但军事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也许这也是一种运动吧。
2011年8月31日
劳动模范
我说我当过劳动模范，还是在学校当过劳动模范，可能好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学生得个“三好学生”之类的奖励，那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怎么能当个劳动模范呢？但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说起这件事情还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上初中的时候。其实，从我上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学生就不怎么学习了，主要精力就是跟着政治运动跑，写批判稿、开批判会。说写批判稿那是太好听了，不学习，怎么会写批判稿，又怎么写好批判稿呢？很简单，那就是抄，那个时候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我们就大报小报一起抄，逮着哪个抄哪个。当时的批判稿的写法有一定的格式，那就是开头形势大好，中间一段检讨，最后来几句口号！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左”的思潮仍然十分突出，学生开始反潮流，“要当小闯将，不做小绵羊”。上中学后推出了一个白卷大学生张铁生，成了全国的典型，全国的高中级学校全面学习朝阳农学院，学校不上课，学生不学习，大搞校办农场之类的事。另外，学校还要常常组织学生支持当地农民干活。这个时候，学生的学习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反而生产劳动却是最重要的东西，大家对劳动的表现非常重视，丝毫不敢马虎，所以，这个时候不评“三好学生”，但要评“劳动模范”。我这个一贯老实守纪的学生，不仅在劳动时很卖力，还在一个几十天连续作战不休息的战役中出了全勤，学校在搞劳动总结时，把我评为学校的劳动模范，给我带上了大红花，还奖励给我一把崭新漂亮的铁锨。这是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得过的大奖，因此，自己十分高兴，也十分珍惜。
说起劳动模范，在我们家，我不是第一个，我们家的第一个劳动模范是我的妈妈，并且她曾两次得到劳动模范的荣誉。第一次是1958年，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时，妈妈在食堂干活时得的，后来一次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时得的，妈妈因此自豪了一辈子。我虽然对此并不感觉自豪，有时还有一种悲哀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也是我的一点历史和经历，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值得回忆！
2011年8月31日
偷果子
偷果子(水果)，这不是做贼吗？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可管不着你的嘴，但我要实话实说。在我小时候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长大的男孩，特别是比较调皮的男孩，哪个不干点偷鸡摸狗、小偷小摸的事情呢？……其实我家也有果园，也有果子吃，只是品种有限。我家还有一棵很大的核桃树，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暑假都是在看核桃中度过的。暑假看核桃，寒假提上筐子到街上卖核桃。总之，我的假期生活基本上是围绕核桃度过的。
夏天看核桃的任务，白天是我的，晚上是我和二哥的，有时妈妈也去看。常常就在我和二哥看自己家的核桃时，心里惦上了别人家果园里的果子。在我们队上有果园的人比较多，我们会根据各种情况和需要作出判断与选择，一般会选择在后半夜进行，因为后半夜劳动一天的人睡得很实，容易得手，不容易被发现。一般情况下我和二哥光临别人家的果园时，二哥是主犯，我则是从犯，有时也和别人家的男孩一起去。运气还不错，几年下来，也行动过不下十次，在看好自己家果园的同时，也享受了其他人家果子的美味，还没有被发现和逮住过。
说到这儿，有人是不是又会说，想吃怎么不去买呀？我说你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哪有钱去买，你给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贫穷起盗心嘛！有时偷果子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可以在看好自己家园子的同时，享受到自己家没有的美味，还不用因没钱而犯难。当然，长大后再也没有干过这种买卖！因为，那时我们还小，还不懂事。
2011年9月1日
我的老师
我一生经过好多好多的老师，他们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特别是在我的求学之路上，给了我太多的关心和帮助，我衷心地感谢他们！我这里要说的几位老师，既不是我的启蒙老师，也不是对我帮助最大的老师，而是对我影响最深的几位——我的中学老师，通过对他们的回忆，记住我所有老师的恩情，并以此文献给我所有的老师。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的首阳中学在当时集合着一群特别优秀的老师，这还要缘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位苏校长的功劳。虽然那个时候不大重视教育质量，但是这个校长却十分爱才，他把其他地方不要，或者说其他地方不好待的当时所谓的“右派”，弄在了自己的手下，这些人在当时并没有发挥出多大作用，但是当恢复高考制度，需要抓教育质量时，就显出了他们的才能，我们才知道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我们的数学权威黄老师、英语权威曲老师等都是这样的人。
下面我就举几位对我影响大的老师，十分简要地说几句他们的事情。
曾老师，兰州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河南人，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我们这所乡下的中学任数学教师，那个时候他十分年轻，可谓是风华正茂，这个人是真正的专家级，在同学们的眼中是最有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老师。因此，学校也一致让他带高中部的毕业班。他不但数学顶呱呱，物理也十分精通。虽然他不教物理，但是，我们经常见到物理老师遇到难题去请教他。尽管他的爱人在外地工作，两人分居两地，但他特别敬业，因而深受大家的爱戴。我要首先说他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还是给我二哥和我都当过班主任的老师，我能考上大学他的功劳最大，当然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还让我当班长，这说明他对我还是很认可的。我上大学后和这些老师们的联系很少，只是假期回来后才去看他们。我只知道，我的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师后来调回了河南老家，也就慢慢地不知道他的下落了，我也试图打听过，都没有消息。一直到今年我去河南出差，还想找他，但都没找到一点线索，我还在网上用过人肉搜索，也没有结果。
孙老师，师范学校毕业，我们本地人，给我在初中和高一代过数学课，当过我的班主任。我要说他，不是说他水平有多高，说实在的，一个师范毕业生教高中生一般是很困难的，他也不例外，但他是我们学校最敬业的老师，是最注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老师，也成了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不仅教我们学习，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学会做人做事，全面塑造我们，他说的好多道理，指引我一生。因此，只要我回老家，总想约上过去的同学，去看看这位老师。退休后的孙老师，精神非常的好，看到我们来了，十分高兴。我们一起回忆那些过去的岁月，畅谈同学和老师们后来的情况，他也是我上大学后，一直到现在接触和看望最多的老师。这位恩师前几年离开了我们。
席老师，我的化学老师，西北师范大学毕业，陕西西安人。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化学老师，但他上课很少给同学们做实验，所以有时候学习效果很难保障。虽然我是我们那个年级化学学得最好的学生，但我认为他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他跨学科，他的体育非常棒，他和我们的王老师是最好的一对体育搭档，加之他也给学生代体育课，以至于让人分不清他是体育老师，还是化学老师。他的兴趣也很广泛，爱养花，爱和同学、家长交朋友，他是去同学们家最多的老师，当然他也是教过我二哥的老师，和我们家很熟悉。我去西安上大学后，他利用假期回家时还看过我，几十里路专门骑自行车赶来的，还给我捎来了家里的核桃。后来听说他调回到老家工作，退休后还回过学校，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一直到得到他去世的消息。
席老师，物理老师，师范学校毕业，当地人。要说他，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由于他是物理老师，加之他肯动脑子、爱动手，因此修理个收音机、电机等电器非常在行，物理也教得很好，只是教高中毕业班时常遇到一些难题，不管怎么，他仍然是我们学校最好的物理老师。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非常严厉，管得住学生，没有学生不怕他的。他还健在，听说退休后的他生活得很好。
我的老师很多，他们几位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我最尊敬和值得感激一生的人。最后再说一声曾说过多少年的话：老师好！
201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