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播艺术家

瞿弦和

[现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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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瞿老师接触话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瞿：是1961年。1961年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后来到新加坡上的小学一年级，1950年我不到6岁，就跟着父母一起回国。回国不久就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演播组。那时候老师是康英、周小东，都是广播界的前辈。我记得我在电台演播的第一篇散文叫《给军属徐大爷砌台阶》，朗诵的第一首诗是苏联的诗叫《怕黑暗的别佳》。到现在我都记着这些事。

卢：是因为第一首、第一次，所以给您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啊？

瞿：对，后来我就到了北京市少年宫戏剧组，排了儿童剧《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排了儿童剧《越狱》。当时的那批小朋友现在好多都在文艺界。

卢：因为那些儿童剧和当时的机遇，您就轻松地走上艺术这条道了？

瞿：对。非常喜欢。其实在考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爱人还都报了别的志愿。因为我们俩中学时代可以很实事求是地说是非常好的学生，她是1953年，我是1955年都作为全国少年儿童代表给毛主席献花。

卢：是吗？

瞿：这是一段很难忘的经历。就是因为当时能有这样荣誉的孩子都必须要学习好嘛，给毛主席献花的经历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些经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鞭策，我们一直把它看成一种荣誉，能够鞭策自己不要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期望。中学时代，我在北京二中，她在北京女子二中，我跟我爱人都是好学生。这时候北京市教育局对连续三年好成绩的学生要颁发一个金质、银质奖章的，我们俩都是银质奖章的获得者。当时她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国科技大学；我报的也是中国科技大学。她报的好像是天文系，我报的是应用数学系。因为我们俩功课都挺好的。结果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我们俩就一起又考艺术院校，中央戏剧学院把我们都录取了，我们俩就成同班同学了。那时候就不允许你再考别的理工科类大学了。我们在大学就同学4年，毕业就面临选择。

卢：您当时就选择了青海，在青海一待就是8年？

瞿：8年。我在青海省民族歌舞团、青海省话剧团一共工作了8年。

卢：8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

瞿：8年之后，l973年我调回北京，就到了中国煤矿文工团。

卢：到了中国煤矿文工团之后就开始演话剧？

瞿：对。我演的话剧有几十部，《年轻一代》我演的林育生，《青松岭》我演的张万山，《夜海战歌》我演的老阿公，《槐树庄》我演的根柱，就这些老戏我演了很多。我的印象当中我们的话剧只有历史剧《赵武灵王》，还有我们演的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女》和意大利的名剧《高山巨人》，这几个戏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其他的戏我们是在矿区演的。反映煤矿工人生活的戏和其他的一些戏在电视上播出的少。

卢：您全国各地的煤矿都去了好多次，很多地方都授予您“荣誉矿工”的称号。我觉得这点特别不容易。

瞿：他们把我们叫做“一束美丽的乌金花”，这是一种艺术性的称呼。还有的矿工师傅说你们是不拿风镐的采煤队。当时我还琢磨，后来河北省一个煤矿的老矿长就跟我说，他说哎，奇怪，你们文工团一到矿上来，怎么就像过节一样！我们也没有什么宣传，井下的工人情绪就好了，产的煤就多了，从这个角度理解，你们就是不拿风镐的采煤队啊。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跟矿工这种感情确实是很深的。因为我们到矿区去演出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剧场演出以外，我们可能还要到广场、到井口。我们2002年来的时候是10月份，那已经到了秋天的季节了，白天还挺暖和，晚上是在灯光球场演出，突然就刮起大风来了，冷得不得了，而且我们把团里边比较擅长的，像一些拉丁舞，就是国外的一些非常优秀的舞蹈带来，演员们穿得很少，非常冷。我们也没要求什么，人家矿工就非常主动地把他们的大衣拿来了。他们在舞台的边上拿着大衣等着，这演员从台上一下来，他们马上就把大衣给披上了。哎呀当时这个演员激动得……

卢：好感人！

瞿：好感人！这是矿工很自发的一种行为，与煤矿文艺工作者的一种情与情的交融吧，所以那次给人印象挺深的。

卢：您经常到矿区去演出，下过矿吗？

瞿：下过。我们煤矿文工团的演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论你是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还是新调入的，必须到井下去看看，穿上矿工服，戴上矿工帽，穿上靴子。不用你干活，你就下去走一圈儿，你就到掌子面儿去看一看，在割煤机前面看一看，就知道这煤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不用去讲大道理，你就觉得煤矿工人高尚得不得了。他的工作实际在一种非常艰苦、非常危险的条件下，在那儿去开采光明，作着无私的奉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方法、体验生活的方法。现在我们团的演员，老中青几代演员，说到矿区去，没有跟你说不的，都是非常高兴的，觉得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觉得好像到矿上就是回家一样，很高兴。他在城里演出的时候是一个感觉，给煤矿工人演出的时候又是一个感觉，他就是给自己的工人演出。所以煤炭系统、矿工对我们非常好。困难时期，矿工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每个人多产一锹煤，就把你们团养活了。后来到了体制变化的时候分流，煤炭部、工业部也没有了。这个体制改变了，煤矿工人又说了，全国有800万煤矿工人，每人拿出一块钱，就把你们养活了。这都是很质朴的话。

卢：您这位“荣誉矿工”听到这样质朴的语言是不是也特感动？

瞿：那还用说！就好像文艺界我们很重视各种文艺的评奖，但我觉得这种奖是超过任何一种专业奖项的评定，它是对你从事的事业的肯定，对你为煤矿工人服务的这种精神的肯定。所以我们团的演员都非常看重这种称号，新来的舞蹈演员、小孩儿们都会问，团长，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荣誉矿工”称号？他希望得到。因为这个仪式跟那种文艺发奖也不一样，它是送我们一套矿工服，一个矿工帽，一个证书，一双矿工的靴子，非常庄重地把这些东西送到你面前，是这样的。

卢：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出，所到之处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到了矿区就更不一样了，矿工们都会把你们当做亲兄弟、自家人一样。

瞿：对对对。就是这种感情。我们团有一个男高音叫刘君侠，两次代表矿工在全国大赛中都是得金奖的。他原来就是矿工，后来到中国音乐学院去进修，他的特点就是，可以跟矿工们一起卷烟，卷大炮，一起喝大碗的白酒，一起吃大块的肥肉，就这种非常随便的。到了矿上，人家矿上就说想吃什么，不是说非要给你们摆上多少多少菜，就问想吃什么。到了山西我们就说想吃莜面，想去吃莜面卷儿。到了宁夏白芨沟矿……

卢：到了我们宁夏的白芨沟矿您想吃什么？想吃羊肉吗？

瞿：就说羊汤，我们弄汤喝，就像到家一样。

卢：您就像咱宁夏人的老乡，以前来宁夏的很多事情您都记得那么清楚。真这么熟悉吗？

瞿：应该这样说。我第一次到宁夏来是在1965年，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吧？1965年是我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当时国家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到内地去，所以那年我填的第一志愿就是青海。我是在北京。那时候青海的民族歌舞剧团在演《昆仑战风雪》，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我在北京报的到，然后随青海民族歌舞团经内蒙古、宁夏、甘肃再到青海。在宁夏银川演出，那是我第一次到宁夏。很有意思，快40年了。1965年，那时候我来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叫“一条街，两座楼，一个公园两个猴儿，一个警察看四头儿，车站设在城外头”。为什么说看四头儿呢？那个鼓楼，它的门洞不像别的城楼，它有四个门洞，所以只要警察站在中间，他四面都看到了。是这么传的。

卢：您当时也感觉宁夏特别特别小吧？

瞿：当时倒没有那个感觉。因为我刚刚从校门出来到社会，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对一个城市的评价，都是很单纯的学生。所以到一个地方都觉得很新鲜。那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在自治区“一招”和“二招”，觉得哎呀宁夏大米饭特别好吃，羊杂碎特别好吃。这是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儿。那是1965年我到这儿来的第一个印象。后来因为我们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宁夏也是个煤炭基地，这里有石嘴山，有石炭井，还有很多地方煤矿，我们团跟宁夏的联系就很多。有几次虽然我没来，但是我都知道。我再到宁夏来就到了l994年了。

卢：您是来参加当时宁夏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

瞿：嗯。那时候北京来了一批演员，包括我们团的丁广泉，相声演员。那时候的韩红还没这么胖呢，小女孩儿的样儿。最近的一次就是2002年。2002年是白芨沟煤矿的投产，是一个l0周年的纪念，我们来庆贺演出。那么再加上这次。这次来，我就看到宁夏绿色挺多的，门脸儿的绿色，建筑物的绿色，再加上咱们绿化的绿色，挺好，挺漂亮。因为我来了几次，每来一次我觉得变化都挺大。特别这次民族运动会，路修得漂亮，真漂亮。

卢：您觉得我们宁夏人民的精神面貌怎么样？

瞿：对了，就想跟你说这个。怎么说呢，很振奋！我到体育馆那边，多年未见的拉歌形式，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年轻时代曾经喊过的“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心里好着急”什么的，这种拉歌的形式都在这儿。“谁谁谁来一个要不要”这种群众性的拉歌活动，所以我们主持词儿里边就说了，走进阳光灿烂的5月，到处都是劳动者的歌声。这种词儿确实是在咱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的一种最真诚的歌声，也是最美的旋律。这词儿写得都非常漂亮。

卢：这种形式非常好，很振奋，也很鼓舞。

瞿：这种形式、这种状态，其实音色并不是很美，音调也不见得准，高音也不见得唱得上去，他就是在这儿扯着嗓子要喊。

卢：这是一种“劳动者之歌”。

瞿：劳动者之歌。我觉得它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且你看，每个方阵在拍摄过程中大家这种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我也到有的地方去过，看到拍摄现场，一会儿这儿少个人，一会儿那儿走个人，但是宁夏的演员，也没有舞台监督来回催场，很自觉的，该到位了，提前一个节目候场，安安静静候场。

卢：您不觉得这就是我们宁夏人民的素质？

瞿：可能原来就不错，有传统，现在可能更好。因为我从我师哥王志洪的身上感觉到了。王志洪我真想说他两句。他那个话剧团我觉得比一般的话剧团更困难，因为话剧事业本来就处在一种困境，它不像歌舞、通俗歌曲。话剧在宁夏，在大西北这个地区，能以课本剧的形式走进学校、走进农村，大篷车，太不简单了。那是哪次我看他的一个采访，到一个农村去，好像是一个学校特别特别困难。他就跟那个校长谈钱，不知道你看过那段儿没有，最后好像谈的是能给几十块钱还是100多块钱，他说算了算了这些钱你也别给我了，后来那校长说，你就在我们这儿吃顿饭，我们招待你们一顿饭，后来王志洪说行行我们在这儿吃饭。一看吃的什么，是那个压的面。哎呀，我一看，不简单呀。

卢：说到不简单的时候，我看到您那么激动，是否又勾起了您内心深处的某些回忆？

瞿：嗯，应该是这样吧。

卢：是觉得他这个人不容易？

瞿：不是。

卢：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不容易？

瞿：我们这代人不容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6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一个年轻演员要想在观众心目当中留下很难忘的印象，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现在比如说你拍一个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一个角色就打响了。

卢：对，可能一夜之间就会成名了。

瞿：一夜就成名了。可能这些演员荣誉来得相对容易一些。我们这代人踏踏实实在工作岗位上，那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的，确实不容易。跟他一起来宁夏的还有好几个同学呢，都在宁夏话剧团，那批同学也是把青春都献给了大西北。

卢：走过了60年的人生历程，您觉得舞台上的您和生活中的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瞿：这个看怎么说了。我们平常当演员的总爱说这句话，斯坦丁的名言嘛，就是“要爱自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再从话剧演员的角度来讲，你可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角色，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也可能有跟自己年龄差距大的。那时候跟生活不同的就是你要把自己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不管是哪种创作方法，你是从自我出发也好，从外部出发也好，从外部形象出发也好，怎么样都要把这个人演得活灵活现的，把他们变为一体。那么变为一体的时候，你可能跟生活里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不同。另外我觉得一个不同就是，往往有一些误区。比如说电视台和一般的晚会的组织者，觉得找瞿老师来参加主持的时候都是一些非常庄重的、非常具有政治性的和历史性的这样的晚会。

卢：对，比如说五一的“劳动者之歌”。

瞿：五一、七一、十一很多活动，或者朗诵一种比较深情的段子，这是我的一个特长。我很容易投入，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对人、对事儿都很真诚，可能这点是很容易产生激情。这也是我的长处。其实我是一个很活泼很闹的人，很爱开玩笑的人。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误区呢，他们总觉得舞台上和生活中不一样。其实就像刚才你说的问题，他有时候看不到你那一面。我跟我的团员们，跟我的部下们都随随便便的。人家说，瞿老师，你的身体挺好的，看你爱人，其实她高血压、心脏病都有，但是我们俩就是精神状态挺好，他说你们有什么保养的秘诀？我说没有。我说我们有16个字，第一条就是“爱吃就吃”。不能限制说这个胆固醇高啊不能吃，这个有副作用不能吃啊，我们爱吃就吃。“想睡就睡”。困了别硬撑着，哎呀太困了，我说你们先等我会儿，我去稍微眯瞪会儿，10分钟就管事儿。“能玩就玩”。这玩儿的项目别超过自己的能力。我体力能玩儿我就玩儿，不能玩儿的咱别玩儿，就是这样的。“该忘就忘”。生活里、工作上肯定有很多烦心的事儿，肯定有不愉快的事儿，当时不愉快，过后就忘。所以我觉得人哪，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和在生活里边是有区别的，生活里充满了戏剧的这种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把人生作为一种儿戏，还是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人生。

卢：瞿老师，衷心祝愿您的艺术舞台和人生舞台更加精彩。

（2004年5月20日，第50期《卢佳相约》节目，宁夏卫视频道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