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战与和的变奏(3)

“双十协定”的意义，并不在于国共两党达成了什么妥协。实际上，由于国共两党多年的对立与分歧，两党对国内外形势与自身利害考量存在差异，双方的矛盾不可能通过一次谈判而解决，协定达成的实际妥协十分有限（最具意义的妥协是召开政协），同时具体而细微地列出了双方对于各项问题看法的异同点。“双十协定”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见并发表公报的形式，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国民党也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双方都可以从这样的表述中获得己方认可并需要的东西。但因为中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此次会谈采取了双方平等的形式，签订了正式协定，中共的地位被首肯，因此相比较而言，中共对协定的评价更为积极。毛泽东在回延安后一度认为：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无论如何，“双十协定”对于国共而言，虽然形式效应远大于实际内容，双方对于诸多已决和未决问题仍是各说各话，但毕竟缓解了一度似乎迫在眉睫的内战危机，对于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苦难与艰辛、迫切期待国家重建与复兴的民众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节边打边谈

国共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虽使大规模内战暂时未能公开爆发，但并不意味着国共军事冲突的停止。因为国共双方均企图在军事上占据更多的实地，得到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从而在政治上为未来的斗争作出对自己更有利的布局，这导致双方的军事冲突不但无法停止，反有扩大之势。一时间，中国大地呈现出一幅不相协调的画面：一方面，抗战胜利，外战已经远去，各方面忙于对日伪财产的接收、社会经济的复员与国家的重建；另一方面，内战烽烟弥漫各地，枪炮声不绝于耳，和平似乎仍遥不可期。

因为日伪占领区多在沿海、沿江、主要交通线及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地盘和资源对国共两党争夺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日本刚刚投降，蒋介石即考虑到未来的国共争夺，首先以接收为名义，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命令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向全国推进，占领各要点要地，构成有利态势，尤其是必须占领及完全控制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昌、徐州、济南、郑州、石家庄、太原、归绥、张家口、山海关等战略要点。1945年9月2日，负责接收的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并尽先以一部接收日军撤离之地区，主力迅速进驻日军投降集中地区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准备”，“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3册，642—643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对长江以南的接收与推进基本顺利，但在华北，因为中共部队“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国民党军的推进遇到相当的阻力。为此，一方面，国民党利用等待投降的日伪军保持其占据的地区，维持地方治安。何应钦命令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78—7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海、空运输支持下，国民党军运送大量军队到华北，先后接收了北平、天津、太原、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城市，并控制了平绥路归绥至大同、津浦路济南至徐州的部分路段。但是，华北察哈尔和热河两省的几乎全部地方，河北、山西、绥远、山东等省的大部分地方，以及豫北、皖北、苏北等地区，均在中共控制之下。国民党军不少高级将领认为，应动用武力“剿共”，肃清中共武装，接收华北，进而接收东北，统一全国。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还布置下属拟出“防剿”共党部署，呈报蒋介石，商讨如何进行“剿共”战争。10月13日，蒋介石向各战区长官发去密电，进行“剿共”动员，要求“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174—17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此电在平汉战役中为中共部队缴获，并于11月5日公布。）为达成此目的，国民党军除在美国帮助下继续向华北进行空运和海运外，主要是沿进入华北的各主要交通要道——平汉路、平绥路、津浦路、胶济路向华北推进，从而在上述诸路及其周边地区与正着力经营华北，并确保在东北发展的中共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共将战后战略发展的重心放在华北和东北，尤其是东北（东北问题详见后述）。中共在日本投降之初，本拟在南京、上海、武汉、北平、天津等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并尽可能将国民党军队隔离在平汉路以西。但因形势的变化及自身力量的限制，中共无法达成这样宏大的目标，中共迅即改变方针，将工作重心置于广大乡村及小城镇，尤其是北方地区，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为此，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刘少奇也认为：苏联至少不会阻拦我们进入东北，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东北赢得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毛泽东文集》第4卷，15—16页；《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307页。）与此种看法相适应，中共部署华北的太行区夺取上党，太岳区出击同蒲路，冀鲁豫区出击豫北，晋察冀区出击晋北与正太路，晋绥区协助晋察冀区出击大同、归绥，尤其要求各地控制国民党军北上必经的交通要道。此后，中共华北部队率先进入东北，并不断传回有关信息。9月14日，首先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负责人曾克林和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一同飞抵延安，使中共最高领导层得以了解东北的实地情况。苏军代表在转告马林诺夫斯基的口信时，并没有提及将东北根据中苏条约交给国民党，而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实际默认了中共军队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入东北。与此同时，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中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中局领导均有着重向东北发展的建议。向北发展已成为中共上下之共识。

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代主席，留守延安，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9月中旬，刘少奇连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发展，认为须立即确定中共的战略方针。15日，刘少奇向在重庆的毛泽东等通报东北现状，认为这是中共发展的“千载一时之机”。17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19日，毛泽东等回电“完全同意”。同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提出：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我们要当做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会后，中共中央即向各地发出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指示要求，晋察冀与晋绥两区确保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主力一部向山东移动，江南主力撤返江北，晋冀鲁豫部队阻滞顽军北上，并准备以一部调东北。（《刘少奇选集》上卷，371—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49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至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成为中共战后总的战略方针，并成为对中共战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针。10月20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中共在国统区应“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还在重庆谈判的进行过程中，国共即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地区发生了战后首次武装冲突。上党地区位于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与太岳两区之间，8月11日，日本刚有投降的表示不久，阎锡山即电令其部下史泽波抢占上党，对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构成较大威胁。自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共晋冀鲁豫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围攻上党，战至10月5日，阎部增援之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战死；12日，困守的第19军军长史泽波于突围后被俘。阎锡山损失兵力10个师，几近其总兵力的一半。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从此连为一体，位据华北核心位置，东对平汉路，西对同蒲路，南对陇海路，北对正太路，均可构成有力威胁，有利于中共在华北地位的稳固与发展。

国共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于平汉、平绥和津浦铁路沿线。中共为了确保“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实施，必须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因此要求各地“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的国民党军队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10月中旬，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命令第40、30军和新8军，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已占据石家庄的第34集团军李文部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分割中共华北根据地，控制华北，继而北进东北。中共认为此役关系华北全局，要求晋冀鲁豫区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将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国民党军。刘、邓遂集中3个纵队的主力，在邯郸以南漳河以北地区预设阵地，伏击国民党军。北进之国民党3个军临时组合为兵团，在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的情况下冒进，25日到达邯郸南之马头镇时，被中共部队包围。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已有秘密联系，于30日率部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率部苦战多日而不支，只能冒险突围，11月2日大部被歼，马法五被俘。此役中共“获得完满胜利”，而国民党“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三军大学”：《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2册，156页，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

平绥路的冲突主要在国民党傅作义部和中共晋察冀部队之间展开。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对借此时机自其根据地绥远向华北扩张势力较为积极，下令“绥西部队积极向东挺进”。 （万仁元、方庆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1976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在傅作义的命令下，傅部迅速出动，沿平绥路两侧向东推进，进展甚快。9月初，傅部已占据平绥路的归绥至大同段，进至距中共刚刚夺得之察哈尔省府、晋察冀区之中心城市张家口不过百里之遥，如此势必影响中共在华北北部的战略布局，进而分割华北与东北中共之联系。因此，中共认为平绥路作战“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要求晋察冀聂荣臻和晋绥贺龙两部通力合作，解决平绥路之傅作义部。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遂集中了5万多人的部队，10月中旬起向平绥路出击，先后占集宁、卓资山等地，迫使傅部放弃平绥路沿线各点，向归绥收缩。由于傅部多系主动撤退，实力并未受太大损失，而中共对傅部力量估计较低，对己方实力则估计过高，遂要求前线部队歼灭傅部主力，夺占归绥、包头、五原、大同诸点。但这些城市多系深沟高垒，中共部队长途奔袭，且攻击力有限，多次攻击未果，形成僵局，不得不于12月上旬结束平绥战役，未达成原定战役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