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那群“不可一世又招人喜欢的家伙”的崛起(3)

公司里别的员工同样要表现出他们最好的一面。如果结核病医药的历史能说明问题，那就可以证明很多人都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喘不过气来。1955年，一家名为卡特–华莱士的制药公司研发了一款抗焦虑的药物眠尔通（Miltown），重新建构了焦虑是社会自然产物的体系，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呈现出了一种自顾自且冷漠无情的状态。社会史学家安德烈亚·托恩称，眠尔通自上市以来，迅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热销的药物。截至1956年，每2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在服用眠尔通；而到了1960年，美国医生所开的处方中，有1/3都带有眠尔通或者相同药效的甲丁双脲（Equanil）。甲丁双脲的广告语是这样写的：“焦虑和紧张是这个时代的通病。”60年代的时候，安神药物达嗪（Serentil）应运而生，在那场广告大战中，它以一种更为直接的带有同情色彩的方式，呼吁改善社会工作环境，广告上写道：“焦虑源于不适。”

当然，外向理想型并不是现代新生事物。部分心理学家称，外向的因子真切地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研究发现，这种特质在欧洲人和美国人中表现得要比亚洲人和非洲人普遍，因为大部分美国人是世界各地移民的后代。学者称这是有道理的，那些周游世界的人往往要比那些御宅族外向——而这些外向的特征就会遗传给他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心理学家肯尼思·奥尔森认为：“由于性格特征是可遗传的因素，每一波成功的移民到达一处新的大陆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导致一部分人口比移民前更关注自我特征。”

我们对外向者的尊崇可以追溯到希腊时期，对于希腊人而言，演说是一种高超的技能，而对于罗马人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被赶出城市，那就意味着丰富的社交生活的终止。同样，我们对于开国元勋的尊敬，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对自由高声疾呼：“不自由，毋宁死！”即使是基督教在美国引起宗教复兴，追溯到18世纪的第一次大觉醒，也是取决于牧师们的宣传技巧，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让那些矜持的民众放声痛哭或者欢呼雀跃，将以往的礼数全部抛之脑后，那他们就是成功的。“没有什么比我看到一位部长呆呆地杵在那里，满脸冷漠而沉重得像一个数学家计算月球与地球的距离那样，更让我感到痛苦和沮丧的了。”1837年一家地方性报纸对此抱怨道。

正如这些不屑的言词所表明的，早期的美国人崇尚行动、怀疑智慧，他们认为从事脑力劳动是懒惰的表现，那都是英国贵族留下的毫无见地的行为。1828年总统大选之争聚焦在前哈佛教授约翰·昆西·亚当斯和铁腕军事英雄安德鲁·杰克逊身上。安德鲁的一则竞选标语道出了两人之间的差别：“约翰·昆西·亚当斯可以写字，而安德鲁·杰克逊可以征战。”

大选之战的胜利者是谁呢？“战士战胜了作家。”文化历史学家尼尔·加布勒如是说。值得一提的是，政治心理学家称，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美国总统候选人中为数不多的内向者之一。

但是，个性文化的兴起加深了这种偏见，其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家和宗教领袖身上，在大众身上也开始凸显。即使肥皂制造商们从这种对魅力和号召力的偏好上获利不少，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种发展感到满意。1921年，一位知识分子观察到：“对于个人性格的尊重在此时跌落至最低点，然而令人既兴奋又讽刺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像我们一样乐此不疲地谈论性格这个问题。我们有‘自我营销’和‘自我发展’的学校，虽然那看起来更像是培养成功的房地产营销商的地方。”

另一位评论家则叹息盲从的美国人开始为表演者埋单，他抱怨说：“这个舞台以及舞台上的故事，居然可以引起媒体如此的关注，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仅在12年前——还在品格文化主导下的社会里，这样的主题是不合礼数的，而今，它们变成了“社会生活中极其庞大而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变成了所有阶层茶余饭后的谈资”。

T·S·艾略特在1915年的诗作《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里感叹，需要“准备好一副面容去迎接你要会见的那些面孔”——看起来像一颗面对着新观念下自我表达需要的社会而无声哭泣的心。尽管那些早年的诗人们也曾好似一朵流云独自穿过乡村的小径（华兹华斯，1802年），或者在瓦尔登湖修复自己的孤寂（梭罗，1845年），但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最怕的就是被“那些用程式化的言辞盯住你的眼睛”笼罩自己，然后被钉住，再然后是挣扎，最终成为墙上的标本。

镜头快进100年，如今，普鲁弗洛克的抗争已经成为美国高中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在青少年日益增长的网络建构的性格中，那种抗争变成了应付考试而不得不记忆的东西，但随后就会被抛之脑后了。这些学生们处在一个社会地位、收入和自尊都要建立在迎合个性文化需求的能力之上。不得不娱人的压力、自我营销的压力，乃至抑制焦虑明显化的压力都在不断滋长。在美国人中间，自我感觉羞涩的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的40%上升到了90年代的50%，也许这是因为美国人的衡量标准在无畏的自我表现面前，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交焦虑症”从本质上点明病态的羞怯在如今被认为是困扰我们的五大因素之一。被誉为心理医生治疗精神障碍“圣经”的新版《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指出，惧怕公开演讲是一种病症——不是烦恼，不是缺点，而是一种疾病——如果它妨碍到了患者的工作表现的话。柯达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告诉丹尼尔·戈尔曼：“如果你只是坐在你的电脑前，对着一个出色的回归分析兴奋不已，而要你把这个分析结果讲解给你的执行小组成员你就手足无措，那是远远不够的。”（显然，如果你对一个回归分析毫无头绪，可是你却对演讲很在行，在他看来你就是合格的。）

然而，似乎检测新世纪个性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回归到自助的领域中。如今，戴尔·卡内基的时代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了，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第一次演说，他的畅销书《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依然是机场书架上和商务类畅销书单上的主打书目。戴尔·卡内基学院仍在提供卡内基原版课程的更新版本，而且顺畅的沟通能力依然是学院的核心特色课程。国际演讲会（Toastmasters）是1924年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其成员每周都会碰面，一起练习演讲技巧。创始人宣称“所有的交谈都是营销，而所有的营销中都包含着交谈”，这个理念现在依然存在，它在113个国家、用超过12500个章节来阐释。

国际演讲会的网站上有一个宣传视频，是一个发生在两个同事之间的小品，爱德华多和希拉坐在“全球第六届商务会议”的观众席上，听着一个紧张不已的演讲者在进行一次糟糕的演说。

“我真庆幸我不是他。”爱德华多小声说。

“你在开玩笑吧？”希拉脸上带着一个满意的微笑回复道，“难道你不记得上个月向新客户作的营销展示了吗？我觉得你都快晕倒了。”

“我没那么差吧？”

“嗯，你真的很差。真的很糟，甚至比他还烂。”

爱德华多觉得羞愧不已，而神经大条的希拉浑然不觉。

“不过，”希拉说道，“你是可以克服这一点的。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听说过‘国际演讲会’吗？”

这个年轻的、深色皮肤的魅力女子希拉，把爱德华多拉去参加国际演讲会的一次活动。在那里，希拉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一个名为“真话还是假话”的练习，她负责告诉15人一组的参与者一则她生活中的小故事，然后他们选择是否相信她。

“我敢打赌我可以骗过所有人。”希拉一边对爱德华多低声说着，一边走向讲台。她杜撰了一个故事，说早年间自己是一名歌剧演员，最终为了家庭放弃了这份事业。她的故事讲完了，国际演讲会的负责人询问小组成员相不相信希拉所说的。所有人都表示相信她的故事，协会负责人转过头问希拉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完全是个杜撰的故事啊。”希拉得意扬扬地揭晓答案。

希拉给人留下了不真诚的印象，但却引起了奇特的共鸣。就像20世纪20年代那些面对个性指南而焦虑万分的读者一样，她只是希望在工作中走在前面而已。“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我要面对如此多的竞争。”希拉对着镜头吐露心扉，“正因为如此，让我的工作技能时刻保持犀利，就变得无比重要。”

可究竟什么才是“犀利的技能”呢？我们应该在自我表现方面熟稔到可以欺骗任何人吗？我们必须学着去控制我们的声音、仪态和肢体语言，直到我们可以任意编造并向别人推销任何故事吗？这些看起来就是急功近利的愿景，一个我们时至今日所期望的标志，从戴尔·卡内基童年时期开始，我们就走上了这么一条不归路。

戴尔的父母都是品德高尚之人，他们希望儿子从事宗教或教育事业，而不是做营销。他们似乎并不赞同这种名为“真话还是假话”的所谓自我提升的技法，也不赞同卡内基最为人称道的“如何让他人崇拜你，如何投标”的建议。但《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一书中却充斥着这样的标题：《让人们高兴地为你效力》以及《如何让人们一眼就喜欢你》。

这些事件引发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是怎样从“品格为上”走向“个性为上”的道路，一边走一边丢弃了那些意义重大的东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