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罗斯福和民意所向(2)
这时，自20世纪20年代的爵士乐后，年龄大一点儿的青年男女第一次兴起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流行的语言，比如keen（热衷的）、gas（吹牛）、copacetic（好极），带有难懂幽默的Confucius say（子曰）、knock，knock（吃“喝”），有彰显男子气标志的jalopies（破汽车）和特别的穿着。男男女女穿着棕白两色的胶底马鞍鞋、朋友签名的啤酒会夹克和可双面穿的雨衣（脏的更好）。白天，姑娘们的标准打扮是两层毛衣（有钱人会穿开司米或安哥拉羊毛衣）、长及小腿肚的紧身格子裙、踝袜（后来被称为“少女短袜”）以及俄式头巾。男青年则是上身运动服，下身宽松长裤，配双色马鞍鞋，或者鞋底有防滑钉的厚重粗革皮鞋，走路时会踢踏响。如果穿上女朋友亲手织的彩色菱形图案毛衣，就更加时髦了。正式舞会每年在高中举行一次，在大学至少举行4次。到时，大家不会穿这些衣服。舞会在体育馆举办，天花板被贴上了皱纹纸，装饰一新。女孩们穿着薄纱晚礼服在打过蜡的地板上翩跹起舞，左肩上别着一朵兰花或者栀子花；男孩则穿着租来的燕尾服或者黑西服和白皮鞋。
如果大家只是拖着脚步跳舒缓的狐步舞或者安静的卡里奥克舞，气氛会非常沉闷。当乐队奏起欢快的音乐时，人们的舞步也会变得更加轻快。20世纪30年代中期，吉特巴舞风靡全国。吉特巴舞由查尔斯顿舞、林迪舞和得克萨斯汤米舞（可追溯到1913年的滑稽剧《达克镇蠢事》）发展而来，像田径运动会一样花样繁多，有时，看起来还真像运动会，连动作也相似。在吉特巴舞中，有查尔斯顿摇摆、蹦蹦跳跳、啄虫子、跳跃舞步、苏西球、转圈摇摆、歌颂阿拉以及踢骡子等动作。踢骡子时，男女会按顺序玩跳背游戏。这种舞太过奔放，有时女孩玩高兴了还会露出内裤，因此陪伴她们参加舞会的年长女性不喜欢这种舞。一直到1942年，杜克大学的舞会都不许跳吉特巴舞。
性，依然是禁忌。人们担忧一切传统会形同虚设，毕竟这个年代怎么看都是动荡的岁月。怀孕被当成耻辱，就连已婚妇女也这么看。孕妇装的广告宣传语是“藏好你的秘密”。关于性的一切都很隐秘。《长筒袜秀》最像色情杂志，但里面的女人包裹得严严实实，裙子在膝盖上五六英寸。那时，色情文学作家非常少。社会非常保守，吉特巴舞不准跳，色情文学当然也不能发展。另一边，汤米·道尔西刚以摇摆舞节奏放起《罗门湖》，广播电台经理就把广播停了，经理觉得很多传统已经受到了挑战。人们世世代代遵循的传统正在消失。在胡佛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工人力量还太弱小，无法奋起反抗，现在他们开始游行了，这是最明显的改变。劳工队伍来势汹汹，吓得美国白领、中产阶级心惊胆战，但劳工时代已经来临。工会组织起来了，在路障前爆发冲突，矿井、工厂外的地面上血迹斑斑，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一个古怪的人物。他虎背熊腰，眉毛浓密，身高6英尺3英寸，高大魁梧。闲暇时，他喜欢读莎士比亚名作、《圣经》、《伊利亚特》、《奥德赛》、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他的父亲是威尔士矿工，上过黑名单。40岁时，他成为矿工联合会的主席，但在他的领导下，工会人数锐减，只剩之前的一半。1930年，一个矿工小组提到他时说：“他不仅撵走了协会的领导，还破坏了协会的灵魂。”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成为激进工会主义的象征，既广受爱戴，又树敌无数。但与此同时，他还是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支持自由企业，反对进步工会的各种政策。
私底下，刘易斯聪明又健谈，善于出谋划策，常为受压迫的工人打抱不平。在公众面前，他集福音传道者、悲剧演员和拙劣演员于一身。他喜欢谈玄说妙，还为自己的性格开脱：“自己不为自己吹号，谁能帮你？”在一次工人大会上，刘易斯致开幕辞：“听听‘马其顿人’[3]的呼喊，那是人们发自肺腑的吼声！我认为劳联的未来就取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说起对手劳联主席威廉·格林，他叫道：“哎呀，可怜的格林，我太熟悉他了。他磨磨蹭蹭，随波逐流，还哀叹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刘易斯让工人组织分裂成两派，还得意扬扬地说：“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我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听了这话，没几个人笑得出来。自由派觉得他深谋远虑，反对派觉得他是邪恶的化身。在某些圈子里，除了罗斯福，就数他最惹人厌恶。有一次，前战争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作为矿业公司律师出席了听证会，大谈他年轻时参加矿工联合会的经历。这时，刘易斯愤然起身，响亮地说：“作为矿工联合会会员，看到有会友在政坛平步青云、名扬天下，我与有荣焉。”他突然重重地顿了下，接着说，“但这个人背叛了年轻时参加的工会，看着真是让人哀伤和遗憾。”又停了下，说，“就为了30块臭银圆。”[4]赫尔利恼羞成怒，朝他扑过去，好在马上被人拦了下来。刘易斯接着漫不经心地说：“那就不提30块银圆的事儿吧，但‘背叛了年轻时参加的工会’这句话必须保留。”
这话太过分了，但勇气可嘉。1969年，总统管理的暴乱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所有工业国家中，美国的劳工史最血腥暴力。”这其实就是暗指20世纪30年代。当时，产业工会的不少组织者遭到谋杀，州长派出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在乔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设立了一个集中营，专门关押示威工人。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是一个典型的煤矿镇。那里的矿厂老板一年会花费1.7万美元购买军火，然后炸掉矿工的家，烧毁山上的十字架。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全市都是一家公司的私有财产，该市市长对记者说：“这里不能缺了警察，就像世界不能没有音乐。”他说的“警察”是指公司的保安人员。他手下的地方检察官补充道：“给我200名训练有素、身强体健的武装人员，我可以将纠察线上的王八蛋工人收拾利索。”在纺织厂的女工开始反抗时，《纺织杂志》在社论里放话：“死几百个人保证能让她们安分下来。”
奇特的是，经历清洗后，工会依旧顽强地存在。罗斯福入主白宫时，工会力量非常弱小。刘易斯领导的矿工联合会成员减少到不及10万人。劳联成员人数只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每星期，劳联都会失去7000名饱经患难的工人。1932年时，劳联对资方俯首帖耳，竟然反对起失业保险。气势汹汹的工厂老板相信，和工会组织者对抗无异于和魔鬼较量，但他们可不想输。1934年12月，拉福莱特领导的公民自由委员会发现，2500多家公司雇用打手破坏罢工，最大的打手帮派是珀尔·伯哥夫服务公司跟平克顿侦探公司。伯哥夫是个坐拥数百万家产的狠角色；平克顿则是底特律汽车业信赖的雇工，1933—1936年赚了将近200万美元。这两个帮会各有一支常备队伍，随时准备带着全自动手枪、瓦斯枪、棍棒开始行动。他们还都在工人中安插了探子。当一名参议员询问克莱斯勒公司副总裁赫尔曼·L·韦克勒雇用探子的原因时，他回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情报，以便在对付工人时游刃有余。”成千上万名工人生活在枪口下。匹兹堡煤矿公司真在煤矿里架设了机枪，对准这些工人。众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追查此事，董事长理查德·B·梅隆振振有词：“没有机枪，矿厂就没法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组织起来。提心吊胆的矿工、曼哈顿区汗如雨下的服装工、底特律市布格里斯厂时薪1美分的工人，以及底特律市时薪5美分的店员知道其他办法不管用。各州的立法也不见效。宾夕法尼亚州工厂主强迫童工每星期工作90个小时，因此被罚款100美元。为了弥补损失，工厂主就从童工每星期的薪水中扣除33美分。每星期，至少有一名炼钢工人的衣服着火。每年，钢铁厂会有两万多名工人因工伤致残，但老板们仍不愿花钱改善安全设施。在五分一角店打工的女孩们工资是1角5分。当她们读到伍尔沃斯公司女继承人芭芭拉·霍顿小姐畅游欧洲，四处和贵族结亲的新闻时，怨艾地唱道：
芭芭拉·霍顿是个富婆，
钱从哪儿来自不必说，
五分一角店员工累死累活，
伍尔沃斯给我们臭钱几个。
威廉·格林挺着个啤酒肚，刘易斯叫他“坐如钟的比尔”。格林间接地推动过《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的制定。《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要订立行业规程，这点可能扼杀工会的前途，工人们知道后坐立不安，一直向约翰逊抱怨。约翰逊听了也很着急，所以慌忙加上集体谈判权这一条。但格林没看出这个条文大有文章，实际上，这个条文很含糊：它没有规定雇主要承认工会，如果雇主想和公司工会打交道，完全可以。而且，这个条文也没说清楚工人应如何推选代表。但刘易斯却注意到了，细节可以慢慢谈，重要的是这个条文的宣传价值，它宣告了联邦政府的目标。他将它和林肯的“废奴宣言”相提并论，并让身强力壮的助手开着宣传车，带着宣传册前往各大煤矿：“总统希望你们参加工会。不参加工会，就是不爱国。工会的人就在这里，别担心会费，加入就好！”
工人们听了之后，立刻响应起来，速度之快，连刘易斯都大吃一惊。《全国工业复兴法》本来是为复兴商业而制定的，没想到却刺激了工会的发展。在罗斯福签署这项法案的三个星期内，退出矿工联合会的13.5万名工人又重新入会。1934年年初，刘易斯登记册上的会员数就将近40万。西德尼·希尔曼和戴维·杜宾斯基开着宣传车到了纽约市，广发传单。不到一年，国际制衣女工工会会员数就翻了两倍，达到20万。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个数字超过了40万。
罗斯福对政治事件一向见微知著，这次却后知后觉。鉴于他的出身，罗斯福并不习惯和工会结盟。他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乐于对受剥削的工人施舍恩惠，但成为工会的盟友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他想提高工资、缩短工时、配备更好的安全设施，但他不确定刘易斯的办法是否最有效，甚至不确定是否正确。如果工人成为一股强大的经济新生力，罗斯福也不能冷眼旁观，远离劳资冲突。因此，头几年他一直犹豫不决。海伍德·布鲁思在一次群众集会上高呼：“工人的头号公敌是罗斯福。”这可谓荒谬之极。然而，罗斯福确实认为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弗朗西斯·比德尔（时任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两人太过偏袒工人。国会中支持劳工的人里，罗斯福只佩服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瓦格纳积极推进新劳工法的制定，并渐渐说动了罗斯福。但是，当时局势变幻莫测，根本没时间讲大道理。
刘易斯的协会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格林看着心里担忧，一直劝他“悠着点儿”。后来，可怕的大罢工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一触即发。工厂主安排了人员准备血战，有的设置了路障。国内的军火市场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933年夏，肯塔基州林奇镇的工厂保安队在4个星期内买了41支来复枪、21支左轮手枪、500发子弹和大量的催泪弹。联邦执法官员警告他们，可能会面临联邦指控。但控制城镇的公司激烈地回答说，这个镇是公司的私有财产，华盛顿无权干涉。罗伯特和海伦·林德组织的调查组在印第安纳州曼西镇发现，通用汽车公司扩编保安队，用来关押疑似工会组织者。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将克利夫兰的店铺关闭数天，并把责任推到店员身上，说他们不上班，甚至扣钱，令他们一头雾水。公司老板这么做，其实是想告诉员工，加入工会没好下场。1934年，刘易斯号召宾夕法尼亚州的7万名矿工罢工，掀起了20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的序幕。这次罢工狂潮席卷了阿勒格尼河谷。杜肯镇镇长发表谈话，似乎把罢工的工人当成了反抗的印第安人，要把他们挡在关外。他说：“我们在桥头等着，要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1934年，总共爆发了1856起罢工，大部分是为了争取资方承认工会的合法性。那是段悲惨的岁月，资方的恐怖手段染红了劳工史，血迹斑斑。在弗立克矿区，公司雇用的枪手守在矿井外，若有工会成员出现，他们就会开枪。在资方私有的威斯康星州科勒镇，破坏罢工的暴徒向劳联纠察队开枪，造成2死35伤。在托莱多电动车灯公司，新成立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正在和蛮横的管理人员谈判，国民警卫队枪杀了27名工人。旧金山的数名码头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多名卡车司机、新英格兰地区和南方各州的15名纺织工人都被杀害。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两名特派代表也被谋害，其中一个是商人。埃里克·塞瓦赖德当时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记者，报道了罢工的新闻。他看到寻衅复仇的警察朝着手无寸铁、毫无警觉的人群一通扫射，67人受伤，2人重伤不治。目睹这样的场面，他吓得目瞪口呆，随后写道：“那一刻，我突然从心底里明白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刘易斯感叹：“工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满腹忧愁。女人们为死者恸哭，为生者的前途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