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证明进化的证据日益增多，并且空前地有力；然而，与此矛盾的是，不了解情况的反对意见，也比我记忆中的多了很多。在本书中，我个人总结了证明“进化论”确实是一个事实的证据——进化“论”像科学中任何其他事实一样，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这不是我写的第一本关于进化的书，所以我有必要解释它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本书可以被描述为我著作中的“缺环”（missing link）。《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和《延伸的表现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这两本书，为大家熟知的自然选择理论提供了新奇的视角，但是它们并没有讨论证明进化本身的证据。我接下来的三本书，则以不同的途径，试图辨别并化解妨碍读者理解进化的主要障碍。这些书，如《盲眼的钟表匠》（The Blind Watchmaker）、《伊甸园之河》（River Out of Eden）以及三者中我最钟爱的《攀登不可能之山》（Climbing Mount Improbable）回答了诸如“半盲的眼睛有什么用”、“短小的翅膀有什么用”、“在大多数突变都有负面作用的情况下，自然选择是如何工作的”这类问题。然而再一次地，这三本书虽然（为读者）清除了（理解进化论的）障碍，但是并没有直接呈现“进化是一个事实”的实际证据。我最大的一本书《祖先的故事》（The Ancestor’s Tale）勾画了生命的整个历程，用乔叟式漫游
的方式，回溯时间来“寻祖”（ancestor-seeking），但是这本书也只是预先认定了进化是符合事实的。
回顾这些书时，我意识到，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指出关于进化本身的证据，这是我需要弥补的一个重大鸿沟。2009年看起来是一个好时机，这一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物种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起源》第一版）出版150周年。毫不奇怪，其他作者也想到了这一点。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一些优秀著作，特别是美国演化生物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的《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Why Evolution is True）。我对该书的高度评价发表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在线阅读请访问http://richarddawkins.net/article,3594,Heat-the-Hornet,Richard-Dawkins）。
本书被我有远见的文稿代理人——兢兢业业的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暂定名为《只是一个理论》（Only a Theory）。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标题已被布朗大学生物学教授肯尼斯·米勒（Kenneth Miller）抢先用在了他像书一样长的庭审应答中，这类著名的审判有时会决定科学教学大纲，而肯尼斯·米勒在那次审判中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无论如何，我始终都怀疑这个标题是否适合本书，因此当发现这个完美标题已经好端端地排入了另一个书架，我就不考虑用它了。几年前，一位匿名支持者送给我一件T恤，上面印有巴纳姆式（Barnumesque）的口号——“进化，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小镇上唯一的游乐”。我不时穿着它去演讲，并以这句口号作为演讲题目，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它正是本书的理想书名，虽然全句太长了点。我将它缩短为“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只是一个理论”则恰好可以作为第一章的标题（要预防性地加一个问号，以防止神创论者的“征用”）。
我得到了许多人给予的各方面的帮助，包括迈克尔·尤德金（Michael Yudkin）、理查德·伦斯基（Richard Lenski）、乔治·奥斯特（George Oster）、卡罗林·庞德（Caroline Pond）、亨利·D·格力斯诺–迈尔（Henri D. Grissino-Mayer）、乔纳森·霍奇金（Jonathan Hodgkin）、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皮特·霍兰（Peter Holland）、沃尔特·乔伊斯（Walter Joyce）、王彦（Yan Wong）、威尔·阿特金森（Will Atkinson）、拉沙·梅农（Latha Menon）、克里斯托弗·格雷厄姆（Christopher Graham）、保拉·柯比（Paula Kirby）、丽莎·鲍尔（Lisa Bauer）、欧文·塞利（Owen Selly）、维克多·弗林（Victor Flynn）、凯伦·欧文斯（Karen Owens）、约翰·恩德勒（John Endler）、伊恩·道格拉斯–汉密尔顿（Iain Douglas-Hamilton）、希拉·李（Sheila Lee）、菲尔·洛德（Phil Lord）、克里斯蒂娜·德布莱兹（Christine DeBlase）和兰德·拉塞尔（Rand Russell）。萨莉·盖米纳拉（Sally Gaminare）、希拉里·雷德曼（Hilary Redman）以及他们各自在英国和美国的团队，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最后阶段，科学期刊中报道了三次令人兴奋的新发现。每一次，我都胆怯地问，一再往书中加入新的发现，会不会干扰到有序而复杂的出版流程？在三次情况下，萨莉和希拉里都没有像普通出版人可能会做的那样，抱怨这最后一刻生出的混乱，而是毫无怨言地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建议，排除了如山一般的困难，使本书得以出版。同样热情帮助我的还有吉莉恩·萨默斯凯尔斯（Gillian Somerscales），她以对文字的精通和敏锐的理解力对本书进行了编辑整理。
我的妻子拉拉·沃德（Lalla Ward）则又一次地给了我无穷的鼓励、有益的文体批评和现代风格的建议。这本书的构思和写作开始于我担任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教授职位的最后几个月，完成于我退休之后。在卸下西蒙尼教授的头衔，自我们第一次重要的相遇14年（并出版了7本书）之后，我想再一次表达我对查尔斯的感激和欣赏。拉拉和我，祝愿我们和查尔斯的友谊地久天长。
这本书要献给乔什·蒂莫宁（Josh Timonen），并对他和他的团队表示感谢；这个团队小而专注，最早建立起了“RichardDawkins.net”网站。从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看出乔什是一位有创意的网站设计者，但这只是他惊人才能的冰山一角。乔什的创造天赋极为深厚，但如果用冰山一角来形容他，实不足以表现他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所贡献的丰富才艺，亦不足以反映他那温暖人心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