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是“笨蛋现象”的现代日本社会
有一次，本书的编辑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您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日本人个人或者组成小集体时都很厉害，但是只要组成大集体，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差劲的。’虽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从近些年来在这个国家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来看，我对‘个人和小集体’的能力也开始持怀疑态度。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现象让这位编辑产生了这种疑问呢？在我们的交流中，他举出了如下例子：
·在电视上看到“纳豆对减肥有帮助”、“早上吃香蕉有好处”等这样的介绍后，便不假思索地就加入抢购的人，算不算是笨蛋？
·电视中尽是一些智力竞赛和笑话节目，是不是因为观众的欣赏水平和需求降低了？
·以“大家看后都说感人”为由去看电影，满足于被同种东西感动的人算不算是笨蛋？
·不学习，只打算通过锻炼大脑来提高智商的人算不算是笨蛋？
·需要调查研究的事情只要在Google上一搜索就有答案了，这样会导致思考能力下降吗？
·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投票给小泉的自民党，在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时又投票给民主党的人，是不是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必要的思考？
·经常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名不副实”这样的耳闻，是不是在我们“富裕教育”和“少子化·全民大学时代”的影响下，我们的学生真的变成了笨蛋？
·根据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排名》（2008年版），日本排在第22位。除此之外，在其他类似的各种排名中，日本的名次都在下降，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出日本的衰退？
确实，从这些现象来看，三言两语就能让人感觉到“笨蛋现象”和“日本人智商的衰退”。
这位编辑一边让我看这些从历年的报纸上剪下来的资料和各种做过记号的资料，一边说：“只要稍加思考，就能理解有些事情显然是很荒谬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对此都毫不质疑。难道对于日本人来说，真的就‘没有什么是值得思考的吗’？”最后，他说对于日本人在选举中不加思考的投票行为，以及日本在各种国际排名中的下降，自己很是担心。
对于他列举的事实，我的回答是：“有些确实是这样的，但有些肯定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因此，在本书的开头，我就从这种所谓的“笨蛋现象”和“日本人智商衰退现象”入手，对现代日本社会进行一些分析。
世界上“集体智商”最低的国家
正如那位编辑所说，我以前确实经常使用“集体智商”这个词。
需要说明一下，集体智商和个人智商是不同的，它和大家熟知的网络用语“集体智慧”有些相近，但是还有一点细微差别。在这里要讲的是“集体智商”，所以先说明一下。
还有，如果说起智商指数，很多读者一定都知道“弗林效应”这个词。
这是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发表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平均智商指数在上升”的研究成果。但是，我觉得不能因此盲目地认为人类的智商在逐年增长。
关于智商指数增长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假说，但在现实中都没有得到确证。比如说，有一种假说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电视、游戏、网络等新媒介的出现，人类大脑接收到的信息量在飞速增长，由于接受了更多的刺激，大脑会变得更加灵活。但事实上，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证明信息量的增长和智商指数的上升存在什么必然联系。
所以说，仅凭这样的智商指数，是不能准确判定人类正在变聪明或变迟钝的。
然而，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走向衰退，可以说这是不争的事实，姑且不论其智商指数如何，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日本人的思考能力正在下降。
因此，经过这数十年，我对日本人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理论分析，才有了“日本人的集体智商降低了”这样的结论。
比如说，在近10年的时间里，日本在国家政策等方面都很失败，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这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人整体智商衰退的最直观表现。我不得不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21世纪的主宰必定是“集体智商”高的国家。
一定会有人问“哪个国家的‘集体智商’高？”这个问题，这样的国家是一定存在的，比如说新加坡。可能我的说法欠妥，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个人能力是没什么值得称赞的，然而这个国家的“集体智商”却是非常超群的。
新加坡民众坚定不移地跟着本国少数精英的步伐前进，使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2007年，新加坡的人均GDP超过了日本（图1-1）。除去特殊国家文莱，它是居亚洲首位的。在1996年，它还被经合组织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而现在已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经济贸易中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商、人才以及富翁。
资料来源：2007年资料·排名，©BBT综合研究所
总之，在外界看来，新加坡已经成了“魅力之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的高“集体智商”。
关于新加坡，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作相关介绍，在这里首先是想让人们认识到“集体智商”对于日本未来的重要性。
对于我的观点，一定会有人反驳道：“难道衡量集体智商的标准仅仅是经济的繁荣程度吗？”
“如果说经济繁荣就意味着集体智商高的话，那么一味地追求发展经济不就行了？”
对于这些反驳，我是能够理解的。
比如说，有一些国家虽然经济落后，但是国民在文化方面的造诣却很深，精湛的艺术品层出不穷，当然也还有一些人不追求金钱，过着清贫而悠闲自在的生活。
但是这些都只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拥有与此完全相反的价值观。
还有就是衡量标准的不同，日本的幸福指数虽然很高，但日本的中老年人自杀率在世界上仅次于俄罗斯。所以说，日本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不会因幸福指数而有所改变。
我做了35年的企业顾问，对世界上公司的商业运作司空见惯，现在为了实现“生活大国”的愿望，我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向政府提建议。这并不只是为了繁荣经济，而是在追求使人人都过上富有且有品质的生活。
这本书以日本经济今后的繁荣为尺度，来与大家共同探讨“集体智商”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去追求经济的繁荣呢？
这个嘛……简单说来，目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经济、文化等全球化时代，“强者”源源不断地从“弱者”那里掠夺着财富，而且恐怕这种模式已经固定下来了。
当今时代，谁都知道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那种“我不侵扰别人，别人也不要侵扰我”的想法早已经落伍。
在现今的网络社会中，只存在“能者”和“无能者”，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以你意想不到的速度扩大。这就是说，能者聚集财富，而无能者则不断地失去财富。
看到这里，我想首先你会感到一丝恐惧。
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也许会希望每个日本人都能下意识地去提高自己的智商，以使日本在今后也能够保持经济的繁荣。
我认为，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那么那些宗教、民族或者国家之间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
现代人的阅读理解能力真的在下降吗？
首先从身边非常常见的现象开始考虑。
大部分日本人是不怎么读书的，要读也只是读一些很简单的书，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下降，也就是说从此可能要变成“笨蛋”了。
事实上，看看这些年的畅销书，普遍都是宣传一些“内容简单”、“即刻见效”的励志书。你或许又要问，仅仅因为这些书就能判断出日本人的“智商”水平正在下降吗？
这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
举个例子，当你让现在的大学生去读丸山真男和小林秀雄
的作品时，即使是日文版的，他们也会叫苦不迭，说“太难了，理解不了”。这些书的难度对于过去的大学生也是一样的，但是过去的大学生却可以如饥似渴地去读。但是，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现在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下降了吗？
事实上，对于以前的大学生来说不可或缺的那些读物，已经被现今的大学生渐渐淘汰了。然而，却可以说，现今的大学生拥有和以前不同的阅读理解能力。
现在的大学生或许没有读懂丸山真男的能力，但是他们却可以读懂以前的大学生不曾接触过的电脑用语、网络用语等。因此并不能由此断言，现在的大学生比起过去的大学生，其阅读理解能力正在下降。
因此，即便是对于那些看上去“很奇怪、很愚蠢”的现象或人，也不能妄下定论。
即使是对于已经认定的事，在下结论之前也还是不要懈怠，好好思量一番才好。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日本人的阅读方式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畅销书刻画出现代日本人的精神面貌
我看了近些年的畅销书后感觉到，与其说是日本人的阅读理解能力下降了，还不如说人们只关注像前面提到的那类“内容简单”和“即刻见效”的书。
这几年“内容简单”、“即刻见效”之类的书层出不穷。“不用多考虑就能得到答案”……这些书清楚地刻画出了日本人寻求安逸的形象。
所以，当一本书成为畅销书后，它的销量就会直线上升，最后很可能形成“垄断”。
经过对垄断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我在1999年出了一本名叫《无形的大陆》的书，在书中对日本人“选择能力”和“质疑能力”的日趋低下敲响了警钟。还有就是有些东西在日本往往并不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有些日本人偶尔会跟风似的去选择。对于这些现象，我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自身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所以就寄希望于大众的选择。“垄断”经济学的另一个侧面反映的就是大家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果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日本人的国民性有非常危险的一面。
姑且不论这种推测是否完全正确。但是这种趋势，也就是日本人盲目跟风的行为，我认为比以前更厉害了。
再举一个关于畅销书热潮的例子。
前一阵大家对“脑科学”的兴趣大增，书店里和“脑科学”有关的书琳琅满目，买的人也很多。当然，对于现在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的“大脑”抱有好奇心无可厚非，但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会由此衍生出那么多像《让大脑变聪明的科学方法》之类的书呢？这不是正迎合了大众“想走捷径让头脑变聪明”的愿望吗？
关于图书，最后还有一个趋势需要引起注意。那就是现在出现了很多以“日本人变笨了”、“智商衰退”为题目的书，我写的这本书也是这个主题，都是出于对日本人“停止思考”和“智商衰退”的恐惧，对各种事情和现象经过分析和考察之后才写的。
关于这类书，编辑之前给我列举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图书，大致如下：
·像《考不出高分的大学生：21世纪的日本处在危机中》（西村和雄等著，东洋经济新报社，1999年）、《东京大学的学生变成笨蛋了吗：知识的亡国论+现代教养论》（立花隆著，文艺春秋，2001年），批判“富裕教育”导致了“学习能力的低下”。
·像《拿手机的猴子：“人性”的崩溃》（正高信男著，中公社，2003年）、《失败的日本人：告别对手机和网络的依赖》（柳田邦男著，新潮社，2005年），指责手机和网络导致了“思考能力下降”和“道德水平低下”。
·像《下流社会》（三浦展著，光文社，2005年）、《下流志向：不学习的孩子，不工作的年轻人》（内田树著，讲谈社，2007年），指出“全球经济委靡”和“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导致了年轻人对学习和工作“没有欲望”。
虽然这些书就“网络社会”、“教育、学习能力低下”、“年轻人的意志”等问题进行了一些详细的探讨，但是我感觉2005年小泉在“邮政选举”中获得大胜而引发的图书热潮，要比之前的这些探讨更加受人关注。比如，当时的文艺评论家斋藤美奈子这样描述道：
对于小泉的自民党将取得大胜的事，出版界好像是很早就知道了似的，短时间内便针对此出版了很多书，然而这种盲目跟风的行为所传递给大众的，只不过是一些只言片语。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过于依赖书了，所以不能了解真相；然而从某一方面来说，却是助长了执政者的肆意妄为，因为我们只能从畅销书里了解国家的形势。也许该是停止这种做法、通过对话来修复我们的思考能力的时候了。
（《朝日新闻》，2005年10月27日）
我想她说的恐怕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要做一点补充的话，我认为现在的日本人对政治压根儿就不关心。
我以前出版的两本书《新国富论》和《平成维新》都曾达到了百万册以上的销量。但是，在今天，我想这样的书是不会再有这么好的销量了。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
在当时，日本虽然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国民并不富裕，所以那两本是我基于“为了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能过上富足生活”的信念而写成的。我固然认为这两本书对于现在的日本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当下日本民众的价值取向已经和当时完全不同了。
当时有100多万不同年龄段的日本民众抱着“改变日本”的想法在读我的书，一时间引起了巨大反响，媒体采访和演讲邀请也蜂拥而至。在这期间，有人问我“要实现国家真正的富足，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然而现在，别说是我的书，就连真正事关政策的“权威书”都卖不动。也难怪编辑曾对我说：“大前先生，现在即便写出深奥的政策书也不会有人买，还不如写一些内容最简单的书。”
现在接受采访和演讲时，被问到的不是诸如“这个国家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尽是一些类似于“怎样能变成强者”、“怎样能赚钱”这样肤浅的问题。
那些问“怎样能变成强者”的人，至少说明他们是有上进心的，这是值得鼓励的，然而以自己身边半径3米的范围为着眼点，又怎么能“变强”呢？
与其说是“变强”，还不如说是“贪婪”。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造成的就是视野狭窄，做事情只注重速度而不讲究效率。说得更露骨一点，这种想法是那些既想享受又想成功的、擅长异想天开的人常有的。
在这样的社会价值取向下，似乎谁都可以写出畅销书，但是造成的结果却是读者们的阅读需求和水平整体下降。
《国家的品格》让大家停止了思考？
说起日本近年的畅销书，有《傻瓜的围墙》、《卖竹竿的小贩为什么不会倒》等，但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国家的品格》。
这本书凭借“你必须有自尊”、“日本该拥有的国家的品格”之类的话，在先前一直存在的“品格热”中引领了一股热潮，销量达200多万册。
下面我们就来剖析一下《国家的品格》这本书。
这本书中写道：“一直追求国际化、已经将自己美国化的日本人，忘记了我们原本应该引以为豪的‘国家的品格’。依仗着‘理论’和‘合理性’的‘改革’，是不能阻止社会的荒漠化的。现在日本需要的是激情、日语、武士道精神这些比理论、英语、民主更有用的‘国家的品格’，我们要把这些品格重新找回来……”
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日本需要的是“品格”。
然而，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让人们停止思考”。
放弃理论性的思考，把“弘扬国家的品格、停止美国化”当成宣言很容易。而且这个说法简单，容易让人感到震撼。对于常常感到自卑的日本人来说，这样的“国家的品格”不亚于一碗前所未有的心灵鸡汤。
作者藤原正彦在书中写道：“日本有必要和‘那些信奉金钱至上主义的国家划清界限，一定要保持住我们国家固有的品格。即便经济低迷一个世纪，我们也要保持高傲。相比之下，经济是次要的。”
经济真的是次要的吗？
如果在经济低迷一个世纪后，全体日本国民还都对此感到无所谓的话，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认为谁都不会那么想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最关注的，正是像前面所说过的“怎样能变强”、“怎样能赚钱”这样的讲座。
我想还有一些好胜心理的日本人，至少还不会觉得经济持续衰退下去是件无所谓的事情。
我想只要经济持续低迷上几个月，举国上下就会集体商讨制定应对危机的修正预算。到那时读过《国家的品格》的200万民众，就会集体来反对这本书了。
《国家的品格》这本书岂止是“让人停止思考”，简直是在宣扬“小富即安”和“闭关锁国”的思想。它是在对拥有好胜心的日本人耳语：“不要考虑那么多，一切都无所谓。”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日本是绝对经不起长达100年的经济衰退的。
还有，在21世纪，如果一个国家离开了世界，闭关自守，那么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现在日本也已经有了一些闭关锁国的做法，正因为如此，日本正在慢慢衰落。如果在此基础上更加故步自封，那么马上就会走向消亡。这些我在后面的章节还会有陈述。
我认为，《国家的品格》这本书所主张的，只不过是“用武士道精神来迎接21世纪”的精神论而已。
向政府写意见书
对于藤原正彦的这本书，其中有些观点我还是赞成的。但是他通篇基本上是在宣扬“停止思考”、“小富即安”、“锁国自封”的思想，而对于日本如何走出眼下的困境，他又搬出了“武士道精神”。
对于这些，我是绝对不能苟同的，这就和安倍晋三鼓吹的“美丽国家”的主张是一样的，根本提不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法，尽是些没用的空话。
另外，对于这本书前面提到的“以国际化的名义美国化”的说法我也觉得很荒唐。
当今这个时代，国际化的表现都是“脱美”，也就是说“国际化=美国化”这个说法自身就是和时局相悖的。现在，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甚至连南美洲都不再依附于美国，而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自行摸索着通往21世纪的经济之路。虽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脱美”的趋势已是定局，但在他写这本书的2005年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萌芽。
这样看来，《国家的品格》这本书热卖的时候，日本国内的状况应该是让我们忧心忡忡的。但当时的日本民众根本没考虑这么多，而这本书正好把这种停止思考的状态合法化了，所以有那么多人去读这本书。
这也许正是作者藤原正彦的真正意图吧，但是“独自行走”的日本却正在陷入危机之中。
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给予全体日本人以自信和骄傲的划时代理论！”，拥有骄傲和自信固然重要，但如果毫无依据就不好了。还有非常遗憾的是，书中并没有就恢复自信的方法作任何说明。
如果硬要让我列举出这本书的优点，我认为本书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要“拥有自信”这一点，虽说这一点毫无根据但却反复被提倡。我认为现在的日本人过于内向、消沉、守旧，而改变这种状况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只是，《国家的品格》本身就是一本“真守旧、假积极”的书。
以前，我总是尽最大努力反复把自己对于政府的看法和意见认真写成书，哪怕是一些不中听的话我也会大胆地说出来，我想以后我还是会向政府多提意见的。
如果日本人能够理解、接受我所说的意见，并积极采取行动，向好的方向改变的话，日本还是有希望的，否则就没办法了。
如果他们理解了，但是没有接受，他们可以反馈给我问题，即便他们的提议和我的观点不同，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探讨。
然而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
和我出版《新国富论》和《平成维新》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情况大不不同。特别是近15年来，我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总的说来，就是读者已经不会思考了，虽然说自己的同胞智商低下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
事实上，我在出版《即战力》之前，本来想以10年间向政府的提议为基础写一本书，但是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说了也白说”。所以这期间，我一直致力于写关于意识改革和创业方面的书，还有关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和东欧经济的一些书。
不思考的人其实是有见解的
从现在开始不再说有关书的事情，而是从舆论形成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集体智商”低下的情况。
关乎政策提议的书卖不出去，固然是因为它没能造成足够的舆论影响。但是在大选时，每个选民都会参加，并且对于政治家宣扬的政治理念也是有反应的，由此就可以断定，民众是有自己的见解的。
但是，民众个人的见解似乎没有明确的目的，就像在“邮政选举”中大获全胜的自民党，以及其后“优秀”的安倍内阁、福田内阁和麻生内阁，他们都宣扬着不同的政治思想，但结果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对小泉的改革表示了全面否定。
民众为什么没有愤怒？民众自己该选择什么？恐怕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也不要想”。
除了图书，媒体的数量现在也在飞速增长，所以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提议铺天盖地。
“现在社会有了网络，过去不能表达意见的人现在也有机会说出自己的观点了，报纸、电视、书籍等宣传媒介独占言论之鳌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络上有很多诽谤、中伤的话和一些污言秽语，但偶尔也会有一些让我不禁拍手叫好的观点和一些与我想法一致的观点。另外，这也是在网络时代反映集体智慧的一个平台。
那为什么还要说日本人的“集体智商”低下，人人都不会思考呢？
对此，我的见解如下：
“不思考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不思考并不说明他们没有见解，事实上不思考的人也是有自己见解的。”
“不思考”却又有“见解”——这似乎是个矛盾的说法，看了下面的例子，我想你就会明白了。
2005年，日本岛根县议会宣布订立“竹岛日”。对此，韩国方面反应非常强烈，连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也对此进行了批判。
请试想一下，在这个时候，日本国内的舆论会是什么？民众都会持怎样的观点呢？
首先就竹岛问题，我想先说一下我的观点：
从现实来看，竹岛是韩国行使主权的范围。如果外界承认其主权地位，那么不管怎么说都是韩国的领土。但如果没有得到外界承认，似乎只有通过武力来解决。除此之外，很难解决。
举个例子，阿根廷攻占了其附近的福克兰群岛（又名“马尔维纳斯群岛”）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立刻用武力夺回了该群岛的管辖权。此后阿根廷和英国言归于好，阿根廷再也没有就此事挑起争端。这就是人类在领土方面纠结的教训。
从地图上来看，说竹岛是日本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此时日本摆出一副要将其占领的姿态的话，那么管辖权最终还是会落到韩国的手里。韩国也是一样的，只要不主动和日本交战，管辖权就仍然是韩国的。所以说从日本方面来看，该做的就是保持对韩国的压力。
这是我从理论的角度就“竹岛问题”进行的分析。
越来越多的“不思考”的人成就了小泉的人气
虽然日本政府每年都要向韩国政府提交备忘录，宣称竹岛为日本领土，但根据上面我所说的，用这种方法永远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日本国内不能冷静地就此进行讨论，大部分人只是指责韩国“太傲慢”；而韩国方面则通过烧日本国旗的方式来进行反日运动。当日本国民看到这些后，一半的日本人只会说“韩国非常傲慢”、“为什么非要向他们提交备忘录呢？”
诚然，这不是什么观点，只是简单的情绪发泄而已。为什么？因为它完全没有理论性。但是对此，很多人认为这种情绪就代表着“观点”。
这种趋势在街头的电视采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媒体在播放时只挑选他们认为合适的言论，所以观众看到后，就会认为这种情绪化的反应代表的就是大众的观点，时间一久这种大众舆论就形成了。
但是，这并不是人人都经过了思考的国民舆论。
这就要从小泉的人气角度来说了，可能是因为日本民众认为他在中国和韩国面前表现出的我行我素很有魅力吧，所以就跟着他慢慢形成了类似于“中国太傲慢”、“中国无权指责日本”这样的舆论。
日本人就是这样不经过思考，对任何事情都是“感情用事”。所以，他们的大脑中形成的结论就是“日本人的‘集体智商’绝对不能让中国和韩国给小看了”。不管是媒体也好，政治家或者民众也好，都是这样想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不经过思考，但人人都持有“观点”的原因。
坦白地说，小泉首相就是一个完全不会思考的人。他经常向周围的人声称“考虑的太多太烦琐，灵感就会消失了”，比如说当官员向他提交文件时，他会要求“总结在一张A4纸上就行了”；而当官员将报告都总结在一张A4纸上拿来时，他又会要求“直接告诉我就行”。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任期内一直得到民众支持的原因，因为他熟知这种将各种意见集约化的方法。
现在的日本形成了一种更加不好的舆论氛围，那就是当一种舆论导向形成后，民众不会对此有丝毫的质疑，即使有反对意见也很难受到重视。虽然日本人原本好像就有这种习惯，但是在小泉执政期间这种趋势变得更加严重了。
最糟糕的是，应该从国民感情的角度来表达的东西，也都正在被这种舆论导向所左右，变成了迎合政治家的行为。一旦真正成为这样，那就无异于愚民政策了，一直宣扬的“民主政治”（democracy）也就变成了“愚蠢政治”（idiocracy）或者“暴民统治”（mobocracy），真正的“低智商社会”就快形成了。
咒语“失去的十年”的共识
这不是舆论，把它称为一种“群体共识”也许更合适，即大家都这么想。这种现象正在日本社会蔓延，可以说它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比“舆论”更大。
在东京，我最喜欢从盛虹桥上眺望整个东京城的景色。这座桥是我最喜欢的地方，15年来我经常来这里看景色，可总是觉得看不够。
看看这15年间我在这里拍的照片就会知道，每一年的景色都有变化。现在的东京和15年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品川到秋叶原正在被“曼哈顿化”，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正拔地而起，可以说东京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
在这15年间，每到星期天我就会骑车或开车来到这里，看看东京的景色。仔细想想，东京被“曼哈顿化”，也就是这15年间的事儿，这期间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失去的十年”这个词，正好可以来表达我的看法。因为我感到自从全球经济走向低谷以后，在这期间不管是谁都在失去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是真的吗？
或许不是这样的，从盛虹桥上看到的景色可以断定“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
在1989年全球经济开始衰退的时候，大井、品川、浜松町、六本木、新桥（汐留）、银座、日本桥、秋叶原等还没有这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而到了2006年，这里的景色已经变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见图）。
之所以人人都觉得自己失去了这儿，失去了那儿，我想那是因为人们整天把“失去”一词挂在嘴上。
那些没有被“失去”诅咒所影响的企业，依然发展得很好。
在“失去的十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间，东京的地价是持续下跌的，这是因为东京一直在进行都市的再开发。也可以说在日本，东京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陷入“群体共识”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剧变。
但是这些并不能清楚地反映出我们的认识和现实就是有差距的。对于东京的剧变，别说是日本人，就是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低智商社会给予“善于思考的人”和“善于行动的企业”恩惠
包括日本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大媒体都在不停地报道“日本正在走向衰落”，以至于在这期间来东京的外国人在看到东京的景象后都感觉很惊讶。
很多人郑重其事地问我：“大前先生，这里有这么多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你为什么还会说日本正在衰落呢？”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是难以置信：“来日本后，我看到的景象和预想中的大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自己在暗示自己：失去了这个失去了那个，日本正在衰落等，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这样认为了。
当然在过去的几年间，日本没有太大的发展，很多企业倒闭了，劳动者的工资也不见涨，还发生大规模的裁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很多企业的业绩也在不断上涨，在世界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东京再开发，就是基于这些企业从1995年到2000年大量买进土地和房产而进行的。
对市中心的地价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就像20世纪90年代在《文艺春秋》中数次提到的那样），我自己也在1996年以最低价买了一块地，并在1998年建成了一幢进行教学兼办公的大楼。
这一切都像是参照教科书一样按步骤完成的。
2008年，东京的地价又有了下跌的迹象。不管怎么说，东京在这10年间的变化是值得称赞的。
然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眼里的东京和我看到的东京却是不同的。他因为重组地方财政而被看做是解决了财政问题的人，因而被选举为知事，但在我看来，这一切并不是他的功劳。
他的投资将近9万亿日元的“副都心计划”在当时已经实施不下去了，最后是由于土地价格的上涨才得以恢复的。事实上，从他之前用纳税人的税金来接济已经穷途末路的“新东京银行”的愚蠢行为来看，就可以断定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先见之明的。
说到新东京银行，我认为市民们从情感上对它的排斥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家银行只会利用大银行的不良债权来维持经营，最后导致了大量呆账的产生。
在其他金融机构看来，石原慎太郎就是坐享其成。总之，他从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就存在失误，只是在政治人气上花了大力气。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受到了“失去的十年”的影响。在这10年中，完全没有注意到东京剧变的那一类人和看到了东京剧变认为这是机遇的这一类人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就是低集体智商社会给“善于思考的人”和“善于行动的企业”带来恩惠的最好证明。
制造业精英和权威报纸带来了什么
这是关于东京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它说明在这“失去的十年”中，不思考的人和善于思考的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近年来，虽说出现了很多暴发户，但他们至少也是用大脑来思考怎样规避风险的。然而，大多数日本人的智商却在衰退，变得没有思想。
助长这种趋势的仍然是媒体，特别是一些权威报纸和电视媒体，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媒体在犯罪。
在日本，从事媒体工作的人被看做是业界精英和知识分子。因为现在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经过重重考试后，最后都会去从事媒体工作。所以根据这个现象可以断定一点，那就是从事媒体工作的人仅次于东京大学毕业后要从政的那些人。
他们的职责在于用他们优秀的头脑去披露社会的不良现象、监督政府的行为、从普通人不曾关注的角度来进行报道，特别是新闻记者的职责更在于此。
但是，现在新闻记者80%的新闻素材都是来自记者俱乐部，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将原有的题目作一下改动，据说权威报纸67%的素材都是以前发表过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记者的工作就和作宣传没什么两样了。试想如果这种状况持续20年，恐怕连作为记者的基本技能都没有了。
不仅如此，在日本，如果哪家报社影响力大，就会被政府拉拢过去当各种审议委员会的委员。以前记者总是和政府、权力这些东西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是现在记者已经没有这样的气节了，有些大报社的评论委员甚至兼着两三个审议委员会的工作。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使是对政府也提不出尖锐的问题。在作为信息来源的机关单位不正之风的影响下，媒体压根儿就不会指出任何问题。
如果由这样的人来做社长，那么下面的记者就算拥有再好的素材或资料，最终也不会被采用，当然也有记者自身不努力、懒惰的可能性。但是相比之下，组织结构上的问题要深刻得多。
比如说，如果被称为“养老金先生”的民主党议员长妻昭不揭发有关“丢失的养老金”和“酒吧出租车”的问题，我们压根儿就不会知道这件事。当然，权威报社的记者们是会对此有所了解的。
读一读《日经报》，你就会发现，甚至有连全球经济衰退都不知道这样的笑话。
我曾经在《文艺春秋》上写过一篇名为《全球经济危机即将来临，日本的银行将要破产100家》的文章，但同时《日经报》上却刊登过类似于“日经指数将达到30000点”、“日经指数将超过26000点”这样极度混淆视听的报道。
当日经指数跌到18000点时，我写了文章说“有可能跌至8000点”，但是《日经报》却报道称“会涨到23000点”。更有甚者，请来乔治·索罗斯作演讲称日经指数会涨到23000点。
然而，在2003年4月28日，当日经指数以创历史新低的7603点收盘时，《日经报》对此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
所以说“读《日经报》会误导你对日本经济的理解”这句话并非笑谈，相信《日经报》自身对此也不会有异议。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某个记者的过错，而是日经作为一家企业，它的体制本身就存在问题，这么说是有据可依的。比如说，他们企业中的优秀人才对业界的情况是极其精通的，而且还握有政府的一些内情。另外，还有些人一旦辞职变成自由身，就会写出一些足以让人称道的报道或文章。
因此，权威报社“集体智商”低下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其自身组织和体制上的不足。
总之，现在日本的权威报纸已经完全不能发挥以前的作用了。
所以，那些只能通过媒体得到信息的普通民众，会慢慢变得什么都不知道，只能生活在“咒语”的阴影之下。
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初，并没有现在如此多样的传媒手段，因而对于权威报纸的报道也只能盲目听信。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网络遍布全球，全世界的信息几乎都可以共享，尽管如此，但在每天的生活中，大部分日本人还是和以前一样把电视和报纸当做主要的新闻来源，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些权威报纸为了迎合政府，一直大放类似“现在的形势比Izanagi之治还要好”这样的厥词，因为这类报纸不会传递危机感，所以看这些报纸的民众也就没有危机意识。
以“笑话”和“智力竞赛”推动低智商化的电视
继权威报纸之后紧接着是电视。
不论社会如何网络化、信息化，电视作为宣传媒介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还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比报纸更没有远见，所有电视节目都只是为了提高收视率，所以我想观众并没有比以前有所增加。
不用说，现在的电视节目也没有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
小泉内阁值得炫耀的高支持率得益于“政治报道秀”，而最近“笑话”和“智力竞赛”之类的电视节目泛滥，电视成了低智商化的助推器。
现在的电视节目，不管你看哪个频道，都是那些笑星在表演，甚至请一些政治家过来让其和扮成首相的笑星来讨论，真是低俗至极。不知道这是第几次笑话热潮了，反正据说是始于2003年，至于什么时候结束更是无从知晓。如此说来，笑话热潮和宣扬“一句话政治”的小泉政权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产物，所以可以说日本人的智商是在小泉执政时期开始急剧衰退的。
最近电视节目的低智商化可谓更加严重了，那些笨蛋演员有着超乎寻常的人气，大有掀起一股笨蛋热潮的趋势。
助长这种趋势的还有那些智力竞赛节目。在这些节目中，演员们如果总是一本正经地给出正确答案，是不会吊起观众的胃口的，也不会有什么收视率，所以就采取了故意将答案弄错这种本末倒置的方法来提高收视率。
人们必须认识到一点，那就是这种纯粹以搞笑为目的的幼稚节目，绝对不是知识竞赛。
2008年经过节目调整，电视上的智力竞赛节目大量增加。据统计，新增了7档这样的节目，到目前共28档，也就是说每天都有4档这样的节目被播出。
然而，参与这些节目的人并不是笨蛋。
和报纸一样，电视台只请一些知名大学的学生去参加节目，这些学生答题的偏差值是很高的。正因如此，当这些人上了这些笨蛋节目之后，才能迎合大众的好奇心理，从而提高收视率。代理商和制作方极力追求的这种热潮，无异于是在推行愚民政策。
现在他们甚至认为可以随便确定观众的智商，以此来制作节目。我们可以推测，在今后，当这种节目的收视率提高时，就意味着日本人的集体智商在不断下降。
如果这种风潮再继续下去，观众再也不会觉得无知是可耻的。试想一下，如果这种情况再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那该怎么办？
“即便知道了也不会有人赞扬我，那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这么想的话……那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可怕！
新东京塔成了象征智商衰退的“巴别塔”
和电视节目有关的这种“智商衰退”，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解释。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等新的媒体发展迅速，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已经取代了电视。
比如，我太太现在已经不看电视了，新闻都是从网上看的，对于感兴趣的事情还可以从网上看BBC等视频。再比如说，如果在YouTube上发现了有趣的动画片，就可以把相关链接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朋友，自己也可以从朋友那里接收到邮件来共同分享。
关于网络社会的具体内容，将在第五章详细介绍。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由于网络的普及，电视媒体正在渐渐退出主流媒体的舞台。
这种趋势正在加速发展，比如说在YouTube上视频的点击次数已经达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规模。YouTube上的一部动画一般只有5分钟，和普通电视相比，它具有快捷、方便的特点。所以即便是5分钟，也会有上百万、上千万的观众，而电视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在美国，有线电视节目多达上百种，但是观众对电视节目的关注时间平均只有13秒钟。虽然YouTube只是作为一个商业公告媒体而存在，但是却凭借着5分钟的视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致Google花巨资将其收购。
当下，如果你想做生意，那么YouTube是不可或缺的宣传媒介。
举这样一个例子，外国人是看不到日本的电视节目的，所以日本商人在和外国商人打交道的时候，在这方面不可能有共同话题。但是现在，在国际性的商业饭桌上，很多人会把YouTube当做共同话题来讨论。所以，如果日本商人不经常看YouTube上点击量在前10名的新闻和消息的话，那么他和对方是很难有共同话题的。
对于媒体的这种剧变，日本电视界的人们虽然已经察觉到了，但现在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那些白痴节目能取得高收视率的原因。
这么多年来，在电波信号的垄断下，电视台的地位一直很稳固，它们可以随意播放节目。它们认定大众都是“没有思考能力的”，所以也就不会去考虑怎样提高节目的水平。
如果非让我说，掌管电波信号事务的总务省（以前的邮政省）在这件事情上也难辞其咎。它们对电波的国际传输不懂，却一直致力于“将放送和通信相融合”，意在让放送去代替通信。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放送只是通信的一部分。
2001年，所有的电视都实现了数字化，这意味着电视节目的YouTube化。之前的模式或许还没有受到网络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旦数字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人们可以随意地将电视节目上传到网络上去。而且，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手机比电视更重要，一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就有两个小时以上。
这么说来，电视的确正在渐渐落伍，而建设作为数字时代象征的新东京塔这一行为更是让人费解。现存的电视台消失后，新东京塔恐怕会成为留给后世的唯一象征，成为象征着日本集体智商衰退的“巴别塔”。
日本企业家的心态
在现在的日本，如果说什么“大”，那肯定都是不好的，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大报纸”，还有像电视这样的“大媒体”。
这次要说一说和“大”字沾边的大企业。
我时常在想，在日本这些企业家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经历经济危机而心怀危机感的呢？
这段时间，经常能听到“日本是产业大国、技术大国”这样的话，可是在5年前，人们还在说“日本可以成为技术先进国”。
但事实上，比如说在半导体领域，尤其是在DRAM领域，日本企业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输给韩国三星。
在日本企业席卷全球的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研究日本企业的书，人们纷纷买来阅读。当时美国惠普公司的CEO普莱特组织启动了一个名叫“竞争力委员会”的协会，这个协会就是为美国政府和产业界专门研究日本而设的。
今天，美国有了自己的高科技企业。
对于韩国三星，如果以前是因为疏忽而小觑了它，那么现在就对三星做一个彻底的研究，或者成立一个研究协会，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但日本的企业家似乎都没有要这样做的意思。
可能从心理上来说，日本人认为“三星只不过是抄袭了日本的技术，没有必要向他们学习什么”。对于理直气壮地这样说的企业家，我只能感到吃惊。
关于半导体，日本企业常有的一种说法是：“三星自己没有负担开发费用，所以它肯定会赢利”；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的经营模式是在李健熙会长的独裁下形成的，民主的日本企业不能学习他们”。特别是第二种“李健熙独裁说”，我经常能够听到。
对于李健熙会长在经营上极富侵略性的一面（在我看来是对通用的模仿），比如他是怎样成为MBA纪录保持者的，他将经理们派往世界各地进行为期一年的旅游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日本的企业家别说是写书了，甚至根本就不感兴趣。
不仅如此，有些企业家还说“再也不想听到有关韩国三星的任何事情”之类的话。但是当听到李健熙因为向长子不正当转让股份而被检举时，他们则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停止了思考，内心没有任何危机感。
李健熙对于三星的未来有很强的危机感，他呼吁全体员工“为了应对难以预测的危机，必须抱有危机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的形成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没有这种远见的话，就不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韩国的经济正在陷入困境，三星正在努力寻找对策。
即便是这样，在5年后，三星也有可能会被中国台湾或者印度的企业所取代。所谓经营，向来都是这么残酷。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都忌讳向亚洲国家学习
很多日本企业家都忘记了要时刻学习，特别是传统大企业的高层更是如此，企业管理者尚且如此，员工就更不会考虑什么了。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日本人感觉从欧美那里学什么都是正确的，而极端讨厌向亚洲各国学习。
我如果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的中国或者印度，对方立刻就会反击“关于这些已经听得够多了”。
关于中国，我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中国，出租中》的书，后来又写了《力用中国》和《中华联邦》，总共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论著。
要特别说一下《中国，出租中》这本书，因为当时正处在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热潮中，我以“中国客人论”展开话题写了这本书，销量很好。如果中国不进口日本的物资和技术就不会有发展，所以说中国是日本的“顾客”。总之，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只有中国才是日本发展的源泉，所以日本应当深入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然而我想，如果是现在，这本书肯定卖不出去，肯定会有更多的“已经听够了”之类的话不绝于耳。
关注一下2008年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由于毒饺子事件、奥运会演出浪费等问题而否定中国的言论居多，而且造成的影响很大。
没有人质疑过为什么日本不能借鉴中国好的东西（比如说向民众转让更多的权利等），没能充分利用和中国毗邻的地理优势。即使是关乎中国国情和中国未来的发展等问题，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倒是和美国保持一个调，批判中国侵犯人权和国家独裁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来势汹汹。如果没有北京奥运会，普通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了解，将会逐渐变得一无所知。
在铺天盖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有毒论”中，向中国学习的想法只能落个被掩埋的下场。
这种事不只发生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对亚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事实上，现在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投资在逐渐减少。
举个例子，2007年，越南直接吸收的海外投资比2006年增长了69%，达到203亿美元，其中日本在越南的投资少于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除去位居榜首的欧盟，日本在新加坡的投资已经连续两年都在减少。
新加坡交易所（SGX）开设了面向亚洲快速增长企业的“凯利板”（Catalist），2008年2月发布了进驻“凯利板”的金融机构名单，这其中没有一家是来自日本的。
这些无非只是证明了，现在的日本在国际上已经逐渐变得“足不出户”了。
在这一点上要进行冷静思考，我所希望的是在这数十年间，日本能够诞生国际化的大企业，并且越做越强，积极把业务拓展到中国、印度或者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是欧洲。如果一直是闭门造车，那么国内企业将会越来越衰弱。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率先展开的工作就是进行裁员，虽然这样会饱受非议，但像近年来拉动日本经济的丰田和佳能那样进行全球扩张是没有错的。所以就要像日本邮政公司（虽然招致了混乱）和中部国际航空公司（成功削减了1000亿日元以上的经费）那样套用丰田模式，陷入困境时要用丰田模式，经济团体联合会也要……面临困境的企业从此都用丰田模式就万事大吉了。
但是，日本并不是只有丰田和佳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积极融入全球化的优秀企业。比如说阿尔卑斯电气、矢崎总业、高田等，它们都在国外拥有50多家工厂，和世界各国都有贸易往来。这些企业的销售额的国内部分仅占20%，但海外的份额要高得多，所以这些企业在国内人们是不熟悉的，但正是这样的企业在拉动着日本的经济增长。
正是那些不停止思考、意识到“闭关自守没有出路”从而走向世界的日本企业，把握着日本的经济命脉。
但同时遗憾的是，很多传统的大企业，还有目光只盯在国内市场的部分企业已经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如果没有上述这两种企业的存在，那么日本经济肯定会发生更大的倒退，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窘迫。
虽说引发日本国民智商衰退，并最终导致日本集体智商衰退的，是那些政治家、官僚和媒体，但这其中似乎还可以加上那些企业的高层或者说是管理者。
日本以“产业强国”和“技术强国”为目标固然是好事，但当下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怎样解决企业管理者的低智商化问题。
日本缺乏国际型的经济人才
以前，日本是有国际型企业人才的。这种人，精力充沛地奔走于世界各地，提高了日本国家和日本人在世界上的声誉。一部分政治家、官僚以及学者的狭隘视野造成了世人对日本人的评价很差，而这些人可以说是在极力地挽回局面。
我认为，幸亏有这些人，才使得日本人的智商看起来要比亚洲其他国家高出一筹。但是，恐怕现在这些智商遗产已经被我们的低智商社会吞噬殆尽了。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期间，我到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所到之处，见过几个日本人。有盛田昭夫（索尼）、服部一郎（爱普生）、小林阳太郎（富士-施乐），还有小笠原敏晶（利富高）等。
每次都是去这儿的时候碰见盛田和小笠原，去那儿的时候又碰见服部和小林。“呀，又见面了”，不管在哪儿，大家都会相互寒暄几句。
每次见面，我们都会极其兴奋地讨论类似“日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经营”、“关于日美对立，我们应该有的立场”等这样的问题。
当时这些人还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里，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及经济学家进行一些讨论。我还清楚记得，他们曾经在NHK（日本放送协会）一期节目中就“日美贸易战”的问题进行了辩论。还有在黄金周时连续三个晚上播放时长一小时的《日本经济剖析》，作为对加尔布雷思教授的回赠。当时经济企划厅的领导近藤铁雄以“政府企划厅在做什么”为题就日美的立场进行了彻底剖析，当时是我做的主持。
因为现在没人来做这种节目的企划，而且也没有很高的收视率，所以导致现在的日本研究这一类问题的人才很少。
当然，政治家的蛮横干涉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认为“这些节目带有强烈的反政府色彩，应该禁止播放”。
虽然像NHK的BS等节目时常会播放一些小型的有关经济和世界局势的讨论，但讨论者都不够权威，他们做的讨论让人丝毫感觉不到紧迫感。还有，一些很好的关于国际问题和全球经济的节目，都是从国外买进来的，比如说BBC的纪录片等。现在连NHK也不会做关乎日本未来的讨论节目了。
总之，现在的日本缺乏国际型的人才。遗憾的是，在经济上也没有一个人能称得上是盛田昭夫的继承者，尽是一些既没内涵也没气节的人……
这样的人虽然自己可以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但一旦问他“你是怎样考虑的”，他就会哑口无言。如果是盛田先生，肯定当时就能够回答“我是这么考虑的……”。
在国际会议上很少见到日本人
现在我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作演讲，这是我一贯的日常工作，不管是在以前的麦肯锡公司，还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是我发现，在世界上做这种管理咨询演讲的日本人，除了我还没有其他的日本人。这么说似乎让你觉得我有点傲慢，但事实确实如此。日本没有能在国际上作演讲的人才，这种局面目前已经很严峻了。盛田先生在的时候就不说了，但到现在每次还是由我来挑大梁，如果再不扭转这种局面的话，恐怕以后日本的声音就要在世界舞台上消失了。
我在海外的演讲薪酬是每次5万美元（含机票和住宿费用），之所以会“明码标价”，是因为这是由所作演讲的市场价值决定的。我的愿望是，日本能出来那么一个人，即便作一次演讲能挣5000美元，我也就感到欣慰了。
从日本的经济规模来说，说有100多个人能作相关的经济演讲也不为过。
之前也我曾经说过，还有一种只会英语的人才。他们只会英语，脑子中没有话题的内容，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所谓的“输入学者”。
日本的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容易陷入一个怪圈，那就是盲目追随国外著名经济学家的见解。比如说当听到“迈克尔·波特说……”时，他们就会特地赶到国外听迈克尔·波特的讲座，在我看来这些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要是迈克尔·波特的见解果真如此重要的话，我想主办方差不多也会叫我去听的。
我的一贯主张是，以“地域国家论”和“无国界经济论”为基础，时常提醒自己要更新观念。为此，在2007年，我游历了英国、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罗马尼亚、希腊、巴西，唯独美国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可以说，这再次让我感到美国的实力正在下降，日本则更是如此。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认为我的理论是可行的。很多国家都在根据我所构建的基本框架寻求未来。“大前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是怎样考虑的？今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总之，所有国家都在摸索通往经济繁荣的道路。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小泉上台以后逐渐形成的低智商社会的状态无能为力，想不出任何对策。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远东国家，我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汇集世界精英，每年在瑞士召开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有很多日本人，从商人、官僚，到学者、政治家，数量庞大。在2008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福田所作的演讲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亚洲代表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发言最引人注目。
现在的日本精英们，把参加达沃斯论坛完全当成了自己的目的。虽说是“去了”，但就和观光旅游一样，只是对会议参观学习而已。当然，也就没有能在会议上作真正有影响力的演讲的人了。
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回国之后逢人便吹“比尔·盖茨的演讲真不错”，这无异于只是去当了一回听众罢了。
以上就是“笨蛋现象”肆意蔓延的日本的现状，我草草地将其展现给了读者。在这里，我要回答在这一章最前面提到的问题，答案是：“低智商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缺乏思考。”
这个问题，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但是仅此一句话，这个问题是远远得不到解决的。
读到这里，如果你已经和我一样感到了危机，那么在后面的章节里，请和我一起披露生活中的“低智商现象”，并且仔细地从“什么”、“怎么样”、“不进行思考”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一起探寻对策。
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吗？
□不进行深入思考，盲目地赶时髦。
□在书店里，只会拿起“简单、有效、马上能用上”的书。
□对于韩国和中国的问题，本能地持有情绪化的“观点”。
□在失去的15年间，形势并没有好转，却一个劲儿地保持着傲慢。
□也许那些经济报纸的记者都是专家吧，所以他们写的消息也都是正确的。
□电视节目里清一色的“综艺节目”和“笑话”，有助于日本文化的提升。
□对于中国、韩国、印度经济飞跃发展的话题，已经感到厌烦。
□盛田昭夫后继无人并不是什么大事，相比之下，和那些金钱至上的“野蛮国家”划清界限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