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倍速变化：技术

技术一直在进步，打字机进化了、汽车进化了、计算机也进化了。绝大多数的进步是渐进的：竞争者引发下一步的改进，我们做出反应，他们对此再做出回应，如此循环往复。然而技术进步亦有突飞猛进的时刻，过去无法实现的事情现在可以达成了，而过去可以实现的事情现在则可以做得更好、更快、更经济。

我们可以审视一些事例，因为事情已经过去，所以现在看起来清晰多了。可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技术进步还在孕育中。再过几年，它们很可能带来同样或者更大的变化。数字娱乐会取代现在的电影吗？数字信息会代替报纸杂志吗？远程银行会使传统银行成为古迹吗？计算机互联网的拓展会给医疗界带来全新的变化吗？

当然，并不是所有可能的技术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电动汽车没有，商业核能发电也没有。但有些技术已经成功了，有些在将来可望成功。

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

当《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于1927年10月6日首映时，“情况发生变化了”。过去电影是无声的，从此它们变成有声的了。这一本质变化给无声电影业中许多演员和导演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有些人顺应这些变化；有些人努力去适应但以失败告终；还有些人固守原来的状态，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环境面前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质问怎么会有人喜欢有声电影。

一直到1931年，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依然在与有声电影做斗争，当年他接受采访时声称：“依我看有声电影顶多能坚持6个月。”查理拥有大批观众的爱戴，他演技高超，这些使他能在整个30年代成功地出演无声电影；然而，即使是查理·卓别林，也无法永远与潮流对抗。卓别林最终在1940年上映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中开口说话了。

其他人则转变迅速。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是无声电影业中的超级影星，当有声电影问世时，她的工作室于1930年为她在《安娜·克里斯蒂》（Anne Christie）影片中安排了说话的角色，全国各地都在广告中欢呼“嘉宝说话了”。这部影片在商业上极为成功，亦受到评论界好评，嘉宝仍然是无声电影界中的红星，同时她也成功地实现了由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如此轻松敏捷地跨越了战略转折点真让各家公司羡慕不已。

然而，电影业能同样辉煌地度过由数字技术引起的另一个战略转折点吗？那时演员将被形貌、声音等各方面逼真的数字技术产品所取代。皮克斯公司的电影《玩具总动员》（Toy Story）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它是新技术下第一部达到正片长度的影片。从现在算起3年后、5年后或10年后，这种技术将发展到何处？依我看来，该技术将带来又一个战略转折点。发展的步伐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船运业内的剧变

正如有声技术改变了电影业一样，科学技术也彻底地改变了世界船运业。短短10年的时间，其实就船运业历史而言也就是一瞬间，船运业的生产力却发生了10倍速变化。它的诱因是造船设计的标准化，冷冻运输船只的发明，还有最重要的集装箱运输的改进——此项技术使得便捷的货物装卸成为可能。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原先持续不断的成本增长趋势得以逆转，港口装卸货物方式上的技术突破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同电影业的情形一样，有些港口发生了变化，有些港口尝试了但以失败告终，还有很多港口坚决抵制这种变化的趋势。结果是，新技术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装卸港口的重组。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其国土沿海处到处可见现代化港口设备的新加坡，已经跃升为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船运中心了。西雅图成了美国西海岸最主要的集装箱港口之一，而纽约港由于没有空地安装现代设备一直不断地亏本，尽管它曾是历史上的主要港口。未采纳新技术的港口极有可能经重新开发而成为购物中心、娱乐场所或海滨公寓住宅综合区。

每经过一个战略转折点，都会出现赢家和输家。一个港口的成败取决于它如何应对吞噬了它的10倍速技术变革力量。

PC机革命：一个否定现实的故事

科技发展史上有一个基本规则，即只要可能发生的事一定会变成事实。因此，当PC机给它的某一特定性能带来低10倍的成本时，它对整个计算机产业产生影响并改变其面貌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这种变化不是一两天可以结束的，它缓缓而来，就像图8所表示的价格/性能发展趋势（price/performance trends）一样。

计算机产业里有些人能推测出这种趋势的到来，并得出结论，即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PC机的价格/性能特性最终会取胜。有些公司，如安迅公司和惠普公司，就修改它们的战略以便充分利用微处理器的力量。另外一些公司持否定态度，就像卓别林对待有声电影一样。

资料来源：英特尔公司

它们的否定表现为各种形式。1984年最大的小型机制造商DEC（数字设备公司）像卓别林一样称PC机为“廉价、短命、不十分精确的机器”。而事实上DEC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闯入计算机领域时，市场占主流的是大型机，而它开发的是设计简单、价格低廉的小型机，正是在这种战略指导下它发展为大公司。然而当它的环境中出现新技术革新时，DEC公司——当年挑战大型机世界的革命者——与大型机时代的保守者们一起抵制这次革新。

还有一个坚持否定立场的事例。IBM公司的管理者们一直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遭遇的麻烦归因于世界经济萧条，年复一年他们坚持着这种观点，而此时PC机正不断地改变着计算机世界的面貌。

为什么这些精明、有创造力的计算机公司管理者们那么难以面对技术变化带来的战略转折点的现实呢？是他们感觉迟钝没有聆听到变化的消息吗？是他们坚信曾给他们带来辉煌业绩的力量能战胜任何新技术变化的结果吗？还是因为面对计算机产业新面貌的直接后果——例如必要的大幅裁员——太痛苦而难以接受吗？我们很难知道真实的原因，但他们的反应都极为平常。我以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最后一个原因，即拒绝面对痛苦的新现实，是最重要的。

和查理·卓别林最终转向新环境最为相似的或许是陈汉卿（Steve Chen），即极其成功的克雷（Cray）超级计算机的主要设计者。最近有报道说他创建了自己的公司，以高性能、工业标准化的微处理器芯片为基础。陈汉卿先前工作的公司试图创造世界上运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它是旧有计算机体系理想的最后维护者之一。但当陈汉卿描述自己如何趋向他曾规避过的新技术时，他谨慎地说道：“这次我换了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