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演变轨迹(1)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题材分类。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分类有神怪小说、历史小说、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公案小说也是其中的一种。简言之，公案小说就是以公案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公案”一词的含义有多种，一是指官府的文件，二是指案件，三是指官府处理公事时的几案，四是指话本小说的种类之一。公案小说中的“公案”是第二种含义。公案故事就是打官司的故事；公案小说也就是以打官司的故事为内容的小说。它必须具备两部分内容，即案情的描写和断案的描写，其中断案包含破案和判案两部分。

（一）公案小说的起源与萌芽

公案小说也像中国其他小说样式一样，起源于上古神话传说。鲧治水的神话传说，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说含有一则公案。往古之时，华夏大地洪水肆虐，大地一片汪洋。大禹之父鲧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临危受命，治水九年，但丝毫没有成绩。鲧偷来天上的宝物“息壤”堵截洪水。“息壤”是一种神土，可以自己生长不息，所以能堵塞洪水。当洪水暂时被平息时，天帝知道他的宝物“息壤”被窃，便毫不犹豫地派火神祝融把鲧杀死在羽山之郊。劳而无功，这岂不是一大冤案？屈原在《九章·惜诵》中曾为鲧鸣不平：“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

先秦以来，涌现出许多刚正不阿、依法断案的执法者，为公案小说中的主人公——司法官吏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楷模。《史记·酷吏列传》中的中尉郅都，为人勇敢，公正廉洁，执法时不避帝王的内外亲戚。在审理临江王刘荣侵占宗庙案时，得罪了窦太后，窦太后竟加以陷害，斩杀了郅都。

先秦诸子百家、两汉史传中有关刑法狱讼的故事，在素材和艺术手法两方面，促使了公案小说文学因素的产生。《韩诗外传》中的《晏子谏诛颜邓聚》，叙齐景公外出打猎，颜邓聚负责掌管射来的鸟，可一不小心让鸟逃走了。齐景公大怒，要杀掉颜邓聚。晏子婉转劝导齐景公说：“颜邓聚犯了四条死罪，请让我数落完了再杀他：第一，他为我们的国君看管鸟却让它们跑掉了；第二，他使我们的国君因为鸟而杀人；第三，让四方诸侯听说这件事，以为我们的国君重视小鸟而轻慢国士；第四，天子听说了，一定要降职或罢免我们的国君，从而危害了国家，宗庙难保。颜邓聚犯了这四条死罪，所以应当杀死他，绝不能赦免。我请求杀死他。”齐景公领悟到不能杀无辜之人的道理，急忙向晏子谢罪，赦免了颜邓聚。晏子用机智婉转的语言制止了一场杀戮。这则故事刻画了晏子聪明机智、忠诚正直的形象。

《史记·孝文本纪》中齐太仓女的故事，叙西汉初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当刑。皇帝诏狱吏逮捕他并送到长安关押起来。太仓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他的小女儿缇萦非常伤心，跟随父亲来到长安，上书皇帝说：“我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现在犯了法要受刑罚，我很悲伤，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受刑之后不能复原，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不能办到了。我愿意到官府做奴婢，来替我父亲赎罪，使他有机会改过自新。”天子怜惜她的孝心，也看到了肉刑的诸多弊端，于是下令废除肉刑。淳于公得以免除肉刑之苦。奇女子缇萦伏阙上书，不仅救了触刑的父亲，还感动皇帝下了废除肉刑的诏令，客观上促进了刑法的改革。

公案小说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代表作品如干宝《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李娥》，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卖胡粉女子》，颜之推《冤魂志》中的《弘氏》《徐铁臼》等。《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是一个著名的冤狱故事。西汉时，东海郡有一个孝顺的媳妇，叫周青，赡养婆婆非常恭敬。婆婆说：“媳妇赡养我很勤苦。我已经老了，哪能以自己的残年长久拖累年轻人呢。”说完就上吊死了。老人的女儿到官府告状说：“这媳妇杀了我母亲。”官府把周青抓了起来，严刑拷打。孝妇不堪其苦，屈打成招，以杀人罪判处死刑。行刑时，孝妇的血呈青黄色，沿着旗杆流到顶端，又沿着旗帜流下来。孝妇死后，东海郡内大旱，三年不下雨。新任的太守来了，听说了此案的冤情，便亲自去祭奠那孝妇，还立碑表彰她的孝顺。天立刻下起雨来，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孝妇周青蒙冤而死，在临行前立下的“鲜血逆流”的誓言顷刻应验。“三年大旱”等描写，借助神灵的威力为孝妇鸣冤叫屈，抨击社会黑暗，表达对善良淳朴的东海孝妇的深刻同情。

《冤魂志》中的《弘氏》，写梁武帝打算在父亲文皇帝的陵墓营建寺庙，需要好木材，下令派人寻找。商人弘氏曾买了一个大木排，木料结实，世上少有。南津校尉孟少卿为了迎合皇上的心意，捏造罪名诬陷弘氏，说他卖的衣服、绸缎是沿途抢来的，还说他的衣服非常精美，超过了规定的等级，不是商人所应筹办的。不由其申辩，便判决处死了弘氏，没收了他的木材，用于建造寺庙。此案上奏朝廷，朝廷批准执行。弘氏临行前嘱咐妻子把黄纸笔墨放在棺材里，如果死后有灵，一定要伸冤。一个月后，孟少卿只要一坐下来，眼前就出现弘氏；他向弘氏的鬼魂乞求恕罪，最后吐血而死。凡是与此案有关的官吏，一个个先后死去。文皇帝陵上的那座寺刚刚建成，就被天火烧毁。官吏们为了讨好皇帝，竟妄加罪名，处死一个无辜的商人，谋取他的木材。冤狱杀人，罪恶滔天。鬼神显灵，为弘氏伸冤，无非是百姓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作品中的曲折反映。

（二）公案小说的形成与成熟

公案小说形成于唐代，据不完全统计，唐代的公案小说约有一百多篇，散见于各笔记小说集中，如刘肃的《大唐新语》、皇甫氏的《原化记》、卢肇的《逸史》、张鷟的《朝野佥载》、牛肃的《纪闻》、薛用弱的《集异记》等。如果按案情内容划分，大致有以权谋私报复案、诬陷案、复仇案、诈骗案、盗墓案等。《大唐新语》中的《大理丞狄仁杰》通过两桩案子，塑造了狄仁杰刚正不阿、秉公断案的形象。第一桩写唐高宗时的将军权善才被人告发砍伐昭陵的柏树，是对太宗皇帝大为不敬。唐高宗命令斩杀权善才。大理丞狄仁杰判权善才所犯罪行只能免去官职。高宗大怒，命令赶快行刑。狄仁杰上言道：“怎么能以几株小柏树就斩杀大臣呢？”高宗说：“权善才砍我父皇陵上的柏树，是我做儿子的不孝才导致了这种情况。朕知道你是好法官，但善才最终必须被处死。”狄仁杰坚持苦劝。高宗说：“依法虽然不能处死，但朕大恨深重，必须在法律之外杀掉他。”狄仁杰再谏说：“陛下制定法令，公布于天下判刑、流放及至斩杀死罪，具有等级差距，分刑定罪，哪能犯了不致死罪的轻刑，却要特别给以处死呢？法律既然没有固定的、长久的效力，百姓又以什么来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呢？陛下一定要改变法律，请从今天开始。”高宗恍然大悟，赞叹说：“卿能严格执行法令，我有了称心的法官。”于是命令大臣将此事编入史书，又说：“仁杰既然已为了善才指正了朕，何不索性帮朕整治天下呢？”于是任命狄仁杰为侍御史。第二桩写左司郎中王本立依仗高宗的宠爱胡作非为，朝廷百官都惧怕他。狄仁杰检举了他的罪行，要依法惩处他。而高宗却要特赦原谅他。狄仁杰上奏说：“王本立虽是国家的英才俊杰，但是难道朝廷缺少王本立这样的人吗？陛下为何怜惜犯罪的人，而损害国家法令呢？如果陛下实在不想改变决定，就请秘密赦免他，流放我到无人的荒凉之地，作为对忠贞之臣的警告。”高宗最终听从了狄仁杰的建议。从此朝廷上下井然有序。

《朝野佥载》中的《蒋恒审案》，叙述的是蒋恒为杨贞等三人洗刷杀人罪名的故事。唐贞观年间，卫州板桥店主张迪的妻子回娘家了。卫州禁卫军杨贞等三人来住店，第二天五更时分又早早赶路了。就在那天夜里，有人用他们的刀杀了张迪，之后又把带血的刀插入刀鞘中，杨贞等人没有察觉。天亮以后，旅店的伙计追上杨贞等人，把他们的刀拿出来查看，见血迹斑斑。于是杨贞等人被当做凶手囚禁起来，遭到严刑逼供。他们不堪狱吏的拷打审问，便自诬杀了人。案件上报朝廷，皇帝产生怀疑，派御史蒋恒重新审理此案。蒋恒来到卫州，下令把板桥店里15岁以上的人都叫来问话，因为人没有到齐，暂时把叫来的人又放了，只留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婆，直到晚上才放她走，蒋恒让监狱看守暗中监视她。蒋恒叮嘱说：“老太婆出去，一定会有人跟她说话，你就记下这个人的姓名，千万不可泄露机密。”老太婆出去，果然有个人跟老太婆说话，监狱看守就记下那人的姓名。第二天蒋恒又这样做，那人又来问老太婆：“皇帝的使臣是怎样审查的？”一连两天，来询问的都是那个人。蒋恒一共招集男男女女三百多人，当着大家的面把跟老太婆说话的那个人喊出来，其余全部放回。经审问，那个人承认了杀人的罪行，说是因为跟张迪的妻子通奸而谋杀了张迪。案件上报朝廷，皇帝嘉奖蒋恒，赐帛二百段，封他做侍御史。杀人犯作案后嫁祸于人，但总是做贼心虚。蒋恒正是利用罪犯的这一心理特点，布下疑阵，诱使罪犯自我暴露。

公案小说在宋代趋于成熟。“公案”之名，就首见于宋人之书，即话本小说中的“说公案”。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学术界一般把“说公案”看做是公案小说的雏形。

这一时期，公案小说的数量急剧增加，文言短篇小说约有三百篇，超过了宋代以前各朝代作品的总和；宋代话本中还有相当多的作品也属于公案小说。出现了以“公案”命名的文言短篇小说，如洪迈《夷坚志》中的《何村公案》、苏轼《东坡志林》中的《高丽公案》等。许多作品具备了公案小说应有的结构，即作案、报案、审案、判案四个要素，这是公案小说成熟的内在标志。

宋代文言公案小说，记载了各种各样的讼狱故事，内容十分复杂。《夷坚志》中的《何村公案》，写秦棣在宣州做知州时，得知何村有民酿酒，便派巡检去抓捕。巡检带领数十名兵甲，将这家包围了半夜。这个酒民是个富族，见夜晚有兵甲到来，以为是凶盗来犯，立即击鼓招集邻里抗击。巡检当初没有多考虑，也未防备，结果数十名兵甲被捉。酒民认为捕获盗贼有功，立即上报县衙。县宰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将此事委托县尉处理。县尉考虑与酒民不能以力争，于是轻骑前往，好言对他说：“我听说你家抓获了强盗，希望与我共同处理。”酒民对县尉深信不疑，非常高兴，将抓获的人员全部交给了县尉，与其子及孙三人，同县尉一起押送“强盗”来到郡里。秦棣当场释放了巡检和众兵甲，却捉住酒民祖孙三人，用麻绳把他们从肩到脚绑了起来，然后各杖一百，三人都被活活打死。秦棣之兄秦桧正居相位，所以无人敢言，竟成一桩冤案。第二年，秦棣病死。又过了一年，杨原仲做太守，在阴间处理了此案，使酒民的冤屈得到伸张。当时，酒与盐、铁一样实行专卖，小说写何村酒民酿酒，却未写其违法销售，知州秦棣无缘无故派巡检抓人，官军意志涣散，仿佛一伙强盗。知州、知县、县尉沆瀣一气，诱捕了酒民祖孙三人，将他们棒打至死。因为秦棣之兄在朝中为相，所以没有人敢出来鸣冤。小说流露出褒民贬官的思想倾向。

宋元话本中的公案小说中，《错斩崔宁》等是较为突出的代表作。《错斩崔宁》写南宋高宗时，临安人刘贵做生意屡屡折本，家境不济。一日，与妻王氏给岳父过七十大寿，妾陈二姐看守家中。岳父拿出十五贯钱，资助刘贵开店，并留女儿多住几天。刘贵驮着钱往家走，路上遇到一个做买卖的朋友，喝了几杯酒，带着醉意回到家。陈二姐问他钱是哪来的，刘贵戏言是卖她得来的。陈二姐一气之下，把十五贯堆在刘贵脚后边，就悄悄溜出门，打算回娘家告知父母。刘贵三更方醒，见房中无人，不觉又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