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市场经济的诞生(1)
欧洲封建经济可以界定为通信和能源自给自足的复合经济体。农奴、耕牛和马匹构成了最主要的劳动力来源，而森林一方面构成了热能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小规模冶金的需要。除神职人员和少数庄园主之外，老百姓基本都是文盲，其经济生活受制于“口语文化”的时空局限性。由于古罗马道路年久失修而处于废弃状态，所以7～12世纪欧洲的商业和贸易几乎一片空白，经济和社会严重倒退，回到了相互隔绝、靠农业自给自足的社会。几乎所有产品都用于即时消费，仅有极少量剩余的用于本地交易，以补充庄园主以及乡村农民的日常所需。
新经济力量的冲击
在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农业生产建立在土地公有的框架之上。封建领主通过各式各样的土地契约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世袭地产的所有人不仅世代拥有土地承租权，还有权永久居住在祖辈的不动产中；而一般的承租者则没那么幸运，其租赁时限通常不会超过三代，此后，封建领主既可以重新订立契约，也可以收回土地；一般佃农则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承租权，完全受控于封建领主。
租赁契约要求农民或上交一定比例的农作物，或为封建领主免费耕种土地。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货币经济的初步发展，地主开始要求承租人缴纳一定数额的租金或税款。
封建农业建立在共同耕作的框架上，农民将小块土地集中并进行集体耕作。因此，土地的共同耕作成为欧洲民主决议制度的最初尝试。农民委员会负责监督相关经济活动，具体包括耕种、收割、轮作、森林和水资源的使用，以及公有牧场上放养牲畜的数量。
封建社会的财产关系概念与现代社会的财产关系概念大相径庭。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产是指对财产享有的排他性权利，财产可以被占有，也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然而，封建社会则截然相反，即世间所有物品都被视为上帝的创作并受上帝支配。上帝的创造物被想象为“巨大的链条”，下至最低级的生物，上至天堂中的天使，一切都处于严格的等级制度内。所有创造物都处于特定的等级当中，并被要求履行相应的职责，以满足其上游或者下游链条的需要，从而确保整个链条的顺畅运转。在这样的神学体系内，财产被视为一系列责任，从金字塔最顶端的上帝，到最底端耕种土地的农民，所有人都是责任的承担者。鉴于此，财产不能被某人排他性地占有，而是要被分成不同的财产权利，并且需要所有者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当国王将土地分封给领主或者诸侯时，“国王对于土地的控制权仍然存在，但是因土地所产生的收益则不再归国王所有”。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施拉特（Richard Schlatter）解释道：“没有人完全拥有土地。上至国王，下至耕作一线的农民，所有人都具备一定的支配权，但是没有人可以完全占有土地。”
就这样，封建经济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了700余年。然而，在16世纪，新的经济力量开始冲击封建秩序。这种冲击源起于都铎王朝，并逐渐蔓延至欧洲的其他区域。原来的公有土地被圈了起来，变成了私有财产，并在国王、议会或者乡村社区会议的许可下进入市场交易。
16世纪至19世纪早期，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被历史学家称为“富人对抗穷人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和政治的形态。无数农民背井离乡，被迫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为市场经济的萌芽提供了可雇用的劳动力。
在两种关联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圈地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对封建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运动发展初期，食品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城市人口迅猛增加，造成了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这对在通货膨胀前收取固定地租的封建地主形成了冲击。与此同时，纺织工业的兴起推高了羊毛价格，从经济上刺激地主开始圈地养羊。
成千上万的农民无家可归，看到昔日种植燕麦和黑麦、用于养活家人的土地上饲养着绵羊，农民们备感绝望。饱受饥苦的农民随处可见，但绵羊却被饲养得又肥又壮，羊毛被剪下来，送往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纺织工厂。
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爵士在其著作《乌托邦》（Utopia）中描述了这一苦难时期，猛烈地抨击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我听说，你那昔日温顺、驯服、食量很小的绵羊，如今变成了疯狂的吞噬者，甚至能将人吞下。它们消耗、破坏并吞噬所有土地、房屋和城市。
第二次圈地运动浪潮发生于1760年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工业革命开始扩展到英国全境及欧洲其他地区。新的经济模式使城市人口激增，对食物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高昂的物价促使地主圈起更多的土地，从而使欧洲最终完成了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农业经济的过渡。
圈地运动和随后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财产关系的属性，使其从有条件的所有权变为排他性的所有权。在人类隶属于土地几个世纪后，社会迎来了土地私有的时代，人们逐渐能够以不动产的形式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土地。人们世代居住的房屋变成了资本和信用的来源，被用于追求商业利润。而劳动力也成为一种专属权利，可以以合同契约的方式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不再受制于土地公有制下的义务和社会地位。
英国圈地运动不仅创造了现代私有财产关系概念，而且促进了相应的法律监管体系的出现。在封建社会，经济活动很少在亲属关系和熟人圈子以外展开，并且这些经济活动存在诸多限制。由于没有强制性的普通法和规章，人们不愿意与其社交圈外的人进行财产交易。在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人们主要以口头承诺作为担保，以确保交换在诚信的基础上进行。
一般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使现代市场成为可能。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对于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的匿名市场，则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准则来支撑。完善的私有财产制度需要有警察和法院做后盾的法律制度，以确保买方和卖方履行契约义务。在从封建公有制到市场经济产权私有制的过渡中，英国法律体系也逐步走向成熟，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旧秩序向新时代的转变。
大部分历史学家注意到，日益增长的羊毛市场和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制度在推动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其他经济因素也在这一转变历程中起了一定作用。人类学家指出，在13～14世纪，新农业技术的涌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促使人口持续增长（除了黑死病使人口数量短暂下滑）和城市生活出现。这些新农业技术包括北欧的重轮犁的发明、马对耕牛的取代，以及轮作方式从两轮轮种到三轮轮种的转变。历史学家也将这一转变归功于冶金技术的创新和一系列新机械的发明，例如凸轮、弹簧、踏板、复杂曲柄和调速器，这些都促使机械从往复运动向旋转运动转变。
虽然上述因素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都不是根本因素，不是导致史称“雏形”的中世纪工业革命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的兴起
中世纪后期，印刷革命和风力、水力共同作用，才从根本上推动了欧洲从封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最终改变了欧洲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欧洲（后来产生于美国）疲软的原始工业经济，而非之前的封建经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到了水力和风力。斯密将新的动力源作为劳动分工的一个范例，而马克思则将风力和水力与能提供更可靠、更稳定动力的蒸汽进行对比。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一样，马克思也未能对封建经济与中世纪的经济模式加以区分，错误地认为“人力是封建社会的标志，而蒸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事实上，正是风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社会的能源关系，从而逐渐形成了中世纪的市民阶层。
此外，马克思还提到了印刷出版的重要性，但也仅仅是将其视为唤醒科学兴趣和科学追求的一种手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同时也成为驱动知识要素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然而，斯密和马克思都没有认识到，印刷术、风力和水力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才能成就欧洲经济模式的转变，并最终改变欧洲社会和政治形态。
欧洲人对水磨的使用历史悠久，从罗马时代就已经开始。但是受技术所限，水磨一直未能充分取代人力。然而，到了10～11世纪，技术创新将水力推向了经济生活的中心。据统计，截至11世纪末，英国的34个郡共有5 600座水磨。同一时期，法国有20 000座水磨，平均每250人就享有一座。水磨的经济影响非常显著：一座水磨产生2～3马力所用的时间仅为普通磨坊的一半。一座水磨可以取代一二十人的劳动。仅在法国，水磨产生的水能就相当于全国1/4的成年人所提供的能量，动力大大提升。
早期的水磨主要由庄园主投资兴建，一般建在流经其土地的河流和溪流上。随着欧洲城市和乡镇的大量涌现，各地都兴建了自己的水磨，形成了独立于庄园主的能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