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丰裕的起源

如果说经济学中有哪一个属于经久不衰的议题，我想那就是经济增长（或发展），亦即什么因素导致或阻碍了经济增长。作为现代经济学诞生标志的《国富论》，其核心内容便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后讨论经济增长的著述层出不穷且不胜枚举。进入21世纪以来，至少有两部以“经济增长”为书名的著作出自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其一是达龙·阿赛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现代经济增长引论》（2008），其二为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和夏威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的《经济增长》（2006）。或许是因为知道我长期关注这一问题，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编辑3个多月前寄来一部译稿，书名叫《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希望我写一篇序言。翻看了一下前言和目录后我就允诺下来，因为我预感此书非同一般，读后会使人有感而发，而且我还发现此书的叙述风格颇符合我的阅读口味。

本书英文版见于2004年，其作者威廉·伯恩斯坦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探索那些19世纪早期出现的引发当代经济起飞的文化和历史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在历史叙述中说明世界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建立起一个整理裁剪史实的理论框架。历史叙述如果平铺直叙，往往会冗长乏味。为了使读者阅读时兴趣盎然，作者独具匠心地采集了众多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他对所建立并运用的理论框架的要求是，既能够解释所有国家的情况，又能够指明世界将走向何方。撰写序言意味着撰写者必须精读所“序”之书，而为这样一部书写序，真乃身心愉悦的过程。

按照经济史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一书中所做的估算，18世纪之前的世界人均GDP增长总体而言可谓一潭死水，经济增长的历史性分水岭大约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整个19世纪，当时位于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率为2%，从而把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其实，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场伟大戏剧的开幕时间要更早些，捷足先登者为荷兰与英国。在1500～1700年这两个世纪中，荷兰人均GDP增长率为0.52%，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收入从754美元提升到2110美元，英国与之相应的数字分别为0.28%、714美元和1250美元。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大国中国和意大利停滞不前，均为零增长，法国则业绩居中，人均GDP增长率为0.15%，人均收入从727美元增至986美元。数字上的差异催生了问题：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为了回答人类近代史上这一重大问题，伯恩斯坦搭建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四位一体”的解释框架：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或科学方法）、资本市场、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在这四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财富增长逐渐生根发芽于英国格拉斯哥至意大利热那亚之间的地区。拥有了分析架构后，整部著作的叙述、论证的脉络便清晰可见，正所谓纲举目张。

在伯恩斯坦看来，实现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而在制度家族中，发挥顶梁柱功效的非财产权莫属。所谓财产权，是指创新者和商人的劳动成果免遭政府、违法者和垄断机构随意征用或侵占的权利。保障一个人获得其创造物的绝大部分的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没有什么比任意没收公民财产对经济健康造成的损害更大了，无论这样做的人是蒙着面具的强盗还是戴着徽章的政府官员。”尽管1215年英国国王和贵族之间就签署了规范各自权利与义务的《自由大宪章》，但是甚至在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后的几十年里，英国王室和欧洲其他所有君主一样，都没能建立起可靠的融资渠道，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特许权出售、土地转让与租金以及关税。而所有这一切均有损于企业投资与商贸发展。为了支持军事冒险，君主们常常从事商业借贷。由于缺乏可靠的融资渠道，君主违约事件时有发生。1672年，英王查理二世暂停偿付债务，使得绝大多数债主银行破了产。这可视为私人产权受到侵害的典型事例。

因封建制度低效导致的市场环境恶化，亦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增长。在14～16世纪的西欧城镇，其社会治安状况之差对今天的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那时因凶杀而死亡的人数是意外死亡人数的两倍，绑架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谋生之道。1829年缔造了世界第一支大城市警察队伍的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r），在正规警察出现之前如果不带上剑、匕首或手枪，绝不敢贸然走上街头。城镇之外则完全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拦路抢劫者或成群结队或单枪匹马，忙得不亦乐乎，而被缉拿归案的罪犯却又寥寥无几。在同一时期，英国的垄断俯拾皆是，国王们通常是随心所欲地把专利权或特许权赋予皇室成员和亲信并以此获得回扣，其中伊丽莎白一世尤甚。她将全国的酒吧经营特许权授予深受其宠爱的大臣，更有甚者，她还把经销扑克牌的垄断权给了她的心腹男仆，由此还引起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Darcy VS.Allin）诉讼案，并最终以法院判女王违反普通法收场。

恰恰因为财产权的普遍缺位，人类长时间步履蹒跚地行进在经济增长的崎岖道路上。真正的历史转折点还是1688年爆发于英国的“光荣革命”。随着荷兰国王（奥兰治的威廉）和荷兰财产权制度精髓的引进，尤其是伴随着英国商业新贵实力的攀升，相对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在英国开始确立。君主立宪制把国会权威提升至最高，并通过国会来约束国王可能损害财产权的各种行为，保护国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改进市场经营环境，从而为资本主义大发展扫清了障碍。商人及其代理人开始支配政府，政府逐步成为实现商业利益的手段，可谓“光荣革命”的实质结果。“当欧洲各国政治体制确立后，各国追求的便是同一个目标了：最大化国家的财政和权力。”当然，财产权制度的确立和王权受到抑制均经历了漫长且痛苦的过程。“光荣革命”后洛克（John Locke）从流亡地回归祖国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但直到去世他都不敢承认自己就是《政府论》的作者。个中原因很简单：他害怕来自国王的报复。

作为“四位一体”架构第二根支柱的是科学理性主义，因为经济进步有赖于创新和对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而创新过程需要一个以理性思考为基础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具体来说，科学理性主义表现为引发技术进步的经验观察和数学工具的进步。13～18世纪，欧洲在精神领域内经历了宗教和科学的血与火的洗礼。那时的基督教以及教会对思想的统治和禁锢之严酷，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且不说布鲁诺因印发《天体运行论》而被视为传播异端邪说并终遭火刑，就连欧洲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也曾不遗余力地阻挠哥白尼著作的发表，甚至呼吁将其处以极刑。今天我们很难相信，生活在16世纪的欧洲年轻人所受的教育无一例外地关乎宗教。即使一个世纪以后，当洛克进入牛津大学时，60名高年级学生中仅有1位学习道德哲学，各有2位专攻法律和医学，而剩下的55位全部研习宗教。

在打破罗马教廷对知识垄断的过程中，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光彩夺目的科学家，其贡献之巨之繁令人眼花缭乱。伯恩斯坦叙述他们的生平业绩时如此驾轻就熟、如数家珍，以至于让人怀疑他的职业身份：是科技史专家呢还是经济史学家？本书的第3章可以说就是一部欧洲前现代科技史的缩写本。尽管牛顿是众多璀璨的科学明星中最明亮的一颗，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哈雷。这不仅是因为他精准地预测了日全食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也不仅是因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最著名的彗星，还因为他慷慨地资助了才华横溢的同时代科学家并与他们精诚合作，更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和不竭的好奇心。得到哈雷资助的钟表匠哈里森（John Harrison）发明了促进航海业大发展的天文钟；哈雷还精心收集整理了人口死亡数据，缜密分析后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张保险精算表，从而开了现代保险业之先河，并为资本市场这台机车提供了燃料。哈雷被伯恩斯坦称为“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现代运输”这一故事的主角。对此评价我深以为然。

在天才的创意和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打通两者的只有资本，准确地说唯有充满活力且受投资人信赖的资本市场。有效的资本市场具有三项基本功能：降低融资成本、分散投资风险以及提供市场信息。说来有趣，资本市场的发育同政府借贷密切相关，而政府借贷往往与战争筹款紧密相连。在16～17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荷兰都在为推翻西班牙的统治而战。为了赢得战争和市政建设，荷兰政府发行了数额巨大且种类繁多的债券，阿姆斯特丹随之成为欧洲金融中心。英国现代资本市场的建立几乎直接源于确立国会最高权威的“光荣革命”。值得一提的是，“奥兰治的威廉”（“光荣革命”后的威廉二世）并非孤家寡人。随他一起去伦敦的还有巴林（Barings）和霍普（HoPe）两大金融家族以及一批被宗教裁判所从西班牙与葡萄牙赶出来的犹太金融家，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父亲。英国财政部1749年创立并发行的固定利率且永不到期的统一公债（consols），不仅有效解决了政府融资难题，而且为商业融资提供了“企业投资安全回报率”的基准线，进而为商业借贷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势必通过融资成本反映出来。借贷利率通常被认为是融资成本的综合标尺。13～15世纪，荷兰的年借贷利率最低，为8%，到17世纪中叶降到5%。英国的利率在整个16世纪大体在10%上下，“光荣革命”后一路下降至4%，进入18世纪更是低至3%。而同时期的法国利率始终比荷兰和英国高出2～4个百分点。根据杨联皗在《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一书中给出的数字，12世纪中国实际市场年利率在50%～70%，明清年间借贷利率维持在36%～60%的水平。西欧与中国利率差异如此之巨大，也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了两者在投资率上出现差距的原因，暗示了两者在财产权保护强度与范围上的不同，进而解释了它们经济增长率上的云泥之别。据说1668年一位英国观察家就写下过这样的句子：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其为资本支付的利息多寡高度相关。我想这完全适合于那时的欧洲和中国。

缺少了股份公司制度的确立，对资本市场的叙述便不完整。在古代欧洲，各国对不履行债务责任的惩罚非常严厉，轻则没收债务人全部不动产，重则将债务人投入监狱。鉴于一切投资都具有风险，故对债务人的严格要求自然会制约创业。当哥伦布的探险船队返回欧洲港口后，特别是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突飞猛进时代的降临，高风险和高回报使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呼之欲出，这就是以有限责任来分散投资风险为核心的现代股份公司。最早的现代股份公司是成立于160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据说在成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该公司的平均年股息率高达22%。尽管出现过“南海泡沫”等股市狂躁症，但这种制度最终还是巩固下来并延续至今，其间英国1869年通过的《债务人法案》可被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该法撤消了债务人违约则入狱这一条法令。除了汇集资金和分散风险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还很好地迎合了王权或政府对稳定税收的诉求。按希克斯（John Hicks）在《经济史理论》中给出的说法，由于股份公司需要以其盈利来证明自身值得投资，王权在征税时面临的应税数量测定难题迎刃而解。这一点也让我们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商业化的条件性有了深入理解。

伯恩斯坦拒绝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归入科学理性主义而让其独立成为“四位一体”之一，我猜想至少有三个理由。他试图以此突出前现代欧洲基督教和教会对人们精神的桎梏，彰显思想解放对打破精神枷锁的丰功伟绩；再者，他打算在理性进步和技术发明与应用之间画一条界线，毕竟笛卡尔、牛顿、哈雷与瓦特、莫尔斯分属两类不同的人群；最后他力求让技术进步承担起理性主义和资本市场之间的桥梁作用，众所周知，如果没有J.P.摩根的金融支持，1879年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的普及无疑会推迟许多年。顺带说一句，伯恩斯坦讲故事的天才在第5章展现得淋漓尽致。1844年，莫尔斯带领他的团队铺设了巴尔的摩至首都华盛顿的电报线路，和火车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信息传递赛并成为赢家。这一幕被描绘得如此活灵活现，以至于很难在我的记忆中抹去了。不过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改进并不均匀。1861年横贯美国大陆的电报网线铺成后的几天内，美国最大的驿马快信公司（Pony ExPress）就破产了。

用伯恩斯坦自己的话说，繁荣背后的四大要素或支柱各具功能、缺一不可。如果把经济增长比做蛋糕，那么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和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便是面粉、鸡蛋、酵母和食糖。应该讲他的这一比喻不错，但在此我想说的是，缺一不可不等于同等重要。换言之，它们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在我看来，财产权乃四支柱中最粗重的一根，是制作蛋糕过程中的面粉；资本市场等价于鸡蛋，科学理性主义和通信与运输技术创新分别等价于酵母和食糖。显然，缺少任何一样都做不成蛋糕。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面粉对蛋糕而言可谓举足轻重。没有糖蛋糕不会好吃，但没有面粉根本就不会有蛋糕。当然，本书讨论的议题不仅局限于上述四大要素，至少我们还可以从中引申出一些重大和有争议的问题来。

如果说西方世界兴起这一故事的主角是英国，那么其序言或则是荷兰。作为西方主导世界这一历史进程的先驱，荷兰的相对衰落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为从相当意义上讲，衰落的原因和崛起的理由无异于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伯恩斯坦看来，荷兰的黄金时期出现在1648年独立前后。18世纪荷兰霸权每况愈下的原因林林总总，既源自于缺乏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深厚根基，也滥觞于过于成功的金融业，还起因于阻碍商业进步的垄断（荷兰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香料贸易乃经典实例）。而在我看来，更直接更本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荷兰的国家规模太小。尽管人均收入曾高达法国的两倍，但由于人口数量少且出生率低，荷兰的GDP总额从未超过英国的40%和法国的20%。有鉴于此，后来拿破仑军队占领荷兰并大肆掠夺也就“水到渠成”了。另一方面，荷兰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系统。那时荷兰与其说是一个现代国家，不如说是一个由七个半自治的州组成的松散联邦。尽管1800年富裕的荷兰拥有两倍于自身GDP的对外投资，但仍无法阻止法国和西班牙等债务国的违约行为，其损失十分惨重。结果便是一幅幅这样的历史画面：在面对经受“光荣革命”洗礼并创立起世界首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英国处心积虑的竞争时，荷兰作为欧洲霸主的身影黯淡并隐退了。荷兰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尤其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西方世界兴起的时期恰好又是西方大规模开拓殖民地的时期。时间上的重合只是一种历史巧合呢，还是两者互为因果，抑或是前因后果？基于本书的分析架构，伯恩斯坦为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做了力所能及的辩护。他写道，从16世纪开始，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命运逆转”，亦即那时世界上富有的国家逐步走上了衰败之路并相继沦为殖民地，如光彩夺目的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和美洲的印加帝国，时至今日仍旧站在最贫困国家的行列之中。而那些当时贫困潦倒且沦为殖民地的国家或地区，如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却属于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因为它们成功地从西方制度和农业基础中受益。伯恩斯坦由此下结论说：“殖民主义本身并不导致贫困，造成贫富差别的是殖民主义采取的形式。就全球经济而言，是制度而不是自然禀赋或帝国主义造就了成功者和失败者。”这种辩护虽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却无法令人信服。殖民掠夺至少有损于印度和南美维持辉煌，同时北美和澳新迈向发达的直接原因在于承载欧洲制度及理念的大规模人口迁徙。

实际上，殖民地对西方兴起的价值主要表现为随机出现的巨额殖民地财富造就了一批新兴商人和日益商业化的国王。靠财富掠夺和“国际贸易”致富的新贵对财产安全渴望强烈，而当时对财产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正是来自王权的侵害。同时，殖民地的巨量财富既着实让国王们为之垂涎，又通常超出了国王们的政治和军力掌控范围，而对他国商船劫掠时如果国王牵头势必加大战争风险。几方面的人群连带着他们的需求汇聚在一起并反复角力，最终导致了封建王权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历史性妥协。在资产阶级走向历史舞台中央的同时，国王开始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英王成为英格兰银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其后果之一是削弱甚至打消了国王通过传统的战争和劫掠获取财富的激励，或主动或被迫地转而去保护财产权。这里只是初步提及一下我最近两三年来一直在思考的“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伯恩斯坦把这部书定位为“有理论依据的非小说文字”，我以为恰如其分。本书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原创，历史数据和故事无一例外地来自二手资料。他在讨论财产权问题时，我清楚地看见手捧《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的诺斯（Douglass North）和托马斯（Robert Thomas）。他在描绘资本市场变化时，时隐时现的是《西欧金融史》（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作者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身影。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以及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等讨论国家兴衰成败的著作，也都能在本书中找到对应的史料或观念。不过，作为一部“有理论依据的非小说文字”，重要的便不在于理论原创和一手资料，而在于凭借已有砖瓦筑造出具有别具一格功能的房屋来。本书搭建的叙事框架和运用的叙事手法，应该讲都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作者在最后一篇对经济增长目的性的哲学思考，可以说强化了本书的独特性。人们生产的产品可以分为一次性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高档艺术品。如果拿书与之对应，本书则更像是某种耐用消费品。至于这件耐用消费品的品质如何，最终还要由读者给出评判。

爱屋及乌。读完全书后，我去维基百科查了一下本书的作者威廉·伯恩斯坦条目。我原以为他是一位某所重要大学的经济史或金融史教授，并且获得过美国或欧洲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或历史学学位。然而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伯恩斯坦根本就不是大学教授，所学专业和所从事职业更是与经济或金融几乎毫不相关。维基百科的“官方介绍”如下：伯恩斯坦是一位神经病从业医师，拥有化学和医学两个博士头衔，退休后成为美国金融理论家并以研究现代资产组合理论闻名于世，其五部畅销著作全部和金融贸易等经济问题相关，在《繁荣的背后》（2004）之前出版《聪明地配置资产》和《投资的四大支柱》（2002），之后刊印《贸易改变世界》（2008）和《投资者宣言》（2009）。恕我孤陋寡闻，只因为写此文我才在网上搜索发现，伯恩斯坦的第四部著作已经有了中文版。

阅读本书之后再看作者如此这般的简历，一种尴尬、无奈甚至荒诞的感觉油然而生。经济解释特别是金融市场难道真的已经成为神经病专家可以信马由缰的领域？经济学的学习与训练、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任由兴趣指引的高智商业余经济研究，究竟哪个要素对学术成就更为关键呢？下意识地我回忆起了斯皮格尔（Henry SPiegel）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一书中作为结束语所引用的穆勒的话：人民无知，经济学尤甚。自然，我希望穆勒说的只是一句玩笑话。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01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