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针灸医学的重要形成时期

关于灸疗，考古学者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商周时已应用灸法治病的记载。现存最早的关于灸法的历史记录载于《左传》。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西汉帛书中，有两种传本的古代经脉著作，一种是《足臂十一脉灸经》，另一种是《阴阳十一脉灸经》，它们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与艾灸相关的医学著作。

“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孟轲《孟子》

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代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著作，该书对灸疗的起源、适应症、处方及禁忌症记载颇多。书中提到灸的补泻之法：“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灵枢·背腧》）。该书还指出艾灸之禁忌症为：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阳盛亢热及息积等。《黄帝内经》为中医灸疗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以《黄帝内经》为主的古代文献中可以发现，当时治疗疾病，使用艾灸和针刺远比使用中药要多得多，而使用灸法又比针法多。这是由于当时医疗技术的掌握既不普遍，也不深入，加上当时所能了解的中药数量有限。人们需要医疗，而真正能成为医生者却不多，成为一代名医的则更少。而灸法相比针法，较容易掌握，而且经济有效，因此在民间流传很广。

东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其内容以用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尽管书中关于灸疗的条文不多（《伤寒论》载灸疗7条，《金匮要略》2条，复出2条，实为7条）。但是，对灸疗的应用和禁忌症有所发挥。在应用上，张仲景指出灸疗宜用于三阴病，如少阴病初起，阳虚阴盛时，灸之以助阳抑阴；少阴下利呕吐，脉微细而涩时，可用灸法升阳补阴；厥阴病手足厥冷，脉促之证，灸之可通阳外达，脉微欲绝者灸之可回阳救逆。灸疗禁忌范围则包括太阳表证、阳实热盛、阴虚发热等。书中提到“阳证宜针，阴证宜灸”的理论，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保命之法，艾灼第一”——窦材《扁鹊心书》

随着灸疗学的发展，开始出现了灸疗专著，其中三国曹操之孙魏东平王曹翕撰写的《曹氏灸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疗专著。该书共有七卷，惜已佚。魏晋时期皇甫谧编著的《针灸甲乙经》，详载全身349个经穴的部位、主治和艾灸壮数。该书对后世颇有影响，并先后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对灸疗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东晋葛洪撰写的《肘后备急方》，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全书共109条针灸处方，灸方就占94条之多。除继承了《黄帝内经》及《针灸甲乙经》的直接灸疗法外，葛洪首创了隔物灸疗法，包括隔盐灸、隔蒜灸、川椒灸等。书中尚有蜡灸、瓦甑代替灸器及烧艾于管中熏灸等记载。在病症救治上，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还详细收录了对急危重症的施灸方法。载有卒死、尸厥、卒客忤死、霍乱、中风等28种急症的救治灸方达102首。葛洪是倡导灸疗的先驱，他的著作引起人们对灸疗治急症的重视。此外，葛洪的妻子鲍姑也擅长灸法，尤以治疗赘瘤与赘疣而闻名。

东晋末年的医家陈延之也是提倡灸疗的先驱之一，所撰《小品方》（现已部分遗失）对灸疗方法多有论述，其中包括卷一治三焦、胸痹、胸胁及心腹胀满冷痛、下痢、咳嗽上气奔豚、水肿诸方；卷二治头面风、喉痛、暴厥、中风、狂妄噤痉、脚弱诸方；卷三治泻痢、虚劳、遗精、失眠诸方；卷四治霍乱、中恶、食毒、血证、发黄诸方；卷五治鬼魅、狂癫诸方；卷六治冬月伤寒、春夏温热病、秋月中冷诸方；卷七治女子众病、无子、妊胎、产后、崩事、宿疾诸方；卷八治少小百病诸方；卷九服食及寒食散诸方；卷十治外科诸病及金疮、溺水、入井冢闷冒诸方；卷十一述本草药性；卷十二为灸法要穴。该书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书中指出：“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由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表明灸疗简便有效，易于推广。从散在于其它医籍的近三十则陈氏的灸方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取穴少而精，强调灸前先刺去恶血，用灸壮数多达50～100壮。关于艾灸禁忌问题，该书认为《黄帝内经》中的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此外，书中还提出直接灸要“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以疮瘢为害耳”等。书中的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可取。

“阳证宜针，阴证宜灸”——张仲景《伤寒杂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