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在苦难中寻找救赎

——解读《不幸的人们》

读穆旦的诗，常常惊讶于其中苦难、死亡的沉重与力量。王佐良说：“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穿过尘世的繁华与现代文明温情脉脉的面纱，以悲怆之心直面人类与这个世界的苦难，是穆旦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特质。《不幸的人们》乃是诗人对于人类的不幸、苦难以及最后的归依所作的一种冥想。

冥想，以一种静谧的姿态进行，是穆旦多数诗作的意蕴内涵，有时甚至是其结构方式。无论是《童年》的黑夜里，还是《漫漫长夜》中躺在墓中的老人，或者呼唤着死神的《在旷野上》，都是在一个宁静的意象里的诗人的冥想。“死的诅咒和生的朦胧”（《漫漫长夜》）——是“我”的一生，却扩大到了整个世界。《不幸的人们》从“我常常想念着不幸的人们”开始，以“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作结，诗人的种种玄想和冥思就在这样一个首尾呼应的圆圈里自由行走。

战争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背景。血与火的大地，隐伏着现实的种种灾难与不幸，同时却又为脆弱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逃离平庸与虚空之生存状态的契机。其时，相当一部分诗人、作家将眼光转向大地、农民、旷野、故乡等亘古不变的意象，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感到个体的渺小与孤独，不得不在群体中寻找精神与灵魂的归宿，还因为旷野中的荒凉、苦难，对被都市文明所戕害的对生命感到疲倦与虚无的现代人，是一种异质的警醒力量。“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赞美》）这里，丝毫不能怀疑诗人赞美的真诚。在许许多多“受难的形象”里，诗人感受到了永恒与力量，因而发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宏壮宣言。

“我常常想念不幸的人们，/如同暗室的囚徒窥伺着光明”，起始二句，即奠下了全诗的基调。“暗室的囚徒”，暗示当前生活的困境。对于现代都市文明中人的麻木、平庸与虚空，穆旦深表嫌恶。他在1944年1月发表的《诗》（一）里说：“这一片地区就是文明的社会/所开辟的。呵，这一片繁华/虽然给年青的血液充满野心，/在它的栋梁间却吹着疲倦的冷风！”繁华的现代都市文明背后，“一切是病恹而虚空”（《玫瑰之歌》），对此，穆旦感到厌倦，同时又感到无所适从：“而我只是夏日的飞蛾，/凄迷无处。哪儿有我的一条路”，“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蛇的诱惑》），这样的生存状态，正如同处于“暗室的囚徒”。“不幸的人们”，是解救这种囚徒般生存境遇的一丝“光明”，因为苦难在一定程度上是阻止人在生活的表面平庸地滑落下去的一个别致的“缺口”。这里，有存在主义的气息，亦有着基督教的色彩，当然诗人并非某种教义或者理论的阐发者，他的感悟来自体验，他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则似乎是经由具体到达抽象——

“自从命运和神祇失去了主宰”，人类即堕入不幸之中，“在遥远的古代里有野蛮的战争，/有春闺的怨女和自溺的诗人”，从古至今，千年又千年。“命运和神祇失去了主宰”，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失序状态：战争中的疯狂杀戮是一种完全非理性的行为，没有所谓是非与成败的断定，而“春闺的怨女和自溺的诗人”亦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对自身“失去了主宰”感到茫然与无奈。面对这些，我们无能为力，只能“更痛的抚摸着我们的伤痕”；更加令人绝望的是，战争，怨女还有自溺的诗人，并非只停留于“遥远的古代”，他们穿越了历史的时空，依然存在。因此，诗人追问：“是谁的安排荒诞到让我们讽笑，/笑过了千年，千年中更大的不幸。”“是谁的安排”，对应于“命运和神祇失去了主宰”，世界的失序与个人面对世界的无力和渺小，并非历史的过眼烟云，乃是千年来人类所面临的亘古不变的存在困境。

下面一节继续阐述这种“不幸”的永恒：“诞生以后我们就学习着忏悔，/我们也曾哭泣过为了自己的侵凌，/这样多的是彼此的过失，/仿佛人类就是愚蠢加上愚蠢——/是谁的分派？一年又一年，/我们共同的天国忍受着割分，/所有的智慧不能够收束起，/最好的心愿已在倾圮下无声。”与“忏悔”相伴随的是对“罪恶”的意识，“诞生以后我们就学习着忏悔”，意味着人的“罪恶”与生俱来。“也是立意的复仇，终于合法地/自己的安乐践踏在别人心上/的蔑视，欺凌，和敌意里，/虽然陷下，彼此的损伤。”（《控诉》）人的诞生，即是对这个世界以及其他生命的掠夺，诞生之始的忏悔和哭泣，也许是对于这种“罪恶”与“侵凌”的救赎。在另外一个版本中，“我们也曾哭泣过为了自己的侵凌”一句被置换成了“我们又固执得像无数的真理和牺牲”，这样似乎更能与下文形成接续。随着生命个体的成长，理性和智慧与日俱增，对于知识和真理的固执，逐渐遮蔽了原初的性灵，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犯下过失。真理，在穆旦这里并不必然的具有积极意义，在拯救自己这一点上，它甚至起着反面的作用。“零星的知识已使我们不再信任/血里的爱情……/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控诉》）“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洞悉了知识与智慧的苍白以及真理的句句紊乱，人类自以为是的理性，在诗人看来，只会让人在原初的罪恶之上犯下更多的过失，而这正是“愚蠢加上愚蠢”。“是谁的分派，一年又一年”，依然是一个设问，呼应着“命运和神祇失去了主宰”，同时暗示着不幸的绵延与永久。“共同的天国”意指着信仰与价值认同，4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危机，即价值信仰的崩溃和理想家园的失落，故诗人云：“我们共同的天国忍受着割分”。基于理性的智慧，对于这种信仰的分崩离析感到无能为力，即使“所有的智慧”，也“不能够收束起”那被割分了的天国，于是，“最好的心愿”，在“天国”的倾圮下，也变得无声无息。

“天国”倾圮之后的人们，失去了神祇与上帝的庇护，“像一只逃奔的鸟，我们的生活/孤单着，永远在恐惧下进行，/如果这里集腋起一点温暖，/一定的，我们会在那里得到憎恨”。至此，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不幸的战争、怨女与诗人，以及人自诞生起就面临的苦难、罪恶以及信仰的崩溃，种种具体的“不幸”，汇集成为个体生命的隔绝、孤单与恐惧这样一个抽象的存在，这样，诗人成功地将视线从现世的关怀引渡到了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永恒思考。从降生开始，人就以孤独的个体存在，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我》）在充满了浮华与矫饰的现代都市文明中，个体的存在愈加显得艰难、孤单和脆弱：“我们没有援助，每人在想着/他自己的危险，每人在渴求/荣誉，快乐，爱情的永固，/而失败永远在我们的身边埋伏，//……终于生活在可怕的梦魇里，/一切不真实，甚至我们的哭泣，//也只能重造哭泣……”（《诗》一）在一个不真实的、为现代文明与各种“真理”所遮蔽的世界里，孤独的个体无疑会感到绝望和窒息，如同“生活在可怕的梦魇里”——这是一个沉思的诗人，对于人的充满悲剧与苦难的生存状态的一次烛照式的洞察。

“然而在漫长的梦魇惊破的地方，/一切的不幸汇合，像汹涌的海浪，/我们的大陆将被残酷来冲洗，/洗去人间多年的山峦的图案——”这里，全诗的调子从低缓转向了高昂，这意味着在对现世的忧患和存在的荒诞进行苦苦冥思之后，诗人开始努力寻找突围的缺口和解救的方法。大陆中的“山峦”，隐喻着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正是这样的隔绝与排斥，造就了个体的孤独和脆弱，“是那里凝固着我们的血泪和阴影”。而能够弥合个体的隔离，消除其血泪和阴影，“洗去人间多年的山峦的图案”的，是能够包容一切吸纳一切的“海”：“而海，这解救我们的猖狂的母亲，/永远地溶解，永远地向我们呼啸，/呼啸着山峦间隔离的儿女们”，“山峦间隔离的儿女们”意指孤独的个体，它与前面“像一只逃奔的鸟，我们的生活/孤单着，永远在恐惧下进行”是相呼应的。而海，是解救这些孤独、不幸的人们的“猖狂的母亲”，她溶解了“海浪”，并永远地向“山峦间的儿女们”呼啸，冲刷掉凝固在山峦间的“血泪和阴影”。在穆旦的许多诗作中，“海”的形象是充满了凶险的：“当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如同暴露的大海/凶残摧毁凶残……”（《活下去》）“…我看见/空茫，一如在被你放逐的/凶险的海上，在那无法的/眼里，被你抛弃的渣滓，/他们枉然，向海上的波涛/倾泻着疯狂。”（《神魔之争》）能够容纳并“溶解”不幸的“海”，本身正是千万种不幸的汇合，是苦难的极致和终点，它的内心远不平静，而是“猖狂”的、“残酷”的。正如“凶残摧毁凶残”，多年凝固着山峦的大陆也只能依靠“残酷”来冲洗：“不幸的人们”只能在对不幸与苦难的深切体验与思索中得到救赎。这里，诗人用了一组形象的画面，生动地演绎了一段不幸与救赎的“不解之缘”。

“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我”所听见的“不可抗拒的声音”，是海的呼啸，其实，也就是“上帝”的声音。在穆旦的诗中，这样的“海”，是一种精神归宿的象征。“海，无尽的波涛，在我的身上涌，/流不尽的血磨亮了我的眼睛，/在我死之时让我听海鸟的歌唱。”（《从空虚到充实》）从以大海为归依的死亡中，“我”得到了最后的超脱与拯救。“多少年凝固着我的形态，/也突然解开，再不能抵住，/你我的血液流向无形的大海。”（《诗（二）》）经过多年的追寻，诗人终于到达了一种大欢喜的境界，“无形的大海”，已然成为一个抽象的人类灵魂的故乡。在对无尽的苦难与折磨进行思索与咀嚼之后，诗人总习惯于让丰富的痛苦流向一个空茫的意象，海，以其阔大与包容一切的气概，成为这一意象的最好承载。在穆旦的著名诗作《隐现》中，“海”一跃而为“神”：在对人类的存在境遇和精神痛苦进行穷诘式的哲理追问之后，在“一无所有”的茫然之中，穆旦看到了上帝的“隐现”。

王佐良说：“穆旦对于中国新诗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上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在《不幸的人们》中，对“海”的追寻，源自左冲右突的灵魂对于精神故乡的期待与渴求，穆旦最终在众多的不幸与苦难所汇集而成的上帝一般的“海”中找到了归宿。尽管这一抽象而缥缈的“归宿”多少令人感到虚妄甚至是绝望，但诗人在灵魂的绝顶进行思索与探险的勇气，总是令人钦佩的。

（张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