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生命的意义和苦难
——读《从空虚到充实》
《从空虚到充实》是穆旦于1939年9月完成的诗作，其时诗人已经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由长沙西迁昆明的三千里徒步跋涉，正在由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学习，并开始系统接触英美现代派诗歌和文论。因此，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如本诗中所表现的，既可看到坚实的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也可看到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探索生命意识与表现方法的影响。
《从空虚到充实》分为四章。第一章开首两句，“饥饿，寒冷，寂静无声/广漠如流沙，在你脚下……”以抽象的概括与形象的比喻展示了一幅现实的背景：动乱、凋敝，不能确定地把持住什么，当然这可以看做诗人内心的凌乱与孤寂的反射。如果一切皆流，那么能否“固守自己的孤岛”？然而“无聊”，于是“让我们谈话”，如果交谈能够缓释生存的重压和解答生命的疑惑。第三节设置了一个戏剧化人物Henry王，通过对他在咖啡店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描写暗示出诗人紧张、矛盾、焦虑、无所适从的内心感受。“洪水”的意象第一次出现在诗中，它张开臂膊呼喊“来了”，它带来了什么还不太确定，但无疑有某种新的东西。Henry王身上有“潮水上浪花的激动”，然而咖啡店中，“梦幻的眼睛”、“圈圈的烟雾”，一如那混乱的不可把握的现实，既迷茫犹疑，“我做什么好呢”，又果敢自省，“我不能再迟疑了”。然而当街上的人们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时，他尽管热血沸腾，却只能“把头埋进手中”。既然原来完整的世界已经破碎，怀疑的种子已经播下，就没有任何价值观可以不经检验而被接受。犹疑、自省，正是走向探索的开始。
第二章，写种种对于生命的不同态度。当洪水汹涌而至的时候，它带来了对原有秩序与意义的冲击和破坏，“从东北到西南我不能/支持了”。外部世界的不能把握迫使“我”退回到内心世界，第二节通过对“我的一些可怜的化身”的行为的描写，衬托出这一内心世界的“自由、压力与变幻”：这个沉默的女人，祈求怜悯而成为张公馆的少奶奶；这个人说人生如梦而玩世不恭；这个人心怀国家而身心俱累，渴望一间温暖的住屋；这个人国破家亡而诅咒战争。第三节以反语引出一个“不讲理”的“他”，在“我们”醉生梦死的华宴中只有“硫磺的气味裂碎的神经”，然而他拒绝忏悔、彷徨和动摇；彻底冷漠与悲观的“我们”不可能理解这样的人，他不依赖“我们”的法则而生存。这一章看似出现了许多“个人”，有的消极，有的积极，有的动摇，实际上诗人是以一种客观化的方式并置了自我的各种可能性，请求观察和判断。穆旦笔下的自我从来不是完整的，它破碎、分裂、多面、要求被省察，这正表现了一个具有反省精神的现代自我的复杂性。
第三章由反省而批判，对整个社会普遍的麻木、沉沦作隐喻式的描写和呼吁。“你”是“我”的弟兄和朋友，“我们”一块走路，却又“交换冷笑、阴谋和残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虚伪和冷酷在末句惊雷似的一声“然而什么！”中受到批判。报纸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它所登载的却不过是露珠汇成的“流不长久也流不远”的细流，艳丽的歌声、祖传的契据、雄辩、故园、黄油面包、家谱、道德法规，全都流过去了，现实在诗人的体验中如此糜烂、守旧、琐碎、空幻，还有什么能够把持？“我”敏感于洪水泛滥的前兆，希望能将抚养“我”的大地把住作为依持，然而大地枯寂，水来了，“站脚的地方，/也许，不久你也要流去”。不确定的自我的矛盾心理又在这里出现了：清醒于社会的普遍堕落，怀抱着对理想与希望的信念，然而这样的信念，却交织着坚强与脆弱、执著与疑惧。
第四章，洪水带着穆旦诗歌中惯有的气势与力度冲击原野，“死亡的符咒突然碎裂了”，“遍野的白骨旋动”，粗野、洪亮的笑声“张开像一个新的国家”，洪水带来了毁灭，也带来了新生的希望。诗人一面否定“我们嘴角上疲乏的笑”，一面“要从绝望的心里拔出花，拔出草”，抽象词与具象词的绝妙搭配，使形象与力度俱有，诗人矛盾着、斗争着、痛苦着的内心似乎也明朗化了。紧接着这种明亮的希望扩展至矿山、火线、各样勃发的组织，诗人在工人运动和爱国士兵中发现了新生的力量，但自我生命与命运的迷惑在瞬间的闪亮之后依然黯淡，“在一挥手里/谁知道一挥手后我们在哪儿？/我们是这样厚待了这些白骨！”穆旦拒绝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第二节是一个插曲，叙述了一个戏剧性场景，由德明太太对老张的儿子的话语引出小张与他的爹爹、哥哥的对比：前者战死疆场，后者种田请安。但是更为迫紧的是，“我”听到了洪水的由远而近，“吞噬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以洪水除旧的信念作结，这里似乎可以算做一个“充实”的结尾。
全诗以洪水为中心意象组织起来，洪水既可看做有形的战争的象征，又可看做某种无形的破坏现实秩序的力量的象征，它带来毁灭的恐怖，也蕴藏着新生的希望，它使现实动荡不安，前途未卜，从而引起个人内心的惶惑多变、不知所措。穆旦遵从于这样的内心感受，诚实地表现了混乱现实中自我分裂而又执著于生命意义探求的痛苦和紧张。“形式是内容的延伸”（罗伯特·克利莱），本诗的艺术形式协助并表现了这一现代性主题。在洪水的整体的象征框架之内，诗人设置了许多戏剧性人物，Henry王、“这个人”、“这又是一个人”、“他”、老张的儿子、小张等，描写了人物的行动、对话、独白和心理，表现了一个统一的主体解体后的多种可能性，客观化的处理既是对某种既定价值观的不信任，又构成一种反讽的距离，不是树立新的权威，而是启发读者对于生命意义与苦难的认识和思考。此外，诗中同一小节中常常有从“我”到“我们”的交替，“我想我也许可以得到他的同情，/可是在我们的三段论法里，/我不知道他是谁”。“从我们的日记里摇下露珠……我坐着哭泣。”“我看见了遍野的白骨/旋动，我听见了传开的笑声，/……谁知道一挥手后我们在哪儿？”“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我”与“我们”既相融又对立，“我”是“我们”中的不和谐音，“我”挣扎着寻找那个“可以感觉得到的信念”，却始终无法摆脱作为“我们”中的一员的身份，“我”的求索于是变得更为醒目也更为艰难，对“我们”的审视自然也包含了对“我”的检省，省察与自省并存。穆旦坚持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去体会他人，却并不抬高自己，“我”包含在“我们”中，显示了一个诚实勇敢的诗人的内省深度。
“他（指穆旦）的思想并不狭隘，但他逃不出实际生活的牢笼。”穆旦像西方现代派诗人那样敏感着内心世界的剧烈冲突、生命的虚无与苦难，但他并未堕入彻底的虚无主义或宗教救赎之中，而是在最个人化的表达中与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血脉相通，“中国的新生》”、“道德法规”、“勃发的组织”，隐喻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心与思索，后者隐现于对自我生命的探索之中，互相充实。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穆旦是一个现代的中国诗人。
《从空虚到充实》有三个版本，发表于1940年3月《大公报·文艺》（香港版）的初版与二版、三版有较大差别，除去个别字句的修改变动之外，三版（本文依据的底本）删去了初版第四章末尾的18行诗句，现抄录如下：
于是我病倒在游击区里，在原野上，
原野上丢失的自己正在滋长！
因为这时候你在日本人的面前，
必须教他们唱，我听见他们笑，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为了光明的新社会快把斗争来展开，
起来，起来，起来，
我梦见小王的阴魂向我走来，
（他拿着西天里一本生死簿）
你的头脑已经碎了，跟我走，
我会教你怎样爱怎样恨怎样生活。
不不，我说，我不愿意下地狱，
只等在春天里缩小，溶化，消失。
海，无尽的波涛，在我的身上涌，
流不尽的血磨亮了我的眼睛，
在我死去时我听海鸟的歌唱，
虽然我不会和，也不愿谁看见
我的心胸。
删去的诗行延续了对“我”内心的矛盾、复杂性的充分揭示，没有最终的调和，“一方面向往抗日战争的理想，一方面向内退缩，有软弱，恐惧和矛盾”。这和前面刻画的多种“我”的形象以及揭示的多种矛盾心理应该是统一的，因为“他不要塑造表面的英雄形象，而是要无所顾忌地探究人性中复杂的，甚至是混乱、不贯彻或非理性的部分”。这是诗人在心理探索方面达到的深度。
（李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