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学堂设文学专科”
二 “大学堂设文学专科”：《钦定》与《奏定》两份章程与“文学研究”的观念
戊戌时期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事属草创，只粗具规模，其细节规划颇为混乱。入学的生员，水准不齐，年纪参差；又兼容小学堂、中学堂、仕学院等不同程度的课程，原来的《大学堂章程》根本未能全面照顾。张百熙受命为管学大臣后，延聘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为了京师大学堂的重新筹划，特别东访日本，用心考察当地的教育政策和制度（翁飞，96-13）。张百熙与属员则以半年时间，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2年8月）拟定新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和《考选入学章程》，以及为各省推行各级教育而设的《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并获慈禧太后接纳，以“钦定”的名义颁行。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颁布规定的完整学制”，时称“壬寅学制”（金以林，23；张希林、张希政，16）。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八章：第一章《全学纲领》，第二章《功课》，第三章《学生入学》，第四章《学生出身》，第五章《设官》，第六章《聘用教习》，第七章《堂规》，第八章《建置》。其中《全学纲领》第一节，特别声明：“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纲领”；在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以后，张百熙重订学制以“忠爱”观念先行，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紧随的第二节赶忙交代，说重视传统道德其实与外国的教育方式无异：“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材之始基。”及至第三节又回头说：“欧美日本所以立国，国各不同，中国政教风俗亦自有所以立国之本；所有学堂人等，自教习、总办、提调、学生诸人，有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显相违背者，查有实据，轻则斥逐，重则究办”（璩鑫圭、唐良炎，235）。这种借外力来肯定自我价值的做法，以及忧虑外鹜的力量难以驾驭的想法，显示出当其时无论踏出的是改革的还是守旧的步履，都有许多牵扯的力量在背后争持。
基本上，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也是以“致用”为先。他的考虑是：“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璩鑫圭、唐良炎，233）。然而这种务实的态度，也不一定赢得朝野各方力量的支持；尤其保守派不满他用人的方针，批评他“喜用新进”，交章参劾（庄吉发，29-3；郝平，177；关晓红，45-47）；加上大学堂内学生的纪律不佳，亦招来不少批评；张百熙知道不能尽意行事，于是向慈禧建议调请“当今第一通晓学务”的张之洞会同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得到批准。张之洞应命与张百熙、荣庆主持重订学堂章程，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4年1月）奏上《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以至各级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蒙养院及家庭教育等章程二十份，由慈禧太后批准颁行，称为《奏定章程》，并陆续推行，时称“癸卯学制”。
《奏定大学堂章程》分：《立学总义章第一》、《各分科大学科目章第二》、《考录入学章第三》、《屋场、图书、器具章第四》、《教员、管理员章第五》、《通儒院章第六》、《京师大学堂现在办法章第七》等共七章。一般认为《奏定章程》比《钦定章程》保守，张之洞的思想与洋务派接近，而远于维新派的主张；相对而言，张百熙曾保举康有为，其思想比较开放（王梦凡、刘殿臣，3）。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可以从三份《京师大学堂章程》看到当时知识体系中的新学旧学，与政治势力的改革与保守，各种不同方向的力量互相牵扯，其间的结构是复杂不纯的。如果仅以其中的表象修辞来测度，就难得端倪。比方说：在严复眼中，《筹议大学堂章程》之所以如此规划，是因为梁启超“有意求容悦于寿州〔孙家鼐〕南皮〔张之洞〕”（《与汪康年书》，严复，58）；张百熙所拟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其首要纲领有“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等语，分明来自张之洞《劝学篇·同心篇第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庭，卫社稷为第一义”（51）。《奏定大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立学总义》反而没有这些高调的话语，改以务实的语言描述学制。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在另一份章程《学务总纲》见到：“此次遵旨修改各学堂章程，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其宗旨与上年大学堂原定章程本无歧异”（璩鑫圭、唐良炎，489）。但这些高调安插在各级学堂的“总纲”而不在《大学堂章程》之内，其间微妙之处，就在于将“大学堂”的学术知识的功能“前景化”，其意识形态的调控则退居背景的地位。这一点下文讨论大学堂“经科”之立时，再有讨论。
以下我们将讨论《钦定》和《奏定》两份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课程结构，再据此探讨“文学”或者“词章”的学科位置和内容。
（一）大学堂的学术架构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定的学术架构，较草创雏形的《筹议章程》来得清晰。最高是“主研究不主讲授”的“大学院”，不立课程。以下是“大学专门分科”，其下是“豫备科”；此外附设“仕学馆”、“师范馆”。“豫备科”之立，正如张百熙在《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的解释：“目前并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而各省开办需时，又不知何年而学堂可一律办齐，又何年而学生方能次第卒业。通融办法，惟有暂且不设专门，先立一高等学堂，功课略仿日本之意，以此项学堂造就学生为大学之预备科”（璩鑫圭、唐良炎，64）。这个考虑与《筹议章程》设立“溥通学”的想法可谓相同。但照张百熙的构想，这种安排还应付不了当前的人才需求，因此他又建议设立“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两门，尽快造就一班可用之才。因为事有缓急，这份《钦定章程》于未及开办的“大学专门分科”，所论就非常简略，而于“豫备科”和“速成科”的课程才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奏定大学堂章程》所拟的学术架构，大致与《钦定章程》相同。原来最高层级的“大学院”改称“通儒院”，是“研究各科学精深意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无课堂功课”。以下“分科大学堂”，是“教授各科学理法，俾将来可施诸实用之所”。又因为“分科大学，现尚无合格学生”，所以“先设豫备科，其教科课目程度，应按照现定高等学堂章程照办”（璩鑫圭、唐良炎，55）。另外还保持“师范馆”、“仕学馆”，稍后再加“进士馆”；《大学堂章程》声明在分科大学成立以后，“师范”、“仕学”等均独立自为一学堂。简言之，按照《钦定》和《奏定》两份章程的设计，大学堂的基本架构是：通儒院（或大学院）、分科大学（或大学专门分科）、豫备科的三级制。
（二）大学分科与“文学科”
大学堂的分科观念，来自西方和师法西方的日本。康有为《请开学校折》所说“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汤志钧、陈祖恩，51-52），是当时教育改革的主流意见。然而时人对德国的理解并不深刻。有关德国学制介绍，影响较大的是同治十二年（1873）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的《德国学校论略》。其中记载的“太学院”就是德国的大学，“院内学问分四种：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花之安，1：5下）；所谓“经学”现在称作“神学”，而“智学”就是“哲学”，也是“人文学”。但这个四分的模式，并没有直接影响中国大学的分科制度。其时德国模式的影响，重点反而在“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以及“四民之业，无不有学”的实用主张（李善兰《德国学校论略序》；郑观应《盛世危言》1：4上）。更具体的规划，则以东邻日本的经验影响较大。虽然说，日本学制以1886年《帝国大学令》以及其他学制法令代表的精神，是德国整体教育重技术实用的一面的模仿；康有为等的建议，看来就是透过学习日本以模仿德国；但究之，德日之间的大学教育的理想不能完全等同，尤其德国大学以“Wissenschaft”（“科学”，或者“学理”）为理想，把工程技术以至“实业教育”置于大学系统以外的模式，就与日本不同（McClelland，151-232；Barthlmew，251-271）。京师大学堂的国外参照，主要是“近采日本”（Bastid，11-13；Abe，57-79）。
在倡议阶段，京师大学堂已经以日本的大学分科制度为学习楷模。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出“学问宜分科也”，以为“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于是建议分立十科：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医学科（汤志钧、陈祖恩，123）。到梁启超草拟《筹议大学堂章程》时，把湖南时务学堂的规格引入，变成先不分科，学生共同修习若干“溥通学”科目，其后才各选“专门”。正如上文所论，梁启超的“专门学”基本上只限于“西学”中的“政”、“艺”的讲习，比孙家鼐构想的分科范围还要狭窄。可惜孙家鼐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各科的内容，只在各科之后补充附属的科例，例如“道学科，各教源流附焉”；“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据此我们只能猜度孙家鼐设想的“文学科”，大概以“语言文字”的相关知识为中心。
其后张百熙受命主持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工作，奏请吴汝纶以总教习的身份到日本考察学务。经过实地的考察，吴氏写成《东游丛录》，详细介绍日本的帝国大学的分科系统，指出帝国大学下分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理科大学、农科大学等六科（《学校课程表》，《东游丛录》317-342）。吴汝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钦定章程》的编制工作，但他一直有向张百熙提供意见。其实在此以前，介绍日本大学学制而述及分科模式的，先有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光绪二十四年，1898）；继而有夏偕复《学校刍言》（光绪二十七年，191）。稍后在罗振玉主编的《教育世界》中还有日本《帝国大学令》的翻译（璩鑫圭、唐良炎，118；174-175；222-223；王桂，349；钱曼倩、金林祥，84-91）。由是，张百熙等人对日本学制的认识比较深，可以倚仗为《钦定大学堂章程》的蓝本。《章程》中《功课》章亦声明“今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
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璩鑫圭、唐良炎，236-237）。
对照吴汝纶《东游丛录》所载“帝国大学”的“学科课程表”，我们发现《钦定章程》只增加了“商务科”一种，其余政治、文学、格致、农、工艺、医术，相当于日本的法、文、理、农、工、医六科；除文学科外，其他各科以下再分的“门目”，二者亦基本相同。可见张百熙等编拟《章程》时，基本上以日本“课程表”为临摹的本子。然而，二者相同虽多，其间也不乏相异之处；而正是这些相异的地方，向我们透露了《钦定章程》隐含的思想和态度。先是次序的变易。帝国大学学制以法科、医科和工科先行，有其特殊的理由。因为其时日本的大学教育以应用知识为重点，为政府培养文官也是其中一项要务。《钦定章程》中，政治科仍然先行，但文学科却移到前面。这一点大概是“中学为体”之理想在学制现代化过程中节节败退之际，张百熙等惟一可以稍稍展示的坚持。事实上，以“文学科”为“中学”象征的想法，在与日本大学课程的相关内容对照时，更加清晰。帝国大学课程中“文学科”下设：
第一哲学科，第二国文学科，第三汉学科，第四国史科，第五史学科，第六言语学科，第七英文学科，第八独逸文学科，第九佛兰西文学科（吴汝纶《东游丛录》327）。
大致可以简括为文、史、哲，以及外国文学的学习。至于《钦定大学堂章程》中的“文学科”门目是：
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璩鑫圭、唐良炎，237）。
相比之下，帝国大学章程显示出西方现代学科的色彩较重，而《钦定章程》的“文学科”则成为整个课程的“致用”结构中“中学”所能退守的最后堡垒；几乎所有“中学”的内容，都安排在这个分科之内。我们所关注的“词章学”，也在这个大范围中找到了安顿的位置。
由张之洞主导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分科的问题上，基本上沿袭《钦定章程》的日本模式；只是由原来的七种分科，再增加“经学”一科，即是：
一、经学科大学，分十一门，各专一门，理学列为经学之一门；二、政法科大学，分二门，各专一门；三、文学科大学，分九门，各专一门；四、医科大学，分二门，各专一门；五、格致科大学，分六门，各专一门；六、农科大学，分四门，各专一门；七、工科大学，分九门，各专一门；八、商科大学，分三门，各专一门（璩鑫圭、唐良炎，339）。
这里特别把原来“文学科”中的“经学”一门，独立为“分科大学”之一，置于各科之前，其尊经的意味非常浓厚。不少教育史研究者都认为这是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保守一面的表现（陈青之，78；王梦凡、刘殿臣，31；金以林，25）。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在张之洞的思想中，“尊经”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且与维护王权的“纲常”观念直接相关；这也是他一向主张的“中体西用”说中“中体”部分的基本教义。在“中学”的传统中，经学的位置一直居高不下，譬如康有为、梁启超在倡议维新的时候，也强调首要读经，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的《读书》一则说：
今之读书，当扫除莽榛，标举大义；专求致用，靡取骈枝。正经正史、先秦诸子、西来群学，凡此数端，分日讲习（《饮冰室合集》2：34）。
《筹议大学堂章程》也非议当时各省学堂之学生，“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未尝厝心”，提出要就“中学”编成“功课书”：“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编成之”（汤志钧、陈祖恩，126-127）。同是重视读经，但康、梁重“变”，而张之洞重“常”。《筹议大学堂章程》的重点是：“通本国之学”，以“通他国之学”；《奏定章程》则说：“读经以存圣教”，不读经书，则三纲五常绝，“中国必不能立国”。
“经学科大学”之立，又受到王国维的批评。王国维于《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指出“经学”并非宗教，而是学说，应该与“理学”同归入“文学科”之内加以研究；他又认为学术研究应该不计功利，不必“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建议文学科各门均需修习哲学（潘懋元、刘海峰，7-13）。王国维的理念，与德国大学自康德以还，尊尚“哲学”或“人文学”，以“Wissenschaft”为教育目标的思潮相近（McClelland，41-46、77-79；陈洪捷，24-26、156-157）。这种思想，对于以“致用”为立学急务的传统士大夫而言，可能太过前卫。有关“哲学”是否适宜在学校设科的问题，在当时更是个敏感的课题；而张之洞的确是极力反对立“哲学科”的代表人物之一。
然而，如果我们细阅《奏定章程》的具体安排，就可以见到张之洞也明白“尊经”这种传统的道德要求，与现代大学着重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不应混为一谈。他在《奏定章程》的《学务纲要》中，对“读经”有详细的解说：“读经以存圣教”，主要在中小学堂进行，目的是“定其心性，正其本源”，而且声明“日课无多”，“不妨碍西学”；至于大学堂、通儒院则“以精深经学列为专科，听人自择，并非以此督责众人”。言下之意是，大学堂以上的“经学”研习，重点不在于个人德行的修持，而在于“博考古今之疏解，研究精深之意蕴”；并以经书为“古学之最可宝者”，加以“保存”（璩鑫圭、唐良炎，492-493）。
不难发觉，《奏定章程》虽然强调“尊经”，但主要建立在防卫心理机制之上，因为西方现代的学术内容和形式都已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故此，《章程》中多番申明读经“无碍讲习西学”；又要借西方架式来支持各种安排，例如说：“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西国最重保存古学，亦系归专门者自行研究”，中国“古学之最可宝者无过于经书”，所以大学堂、通儒院要能“存古学”（璩鑫圭、唐良炎，492-493）。换句话说，在大学堂以上的“尊经”，只是“学识”上的钻研；在《章程》中的最前列位置，只是名义上、形式上的尊崇，在学术本质上并不能加添其中的分量。
就在这个“西学”主导的脉络底下，被定位为“中学”的“词章之学”，只能在危机意识之下求存。以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词章之学”以至“文学”如何在京师大学堂的学科系统中定位。
（三）作为“词章学”的“文学”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大学分科有七，其中“文学科”下设：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七门；除最后的“外国语言文字学”之外，其他各门几乎就是“中学”的全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学制中“西学”各学科所未易吸纳的传统学问。以“文学”涵括广泛的知识类别，在传统意识中并不罕见。以初刊于光绪十年（1884）的郑观应《盛世危言》为例，其中《考试》下篇建议取士可分“文学科”和“武学科”，“文学科”之下再分六科：“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格致科”、“艺学科”、“杂学科”。作为两项总纲之一的“文学科”，基本上把军事以外的文化工艺等学识都包罗其中，是极广义的应用；第二个层次的“文学科”就采狭义，专指“诗赋章奏笺启之类”，大概都与文字的运用有关；至于“言语科”则另指外语及相关的对外交涉，与中国的词章文学无关（《盛世危言》1：22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文学科”比《盛世危言》的广义“文学”稍稍收窄一点，“政治”、“格致”、“工艺”等都排除在外；而“文学科”之下的“词章学”则相当于《盛世危言》第二层次的狭义“文学”；可惜《钦定章程》以分科大学一时未及开办，没有把详细课程写定，若要准确掌握“词章学”的定位和本质，还需要更多的线索。
《钦定章程》中还包括“豫备科”以至其他等级的课程设计。或者我们可以根据相关的科目说明做出推敲。
《钦定章程》规定小学分成“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级。“寻常小学堂”有“作文”课，学习联句成文；“高等小学堂”除“作文”外，还有“读古文词”课，读记事文、说理文、词赋诗歌等。“中学堂”则有“词章”课，学写记事、说理之文，以至章奏、传记诸体文，以及词赋、诗歌诸体。再到“高等中学堂”（课程等同“大学堂豫备科”），分“政”、“艺”两科；其中“政科”学生三年均要修习“词章”，并注明内容是“中国词章流别”（璩鑫圭、唐良炎，235-281）。
由此可见，在《钦定章程》的框架中，“词章学”的本源就是文字运用的学习与应用；而“词章流别”也是基于实践应用的更高层次要求，对已有知识做综合整理以至历史考察。
张之洞主持的《奏定章程》于学制上稍做更动，而说明更为详备。“初等小学堂”的语文课称作“中国文字”；从“高等小学堂”开始，到“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预备科），改称“中国文学”。课程的设计也是以“学作文之法”为主，其中《中学堂章程》对“中国文学”的说明最能揭示这种想法：
凡学为文之次第：
一曰文义。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虽本乎古，亦不骇乎今。此语似浅实深，自幼学以至名家皆为要事。
二曰文法。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先使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并为讲解其义法；次则近代有关系之文亦可流览。
三曰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璩鑫圭、唐良炎，32）
这种“文学”的观念，就是讲求积字成文的标准和法则，以传统已有的规范作为根据，于是读古代作品目的在于了解其中“义法”，以建立个人写作文章的能力。“中学堂”和“高等学堂”的“中国文学”课最后一年，才“兼讲中国历代文章、名家大略”、“兼考究历代文章名家流派”（璩鑫圭、唐良炎，325、331），可见相关的知识整理是附从于写作应用的教学目标之下的。《奏定章程》还有一项比较特别的安排：“诗歌”的诵习设计成类似今天中小学的课外活动，不设专门科目——“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是用以比附“外国中小学堂皆有唱歌音乐一门功课，本古人弦歌学道之意”。再者，《章程》并不鼓励诗歌写作的教习：
学堂之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诵读既多，必然能作，遏之不可，不待教也（璩鑫圭、唐良炎，3）。
对“诗”与“文”的不同态度，看来也是在“致用”的大气候下的一种选择。这些概念，也反映在“大学堂”的课程设计之上。
《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科大学”共有九门：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大致可分为中外史学、中外文学和地理学三种，与《钦定章程》相较，原先“经学”、“理学”二门同归“经学科”，“诸子学”变成“理学门”下一科，“掌故学”不复存在，“词章学”改题“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则分排成英、法、俄、德、日五国的“文学门”。由于有“经学科”独立，吸纳了有关思想义理的学科，于是“文学科大学”的重点就落在历史和语言文学的范围之内，只是另附上“地理学”一门。由于这种编排包括了“万国史学”、五国“文学”和“地理学”，使得“文学科大学”没有《钦定章程》“文学科”的浓厚“中学”味道。然而以“中国文学门”而言，其传统“词章学”的色彩仍然很重，尤其“词章”的内容和材料，基本上没有几多新变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或“词章学”）的学科规格，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渐渐显现。
（四）“文学”专科的建构
按照《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科大学的“中国文学门”要修习十六个科目，其中“主课”有七科：
文学研究法 说文学 音韵学
历代文章流别 古人论文要言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
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
另外“补助课”有九科：
四库集部提要 汉书艺文志补注·隋 御批历代通鉴辑
览
经籍志考证
各种纪事本末 世界史 西国文学史
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 外国科学史 外国语文
以“主课”而言，排列最前的“文学研究法”可说是这门学问的总纲，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规划方向和范围。《奏定大学堂章程》在这一科着墨最多，有必要详细讨论；在此以前我们先考察其他“主课”的性质和意义。
紧随“文学研究法”之后的是“说文学”和“音韵学”。这两科成为主课是“文者积字而成……下字必求的解”这一观念的反映，认为“字”的形、音、义是“文”的最基本元素；这也就是张之洞所信奉的“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现今大学中文系不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都与这个观念有关。
其次的“历代文章流别”，为研究对象（“文章”）做历时的分析和综述；从科目设题可知其观念源自挚虞《文章流别论》一类的著作，《章程》的说明非常简约，只有一句：“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可见其意是将“文章流别”与“文学史”等同。如果我们参看刘师培在1919年写成的《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可以见到相通的说法。刘师培说：
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15页）。
《章程》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去解说“历代文章流别”一科，而刘师培则建议搜罗文章流别的材料以编成“文学史”；二说相通而重点不同，刚好见证了作为学科的“历代文章流别”观念，过渡到“文学史”的观念。
再次，“古人论文要言”之设，相当于“文学批评”或者“文学批评史”的诉求，以为文学作品有待评论，而古人过去的评论有助于文学作品的深入认识。《章程》对此科的解说是：“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文心雕龙》正是今天研究古代文学批评不能忽略的一本著作；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一类著作，要到1927年陈钟凡才写成第一部，然而其规模已隐约存在于《章程》的设计之中。
再次的“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可说是“中国文学”科的中心学科，因为历代“文章名家”及其作品，是“集部”之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按照《奏定章程》的编排，本科和“文学研究法”的授课时数同样是最多的。《章程》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之文集浩如烟海，古来最著名者大约一百余家，有专集者览其专集，无专集者取诸总集。为教员者，就此名家百余人，每家标举其文之专长及其人有关文章之事实，编成讲义，为学生说之，则文章之流别利病已足了然；其如何致力之处，听之学者可也（璩鑫圭、唐良炎，357）。
这里建议研习的“文章名家”百余人究竟实指哪些人？《章程》没有交代。只在下文举出“历朝总集之详博而大雅者”、“精粹者”；将这份书单与张之洞在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任内完成的《书目答问》中总集书目对照，可见《章程》选书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后者所载；依此类推，所谓“百余名家”大概也不出《书目答问》集部所列诸书的作者（《书目答问补正》255-318）。
《奏定章程》中虽然没有列入《书目答问》作为参考，但在“补助课”中也不乏目录学的训练；相关的科目有二：“四库集部提要”和“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其中《四库提要》只讲“集部”，更是紧扣学科的安排。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的说明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学科专门观念的建立——研究对象聚焦于“其文”或“其人有关文章之事实”。换句话说，学科的目标明确锁定在文学作品（“文章”）和作家之上，而作家之论，也限定在“有关文章”的范围之内，不涉及其他社会或政治角色的议题。我们还可以从“主课”最末一科“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的注文，见到类似的说明：
文学家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汉魏诸子亦可流览（璩鑫圭、唐良炎，357）。
把研读的重点限定在“其文”而非“学术”之上，固然与张之洞于“诸子学”抱怀疑的态度有关，然而对“其文”的强调，也增添了学科专门的意味。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一科的说明，还牵涉到《奏定章程》对“文学”的态度。《章程》提醒教师着意讲授“文章之流别利病”，至于“如何致力之处”，则“听之学者可也”；前者是学科知识的认知，后者则牵连应用实践；究竟“中国文学”的目标是否只在知识传授，不及创作实践呢？《章程》对这科还有方向不同的两点说明：
凡习文学专科者，除研究讲读外，须时常练习自作；教员斟酌行之，犹工、医之实习也；但不宜太数。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便。
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璩鑫圭、唐良炎，357）。
其一说“文学专科”的课程应该包括实践练习——“犹工、医之实习”，另一说“勿庸课习”。二者的理由都说得通，但却互相矛盾。若复检《奏定章程》小中学堂的说明，就会明白《章程》对“文章”（包括散体、骈体）和“诗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奏定章程》小中学堂的国文课程重点在于“作文”，但特别声明：“学堂之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诵读既多，必然能作，遏之不可，不待教也。”这是以实际社会应用的考虑来判断是否“课习”。“致用”观点在《大学堂章程》中当然不会改变，但写作训练显然不再是重点，所以会有“其如何致力之处，听之学者可也”的主张；在“实习”方面，又只限于散文、骈文；至于诗赋之作，也是“听学者自为之”，是不鼓励、不禁止的比较消极的态度。
再对照规划《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梁启超对“文学”的意见，我们不难见到观念的变化。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说：“温公曰：‘一自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苟学无心得，而欲以文传，亦足羞也”（《饮冰室合集》2：27）。于是《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只在“普通学”设有“文学”的“功课”，当中有没有包含考镜源流的知识传授，或者未易猜度；但估计其主要教学目标在于训练应用文写作的基本技巧，应该不会有误。在基本训练以后，梁启超就没有再“浪费”学生的时间，不让他们在“专门学”阶段进修“文学”。换句话说，以《筹议章程》的立场，“文学”不足以成为重要的学术专门。反观《奏定章程》的《学务纲要》清楚说明：“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学务纲要》也提到“宋儒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并说：“诚痛乎其言之也！”但立即补充说：“盖黜华崇实则可，因噎废食则不可”（璩鑫圭、唐良炎，493）。《大学堂章程》中“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的说明又提到：“欲以文章名家者，除多看总集外，其专集尤须多读”（璩鑫圭、唐良炎，357）。似乎没有遗忘以文章创作为目标的“文人”。不过，从行文的语气看来，“文章名家”总不似是“文学专科”培育的重点。由这种温暾的态度看来，《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文学”一科的专业范围的理解，虽然渐见规模，但对是否要训练“文章名家”创作人才这个问题，立场依然模糊不稳。
所谓渐见规模的“文学”专科，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简括为几点：
一、文学研究以由古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关乎文学的议题）为主要对象；
二、有关作家和作品又需要放置在历时发展、群体关系等脉络中研究，此所谓“历代文章流别”或者“文学史”的研究；
三、文学作家作品的承纳，又有其历时积累或者变奏、更替，这就是“古人论文要言”或者“文学批评史”的意义。
这种“文学本体”、“文学史”、“文学批评”的研究架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似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模型。至于《章程》中特别用心罗列的“研究文学之要义”，更有助我们理解这个“文学专业”的模塑方式，值得仔细参详。
“研究文学之要义”是“文学研究法”一科的说明，也代表《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文学”的学科位置和方向的整体看法。全篇共有四十一则，以大纲形式表达。各则排列略见伦次，但不算严谨，说明也极简略。我们把这四十一则论点顺序编次，并稍做整理，再加析述。
“研究文学之要义”首三则是：
一、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
二、古今音韵之变迁。
三、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
“文”由“积字而成”是传统“文学”论中最易见、最易为人接受的观念；因为从表面形式看来，书面汉语最基础的单位就是“字”；当循本溯源的思想落在表现形式上的时候，“字”的形、音、义似乎就是基本的问题。至于从“字”与“字”的联缀，到“成文章”之间的空隙，就需要有其他条例去解述了。
其下三则是：
四、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
五、“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
六、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
第四则指出“文”在古代，指的是“文治”，是政治、民生、文化的表征，及至后世才专指“词章”。《奏定章程》要企划的，当然是“词章”之“文”的课程，把理想附托于“古”，也是溯源思想的一种表现。另外两则说明为文的要求，但也从不同的角度触及文学相关过程的理解。孔子“修辞立其诚”（《周易·乾文言》）和“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两句话，正好为主张收敛约束的、“黜华崇实”的文学教育作准则。“言有物”、“言有序”源出《易经》（《周易·家人》、《周易·艮》），“言有章”则出自《诗经》（《诗·小雅·都人士》）。桐城派方苞曾用“言有物”和“言有序”来解释桐城的“义法”（《又书货殖传后》，方苞，58-59）；“有物”近于“立诚”，“有序”、“有章”也是“修辞”之道；两者的原则是相通的。然而从文学过程的指涉来说，前者由为文者的“诚于心”出发，到撰成文辞以“达”于受众，完成整个从创作到阅读的历程；后者则主要是有关写作基准的提示。两处都是一些普遍原则的标举，其保守内敛的倾向，可说是教育建制的通病；在此当然更是为了配合时世的“致用”要求。
在标举原则以后，“研究文学之要义”就把重心放在作品的形态之上，在不同的层次区辨各种“文体”——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辨体”意识的表现：
七、群经文体。
八、周秦传记、杂史文体。
九、周秦诸子文体。
十、史、汉、三国四史文体。
十一、诸史文体。
十二、汉魏文体。
十三、南北朝至隋文体。
十四、唐宋至今文体。
由第七到十一则，大概以集部以外的著作为论，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著述各成文体；看来没有考虑其历时因素，虽则七、八、九都是“周秦”或以上的撰著。史部再厘分“四史”和“诸史”文体，究竟是根据什么基准而做的区分，不易推断；可知的是，“四史”在传统史学中的地位比“诸史”崇高。由十二到十四则以“历时”基准分体，这一点可说至为明显。此外，还有以骈、散关系来检讨“文体”的表现：
十五、骈、散古合今分之渐；
十六、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
十九、骈、散各体文之名义施用。
第十九则应是骈散分合繁衍的综合总结。在此之余，又有从语用角度区分文体，以及以文章内容为基准以辨体：
二十二、辞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皆与古文不同之处。
二十三、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谱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皆文章家所需用。
以上牵及许多不同的辨体原则，看来异常繁杂，甚至混乱；与晚近文学理论的体类论（theries f genre）或者语体论（stylistics）的要求距离颇远。然而，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之中，从各个层面、采不同基准为多种文体或者诗体做出勾勒的“辨体论”，并不罕见。我们可以把这些游移观点带来的视野，看做文学现象的多向感知；而其审视的对象，正是文学作品本身。这一个文学研究的中心环节，也占整个“研究文学之要义”纲领的最多篇幅（共十三则，几近三分之一）。
我们又见到“要义”就某些“文学”现象做归纳总结。例如：
十七、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
十八、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区别。
三十三、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
三十四、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
三十五、有德与无德之文有别。
三十六、有实与无实之文有别。
三十七、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有别。
三十八、文章险怪者、纤佻者、虚诞者、狂放者、驳杂者，皆有妨世运人心之故。
三十九、文章习为空疏必致人才不振之害。
四十、六朝、南宋溺于好文之害。
第十七则可以是历史现象的叙述，然而我们不难见到其中的价值取向——“有用”之文比“无用”之文可取；其回响就是第三十四则和第四十则，对“好文”的历史现象做出批评。第十八则让我们想起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说：“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344）。这句话同时也可以说明以上各则的实用主义思维。
此外，又有与相关“主课”的呼应，如以下两则：
二十、古今名家论文之不同。
二十一、读专集、读总集不可偏废之故。
前者应该是“古人论文要言”科的简括；后者则为“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一科学习方法的补充解说。
除了以上的本位研究之外，“研究文学之要义”更规划了“文学”与外在环境各种关系的研究：
二十七、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
二十八、文学与国家之关系。
二十九、文学与地理之关系。
三十、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
三十一、文学与外交之关系。
三十二、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
这里列举的范围，大概相当于韦勒克与沃伦所界定的“外缘研究”（extrinsic study）部分（Wellek and Warren，73-135），晚近鼓吹文学“历史化”（histri-cize）和“政治化”（pliticize）的西方文学理论更会特别关注这个环节。在“研究文学之要义”中，虽然没有把这个部分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但从《章程》所列“补助课”中，设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世界史”、“外国科学史”等科来看，可知“研究文学之要义”的规划也不是率意的安排。循此推演，“补助课”的“西国文学史”、“外国语文”等科，大概是以下几则的根据：
二十四、东文文法。
二十五、泰西各国文法。
二十六、西人专门之学皆有专门之文字，与汉《艺文志》“学出于官”同义。
四十一、翻译外国书籍函牍文字中文不深之害。
依照这个规划，则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比参照，也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
经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大概可以见到《奏定大学堂章程》所构设的“中国文学研究”，实在可以称得上有专业学科的规模。我们或者可以不同意《奏定章程》的“致用”、“尚实”，甚至“保守”的文学观，或者可以批评其中的“文学”定义过于褊狭，但必须承认《章程》于知识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边界的规划、知识生产的取向、知识传递的操作方式等等，都有基本的构思，可供日后做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文学”或者“词章之学”，在《奏定章程》的规划下，已经奠下专业学科的基础。
回顾三个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我们可以见到“文学”由不入“专门学”到成为一个重要学科的过程。奇怪的是，“文学”的现代学科地位的确定，并不是由思想前卫的梁启超来推动，反而教育观点相对保守的张之洞变成“文学”的护法。因为这是个“致用”为上的时代，鼓吹维新的梁启超也只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推行教育；“文学”既不能应时务之急，就无暇关顾了。然而，因为“文学”无论从语言、文字，以至其表达模式，都与文化传统关系密切，抱着“存古”思想的张之洞，反而刻意要在西潮主导的现代学制中留下传统的薪火。在这个情势之下，“文学”的内涵虽还是褊狭的“词章之学”，但其学术位格已有相当现代化的规划。接下来的变革，就是“美感”、“虚构”等西来观念对“文学”定义的改造，这又有待继起的文化政治的推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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