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康熙建储与世家衰落

长久以来，这些世家和中央政权关系密切。自清朝成立后，虽有一部分人选择当遗民终老。但其子孙仍走上科举一途，甚至在朝廷中结党的风气依旧存在，所不同者是设法攀附满洲权贵，巩固自身势力。然而，诸大臣结党营私却阻碍皇权发展，两者间必产生冲突。因此本节主要从康熙建储问题，讨论世家所结合的势力，及其失势后的各种遭遇。

陈氏自之遴降清后，其族人任官三品以上多达十一人。政务事功方面表现未必突出，而分树党援的作风并不亚于明代的陈与郊。首先是陈之遴和陈名夏植党被放逐辽东。其后，陈元龙攀附明珠，卷入王位继承问题。

陈元龙，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次年由内阁大学士明珠等人推荐充起居注官。明珠一向是“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与索额图互植党倾轧。索额图是胤秖生母孝诚皇后的叔父。胤秖出生的第二年被立为皇太子，索额图成了皇太子周围政治势力之首魁，势倾朝野。明珠则是贵妃纳拉氏之兄，贵妃生皇长子胤。明珠三子揆方又娶康熙九子胤禟之女觉罗氏为妻。而明珠本身助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权势威赫一时。康熙二十七年（1688）皇帝为维护太子地位，罢斥明珠。利用郭琇弹劾案，改授明珠为内大臣，汉人官员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皆休致回籍，结束两派的争执。表面上，明珠不复柄用，然权势犹在，与索额图冲突未歇。十年后，康熙帝大封诸皇子。由是诸王各自开府，攫夺权利，竟有招权植党谋陷东宫之事。四十一年（1702）十月，康熙南巡，次德州，皇太子得病，皇帝召回索额图来此侍疾，他自己却与词臣谈论书法。据该月五日起居注所载：

东宫违和，驻跸行宫。巳时命侍读学士陈元龙、侍讲学士揆叙、侍读宋大业、谕德查升、编修汪士鋐、陈壮屡、庶吉士励廷仪入行宫赐食毕，内监引至御前……上召近御采前令书绫一幅。又令宋大业、查升各书绫一幅。

十七日又召陈元龙等人入行宫，赐御书数幅。十九日，再度召上述官员入宫，令观御书。康熙帝三次召集明珠之子揆叙及其党羽陈元龙等人，意味着明珠势力复苏，因此索额图于四十二年（1703）下刑部论死，四十七年（1708），皇太子以狂疾废。皇帝也表明无欲立胤为皇太子，认为他秉性躁急愚顽，不能当太子。于是，原来支持胤的满汉官员转而拥护胤禩。

康熙四十七年（1708）皇帝命众王大臣保立东宫，王鸿绪后至，公然于掌书“八”字以示众，当时阿灵阿、鄂伦岱、揆叙遂共保廉亲王为储位。皇帝下诏切责，并宣称胤禩不适合当储君诸理由，命王鸿绪以原品休致。又派李煦暗中查看其行迹。康熙四十八年（1709），据李煦密奏：“臣闻原任户部尚书王鸿绪，今岁解职回家之后，每必差家人进京，至伊兄都察院王九龄处，探听宫禁之事。”次年止月，李煦再奏：“臣打听得王鸿绪每云：‘我京中时常有密信来，东宫目下虽然复位，圣心犹未定。’”对建储所引发的朋党问题，康熙并没有兴大狱来打击满汉官员，一切适可而止。

最早受到建储问题牵连的官员是王士祯。康熙四十三年（1704）王士祯官刑部尚书因王五案“失出”革职，据《清实录》载：

都察院遵旨察议，刑部审讯光棍金眼王五、吴谦等打死三人一案，既已迟延，又不审出实情，又为解脱，应将尚书安布禄降级调用。得旨。刑部前审此事，明系隐蔽，尚书安布禄降三级留任，尚书王士正、侍郎陈论俱降三级调用。

刑部审讯将罪重者误失之轻，引起尚书遭降级，而王士祯调用不久亦被革职。其实真正原因是与废太子唱和，借题被黜。

王脄，以其祖父锡爵于明神宗时以建储事受恶名，遂于五十六年（1717）五月密奏建太子，疏留中。六十年（1721）正月复疏前事，三月又有御史柴谦等十三人上疏如脄所言。康熙帝曰：“王脄以伊祖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之事为荣，常夸耀于人，不知羞耻。王锡爵极力奏立泰昌，在位未及两月。天启庸懦稚子承统继绪，魏忠贤等擅权，至愍帝不能保守，明祚遂亡，王锡爵不能辞其罪也。”又曰：“王脄结党营私，将国家最大之事应候乾断者，两次妄行陈奏，至使陶彝等纷纷入奏。”诸大臣请逮脄等治罪。诏王脄应谪戍军，姑念年老免行，着其子奕清随诸御史代往，为父赎罪。据《永宪录》上记载，王脄引曾祖王锡爵奏建储之事，欲力争嫡长胤秖为皇太子。可是，据印鸾章所说：“王脄上书请立皇四子为储贰”，因此雍正帝即位，召王脄复故官。王脄谢曰：“天生圣人为社稷福，老臣何敢居功也。”

如果说王脄请立胤有功，二子投效边地应可释回，但王奕清兄弟俩一直等到雍正帝去世后才返京。雍正元年（1723）六月王奕清被削籍。七月，给官员荫子，九月给封典，代父军前效力的王奕清均不得授予。而且，在雍正二年（1724）王奕鸿又牵扯上年羹尧之事。《永宪录》载：

复遣王奕鸿效力军前，奕鸿由年羹尧奏，令振武将军祁礼德带回京师侍父，以伊谄媚年羹尧，复令伊兄奕清一同效力。

雍正认为他们谄附年羹尧，所以四年（1726）大赦谪发军前诸监察御史陶彝等，咸归原籍。却令王奕鸿赡养阿尔泰一路驿站人夫赎罪。王脄在雍正六年（1728）去世，皇帝既无祭葬；亦无谥号。王奕清，及弟奕鸿两人俱诣乌里雅苏台，即外蒙古喀尔喀地与俄罗斯接壤处。至乾隆元年（1736）始召还都，次年王奕清卒，奕鸿任官川东巡道。

而对攀附隆科多的查嗣庭，却给予更严酷的惩治。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为江西乡试正考官，皇帝料定其试题“显露心怀怨望，讥讽时事之意”。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显然与皇帝下令官员荐举人才的政策相违背。又，出《易经》题目“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题目为“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帝便在“正”字和“止”字上做文章，原因是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文字案中，汪论历代年号，如正隆、正大、至正、正统等，凡有正字皆非吉兆，有一止之象。查嗣庭所出试题前用正字，后用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则其寓意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语相同。况且，查嗣庭的日记中大书灾异，又讪谤康熙帝用人不当，此皆成为诋毁朝政之证据。

查嗣庭被革职拿问后，十月，雍正帝派浙江巡抚李卫前往海宁抄家，巨细靡遗逐件翻寻，将搜出一切字迹书本尽数押送京城。此外，查嗣庭的兄弟、子侄俱于十一月逮入首都，诣刑部狱。次年，查嗣庭畏罪自杀，皇帝命人戮尸枭示，其妾史氏投环自尽。子查禨应斩，次子赘居天津，雍正四年（1726）卒。三子克上卒于狱中，妇浦氏在家闻变，投环而死。其余未满十五岁之子克缵、铨、克敬俱处流罪三千里。嗣庭胞兄慎行，皇帝以其年老释放回籍，不久亦去世。嗣庭仲兄嗣，及其子查基、查学、查开皆流放三千里。查氏因文字狱案而骨肉播迁，家产充公，门祚零落，一直到乾隆即位才释回流放人员。

海宁陈家，从当官人数看来，似乎维持鼎盛局面。但细数雍正帝对陈氏的种种处分，不得不令人怀疑其实是整肃朋党的一贯作风。雍正四年（1726），翰林院侍讲钱名世，以谄附年羹尧的罪名，被逐回原籍。雍正亲写“名教罪人”四字的匾额，挂在钱氏家门，又命朝臣作诗讽刺，然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却以诗句乖误的罪名落职。邦彦是陈元龙侄儿，邦直是他唯一的儿子。同年任官山东巡抚的陈世倌，因丁母忧回籍，皇帝改命他督修江南水利，寻因迟误工程革职，乃命赴曲阜督修文庙，又依旧因迟缓工程之由，引发皇帝怒气说：“陈世倌之为人，一无可取也。”

对于明珠党派下的陈元龙，雍正帝也加以清算。原来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陈元龙任广西巡抚。他与广东巡抚满丕以积贮最要，请开捐纳，迄五十五年（1716）止。其中桂州、梧州、柳州、南宁四府共收一百十七万八千余石粮，经布政使黄国材议定每石折银一两一钱，各府自存六钱为买谷盖仓等费用，内有赢余，按察使及本道各得一份，陈元龙共分有十一万两余。康熙皇帝虽明知官员借捐纳之便，通同舞弊，可是都不予追究。换上雍正帝却是不同。七年（1729）李绂参奏此事，部议陈元龙应追赔得过羡余及认分赔部科等费共银二十一万二千两。

康熙在位时间长达六十一年，皇位继承问题也积累得更复杂。最初，皇太子胤秖与索额图势倾朝野，危及皇权，因此康熙拘捕索额图，并废太子。虽然皇帝曾下旨，有意宽赦与他们交结的汉人官僚，但从王士祯和王脄遭到落职的下场看来，皇帝并无网开一面。雍正朝查氏被抄家之事，主要原在于查嗣庭和满臣隆科多的关系深厚，皇帝罗织文字狱，似乎过分残酷、苛细。对海宁陈氏与满汉大臣结党，雍正亦予轻重不等的处分。这些政治事件反映出清朝皇帝伸张皇权的努力，而这些家族也因卷入政治斗争，遭到各种惩治，影响家族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