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陈氏与浙西望族联姻的形态

浙西指钱塘江北岸的三个府：杭州、嘉兴、湖州。此地水运发达，往来无阻，且是经济重镇，为全国丝织业中心。在人文方面，清门硕望聚族而居，又彼此联姻，品类相聚，使浙西形成人文荟萃之地。

如上节所述，陈家欲发展其政治势力，审慎选择婚姻对象，而在浙西之地也必找寻社会地位相当，财力雄厚之家族，助其拓展势力。因此探讨陈氏的婚姻形态不但可以明了姻亲的社会地位，而且可借此观察明清浙西望族的分布情形。

与陈氏通婚的浙西望族中，有一半左右是世居于此，迁徙年代已无可考；另一半的望族自外地移入，迁徙时间除孔氏和朱氏是南宋时移入外，其他大都是明清以后才陆续迁至此地。再者，诸望族与陈氏通婚次数不一，大概以海宁朱氏和陈氏通婚最为频繁，在明清两代约有655次通婚记录，其次是和查氏通婚265次，另外海盐张氏、海宁葛氏、平湖陆氏、德清徐氏也与陈氏通婚十数次以上。其他的家族像沈氏，同姓分支，散布四处，分布于萧山、绍兴、海盐、桐乡、吴兴、平湖等地。沈氏族谱现存于台湾的共四十余部，以浙江最多，共十数种，这样的家族则难以确实了解是哪支与陈氏通婚，故不予统计。确定同族近亲者才列入，若不知其房支或行辈则不计；或是较特殊姓氏，如石门劳氏、德清徐氏、海宁葛氏，似乎可认定为同族之人。陈氏与诸望族通婚目的可归纳成三点：政治意义、社会意义、经济意义，于下分述之。

（一）政治意义

浙西望族中不乏政治势家，尤以秀水钱氏为著，据云：“先世本何氏，明初有贵四者，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赋役事全家遣戍贵州……次子裕生未弥月，育于同里富一钱翁女一，遂承钱姓。”钱氏自明至清末始终能保世滋大，陈氏与之联姻始于嘉靖年间，陈与郊子祖皋娶钱琦之孙女，至清中叶陈明浚娶军机大臣钱应溥之女。其间数代亦有通婚记录。再如，海宁查氏科第亦盛，自查秉彝（嘉靖十七年进士）至清末约有265次的联姻，其中约有一半以上的查氏男子是有功名者。由此可知陈氏与浙西望族结亲作用，着重在政治援引上。

然而，因地域范围较狭窄，加上通婚率高，故陈氏在浙西的姻亲虽多，但官位高低不一。又因人数众多，政治意图也不甚明确，例如陈氏及其姻亲中有许多加入复社者，而杨雍建独反对之。其疏云：

明季东南文士倡为复社，海内应之著录者三千余人，其后十室之邑，三家之都，莫不立有文社，莅牲以盟，张乐以讌，与者结路人为弟昆，道不同则亲懿视同雠敌，凶终隙末，靡所不有……朋党之祸，酿于草野，欲塞其源，必先杜绝盟社。

杨雍建亦海宁人，与陈氏数次结亲。其次，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时，陈氏姻亲们所拥护的皇子也有不同，例如查嗣庭等人明显地依附皇八子胤禩，而劳之辨、王脄等人则拥护皇太子胤秖。康熙四十七年（1708），皇太子二度被废，劳之辨密奏为皇太子请命，却遭笞刑，又被逐回原籍。虽然有着不同政治立场，至雍正皇帝时同遭疏远，皇帝似已看出陈氏结党营亲的政治目的。

（二）社会意义

陈氏与浙西望族所构成的婚姻圈意味着扩大士绅家族的社会控制力。陈氏姻亲参与公益事业，譬如兴修水利、修筑海塘、编纂地方志等，另外也有武断乡曲之活动，如沈近思所列举浙省旧弊十项：第一，势要受童生之请托，至府县求开公折。第二，生员钻营当事，不得则编造浮言。第三，在籍乡绅向地方关说公事，颠倒是非。第四，生员妄借条陈名色，向有司呈告地方公事，借以武断乡里。第五，奸徒造作揭帖攻发阴私，污人名节。第六，士人刊刻诲淫之书。第七，讼师盘踞城市，串通胥役，挟持官长。第八，浙省衙役过多，勾通神棍，鱼肉小民。第九，士绅犯赌法。第十，豪家暗养打降之人，船埠各有棍徒雄霸，欺凌寡弱。由此奏议得知士绅所控制的社会景象，代表政府公权力的地方长官处处受制，而下层乡绅则依借显贵钻营当事；上层乡绅关说公事，并随意评定地方官优劣。处于这种环境下的陈氏及其姻戚也难免滋生事端，为人诟病，如上述在籍士绅陈世侃请托姻亲黄叔琳，杖毙贺懋芳之案。为了整饬浙省奢靡浇薄之习，雍正皇帝特别设立观风整俗使，以涤除邪秽。

（三）经济意义

陈氏自第十一代（1609-1791）以后，开始和寓籍浙江的新安人通婚。这些姻亲人数有80人左右，大都无功名，却是富甲一方的商人，诚如谢肇膌所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在明代晚期至清乾隆末年是徽商的黄金时代，他们经营贩盐、典当、茶、木材等行业。浙江沿海为两浙盐产区，自然形成徽商活动地点；又因徽州产木材，砍伐以后顺着新安江而下，漂流至杭州，海宁又居钱塘江口，也成为徽州商人活动地点。

海宁陈氏和徽州商人结亲的理由有三：第一，陈氏家族以灶户出身，自明朝中叶以贩私盐起家，后来族人捐官为盐运使、盐大使之职务，故两氏通婚可谓“同行”结合。第二，徽商可能是为求取官宦之家的庇护，享受特权。第三，是利用姻亲关系，做资金上的流通。就第三个理由而言，陈氏在明朝时即谋营借贷事业，至清朝仍未衰竭。陈元龙之侄邦彦，曾与满人阿尔赛有师生之谊。后来阿尔赛外任福建学政时曾接受贿赂银十五万两，此案于雍正时被揭发，阿尔赛被判死罪。至乾隆朝查出阿尔赛将银两寄顿陈邦彦家，结果陈只得变卖家产，还清该银。陈氏既有经商的背景，很明显地，与新安商人结秦晋之好必然为了殖财牟利。藤井宏把新安商人资本的来源归纳为七项：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官僚资本、劳动资本。若陈氏及其新安姻亲有资金上的往来可能是共同资本、委托资本或官僚资本。至于婚姻资本在陈氏该谱的“外传”上并无新安妇女陪嫁妆奁记载。

相反地，浙西士绅家族给女儿较多的奁产，尤其是以土地当嫁妆。例如，陈元龙之母陆夫人“受奁产一区，在刘郎堰南，偕府君更茸以居焉”。田产数量虽不详，但从其孙邦彦所分得三千七百余亩地看来，此妆产当不在少数。此外，陈世倌为筹世侃赎罪银时说：“臣母查氏亦存当货五万两，田地八百亩，并有分关及完粮户册。”查氏为查继甲之女，继甲之祖父允元是个大地主，拥田三千余亩。查继甲出身于地主家庭，又任官广西隆安县令，故有能力给予女儿丰富妆产。查氏之儿媳熊氏，出自江西望族，因乃父熊苇任官浙江都使司，而归世侃。雍正朝世侃犯罪，赎罪银四十万，“时家已出分尽所受十万，堂前及将伯助，尚阙四之一。幸蒙恩放归，限徼更判，给讼者一万，追呼尤急，罄笥箧物值千金悉输焉”。妆产少者如陈治初之妻查氏，嫁奁仅田二亩。

浙西既为丝织业重心，妇女无不勤于丝棉纺织，以其收入供置田宅，贡献不亚于妆产。如陈治安之妻马氏，乃素封之家，嫁给家道中落的治安后，立誓必成其家，“独尽力于蚕织，晨夕不少休，以故蚕必丰收，布常盈笥，每贸丝布计可得田一亩，则以上马公（效武），马公按直给田，久之孺人始有田矣，乃与霁涛公归，尽余敝庐，构屋数楹，孺人始有居矣”，陈氏唯一的理学家陈确，其妇王氏亦善于纺织，陈确年谱云：“王来无盈尺之帛，适陈无半岁之食，渐以丝布之余，买田积至数（八）十亩。”这种率僮仆织绩的妇女，屡见于浙西地区的族谱和方志。由此更可看出丝织业普及的原因。

从以上讨论得知，陈氏与浙西望族所构成的婚姻圈，呈现三种意义：（一）借着婚姻之维系，作为政治上之援引；（二）扩大士绅家族的社会控制力；（三）由妇女之妆产及勤于丝棉纺织，以累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