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子

为了了解文明演进的历史，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人类本身的起源。因为所谓“文明”，乃是人类自脱离原始状态而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所创造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遗产，文明是一个文化范畴，文明的主体是人。

人类从何而来？在每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几乎都可找到一种甚至多种答案，但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圣经·创世记》的说法，即人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长期以来，许多人对此信以为真、坚信不移，成为人类探索自身历史的巨大障碍。这种情况，自19世纪起，随着科学的发展，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1809年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一书，首次提出了生物演化的理论。之后，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根据自己在世界各地搜集到的资料证明，世界上的物种始终处于不断演进之中，所遵循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从而形成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并认为“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后来写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从而在理论上奠定了生物进化论的基础。

之后，达尔文又以解剖学和胚胎学材料为根据，从人类在个体发展方面与动物特别是高等哺乳类动物一脉相承，人体中的某些器官如耳肌、阑尾等乃退化后的残迹，说明人的祖先原为拥有此类器官的动物，推断出人在分类上属于旧世界猿类系统的分支之一，人类是由类人猿亚群的某一古代成员进化而来的，进而提出非洲是人类早期祖先最有可能生活于其间的大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后来写入了1871年发表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这就使“上帝造人”的神话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但人类所独具的解剖学特征有几百个，如何才能抓住由动物到人类进化中的形态学主要特征呢？经过讨论，目前学者们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三点：（1）直立行走。它不仅解放了上肢，而且导致了活动范围的扩大。（2）运用自如的手。由于大拇指能对握，使制造和使用工具成为可能。（3）大而复杂的脑。脑容量一般在1400—1500毫升左右，这是思维和语言形成的条件。学者们认为，这三点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和影响的，它们构成了人在人类学上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结构特征，在学术上被称为“人科三点论”，或人类学标准。这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发展。

但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来说，仅找出其人类学标准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只反映了人的生物性本质，却不能反映人的社会本能，而“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为此，恩格斯在1876年提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指出：人类的起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古猿变为人的阶段，其标志是制造工具并进行劳动；二是人类体质由低到高的发展。前一阶段还是“正在形成中的人”，后一阶段成了“完全形成的人”。但无论是从猿到人的转变，还是人类本身体质的提高，劳动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的社会劳动与机体进化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恩格斯的观点，在学术上被称为人类起源的“哲学标准”，讲的是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位置。

但近来的研究认为，制造工具并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绝对标志，因为黑猩猩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人的真正形成并最终从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标志应是“族外婚”及其行为的文化性，因为所有动物都是实行“族内婚”的，因而其行为还是本能的或自然的。据考察，在原始社会中，譬如美洲的阿尔贡金族印第安人中，“图腾”（otoleman）一词的原始含义是“他是我的一个亲属”或“我是他的一个亲属”，其言下之意为“我们原来不是亲属”，这就强调了两个族群之间的联姻关系。因此，作为一个氏族命名标志的“图腾”，也成了晚期智人和族外对婚制的标志，现代智人、氏族制度和图腾是三位一体同时发生的。“族外婚”本身是原始人一系列进化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和劳动在这种进化中的作用，自然不能构成对劳动作用的否定，但把“族外婚”视作人类起源的文化标志，应当是可以的。

按生物分类学，整个生物界可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人类作为智人种，归人属、人科、灵长目，而灵长目又归于哺乳纲、脊椎动物门、动物界。科学研究表明，地球存在的历史，如果从地壳的形成算起，至少在46亿年以上；而生物存在的历史，若从原核细胞菌类化石算起，只不过33亿年左右；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只是最近1000万年左右的事情，在生物史中只占3‰左右。为了确定生物与地质变化的关系，地质学家提出了“纪”（period）的概念，把有生物化石发现的地质划分为四个纪：第一纪起始于5亿年前，称为鱼类时代；第二纪起始于5000万年前，称为爬行动物时代；第三纪起始于2500万年前，称为哺乳时代；第四纪起始于50万年前，这时才有人类化石的存在。5亿年之前发现生物化石，有人称之为“无生纪”，但无化石存在不等于不曾有过生命，因菌类生物难于以化石的形式存在，因此这一提法并不对。因此，为了说明人类的起源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有必要引入两大系统性概念：一是地质年代判断法，二是生物分类学，以便最终确定人在生物谱系及自然界中的位置。于是，关于人类起源、生物进化与自然演变，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

现代猿类和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是古猿。最早的古猿化石，已发现的有埃及猿、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等，大约生活于距今3500万—1000万年之间。这些古猿大小如猫，均栖息和攀援于林间，与人相去甚远。前两种属于早期古猿，腊玛古猿属晚期古猿，是1932年在印度发现的。原先以为这类古猿已能直立行走，后发现其颌骨呈V字形而不是弧形，其性状与其他古猿并无不同，因而仍属猿科而非人科。大多数人类学家都同意，两足行走是人猿相别的重要标志，因为两足行走的形成不仅是一种重大的生物学上的改变，而且也是一种重大的适应性改变，它使上肢解放出来，以致有一天能用来操纵工具，因而具有进化的巨大潜能。所以所有两足行走的猿都是“人”。而目前已知的人科的最早成员，便是南方古猿。

南方古猿化石1924年首次发现于南非的汤恩，以后在南非和东非各地均有发现，代表不同物种的个体标本至少有1000个，其生活的年代大约在400万年到100万年前。汤恩古猿的化石标本，包括一个小孩的不完整头骨，即部分颅骨、面骨、下颌骨和脑壳。据研究，汤恩小孩的头骨仍有许多类似猿的性状，如较小的脑子和向前突出的上、下颌骨；但它也具有一些人类的性状，其上、下颌骨不如猿那么向前突出，颊齿咬合面平，犬齿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枕大孔的位置。枕骨大孔是头骨基底的开口，脊髓就是通过此孔进入脊柱的。在猿类，此孔在颅底相对靠后位置，而在人类则接近颅底中央，因为当人两足行走时头平衡于脊柱的中央，猿则不行。汤恩小孩的枕骨大孔位于中央，说明此小孩是两足行走的。既然已能直立行走，其上肢就已被解放出来，因此汤恩小孩应能使用工具。

但南方古猿的情况很复杂，一般认为可以把它们划分成四个种：非洲种、粗壮种、鲍氏种和阿法种。其中非洲种、粗壮种和鲍氏种由于体形特化，均于200万—100万年前灭绝，只有南方阿法种才能称为人科的最早成员。此种在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于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其较早的一些化石经钾—氩法测定为410万—390万年前之间。较晚的生活于375万—300万年前的一具异常完整的小灵长动物，其身高仅1.29米，年龄大约为19—21岁，因是女性而被称为“露西”。她身体结构极为像猿，臂长而腿短，脑容量大约400毫升，但盆骨似人而非猿，特别是股骨和膝关节吻合处有偏斜度，而不若猿的成直角的膝关节，说明她已能像人那样直立行走。与此同时，在坦桑尼亚莱托利，发现了由两人踩出的脚印，脚印大小分别为21.5厘米和18.5厘米，两脚跨度分别为47.2厘米和38.7厘米，被认为是一男一女行走时留下的，其年代在距今380万—350万年前之间，间接印证了上面的推测。但在以“露西”为代表的南方古猿阿法种生活的范围内，至今没有找到人工石器遗物，且其前庭器官的半规管状态表明，南方古猿的行为方式还兼有两足行走和栖息于树上的四肢爬行的特点，因而只能说这一物种还处于从猿到人的过渡期。

从1964年起，人类学家就在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和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畔，先后多次发现了大批石器和古人类化石并存的遗迹。它表明大约在250万年前东非古人类已能制造工具而不仅是使用工具，因而进化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能人”阶段。有一块长约2.5厘米的石片，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工具，这个时期发现的石器还包括大量砍砸器、刮削器及各种多边器，显微观察发现这些石片上有多种不同的擦痕，可能是割肉、砍树、割草时留下的。那么，制造工具在从猿到人的进化中意义何在？有人曾进行教黑猩猩制造石片的实验，发现它在制造石片时“表现出创新的思维”，但却不能重复最早的工具制造者曾经利用过的系统打石片技术，说明最早的工具制造者具有超过猿的认识能力。因为为了有效地进行工作，打制石片的人必须选择一块形状合适的石头，从正确的角度进行打击，且打击动作本身需要多次实践，这就需要工具制造者有较高的心智能力。所以，生活于250万年前的“能人”，其脑子大约比猿脑大50%。能人应是人属的最早成员，但人类学家在研究了大量能人的标本后发现，并不是所有能人都完全用两足行走，有些较少依赖于两足行走，并不是完全形成的人。

不过，随着人类体质的进一步发展，大约在150万年前至50万年前，能人便已演化为“直立人”，其主要特点是完全用两足行走。直立人有两个著名代表：一是“爪哇猿人”，1891年由荷兰医生尤金·杜布瓦发现于中爪哇附近，是一个类似猿的人类头骨；二是周口店的“北京猿人”，从1928年起由加拿大解剖学家D。布莱克和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先后发现于周口店一洞穴中，是一颗人类的牙齿和头盖骨。此后，这类直立人化石，也相继发现于肯尼亚的图卡纳湖东岸，以及亚、非、欧许多地方。“手斧”是直立人文化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是制造工具的工具，为了制造它，石器制造者心中应有一个想制造的石器的形状，有意识地将这种形状施加于他们利用的原材料上。因此，直立人在思维和语言上比能人均大为进步，因为技术的继承是离不开教育的。所以爪哇猿人的脑容量约为900毫升，北京猿人的脑容量平均为1043毫升，大大超过南方古猿和能人。除了手斧以外，直立人进化发展的另一大突破是火的使用，它首先发现于周口店“北京猿人”居住的山顶洞。由于有了火，人类不仅可以御寒，而且可以煮食、自卫和狩猎。所以，在直立人形成后，不仅人类的分布区域扩大到亚、非、欧各洲，而且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食物的来源也更丰富多样了。但无论是“爪哇猿人”还是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都还兼有猿和人的两重性，并未完全脱离动物的范畴，食人习惯的保留，实行“族内婚”制，就是其重要表现。因此，人类学家把直立人称为“直立猿人”。

约20万年至10万年前，人类的进化达到新的水平。首先是其脑容量达到1400—1500毫升左右，与现代人相差无几，因而获得了“智人”的称呼。其早期代表是1856年发现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尼安德特人，其脑容量为1400毫升，而晚期代表则是1868年发现于法国维泽尔河流域的克罗马农人，其脑容量已增加到1600毫升。考古资料表明，此时人类不仅能制造工具，而且工具的专业化更为明显，并且有了地区性差异，如莫斯特文化中的标枪头是专门用作投掷的，还有用处不同的单边刮削器、锯齿状石片和尖状器等等。此外，在智人阶段，原始群开始向人类社会过渡。格林·艾萨克1977年在主持库彼·弗拉50号地点的发掘时就注意到，该地点内一块约200平方米的地面就有1405件石器和2100块兽骨，较该地点内其余居住区域密集10倍以上，说明当时能人已经集中和长期居住于此，该地因而被称为“家庭基地”。考古学家在发掘法国尼斯附近特拉阿马一个30万年前的遗址时，发现了一系列椭圆形的由中柱支撑的棚屋，一些棚屋中有火塘，周围有大量野牛、牡鹿和其他动物的骨骼，说明它是原始人的一个季节性营地，由同一个狩猎采集群体占据。而在各地尼安德特人遗址中，也发现了临时由帐篷组成的营地，以及大量单人和合葬的墓地，同时还发现一个排列着石头的长方形浅坑中至少出土了20个洞熊的头骨，旁边还有一具完整的熊骨架。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智人中已有了氏族生活和制度的萌芽，而崇拜不同对象的宗教已开始成为氏族存在的精神纽带。

如前所述，现代智人、氏族制度和图腾是三位一体同时发生的，尼安德特人中氏族制萌芽的事实表明，人类的进化已达到智人的边缘。而我们知道，在克罗马农人遗址中，不仅脑容量达到1600毫升水平，而且在体质结构上与现代人无异，还发现了很高水准的洞穴壁画。他们已是完全形成的人，是无疑的了。

本来直立人已遍及亚欧大陆各地，约在5万年前开始移民大洋洲，约2万年至1万年前进入美洲。由于混血和各区域地理条件差别造成的巨大影响，人类经遗传而造成肤色、毛发、鼻唇等也极不相同，终于形成黄、白、黑三大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但这只是外貌特征的差异，各人种均可通婚，而且在体质和智力上并无优劣之分，它说明人种的划分是人类起源后，在迁徙过程中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步形成的。黄种人主要生活于亚洲大陆和美洲，白种人主要生活于欧洲大陆，黑种人起源于撒哈拉沙漠以南。今天，各人种混居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其主要集中区域并没改变。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认为，人类的种族特征具有明显的“适应性意义”，或者说它们是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才形成的，但它们并未改变人类在体质和智力乃至基因上统一的和基本的特征，又反过来证明了人类起源的一元性。

尼格罗人种的典型，是颜色很深的皮肤、卷发、宽鼻，以及似乎外翻的厚唇，那是有效适应高度湿热环境的需要：黑色素可使皮肤免受灼热伤害，卷发像一条透气的通道可使头部免于过热，宽而大的鼻、表面黏膜分布面宽的厚唇以及身体表面大量的汗腺，均有助于热量的散发。

亚洲炎热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半荒漠和草原自然景观，干冷的大风常常卷动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令蒙古利亚人种在体质结构上增添了许多防护性特点：面部的脂肪层比尼格罗人和欧罗巴人都要厚，且蒙古利亚人的眼睛开缝都较窄，此外在内眼角还长有一种特别的皱折，叫“内眥褶”。

高耸的鼻子是欧罗巴人种最突出的体形特点，而那可能是为了适应第四纪末欧洲严酷的气候条件的需要，以令生活于此的人们可以经受得住严寒的折磨，因为特别前突的鼻管延长了空气由鼻腔外到呼吸道的距离，使空气变得较为暖和。

§§第一编 农业文明兴起于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