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宋朝的疑案——“斧声烛影”之谜

汉字中的“弑”，专用于卑者对尊者的杀害。

臣下把皇帝杀掉了，子女把父母弄死了，要用准确的汉语来表达，就得用“弑”。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登上龙位的帝王达三百多位，被“弑”掉的数量不少。因此，这个“弑”字，在汉语系统里，便和“朕”、“陛下”、“寡人”、“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一样，成了最高统治者的专属词汇。

当然，所有当皇帝的，都对这个“弑”字不感兴趣。相反，所有想当皇帝的人，对这个“弑”字，总是情有独钟。阿Q在未庄的大街上嚷嚷造反造反，要革这伙妈妈的命，心中也有这个“弑”字在的。你别瞧不起他，他未必不敢当皇帝，他要坐在金銮殿上，照样人五人六。我还记得“文革”期间，很有一些类似阿Q的造反派，狗屁不是，本事毫无，只是站队站得正确，马屁拍得正确，便风云际会，扶摇直上，进领导班子，签红头文件，作重要讲话，上城楼检阅，丝毫不出差错。你不能不相信“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实在是有道理的。

英语中相当于这个意思的词汇与汉语不尽相同，他们还有弑君（regicide）和弑父（patricide）的区分。我一直不解，方块字难道会比英语粗疏吗？后来我悟出来了。原来西方的历史短，帝王少，被弑者也少，出名的有英国的查理一世（Charles Ⅰ）、法国的路易十六（Louis ⅩⅥ）；不过，他们那里，逆伦者大概要比讲孝道的中国多得多，所以，弑皇帝和杀父母要分用两个词汇。

希腊神话中有位俄狄浦斯王，此人就是最出名的弑父者。杀了爹以后，还娶了自己的娘，居然生出来四个儿子，真是生猛得厉害。这对比较古板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弗洛伊德的一本书，《梦的解析》，将“恋母情结”称为“俄狄浦斯情结”，即由此而来。这个词汇，老外堂而皇之挂在嘴边，说出来不觉得不好意思。中国这块土壤，臣弑君，家常便饭，小事一桩；儿弑父，比较个别，甚为罕见。因为，不孝，或忤逆，是要被社会诅咒的、人神共弃的乱伦行为，更为天理难容。所以，汉字就无需如英语那般精确，专门造一个类似patricide（弑父）的方块字，一个“弑”字，也就够用了。

所以，一提“弑”，在中国，专指皇帝脑袋搬家。被“弑”，很不快活。外国有断头台，咔嚓一刀，头颅跌落下来，即使痛苦，也是瞬间之事。而中国皇帝被弑，推翻者绝对不会让万岁爷死得痛快。勒死，淹死，毒死，闷死，吊死，烧死，不一而足。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宋太宗赵炅用巨毒无比的鸩酒杀掉的。因此，对宋太宗不能一般泛泛地看，这是一个超阴险、超毒辣、超卑鄙、超无耻的杀手。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嗣后，由他起，从北宋的真宗一直到南宋的高宗，一百多年间，是他嫡传的这一支掌控政权，自然，他们哪能给祖宗抹黑呢，宋太宗的一切恶行，都被漂白了。

李煜，作为诗人，是超一流的，宋太宗若不杀他，至少会有更多的佳作留给后世。所以，遇到这种暴虐的君王，也是文学的一劫。李煜，作为皇帝，是下三流的。他派守武昌的林仁肇为一员悍将，“太祖欲取上游，惮仁肇”，就造谣言说他很快要归降。政治白痴李煜竟信以为真，将林杀死。这是一个傻瓜都能分辨得出来的离间计，可只知饮酒吟诗的他，想也不想就推下去斩了。等到赵匡胤派大将曹彬打到这位昏君的家门口，他才想起抵抗，可手下能征惯战的将领，如林仁肇、潘佑、李平，早就被他听信谗言处置掉了，剩下的满朝文武都是投降派。于是，我们这位诗人，白衣白褂，带着他那美丽的小周后，拱手纳土归顺。

宋太祖还算大度，封他一个违命侯，羁押在开封府，他至少还有写“最是仓皇辞庙日，挥泪对宫娥”的自由。

宋太宗心胸狭窄，毛泽东对他评价不高，说他“总不省”、“不知兵”、“无能”。所有无能的人都嫉能，所有无才的人都嫉才，所以，即位后第三年，就将李煜鸩死，够狠。宋人王铚的《默记》中记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人追之，仅得脱。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被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这大概也是他作恶多端的报应了。

据近人陈登原《国史旧闻》载“后主作小词，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太宗恶之”，又说：“太宗使徐铉私见煜，煜太息称，当初悔杀潘佑（就是主张抵抗的将领）。及太宗问铉，铉不敢隐，因有牵机药之赐。”当初赵匡胤封李煜为违命侯，只为羞辱，未必要他的命。而赵炅，绝对的小人，在他看来，你曾经当过皇帝，现在虽然不当了，但未必不想再当。所以，可怜的诗人只好喝下这盏让人死得难看的鸩酒了。

这位诗人被虐杀，我至今弄不懂赵炅出于什么动机，杀就杀吧，干吗要如此狠毒呢？想来想去，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女人了，谁叫李煜有个漂亮的小周后呢？偏偏被这位行伍出身的宋太宗相中了。这也是时下一些新贵，粗粮吃腻了，换换胃口，想吃细粮，玩一玩有文化品味的女人，来点情调什么的古代版。经常一顶小轿，将美艳的小周后抬进大内，一住好几天，玩个够，才放回来。但欲长期霸占的话，诗人就十分碍事了。那首《虞美人》不过是个借口，其实，赵炅之鸩杀这位诗人，乃是因小周后而下的毒手。明人沈德符在《野获编》中，说他看到“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器具甚伟，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云：‘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盖指靖康之辱，以寓无往不复之旨”。这幅画一直到清代仍见世，王士祯还在上面题过词，曰：“观此，则青城之事不足怜矣！”又曰：“牵机之药，又何酷也。”

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中，用奇毒无比的“牵机药”杀掉整死，大概他要算头一份了。这种鸩酒，不让你马上死，而是要你慢慢地死；不让你消消停停地死，而是要你手足相绞，前后攧扑，抽搐不止，在无穷痛苦的折磨中，耗到死透为止。鬼知道赵炅用的是什么药，估计已经失传了，要不然，元、明、清诸帝，会放过这样一种制敌于死命的绝招？

皇帝其实不好当，觊觎他位置的人，也就是想“弑”他的人太多太多。但有史以来，想谋得这个有可能死得难看的可怕差使，甚至更多更多，尤其是庄稼地里的农民兄弟。一部二十四史中，数百次揭竿而起者，无一不是铤而走险的农民，因为横竖活不下去，还不如将皇帝弑掉，自己来当。一有无数金钱可用，二有无数女人可睡，何乐而不为？

农民穿上了龙袍，还是农民，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小农思想，像血型一样，至少他这一生，万难改变。巴尔扎克说过，不经三代的熏陶，成就不了一个贵族；同样，不经三代的蜕变，即使当上了皇帝，也还是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的农民。试看近年来，因贪污而被枪毙的部级、副部级以及大量司局级的案犯，一查，贫下中农甚多，而且，搞女人，搞票子，均为贪得无厌、永不满足的双搞好手，这也证明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痞子精神”是靠不住的，若不改造小农思想支配下的人生观，是决不能成器的。

赵匡胤赵匡义兄弟，行伍世家，大兵出身，是武装起来的农民，趁周世宗死后孤儿寡母可欺，发动兵变，一举成功，赵老大得以披上了黄袍。大概权力这东西，如海洛因，上了瘾，无法自拔，尝到甜头的他，舍不得把龙椅交给其弟也来坐坐。赵老二在兵变中最卖力，没当上皇帝，本来就窝火，等了十几年，不见动静，更急得五脊六兽。凡权力，皆诱惑，极大的权力，更是极大的诱惑，这使得赵家老二敢冒极大的危险，逼宫夺权，弑兄接位。这就是太祖开宝九年（976）冬天那出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老大一般宽厚些，因为他出生时没有竞争者，得到的爱是百分之百；老二来到人间，最多也只能得到百分之五十，纵使父母偏心，多也多不到哪里去，这就逼得他必须精明一些。因此，赵匡胤憨厚些，赵匡义刁蛮些，大概近乎事实。赵老大若及时发现其弟急不可待之心，主动礼让，也许不至于被赵老二“弑”掉。但赵匡胤最后说出“好做，好做”这句话，可以猜想，做兄长的终属厚道，还是作出让步，准备满足老二一心染指帝位的欲望。但赵光义却觉得这个许诺未必作数，不如干掉老大，自己当家。于是，在“好啊好，哥俩好”的碰杯中，老二的毒下在了酒里，出现了烛影摇红的一幕。

从不足凭信的稗史演义也能看出赵匡胤有这种大度的可能，这当然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愿有识者指教。记得旧时看过一部古装影片叫《千里送京娘》，赵匡胤义不容辞，单骑匹马，千里迢迢，不避男女之嫌，护送一个毫无干系，只是被他搭救的异乡女子回返家乡。如此丈夫气概的赵匡胤，将帝位让出来交给心急如焚的老弟，是有可能的。

英雄救美，千里相送，本应是一则非常浪漫的故事。然而最后，由于赵老大的封建道德、江湖义气，导致一出悲剧发生，真让人遗憾。这种假道学，肯定为今人所不取，但也可看出赵匡胤的诚信、真朴、厚德载物的人格力量与其急功近利的老弟迥然相异。一路上，她骑马，他步行，晓行夜宿，朝夕相处，从太原到蒲州，一个极标致的女子，对这样一个极伟岸的男儿，又是如此倾心关注她的人，是无法不动情的。先是一再暗示，后是索性挑明，赵匡胤倒也诚实，承认自己绝非铁石心肠：“贤妹，非是俺胶柱鼓瑟，今日若就私情，一片真心化作假意，惹天下豪杰笑话。”拒绝了赵京娘的一片情。

明末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描写赵匡胤为红脸汉子，赋予他强烈的性格特征。因为在国人的印象中，凡红脸汉，无不赤胆忠心、义薄云天，关云长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可惜那时的黑白电影拍不出他那“面如噀血”的精彩画面。但这部影片中，他那坐怀不乱、一诺千金、不畏强恶的人品，在当时民族危亡的关头多少具有弘扬正气的作用，这该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作品了。

赵老二就差点劲了。无名氏的《赵匡义智取符金锭》（见《全元戏曲》）里，赵匡义一出场就是纨绔子弟形象，逛花园时，与符家小姐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两厢情愿，互定终身。而赵老大么，此公的感觉神经，实在迟钝。那赵京娘为了使他明白自己说不出口的心意，“要公子扶她上马，又扶她下马，一上一下，将身偎贴公子，挽颈勾肩，万般旖旎。夜宿又嫌寒道热，央公子减被添衾，软香温玉，岂无动情之处？”尽管百般挑逗，赵老大兀自冥顽不化。“公子生性刚直，尽心服侍，全然不以为怪。”（见《警世通言》）

赵匡义不会犯这样的傻，当一个无赖抢了赵匡义的彩球，强娶符金锭时，他岂能示弱。他是那种想得到什么就必须要弄到手的强人，怎会甘心服输，于是召唤弟兄过来，口授妙计，三下五除二，一顶花轿坐着他的铁杆哥们，将这个求婚者打得屁滚尿流，另一顶便轿用金蝉脱壳之计，抬着新娘子，洞房花烛，缔结良缘。所以，赵老二之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弑”兄以得帝位，也就不必奇怪了。

赵匡义堪称弑帝专家，特擅鸩毒之道，不但杀掉了已经臣服的李煜、刘、钱俶诸帝，还杀了自己的老哥。《宋史·太宗本纪》也不能太为君讳，遂直白地道出这位杀人狂之种种劣迹：“若夫太祖（赵匡胤）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赵廷美）之贬死，武功王（赵德昭）之自杀，宋后（赵匡胤妻）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现在已经无法查证这位下毒的高手在那个烛影摇红的大雪之夜给他哥哥喝了什么毒酒？先是极度兴奋，后是言语失控，接着动作躁狂，最终气绝身亡。中国封建社会的宫禁包括鸩酒、巫蛊、厌胜、符谶等，这是那些希腊、罗马、拜占庭、奥斯曼等庞大帝国的君主望尘莫及的。他们的宫廷政变无非行刺、暗杀、决斗、角力，在中国人看来，很小儿科的。

宋代文莹的野史笔记《续湘山野录》，描述了赵匡义弑兄的整个过程：“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人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女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寂然，无所闻，帝已崩矣。”

大雪天急召开封王，显然不仅仅是邀他来宫里喝酒的；摒除一切闲杂人等，分明是有重要的话题交涉，不可能单是叙叙兄弟情谊。烛影下的历历镜头，很可能是赵匡胤从坚决拒绝交权，到终于在不情愿的状态下同意退位的过程剪辑。让不耐再等的老弟过皇帝的瘾，对赵匡胤来讲，是痛苦的割舍。所以，才有在院子戳雪的动作，这是一种宣泄，表明他丧失掉最高权力，绝不是很开心的。然而，作为一个红脸汉子，还是勉励赵老二“好做好做”，终究肉烂在锅里，皇帝还是姓赵的在做。

但是，凡心黑者，无不手毒；凡手毒者，无不往死里整。赵老二懂得，在最高权力的争夺战中，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既然走出第一步，就没法止住脚。这世上哪有心甘情愿拱手让位的皇帝，要不将他“弑”掉，江山只怕坐不牢靠。万一他懊悔了呢？想到这里，一不做，二不休，只有让他彻底蒸发，方为上上之策。那夜，开封城下着好大的雪，被弑者很快鼾声如雷地睡死过去，弑兄者悄没声地离开了禁宫，脚印马上被厚雪覆盖住，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王府。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烛影斧声”的千古疑案。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拥立新主的“苦迭打”，导演是赵匡义，不过没有打出来字幕罢了。“受禅之事，本起仓卒，其实乃太宗与赵普主谋”（王鸣盛《蛾术编》），“是故太祖之有天下，太宗之力为多”（恽敬《续辨微论》）。大戏开场时，赵匡胤一下子进不了角色，颇有点被动。赵匡义，加上赵普那个村学究，加上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个行伍弟兄，擐甲执兵，敲开他的门：“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逼着他当这个皇帝。

宿酲未消的他，吓得跳下行军床，显然很狼狈，众人哪管这些，“即被以黄袍，罗拜，呼万岁，掖乘马南行”。懵里懵懂的他，被人劫持着，一路呼啸，从前线回到开封。周世宗柴荣的孀妻弱子，哪见过这种刀枪林立的兵变阵仗，早乱了方寸。即使到了此时，赵匡胤还没有找到当皇帝的感觉，认为自己依旧是周世宗的殿前都检点，一位应该秉承太后懿旨的军头。所以，一见到当朝宰相范质，腿软心慌，“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续资治通鉴》）

元人罗贯中有出杂剧叫《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就是写陈桥兵变中赵匡胤初当皇帝时的情景。到底不愧是写了《三国演义》的大手笔，把赵匡胤捧着烫手山芋，不知如何当皇帝的尴尬，写得活灵活现。

这时候，柴荣的孤儿寡妻，已经拱手禅让，只求留条命在，可赵匡胤还是一口一声地“太后”、“幼主”，这场面，有点别扭，更有点滑稽，不过，情有可原，干什么行业都要有见习期，当皇帝也得有个熟练过程。罗贯中为他设计了一大段唱词，类似西方歌剧的咏叹调：“不争这老鸦占了凤凰巢，却不道君子不夺人之好？把柴家今日都属赵，惹万代史官笑。笑俺欺侮他寡妇孤儿老共小，强要了他周朝。”将这位天上掉馅儿饼正巧砸在头上的幸运儿心里那一份不安和忐忑、侥幸和恐慌、快活和紧张、不知未来和手足无措的懵懂，都和盘托出来。

公元959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坐享其成，某种程度上说是他老弟给他的。因此，赵匡义理直气壮地向他讨这个皇帝当。我想，这哥儿俩早期可能有一个轮流坐庄的君子协定。等到坐上龙椅，享受到权力的盛宴以后，老兄欲罢不能，不想履行诺言。“太祖既与太宗同得天下，则太祖传子，自无以服太宗之心”（恽敬《续辨微论》）。于是，老弟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被召进宫时，那鸩药就揣在怀里了。

权力的诱惑常使人目迷五色，失态失常，罔顾一切体面尊严、人格道德。在我熟悉的这个无足称道的文人圈子里，那狗屁大的一点权力，也让一班无聊之士钻营竞逐、排挤角斗、厮杀争夺，咬啃得不可开交。幸亏赵匡义的鸩药失传，不然，多少次追悼会大概都开过了。

看来，赵老二在开封府肯定有一间秘密的鸩毒制造工厂，产品不止一种，他下在赵匡胤酒杯里的鸩药，更属尖端。不但死得没有痛苦，而且死出焕然一新之感，真是太神奇了。据《续湘山野录》：“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如此看来，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阴谋，一切显然都按照早就拟定的脚本进行。

癸丑，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时夜四鼓，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赵匡胤之子）。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赵光义），见左押衙程德元坐于府门……与俱入见王且招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雪中步至宫。继恩止王于直庐，曰：“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皇）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资治通鉴后编》卷八）

修正史者，多为名列庙堂的官员，对于人和事，褒和贬，一字着笔，往往思量再三，持极审慎的态度。他们对于家国的盛衰兴亡、人物的悲欢离合，也不是心如古井、无动于衷的，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主流意识，总是要约束个人感情的弛张。野史作者多为藏身山林的文人，容易沸腾，容易爆炸，容易在笔墨中透露出爱憎分明的态度，所以，这种不受官方钳制的民间话语，或许比正史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以上这段文字，也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王继恩怎么说也算是赵匡胤的嫡系心腹，不然不会当大内总管，现在却左袒赵匡义，显然早被收买，成了他埋伏在老哥身边的特工；程德元，似乎是赵匡义的私人医生，半夜三更，大雪纷飞，坐在王府门口等候，更是匪夷所思。皇后不得不走当年柴荣孀妻的老路，只求饶命。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案：“太祖病在壬子，次日癸丑即死，且不及医人一脉，又时当十月，亦无急性疫疠可能。李焘《长编》记太祖后，泣告太宗，母子之命，尽托官家。毕氏《续通鉴》，则记太祖后泣，见晋王至，愕然。何为而泣？何为愕然？事固不难言也。”

谁知是不是王继恩私开宫门？谁知程德元是不是制鸩专家？还有那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在这次政变中扮演什么角色，都是大有疑问的。

宫廷里的权力斗争，从来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赵匡义的政变，无论怎样掩人耳目，仍是疑窦丛生。尽管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这部记载宋代早期史料的著作中，对这个“兄终弟及”的过程采取了讳莫如深的态度。但《湘山野录》、《建隆遗事》、《东都事略》等野史，就没有这种导向上的顾忌了，因而给后人留下了线索。即是以元代大臣脱脱主修的《宋史》说法“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辽史》说法“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一个“遂”，一个“自立”，字里行间，看得出正史也认为赵匡义取得帝位并不是正常的继承。明代张燧说过：“艺祖舍子立弟，亘古未有，烛影斧声之疑，恐难置喙于后世也。”

他在“斧声烛影”以后登上帝位，南唐、吴越、南汉等周边割据政权的降服者相继暴卒，死得十分蹊跷。据姚叔祥《见只编》：“李后主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毙，钱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八月二十四日毙。各以其生辰死者，盖猜忌未消，皆借生辰赐酒，而毒毙之也。”那个生怕喝鸩酒的刘，何其警惧，结果还是进宫吃了御赐的宴席后得急症而亡。西蜀的孟昶，据《国史旧闻》：“昶为惨死，但观其母不哭可知，与姚叔祥所记李煜、钱俶之死，当为相同。”孟昶五月乙酉抵开封，六月庚戌卒，死得也飞快了一点。那时赵匡胤尚在，估计负责慰劳这位降主的赵匡义又请他喝了鸩酒。

赵匡义对待已经降服的死老虎尚不肯放过，对于活老虎，其弟廷美，其侄子德昭、德芳，这些有条件有本钱跟他玩一玩“苦迭打”游戏的血亲，从他弑掉老哥那一刻起，就不打算放过。这一点，太祖的妻子宋后很清楚，她说，母子之命，系于官家，赵匡义还假惺惺地说共享富贵。其实，他在流出几滴鳄鱼泪的同时，也在生死簿上给这三位画了勾。

这个消灭政敌的过程，真可怕。太平兴国四年（979），德昭被迫自杀；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仅二十三岁的德芳突然夭亡；雍熙元年（984），廷美在忧悸成疾中死去；还有一个廷俊，太宗根本不承认是兄弟，说是来历不明的带犊子，自然也就不知所终。由于他把所有可能危及统治权力的亲属分别用各种残忍手段一一加以屠灭，赵氏皇族中的白色恐怖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以致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元佐也受不了频繁出现的惊吓，害了一场大病，最后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最后，这位权力狂人，箭伤复发，五内俱焚，死于非命，似乎也有一点罪有应得的意思。

强烈的权欲，驱使人堕落，驱使人无恶不作，这对赵匡义来说，是绝对应验了。

康德曾经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这是针对一般握权者的泛泛而言。而那些怀着私念、私心、私欲、私利的握权者，就更麻烦了。因为，即使是芝麻绿豆大小的权力，到了这些人的手中，也可能注入一份邪恶，而权力愈大，邪恶愈多，谁知道会制造出什么样的灾难后果呢？

我想，历史所以成为一面镜子，就是因为它能够给我们一点清醒。

若是权力加上清醒，足够大的权力，有足够多的清醒，赵氏兄弟的悲剧大概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