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辑 曾国藩做官之升迁
曾国藩年纪轻轻便官运亨通，成功的奥秘在于能够“借人之威，成己之实”。所以，升迁之道最重要的是，懂得积累人脉，懂得寻求靠山。
该借梯的时候必须借人遇逆境，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见识超群。然君子用以力学，借困衡为砥砺，不但顺受而已。
——曾国藩要想登往高处，必须借助梯子。借别人架好的梯子，顺势上去拿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既省力又省时。这个道理用到为人处世中，也非常适合。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做得非常巧妙。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平地而腾起，是因为他善于借梯子。他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这些人在当时都是位高权重之人。但颇让人费解的是，穆彰阿、肃顺的仕途生涯都不得善终，恭亲王也是在宦海中沉沉浮浮，而曾国藩则一帆风顺，官照升、荫照封，似乎他人的坎坷对他毫无影响。更让人奇怪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哪怕不共戴天，对前任的追随者斩尽杀绝，曾国藩也稳坐官位，岿然不动。这就很让人匪夷所思了。肃顺与穆彰阿是“仇人接班”，恭亲王与肃顺也是这样，曾国藩与穆彰阿、肃顺关系都非同寻常，他能自由地游走于他们之间。
就说曾国藩与肃顺关系的关系吧。咸丰后期，以肃顺为首以皇族出身的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组成的三人集团已经形成，他们都是皇室成员，越来越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肃顺是其中的领袖者，他对权力非常痴迷，遇事敢作敢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清政府一向厚待大臣，哪怕犯下了滔天大罪，以罪论死者也极少。
但肃顺在执掌大权的两三年内，为了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竟两次处死大臣，不顾清规戒律。此外，他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与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军机大臣杜翰等人结为死党，在朝中呼风唤雨。
如此大肆结纳党羽，打击大臣和政敌，这显然是肃顺想为他今后的独掌朝政扫除障碍。他的狼子野心，自然是不言自明。如此野心勃勃的人，对当时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是另眼相看。当时对湘军集团，不论采取哪种措施，无论是打击抑或笼络，都必须精心处理，以避人耳目。权重大臣与军队将帅往来密切，更是朝廷一大忌讳。正所谓树大招风，这样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引来杀身之大祸。这个道理，肃顺自然明白，因此他与湘军集团的交往小心翼翼，绝不敢贸然出动。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实有着微妙的联系。在肃顺结交的众多党羽中，有许多就是湘军集团中的成员，如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的属员尹耕云，就极受肃顺器重。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暗示，但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因为曾国藩善于揣摩政局，当他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更加感到肃顺不可依靠。自己不能拴在这棵容易撼倒的大树上，但又不能直接拒绝，得罪于亲王。因此曾国藩运用“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与肃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让人难以发现。
后来，肃顺集团的阴谋暴露，身败名裂。关于他与湘军集团交往的这类资料早已被销毁，无从查考，只在一些野史的记载中，偶有记述。
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官吏与之交往的书信，很多大臣纷纷落马，但曾国藩由于不与之文字往来，巧妙地躲过了一劫。正因为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又官加一级。
这件事生动地证明了，与肃顺相比，曾国藩的谋略更高一筹。
在竞争残酷的封建官场中，颇有心计者把别人的肩膀当梯子往上爬。有的奸臣为达到自己攀升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脸厚厚到唾口水自甘，心黑黑到黑虎掏心，其无耻也是不管名声脸面，只顾头上乌纱帽。曾国藩在任何时候，都不与朝中亲贵书信往来，无论是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还是他位高权重、一呼百应之时。但这不等于说，他与高层就没有交往，尤其是与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朝廷显贵，他依然在暗中操纵着“借计”，为自己的人生腾飞做准备。
跟曾国藩学一招“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的为官之道，“背靠大树好乘凉”
是今人的俗语。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颇有心机，城府很深。他巧妙地“借梯”，既愉悦了别人，也方便了自己。
远交近攻，找准突破的点利以近取，害以远隔。
——曾国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话用在曾国藩身上再准确不过了。他从深山野岭、黄土地中走出来，八年间连升六品十二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是皇帝倚重的红人。曾国藩的成功，不仅由于他自身的良好修养，更在于他善用“远交近攻”的官场战略。
曾国藩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他人缘很好，又很会经营。以道光二十一年的春节为例，他的成功值得借鉴。
这年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一员翰林，他要参加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四处拜年。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再拜同乡，最后拜同学。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极为尊敬。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在吴文镕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因此逢年过节，更是拜谢有加。曾国藩认为，这些老师是他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关系重要，不可忽略。老师们大多在内城居住，因此初一当天，曾国藩的主要行程便是棉花堂的六条胡同。在他们的寓所，曾国藩十分敬重地拜见了他的老师们。
初二这一天，曾国藩主要是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
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也必须尽职尽责。
比如湖广会馆事务是他主持，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把活动安排得很周到，颇得大家的尊崇。当时湖南已是独立的省份，有很多同乡在中央任职，因此曾国藩不仅拜访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还拜访了在京城显贵的一些湖北省籍人。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同年”，即同学。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的感情中是最相亲的。这种感情不同于其他任何感情，它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曾国藩主张对同年尽己力而为之，要有求必应。
《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的同年包括两部分：甲午乡试同年、戊戌会试同年。甲午年即道光十四年，因为这一年曾国藩高中举人。戊戌年是道光十八年，因为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所以，曾国藩对他的这些同年们极为重视。
以上记录的是曾国藩在京师的交际原则，如果说这体现了曾国藩的“远交”策略的话，那么他与祁隽藻的交往则是他善于“近攻”的成功实例。
祁隽藻也属曾国藩师长辈，当时颇得皇帝宠信，曾国藩与之交往密切。他知道祁隽藻喜爱字画，于是不辞劳苦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铺纸研墨，工工整整地给祁隽藻写了二百六十个一寸大的大字，恭恭敬敬送上。这件事让祁隽藻高兴不已。礼物虽小，但体现了曾国藩对他的重视和崇敬，从此祁隽藻对曾国藩大为赞赏，提携有加。
曾国藩从1840 年入仕为官，到1847 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飞黄腾达。官运如此亨通，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其实任何一个成功者，其发展都有迹可寻，曾国藩的成功当然也是如此。这原因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善于“远交近攻”，交可交之人，攻可攻之人，为自己做官铺平了道路。
跟曾国藩学一招曾国藩的成功，不仅由于他自身的良好修养，更在于他善用“远交近攻”的官场战略。交可交之人，攻可攻之人，才能为自己做官铺平道路。做任何事，都需要找准事情的突破点，一旦找到了这个突破点，往往可以事半功倍；如果找不到，则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甚至处处碰壁。
朋友多了路好走恭而无礼，遇君子固所深恶，即小人亦未尝不非笑之，枉自卑诌耳。
——曾国藩俗话说：“朋友多了路好走。”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多交各行各业的朋友，对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至关重要，这是百利无一害的。曾国藩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并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懂得利用自己建立的人脉资源来“借网捕鱼”。
曾国藩注重结交同盟。事实上，他建立的同盟网，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作为晚清的肱股之臣，他在官场上结交了各种各样的朋友。曾国藩用其庞大的关系网，来保证两点：进，可以一呼百应，大规模按自己的意志施政。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曾国藩的为官之道，颇有些类似于战国时代的连横合纵。
在曾国藩结交的人物之中，大约有几十人是湖南人，他们均为当年的湘军将领或幕僚。这些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四川、贵州及其以东的各省，其次主要分布在珠江流域、广东地区。由于过去曾国藩是军中统帅，而现在又是朝中重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了便于照应，湘军出身的地方大吏们都来往密切。他们休戚相关，呼吸与共，共同编织了一个巨大的、特殊的关系网，而其中的显著人物当然是曾国藩。在整个晚清时期，地方上的一些重要的职位都由曾国藩曾经的手下——湘、淮军将领担任。即使是朝廷上有大的兴革、大的动作，也都要先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方可行事。这也仿佛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定律。如果朝廷治罪其中的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引起轰动。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局”做得很大，以致连他自己都说：“长江三千里江面，都挂我的旗帜，否则就不能放行。”
随着地位越来越高，他越注重与人“牵手”，除了联盟当年的旧部外，为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势力，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与朝廷大臣结盟。比如大将军罗泽南，他文武双全、治军有方，在军事上说话颇有分量。他是曾国藩早年求学读书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
再比如李元度，他是曾国藩的忘年交，曾经患难相依，几次舍死护卫曾国藩。曾国藩本想让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与曾纪泽成了儿女亲家。
一方面有众多部下联手互助，另一方面又有如此多的“亲家”帮助，曾国藩的事业如虎添翼。成就大事中多了几份力量，他的官职越做越大。
作为现代人，我们面临着生存的激烈竞争，如何在这强手如云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答案是：要建立和维护好自己的人脉资源。你的人脉资源丰富，就意味着你做事情的机会会越多，你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官场上也是如此。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风云多变的官场犹如下棋，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要想成为“常胜将军”，就要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要广结善缘、多交朋友。当然，不是狐朋狗友、酒肉朋友，而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知心朋友。“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多交结朋友，集众人之力，这样才能更容易达到目的。
跟曾国藩学一招在官场上，曾国藩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并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懂得利用自己建立的人脉资源来“借网捕鱼”。一个人的力量即使再强大也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形成一个团队，建立一个庞大的朋友关系，这时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成为这个朋友关系网中的领军人物。
识时务方为俊杰作善岂非好事，然一有好名之心，即招谤招祸也。
——曾国藩“伏虎于匣”是韩非子的一则寓言，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一入牢笼后就只会摇尾巴乞食。为虎设笼不是为了防备老虎，而是要让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够制伏老虎。这个典故同样适用于官场。
曾国藩的几十年仕宦生涯，正如一只伏匣的老虎。他看透了封建官场的险恶，深知人一入仕途将毫无“自由”。虽然他知道生存艰难，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他对其九弟曾国荃出处的安排，足可见曾国藩的韬略。
曾家兄弟在沙场奋勇杀敌，为大清王朝搭上了好几条性命。曾国荃攻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下后，曾国荃设想，自己应该能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可是，事与愿违，清政府令其速离军营，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之位。这样安排是有理由的，因为曾国荃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尤其擅自处死李秀成一事，让清廷大不高兴。
作为兄长的曾国藩无可奈何，眼见其弟没有安排，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帮其弟奏请开缺（相当于今天的病假），回乡调理，以解除清政府的心病，避开舆论的锋芒。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藩1864 年9 月27 日出奏，10 月5 日即获批准，可谓是一拍即合，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
原本这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是为了能永久得到。然而，曾国荃并不领情，在开缺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不堪。是年11 月初，曾国荃迫于清廷的压力开缺回籍养病，从南京起程归湘。由于怨气太重，曾国荃终致大病一场。
为了帮其开窍，曾国藩呕心沥血。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收到了曾国藩的特殊礼物——七绝十二首。据说，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发泄胸中的不平之气。
在一般人看来，“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正是休养身心的大好时机”，但曾国荃不这样认为。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对于清廷不能论功行赏一事大为不满，言辞中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这大大辜负了曾国藩的期望。
曾国藩老谋深算，他知道弟弟树敌太多，一旦复出，势必会惹火烧身。于是，一再嘱咐曾国荃在家要老实，不要干扰地方政务。如他在1865 年4 月的家书中指出：“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插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对曾国荃的静养作了具体安排：一是修身养性，“弟弟子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多读古籍文章，“弟弟以不善做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扬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又寄去了自己历年所写的日记，希望曾国荃等明白他“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读书做人。
在曾国藩苦口婆心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待了一年多时间。一年后，清政府宣他出任山西巡抚，在曾国藩“以退为进”思想的指导下，他以“身体尚未康复”为由坚辞不受。于是，在1866 年2 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令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到，不可太矫情，敦促曾国荃出山：“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作势也”。曾国藩“旨意”已下，曾国荃决定出山。
从曾国藩对其弟曾国荃仕途生活的指导来看，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大的实力，总是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不能出风头太过，如果一意孤行，为所欲为，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曾国荃如果没有听从哥哥的劝诫，历史就可能要改写。
跟曾国藩学一招在官场上，要知进退，明时务，识好歹，也就是常言所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曾国藩曾这样说过，会做官的人都是能伸能屈，懂得好歹之人。做官不能死脑筋，有时需要圆滑做人、世故做事、能识时务。官场深似海，只有能看清形势，才能在官场上游刃有余。
进退必先观大局天下事总是在局外呐喊无益，必须躬身入局。
——曾国藩大局之内，任何事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局部的，要想把它做好，必须先认清大局的发展趋势，抓住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然后火借风势，成就事业。否则，纵有千条妙计、万般本事，亦难有所作为。
因为局部永远受制于整体。
曾国藩初办团练的时候，既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而且兵力发展缓慢，凄惨黯淡；而他想要办一支“劲旅”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止，由于他剿杀太平天国屡建奇功，被陆续封官授爵，但是巡抚一职一直与他无缘。攻克武汉后，他又与巡抚一职擦肩而过。
后来，他绞尽脑汁，甚至在守父丧期间公开向清政府要求“督抚”一职的位置，但未能如愿。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鼓动官文，上疏奏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曾国藩，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屡次三番的失败一度让曾国藩心灰意冷，但是后来事情发生了转机。江南大营溃败，这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将领立即聚于宿松曾国藩的大营，开始紧张的密谋。他们在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个日夜，就“共赴”艰难问题，达成了共识。
这就是湘军史上著名的“宿松会议”，是事关湘系势力的发展的重要会议。会议预测，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将进行重大的人事调整，而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个预测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事情果然如他们所预想的那样，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的旨令便到了：“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至此，曾国藩总算长舒了一口气，从此才可以名副其实地大干一场。
曾国藩荣升总督之后，不会忘记联系时代脉搏。曾国藩所要把握的时代脉搏，就是指朝廷内的变故以及清王朝的命运。
1861 年7 月咸丰皇帝驾崩，消息被一再封锁，曾国藩是在8 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通过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得知的。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 月15 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接到一道谕旨，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通过这道谕旨，曾国藩对朝廷内的大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拖延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朝廷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因此必须“悉归节制”。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过去长期受清廷的猜忌，自从1860 年解散湘军以后，才得以重用，其权势日渐增大，地位稳步上升。
现在，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清廷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任他为两江总督。清廷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有如慢性自杀。
但此时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太平天国，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行动的方向。首先要不断壮大湘军的军事实力。随着湘军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对这一点，曾国藩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
如为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李元度参劾革职，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深厚交情并被称为是“三不忘”的朋友；为出积之已久的一口恶气，故意拖延救援，致使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
通过一系列的理性安排，湘军的实力不断壮大，为后来攻下天京做了有力的准备。而这些，都是曾国藩在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后，所做出的巨大安排。
跟曾国藩学一招但凡做大事的人，必须要有深远的谋虑，于别人不能发现的地方寻找机会，在别人不敢做的时候大胆出击。而要做到这些，必须具有对大局把握的能力。只有对现实有深刻的洞察能力，在战略上制定一个明确的规划，方能成就一番伟业。
适时展露才华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众人事；让美归功，此君子事；分怨共过，此盛德事。
——曾国藩有些人喜欢卖弄才华，不懂得收敛锋芒，结果招惹了一身麻烦，不但机遇没抓到，反而惹得一身不是，这就是因为不懂得“瞒”的好处。
反之，则能够成就一番大业。
三国时期，庞统是与诸葛亮齐名的能人。但庞统天生怪异，相貌丑陋，因此不太受人喜欢。他先投奔吴国，孙权嫌他相貌丑陋没有留用他。
后来，庞统便准备投奔蜀国的刘备。临行前，孔明交给庞统一封推荐信，表示一旦刘备见此推荐信定当重用他。
可是庞统见到刘备时并没有将推荐信呈上，而是隐瞒自己的身份，以一个平常谋职者的身份求见。因此，刘备只让他去治理一个不起眼的小县。
虽然如此，身怀治国安邦之才的庞统并没有为此而耿耿于怀，他深知靠人推荐难掩悠悠众口，他要在该露脸的时候才露脸。
于是，庞统当着刘备的心腹、爱弟张飞的面，将一百多天积累的案件用不到半日就处理得干净利索，曲直分明，令众人心服口服。
正是因为庞统深谙藏露得当的做事之计，使得他步步高升，不久后便被刘备提升为副军师中郎将。
清末名臣曾国藩也是深得此计精髓的人。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水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咸丰十一年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
同治元年正月，又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之一。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曾国荃统兵近二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七次表彰；
曾国葆也统兵五千之众。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曾氏家族堪称“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家门的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且小心翼翼，时刻隐藏自己的锋芒。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他人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对于这样的贪官，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必须给他点好处。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很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证明，曾国藩此举十分成功。
可见，自古身居高位都是非常危险的，只有时刻隐藏自己的锋芒，与人分享功劳，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自谦、与人为善的谦卑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跟曾国藩学一招做官也是一门做人的学问，它要求你既不能在别人面前炫耀、表现自己，以免遭到别人的排挤和嫉妒，又不能使得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就此埋没。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够选择在最恰当的时候，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做到了既没有得罪他人，又使自己得到了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