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增长：幻觉与现实

目前，虽然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但是新兴经济体正在追赶发达国家，似乎呈现出全球趋同的趋势。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追赶过程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在贫穷国家的投资带来的。相反，历史经验表明，当贫穷国家能够靠自身开展投资时，发展成果会更好。抛开有关全球趋同的核心议题外，我在这里还想强调一点，即21世纪世界可能重新回到慢增长模式。更确切地说，我们将发现除特殊时期或追赶时期外，增长总是较为缓慢的。而且所有迹象都显示增长率（或者至少是人口增长率）将在未来继续趋缓。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议题及其与趋同过程和收入差距演变的关系，我们将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人口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换言之，增长总是包含一个纯人口部分和一个纯经济部分，而且只有后者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在公开辩论中，人们经常忘了区分这二者，似乎默认人口的增长已经完全停滞，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虽然各种迹象显示我们正在缓慢地走向这一方向。例如在2013～2014年，由于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突破3%，而全球人口增长率依然接近1%，因此全球人均产出值和全球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略高于2%。

从极长期视角看增长

在讨论现有趋势之前，我要回拨时光，追溯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增长的各个阶段及其幅度。表2.1显示了增长率在一个极长时期内的变化，其中凸显了几个重要现象：第一，在18世纪开始的增长起飞时期，年增长率相对温和；第二，增长率中人口部分和经济部分所占的份额大致相同。根据现有的最佳估计，1700～2012年全球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1.6%，其中人口和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均为0.8%。

如今看来，上述增长率可能很不起眼。因为在现代的讨论中，低于1%的年增长率往往被视为不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认为只有达到每年3%～4%甚至更高，才会发生实际的增长，比如“二战”后欧洲的“辉煌30年”或者当前的中国。

其实，如果人口和人均产出的年增长率在很长时期内维持在1%左右（例如1700年以来的情形），应该算是非常快的增长，尤其是与工业革命之前多个世纪接近于零的增速相比。

根据经济学家麦迪森的计算，公元元年到1700年间人口和经济的年增长率均低于0.1%，其中人口增长率为0.06%，人均产出增长率为0.02%。

此类估计的准确性当然存在疑问。我们掌握的有关公元元年到1700年间全球人口增长率的信息其实非常少，关于人均产出的信息则更少。不过，无论具体数据存在多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从远古时期到工业革命前的增长速度很慢是毫无疑问的，肯定不超过每年0.1%～0.2%。原因相当简单，更高的增长率意味着公元纪年之初的世界人口会少到令人难以置信，或者生活标准会大大低于可接受的基本水平。基于同样的原因，未来多个世纪的增长率则可能返回很低的水平，至少其中的人口增长率是如此。

累积增长定律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所谓“累积增长定律”（law of cumulative growth）的实际效果。该定律的含义是，很低的年增长率如果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会导致巨大的不同。

例如，全球人口总数在1700～2012年的年增长速度仅为0.8%，意味着在过去的3个世纪，人口数量增加了10倍多。1700年全球人口总数仅为6亿，而2012年人口总数超过70亿（见图2.1）。如果这一增速在今后3个世纪保持不变，2300年全球人口总数将突破700亿。

为了更加直观地描述累积增长定律的爆炸式效应，表2.2列出了年增长率（报告数据）与长期增长倍数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每年1%的增长率将使样本总数在30年后达到原来的1.35倍，在100年后达到3倍，在300年后达到20倍，在1000年后超过2万倍。从表中可以发现，每年超过1%～1.5%的增长率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否则会导致人口数量天文数字式的暴涨。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时间跨度选择的不同可能引出关于增长过程完全相反的观点。在1年的时间内，1%的增长率显得非常慢，几乎感受不到。当时人们可能不会发现任何变化，对他们而言，这样低的增长率与完全停滞似乎没有区别，每一年都几乎是上一年的简单重复。因此，增长率似乎是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只有纯粹的数学或统计意义。然而，如果将时间跨度扩展到一代人，即30年左右（这是评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发生变化的最有意义的时间跨度），那么同样的增长率将意味着1/3左右的增幅，是相当大的变化幅度。虽然与年增长率达到2%～2.5%的情形（可导致每一代人的指标翻番）相比，这一变化还不是那么惊人，但是1%的增长率也足以定期和深刻地影响社会面貌，并且会在极长的时间之后造成彻底的改变。

累积增长定律在本质上等同于累积收益定律。累积收益定律的含义是几个百分点的年收益率经过数十年的叠加，会自动引起原始资本数额的巨幅增长。其前提条件是收益不断地用于再投资，或者资本所有者只把一小部分（相对于社会的增长率）收益用于消费。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明显而细小的差距，将在长期内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演变产生强大而不稳定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本书的所有结论都依据累积增长定律和累积收益定律得来，所以读者有必要预先熟悉这些概念。

人口增长的不同历史阶段

现在转入对全球人口增长的考察。

假如1700～2012年的人口增长（平均每年0.8%）起源于古代，并一直持续，那么全球人口总数在公元元年到1700年增加了10万倍。我们估计1700年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意味着耶稣诞生时的人口总数只有不到1万人，少得荒谬。即使把人口增长率降至0.2%，经过1700年的时间跨度，也意味着初期的人口总数只有2000万。然而现有最可靠的资料显示，公元元年的全球人口总数超过2亿，仅罗马帝国就有5000万人。不管历史资料和有关这两个时点的全球人口估计有什么缺陷，我们还是有十足的把握认为公元元年到1700年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低于0.2%，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不到0.1%。

与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这种增长极为缓慢的马尔萨斯式社会并不是处于人口完全停滞的状态。虽然增长率相当低，经过数代人形成的累积人口增长还往往在几年内被瘟疫和饥荒清零，但全球人口总数依然在公元元年到1000年间增长了约1/4，在1000～1500年增长了约一半，在1500～1700年又增长了约一半，最终这个时期的年增长率接近0.2%。增长的加速很可能是个非常渐进、极为缓慢的过程，且与医疗知识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密不可分。

公元1700年后，人口增长显著提速，18世纪的年均增长率约为0.4%,19世纪约为0.6%。1700～1913年，欧洲（包括其在美洲的殖民地）的人口增长率达到历史峰值，但在20世纪出现回调，增速下降了约一半，1913～2012年为0.4%，远低于1820～1913年的0.8%，出现了所谓的“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现象，即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不再抵消出生率的降低，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回到较低的水平。

然而在亚洲和非洲，出生率依然远高于欧洲，因此20世纪的人口增长达到令人眩晕的高速，每年约为1.5%～2%，相当于人口数在一个世纪之后达到原来的5倍以上。20世纪初期，埃及的人口仅略多于1000万，如今已超过8000万。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当年的人口都仅有2000万出头，如今都超过1.6亿。

有趣的是，亚洲和非洲在20世纪达到的1.5%～2%的年增长率与美国在19和20世纪的情况大致相当（见表2.3）。如前文所述，美国的人口从1780年的不足300万猛增到1910年的1亿，再到2010年的3亿多，在短短两个世纪之内实现了100倍以上的增长。当然，两者之间存在关键的区别：新大陆的人口增长很大部分是从其他大陆迁入的移民，尤其是从欧洲；而亚洲和非洲1.5%～2%的高增长率完全是自然增长—出生率超出死亡率带来的人口增长。

由于人口增长加速，全球人口增长率在整个20世纪达到前所未有的1.4%，远远高于18和19世纪的0.4～0.6%（见表2.3）。

此外，我们刚刚开始走出这个开放式人口加速增长阶段。全球人口在1970～1990年以每年1.8%的速度高速增长，仅略低于1950～1970年1.9%的历史纪录水平。即使在1990～2012年，平均增长率仍有1.3%，依然是非常高的水平。

根据官方预测，全球人口转型的进程现在将加速，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最终趋于稳定。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人口增长率将在21世纪30年代降至0.4%，到21世纪70年代稳定在0.1%左右。如果该预测正确，全球人口将重回公元1700年前的极低增长状态。全球人口增长率将在1700～2100年将呈现出巨大的钟形曲线，其中峰值是1950～1990年的近2%（见图2.2）。

需要注意的是，21世纪后半叶的预期人口增长（在2050～2100年为0.2%）将完全来自非洲大陆（其年均增长率为1%），其他三个大陆的人口增长则可能趋于停滞（美洲为0）或进入负增长（欧洲和亚洲分别为-0.1%和-0.2%）。在和平时期出现如此漫长的人口负增长期将是史无前例的（见表2.3）。

人口负增长？

上述预测显然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首先，这些预测取决于预期寿命的变化，或者说部分取决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其次，也取决于人们未来的生育决策。如果把预期寿命视为给定值，人口增长率将由生育率来决定。所以不可忽略的是，父母决定生育的子女数量的细微差别可能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然而人口史告诉我们，生育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受到文化、经济、心理以及与个人选择的生活目标有关的自身因素等的影响。生育决策还取决于不同国家为协调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而决定提供或不提供的各项物质条件，例如学校、托儿所、男女平等待遇等。这些议题在21世纪的政治讨论和公共政策中的重要性无疑将越发突出。因此在上述的人口变化总图景之外，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地区差异和突发变化，其中许多与每个国家历史上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最惊人的逆转无疑发生在欧洲和美洲之间。1780年，西欧的人口总数已超过1亿，北美洲则仅有300万，当时恐怕没有人想到后来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到2010年，西欧的人口数量略多于4.1亿，而北美洲已达到3.5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这个赶超过程将在2050年实现，届时西欧的人口将增至约4.3亿，而北美洲为4.5亿。这一现象是什么原因所致？除了新大陆不断接受的移民外，还在于其生育率远高于欧洲国家。欧美在生育率上的差距一直持续到现在，甚至对那些祖上从欧洲移民到北美的人群也是如此，人口学家们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能解释这一现象。但十分清楚的是，北美的高生育率并不是由于政府的家庭扶持政策更为慷慨，因为在北美此类政策基本上不存在。

这个差异是否可以解读为北美洲的人们对未来拥有更强烈的信念、新大陆的乐观精神，或者说对他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更抱希望？在涉及与生育有关的复杂决策时，我们不能预先排除任何心理或文化的因素，任何缘由皆有可能。当然，美国的人口增速实际上在稳步下降，倘若加入欧盟的移民继续增加，欧洲生育率上升，或者欧洲人的预期寿命与美国人的差距加大，目前两个大陆的人口走势也可能逆转。联合国发布的预测并不具有必然性。

在每个大陆内部也能发现大幅的“人口转折”（demographic turnarounds）现象。18世纪，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如前文所述，扬和马尔萨斯都将此视为法国农村贫困乃至大革命爆发的根源。不过，人口转折现象在法国的出现早得异乎寻常，生育率下降使其在19世纪就出现人口增长停滞，通常认为这是由同样出现很早的去基督教化运动所致。但在20世纪，法国又出现了不寻常的生育率提升，通常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后采取的鼓励生育政策以及1940年战败后的创伤。法国的赌注有可能得到丰厚回报，据联合国预测，法国的人口将在2050年左右超过德国。我们很难分辨这种逆转的起因，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等因素都会产生影响。

另一个更大规模的案例，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影响已广为人知。这一政策制定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中国还担心自己摆脱不了欠发达国家的宿命，而现在它正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在这项激进的人口政策实施之初，中国的人口大约比印度多出50%，如今却已快被这个邻国超越。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印度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当然这并不绝对，人口史由个人选择、发展战略和国民心理（包括私人动机与国家动机）等共同作用而成。没有人能在当前时点肯定地声称知道21世纪的人口会出现怎样的转折变化。

因此把联合国的官方预测视为 “最可能出现的情形”（central scenario）是不客观的。实际上，联合国还发布过另外两组预测情形。不出所料，这些情形对2100年的预测的差距非常大。

然而基于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最可能出现的情形依然出现概率最大。在1990～2012年，欧洲的人口数量处于停滞状态，其中有几个国家还出现了负增长。在21世纪初，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的生育率已低于每名女性1.5个子女，仅依靠预期寿命的延长与大量的移民迁入才避免了人口的快速减少。基于这些事实，联合国关于欧洲的人口在2030年之前为零增长、2030年之后轻微负增长的预测应该一点儿也不夸张，属于非常合理的预测。联合国对亚洲和其他地区的预测也同样具有合理性。日本和中国目前出生的这代人的人数大约比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少1/3，人口转型过程已基本完成。个人决策和政府政策的变化可能对上述趋势带来小幅影响，例如可能把小幅负增长（如日本和德国）转为小幅正增长（如法国和北欧国家），这已经算是很显著的改变，但是至少在今后数十年内，我们不太可能看到更大的变化。

极长期预测的不确定性当然要大得多。然而请注意，如果1700～2012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每年0.8%）再持续3个世纪，全球人口总数将在2300年达到700亿。当然，以下场景不能完全排除，例如，生育行为可能发生变化，技术进步能够使增长带来的污染比现在所能想象的少得多，使产出由几乎非物质化的新型产品和服务构成，消耗的是极微量碳排放的可再生能源等。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人口达到700亿是既不合理也不可取的结果。最可能的假设是未来几个世纪的全球人口增长率将大大低于0.8%，而联合国做出的0.1%～0.2%的极长期官方预测颇具合理性。

增长对于社会平等的影响

归根到底，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人口增长进行预测，而是承认多种可能性的存在，然后分析它们对财富分配变化的影响。人口增长除了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相对实力带来影响外，还与社会不平等状况具有重要联系。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时，强劲的人口增长往往能发挥均等化的作用，因为它削弱了继承财富的地位—每一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

设想一个极端案例，假如世界上每对夫妇都有10个子女，我们很容易理解继承财富的地位下降这个普遍规律，因为家庭财富在每一代人都要分为10份。在这样的社会中，继承财富的总体地位将被严重削弱，大多数人会更加现实地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储蓄为生。

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持续补充现有人口的社会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比如美国。假如大多数移民来时并没有携带太多财富，那么从前代人继承下来的财富的数量，相对于通过储蓄积累的新财富而言，必然较为有限。然而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还有其他类型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以及各自群体内部）的不平等。因此，移民较多的社会并不适合与主要依靠自然增长（新生儿）的社会进行国际比较。

接下来，我将说明强劲的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广到经济高速增长（不仅仅是人口增长）的社会中。例如，假设某个社会的人均产出每过一代人就会增加10倍，此时人们更看重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能得到的收入和储蓄，因为前代人的收入远远少于当代人的收入，来自父母和祖上累积的财富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重要性。

与之相反，人口增长停滞或者（更糟糕的是）减少会造成前代人累积的资本的影响力增强。经济发展停滞也具有同样的效应。此外，在增长较慢时，资本收益率很有可能远远超出经济增长率，正如本书导言中谈到的，这种情况是财富分配在长期内出现巨大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历史上那些由资本主宰、由继承财富决定人们阶层地位的社会（包括传统的农业社会和19世纪的欧洲国家），只有在低增长条件下才能出现和维系下去。因此我将考察低增长状态的回归（如果发生）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资本积累的变化和不平等结构，尤其是继承财富即将卷土重来这一长期现象已经在欧洲产生了影响，并可能扩展至世界其他地区。由此可见，预先熟悉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历史对我们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

另外，值得讨论的是，还存在一种机制使得增长能够缩小不平等，或至少使得精英阶层的更迭速度加快。该机制是对上一种机制的可能的补充，但影响不那么重要，也更具有争议。在增长率为零或者极低时，各类职业活动以及各种经济和社会功能，都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没有变化地重复。相反，持续增长（即使增速仅为每年0.5%、1%或1.5%）则意味着新的功能不断出现，每一代人都需要掌握新技能。鉴于偏好和能力在各代人之间只能部分传递下去（不像土地资本、房地产及金融资产的继承那样机械/自动地完成），对家庭出身不属于精英阶层的人来说，增长将有助于提高其社会流动性。这种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缓和，但从理论上讲，的确会限制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复制和加剧，从而能在长期把收入不平等约束在某个范围之内。

传统观点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对发挥个人的天赋和资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观点虽然有合理性，但是自19世纪早期以来却被滥用来为所有不平等现象辩护，而不论其不平等的程度及其原因，同时还以各种所能想到的美德来歌颂新兴工业经济的赢家。例如曾经在法国七月王朝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迪努瓦耶（Charles Dunoyer）在1845年发表的《论工作自由》（De la liberté du travail）一书中表达了此类观点（当然也表达了他对任何形式的劳动法规或社会法规的反对态度）:“工业体系的影响之一就是摧毁人为的不平等，但这只是更加清楚地凸显了自然的不平等。”据迪努耶瓦所说，自然的不平等包括身体、智力和道德等各层面能力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经济增长和到处可见的创新至关重要。这也是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的理由：“杰出的能力……是所有伟大和有用的事物的源泉……把一切都均等化就会让一切都陷入停滞。”现在我们有时也能听到类似的说法，例如新兴的信息经济能让最有才华的人把他们的生产率提高很多倍。但是实际上，此类观点往往被用于为极端不平等和赢家的特权辩护，而没有充分考虑失意者，没有充分正视现实，没有真正去核实这个十分便捷的原则是否足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变化。后文还将继续对此进行讨论。

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

接下来看看人均产出的增长。如上文所述，在1700～2012年，人均产出的增速与人口增速大致相当，约为每年0.8%，意味着3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约10倍。目前，全球人均收入约为每月760欧元，在1700年全球人均收入不足70欧元，与2012年撒哈拉以南最贫困的非洲国家类似。

这个对比有一定启发意义，但不能过分夸大。在比较非常迥异的社会和时期时，我们必须避免用简单的数字来概括所有事情，例如“A社会的生活水平比B社会高10倍”。在增长率达到较高水平时，人均产出的概念比人口的概念要抽象得多，人口至少对应着可以触摸的现实，计算人数比计算产品和服务要容易得多。经济发展则来源于生活方式、消费和生产的产品及服务类型的多样化，因此必然是个多维度的发展过程，这个本质使其不可能用简单的货币化指数进行完美的概括。

以发达国家为例，在西欧、北美和日本，人均收入从1700年的每月约100欧元增长到2012年的超过2500欧元，增幅超过20倍。生产率或每个工作小时的产出的提高幅度更大，因为每个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显著下降，随着发达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投入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例如工作日的时长缩短、假期延长等。

这一惊人增长有很大部分是在20世纪发生的。1700～2012年间，全球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0.8%，其中18世纪该增长率仅为0.1%,19世纪为0.9%,20世纪达到1.6%（见表2.1）。西欧国家3个多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长率为1.0%，其中18世纪为0.2%,19世纪为1.1%,20世纪为1.9%。欧洲的平均购买力在1700～1820年几乎没有增加，但在1820～1913年增加了1倍多，在1913～2012年又增长了6倍多。大致来讲，18世纪与之前的若干个世纪一样仍然在经济停滞中挣扎，19世纪才首次出现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但很大部分人口仍未从中获得显著收益，至少在19世纪最后30年之前是如此。直到20世纪，经济增长才成为对所有人而言都切实可见、确定无疑的事实。20世纪初期欧洲的人均收入还不足每月400欧元，2010年已达到2500欧元。

购买力的乘数达到20、10或者6，有什么具体含义？这显然并不代表2012年欧洲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与服务比1913年多6倍。例如，平均的食品消费显然没有增加6倍。如果消费有那么大幅度的增长，说明基本的饮食需要早就满足了。对欧洲乃至其他任何地区来说，从长期来看，购买力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依靠消费结构的改进，即消费者的购物篮最初主要是装满了食品，逐渐让位于更为多样化的产品（制造品和服务）。

此外，就算欧洲人希望2012年的消费比1913年多6倍，也是做不到的。因为某些物品的价格的涨速比“平均”价格快，另一些的涨速慢，购买力并不是对所有商品和服务都增长了6倍。在短期内，“相对价格”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有理由认为政府行业公布的“平均”价格指数能保证我们正确计算购买力的变化。但在长期内，相对价格会有巨大改变，主要是由于新型商品和服务的涌现，普通消费者的购物篮的构成会有显著不同。因此，无论统计学家采用多么复杂的技术来测算他们监视的数千种价格并根据产品质量进行调整，平均价格指数依然难以准确反映实际发生的变化。

购买力增长10倍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准确衡量工业革命以来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唯一办法是用现在的货币测算收入水平，然后与不同时期提供的多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对比。在这里，我把通过该方法得到的主要结论简单总结如下。

标准的做法是区分出三种类型的商品和服务。对工业品而言，生产率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所以该行业的产品价格相对于总体的平均价格会下降。对于食品行业而言，从极长期来看，生产率持续大幅提高，从而能用更少的劳动力养活大量增加的人口，把更多劳动力解放出来参与其他生产活动。然而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速依然慢于工业部门，因此食品价格的变化与总体的平均价格相当。对于服务业而言，生产率增速通常较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没有增长，劳动力所占的份额持续提高），服务的价格上涨快于总体的平均价格。

这种划分方式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大致说来没有问题，但该划分方式还需要进行深化，使其更为准确。实际上，三个行业内部具有多样性。许多食品的价格与总体的平均价格涨幅相当。例如在法国，每公斤胡萝卜的价格在1900～2010年与总体价格指数涨幅相近，因此以胡萝卜来代表的购买力与平均购买力都提高了近6倍。20世纪初，普通工人每天的收入大约能购买接近10公斤胡萝卜，到21世纪初则能购买近60公斤。然而对其他一些食品（如牛奶、黄油、鸡蛋和普通奶制品）而言，加工、制作和包装等方面的重要技术进步使其相对价格下降，导致购买力的增幅实际上超过6倍。交通运输成本在20世纪显著下跌所惠及的产品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例如以能够购买的橘子数量来衡量法国的购买力，涨幅会达到10倍，以香蕉来衡量则是20倍。相反，如果以能够购买的面包或肉类来衡量，涨幅则不足4倍，不过出售的产品的质量和品种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进步。

工业制造品的情形更为复杂，主要是由于新产品的大量引进和性能的大幅提升。近年来经常提及的例子是电子和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和移动电话在20世纪90年代的进步与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在21世纪初及之后的进步，使得对它们的购买力在非常短的时限内提高了10倍—价格下跌了一半—同时性能提高了5倍左右。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工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经常能看到同样惊人的案例。比如自行车，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产品销售目录上最便宜的型号需要花费普通工人6个月的工资，而且还是非常初级的自行车，“轮子上仅包裹着一条硬橡胶，只在前轮上装有一片刹车片”。后来的技术进步使自行车价格到1910年已降至约1个月的工资水平，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能够用不到1周的平均工资买到高质量的自行车，配有“可拆卸的轮子、两片刹车片、链条和挡泥板、坐垫包、车灯和反光镜等”。总体来说，即使不考虑产品品质和安全方面的巨大进步，以自行车来计算的购买力在1890～1970年也提高了约40倍。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对比电灯泡、家用电器、成套餐具、服装和汽车的价格历史与平均工资水平，我们很容易找到大量类似的案例。

所有这些案例都表明，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指数来总结全部变化（例如生活水平从A时期到B时期提高了10倍）是多么苍白。在家庭预算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如此剧烈、各种产品的购买力变动如此悬殊时，计算平均数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其结果高度依赖于对权重的选择和对品质的衡量，而且非常不确定，尤其是跨越多个世纪进行比较时。

不过，这些缺陷丝毫都不会影响增长的现实性。恰恰相反，物质生活条件自工业化以来有了显著而巨大的改进，让全世界的人们能够得到更好的食品、衣服，以及旅行、教育和医疗服务等。测算较短时期（如一两代人）的增长率依然很有意义，在30～60年时间里，每年的增长率究竟是0.1%（每代人的增速为3%）、1%（每代人的增速为35%）还是3%（每代人的增速为143%），会使最终结果出现相当明显的差距。只是在极长期中，增长率的累积会造成乘数的巨大悬殊，这时会使数字失去部分含义，成为相对抽象和主观的概念。

增长：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为了得出结论，我们引用多样化表现最为突出的服务业的例子。从理论上讲，结论很明显，即服务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更慢，以服务来计算的购买力的增长幅度较小。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若干个世纪以来没有重大技术革新的“纯”服务，例如经常被提到的理发，理发花费的劳动时间与一个世纪之前基本相同，因此理发的价格与理发师的工资保持着相同的涨幅，所以理发师的工资又与社会平均工资和收入水平有着大致相同的变化。也就是说，21世纪普通工人1个小时的收入所能购买的理发服务，与100年前的普通工人1个小时收入所能购买的数量相同，以理发为单位的购买力完全没有增加，实际上可能还略有减少。

事实上，服务品类如此多样化，以至于服务业行业自身的定义都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把国民经济划分为三个行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20世纪中期形成的观念，当时这三个产业在经济活动和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大致相当，至少处于可比的级别（见表2.4）。然而当发达国家中70%～80%的劳动力都在服务业就业时，这种产业划分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对于贸易的本质和全社会提供的服务提供不了有效的信息。

服务业包含极其广泛的经济活动，其增长是19世纪以来生活水平改善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了进行深入考察，我们将服务业划分为几个子行业。首先是医疗和教育服务，在最发达的国家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20%以上，与所有工业部门之和相当。各种证据表明，随着医疗业的进步和高等教育的稳步增长，这个子行业还将继续扩张。其次是零售、酒店、餐饮和文化休闲业，就业人数通常占全部就业的20%，同样也在快速增长。再次是对企业的服务（如咨询、会计、设计和数据处理等）、房地产和金融服务（如房地产代理、银行、保险等）以及交通运输业，占全部就业人数的20%左右。另外，政府和安保服务（行政机构、法院、警察和军队等），在大多数国家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10%。官方统计中发布的以上服务业在就业中的比重为70%～80%。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服务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医疗和教育）通常靠税收的资金来负担，而且对客户免费。各国的筹资细节各不相同，税收负担的具体比例也不同。例如欧洲国家的比例高于美国和日本。不过在所有发达国家，来自税收的资金比重总体上较高，大致说来，医疗和教育服务有一半的成本靠税收来负担，在某些欧洲国家甚至超过3/4。这给极长期内不同国家生活水平提高的衡量和比较带来了新的困难与不确定性，而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医疗和教育行业在最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超过20%（未来无疑还会提高），同时代表着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生活水平改善中最切实可见和最引人关注的部分。在过去的社会，人们的预期寿命只有40岁，绝大多数人是文盲，而今天人们的寿命普遍达到80岁，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定文化水平。

在国民账户中，为公众免费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价值通常是基于政府承担的生产费用来估算，并最终由纳税人支付。这些成本包括公立医院、中小学和大学雇用员工的工资。测算服务价值的办法存在缺陷，但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而且显然优于把免费公共服务完全排除在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之外、只关注商品生产的做法。完全不考虑公共服务在经济理论上是荒唐的，因为这会人为地低估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尤其是对于选择采用公共教育和医疗体制，而非由私人来提供相关服务的国家，即使这两种体制提供的服务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目前用以计算国民账户的方法具有纠正上述偏差的优势，但还不够完美，特别是对于所涉及的服务的质量没有客观的测算手段，不过目前也正在考虑采取各种矫正办法。例如，假如私人医疗保险体制的成本高于公共医疗体制，却没有带来质量的真正提升（对比美国和欧洲，可以发现这种情况），那么主要依靠私人医疗保险体制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被人为地高估。同时还应注意，国民账户统计习惯上并不计算对医院、中小学和大学的建筑及设备的公共资本的补偿，结果导致把医疗和教育服务私有化的国家会人为地显著拔高国内生产总值，而生产出来的服务和员工得到的工资其实没有变化。这种以成本为基础的统计方法可能使医疗和教育的基本“价值”被低估，这些服务领域快速扩张时期的增长率也可能被低估。

在长期内，经济增长能明显改善生活水平是确定无疑的。现有的最佳估计表明，全球的人均收入在1700～2012年增长了10倍以上，从每月70欧元增至760欧元，在最富裕的国家增长了20倍以上，从每月100欧元增至2500欧元。鉴于测算这种剧烈变化的难度，特别是使用单一指数来进行描述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过分迷信数字，因为这些信息只能提供数量级上的参考，并不代表太多含义。

增长的终结？

下面来看未来的情形。上文描述的人均产值的大幅增长是否会在21世纪无情地减慢？我们是否正由于技术或生态等方面的原因（或同时由于这两方面因素）而走向增长的终结？

在尝试作答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的增长虽然结果非常壮观，年度增长率却几乎都处于很低的水平，通常不超过每年1%～1.5%。增长率明显更快（每年3%～4%或更高）的历史案例仅发生在加速赶超其他先进地区的国家。这样的过程在追赶实现后就会自然终结，因此只能是过渡性质，有时期限制。还有，此类追赶现象显然不可能在全球同时发生。

从全球层面看，1700～2012年的人均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0.8%，具体来说是1700～1820年为0.1%,1820～1913年为0.9%,1913～2012年为1.6%。如表2.1所示，我们发现1700～2012年的世界人口增长率同样为平均每年0.8%。

表2.5显示了每个大洲在各个世纪的经济增长率。在欧洲，人均产值增长率在1820～1913年为1.0%,1913～2012年为1.9%。美洲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在1820～1913年为1.5%,1913～2012年也是1.5%。

这些细节并不十分重要，关键的一点在于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某个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能够在较长时期里保持超过每年1.5%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如果看最近数十年，我们会发现最发达国家的增长率甚至还更低，1990～2012年，西欧国家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为1.6%，北美为1.4%，日本只有0.7%。正如我开始提到的，将这一事实牢记于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许多人还以为正常的增长率应该是每年至少3%～4%，而历史和逻辑都表明那只是人们的幻觉。

有了这些不同寻常的理论做准备后，我们将对未来的增长率做出怎样的推断？罗伯特·戈登等经济学家相信，大多数发达国家（从美国开始）的人均产值增长率注定会下降，在2050～2100年可能跌至每年0.5%以下。戈登的分析基于那些自蒸汽机发明和电力引入以来一波波多样化创新浪潮之间的比较，他发现最近的创新潮流（包括信息技术革命）与之前的时期相比潜在增长量要低，原因在于它们对生产方式的颠覆和对整个经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小。

就像之前在预测人口增长时所保持的谨慎态度一样，我不会去预测21世纪的经济增长前景，而是分析各种可能的情形对财富分配变动的影响。在我眼里，预测未来的创新步伐与预测未来的生育率一样难以捉摸。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很难以高于每年1.5%的速度保持增长，但我无法判断确切的增速应该达到0.5%、1.0%还是1.5%。我将要阐述的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基于如下假设：发达国家的长期人均产值增长率为每年1.2%，这比罗伯特·戈登的预测（我认为他的看法略有些悲观）更为乐观。然而，这种增长水平较难实现，除非能开发出新的能源来取代快速消耗的油气资源。并且这只是许多可能情形中的一种而已。

每年1%的增速意味着重大的社会变革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比预测具体的增长率更重要，因为如前文所述，把长期增长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切实际的）在于，事实上，人均产值增长率接近于每年1%已是很快的速度，其变化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快得多。

看待这个问题的正确角度又要追溯到代际这一概念。在30年的时期里，每年1%的增长率对应的累积增长幅度超过35%，每年1.5%的增长率对应的累积增幅超过50%。事实上，这意味着生活方式与就业状况的重大改变。具体而言，欧洲、北美和日本在过去30年的人均产值增长率为每年1%～1.5%，人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1980年还没有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大多数人很少乘坐飞机旅行，今天常用的许多先进医疗技术尚未出现，只有少数人上过大学。在通信、交通、健康和教育领域，变化尤其深刻。这些变化对就业结构也产生了强大影响，因为人均产值在30年间增长了35%～50%，意味着今天所生产的产品（以及相应的职业和岗位）中有1/4～1/3在30年前还是不存在的。

这个事实表明，如今的社会与过去18世纪增长率为零或0.1%左右的社会有很大不同。年增长率只有0.1%～0.2%的社会一直在重复自我，从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几乎没有改变，职业结构相同，财产结构也相同。而每年的增长率达到1%的社会（就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从19世纪初期以来的情形）则发生着深刻而持续的改变，这对于社会不平等结构和财富分配变化有着重大影响。增长可能带来新型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可能迅速向新的经济行业集中。但同时，增长又使从过去继承的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减小、地位下降。当然，1%的增长率所带来的变化远不如3%～4%的增长率那么震撼，因此对于（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致力于建设更公平社会秩序的人们来说，很可能会感到失望。仅靠经济增长难以满足这种民主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愿望，所以还必须创立有特定目标的制度，而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和技术进步的推动。

战后时期的影响：大西洋两岸命运的纠缠

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对法国人所说的“辉煌30年”一直颇为怀念，这是指经济超快速增长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人们依然不理解是何种邪恶力量诅咒他们从70年代后期之后重新陷入如此低的增长状态。即便在今天，许多人还相信刚过去的30年（很快将达到35或40年）的可悲岁月将像一场噩梦般很快结束，世界将重新回到之前的美好状态。

但事实上，从历史视角来看，战后的“辉煌30年”才是特殊时期，原因很简单：欧洲在1914～1945年被美国远远甩到后面，才能在“辉煌30年”期间快速追赶。一旦这个追赶过程结束，欧洲又和美国一起站到世界技术进步的最前沿，增长率回落到相同的低水平，这是身处前沿的经济体的必然特征。

图2.3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欧洲和北美增长率的相对变化趋势。北美并不存在对战后岁月的怀念之情，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出现所谓的“辉煌30年”，人均产值在1820～2012年基本保持在每年1.5%～2%的增长幅度。在1930～1950年人均产值增速的确有所放缓，降至略高于1.5%，此后在1950～1970年又提升到2%之上，在1990～2012年再次降至不足1.5%。而在被两次世界大战严重摧残的西欧，增长率的变动幅度要大得多，1913～1950年的人均产值增长停滞不前，增速仅略高于0.5%，在1950～1970年跃升到4%以上，然后在1970～1990年急剧下跌至略高于美国的水平（略高于2%），到1990～2012年只有1.5%。

西欧经历了1950～1970年的黄金增长时代，此后数十年的增长率却跌至巅峰时期的1/2甚至1/3。还需要注意，图2.3低估了这个下跌的深度，因为我把英国纳入了西欧国家之中（本来也应该如此），尽管英国在20世纪的增长历史曾十分接近于北美较为稳定的模式。如果只看欧洲大陆国家，我们会发现其人均产值增长率在1950～1970年平均达到5%，远远超出过去两个世纪其他先进国家所取得过的成绩。

经济增长在20世纪迥然不同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公众对商业和金融全球化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体制会有那么悬殊的看法。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人们会很自然地继续把战后的头30年（政府对经济实施强有力干预的时期）视为幸运的高增长期，许多人认为1980年左右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是增长极缓的祸首。

但在英国和美国，人们对战后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在1950～1980年，英语国家与战败国的差距迅速缩小，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杂志的封面文章经常抨击美国经济增速下滑和德国、日本工业发展取得的成功。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降到了德国、法国、日本甚至意大利的水平之下。也可能正是这种受到挑战（甚至被超越）的情绪在随后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承诺，要把侵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福利国家制度打回去，回归19世纪的纯粹资本主义，让英美两国重振雄风。以至于在今天，这两个国家的许多人还是相信保守主义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他们的增长率又可以和欧洲大陆及日本一较高下了。

实际上，无论是1980年左右启动的经济自由化，还是1945年开始的干预主义浪潮，其赞誉或指责都是应得的。不管英国和美国采取了何种政策，在经受1914～1945年的分崩离析后，法国、德国和日本将很有可能赶超英美（我的这个说法略显夸张）。我们最多能说政府干预没有造成危害而已。类似的道理是，一旦这些国家赶上世界技术发展的前沿，它们的增长就不再快于英美两国，所有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基本趋于相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见图2.3，后文还将对此继续讨论）。大致说来，英美两国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这个直观的事实也几乎没有影响，既没有提高也没有降低增长率。

全球增长率的双重钟形曲线

概括地说，过去3个世纪的全球增长率可以描述为一个峰值很高的钟形曲线。在人口增长和人均产值增长两方面，18世纪、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都在逐渐加速，到21世纪剩下的岁月则很有可能回归原先的较低水平。

不过，在两条钟形曲线之间仍有明显差别。从人口增长曲线中，我们看到的提升更早发生（在18世纪），下降的出现也早得多。我们看到了基本上已经完成的人口转型带来的影响。全球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50～70年代达到每年近2%的顶峰，此后稳步下降。虽然我们对这个领域的趋势变化从来都不十分确定，但目前的势头很可能持续下去，全球人口增长率到21世纪下半叶将降至接近零的水平。这条钟形曲线的形状非常清晰（见图2.2）。

至于人均产值的增长率，情况则更为复杂。经济增长起飞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整个18世纪的增长率依然接近零，直到19世纪开始提高，至20世纪才真正成为普遍现象。全球人均产值在1950～1990年的年增速超过2%，主要得益于欧洲国家的追赶，在1990～2012年又超过2%，主要得益于亚洲国家的追赶，尤其是中国（那段时期中国的官方统计显示增长率超过每年9%，这是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2012年之后将出现什么情况？在图2.4中，我描述了“最可能出现的”增长预测情形。实际上这是个相当乐观的预测，因为我假设最富裕的国家（西欧、北美和日本）在2012～2100年将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计），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将继续推进赶超过程，2012～2030年的增长率将达到每年5%,2030～2050年达到4%。如果上述预测能够实现，则中国、东欧、南美、北非和中东的人均产值到2050年都将接近最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后，本书第一章所阐述的全球产值分布状态将和人口分布状态基本一致。

在这个较为乐观的最可能出现的情形中，全球人均产值增长率将在2012～2030年以及2030～2050年均略超过2.5%，然后降至1.5%以下，到21世纪的后1/3阶段降至1.2%左右。与人口增长率形成的钟形曲线相比（见图2.2），第二条钟形曲线有两个不同特征。首先是它的峰值出现时间比第一条曲线晚得多，几乎晚一个世纪，在21世纪中期而非20世纪中期才出现。其次是第二条曲线不会下降到零或者接近零的增长率，而是维持在每年略高于1%的水平，比传统社会的增长率仍然高得多（见图2.4）。

如果把两条曲线加起来，我们将得到反映全球总产值增长率的第三条曲线（见图2.5）。在1950年之前，这个增长率从来不曾超过每年2%，到1950～1990年则跃升至4%，是史上最高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产值增长率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后，虽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出现了极高的增长速度，全球总产值增长率在1990～2012年却降至3.5%。根据我对最可能出现的情形的预测，这个增长率将一直持续到2030年，在2030～2050年降至3%，在21世纪后半叶降至1.5%左右。

前文已经承认，预测“最可能出现的情形”具有高度的假设性质。关键在于，不管确切的时期和增长率如何（尽管细节也很重要），全球增长的两条钟形曲线的形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形了。图2.2～图2.5所展示的最可能出现的情形在两个方面较为乐观：首先，它假设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将继续保持每年超过1%的增速（这需要显著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在清洁能源领域）；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假设新兴经济体将继续完成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不存在重大的政治或军事障碍，直至在2050年前后完成追赶过程，这是非常快的步伐。我们很容易设想出不那么乐观的情形，全球增长的钟形曲线可能更快跌落到这些图所显示的低水平。

有关通货膨胀的问题

如果不把通货膨胀的问题考虑进来，此前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增长的概述将是很不完善的。有人或许会说通货膨胀是个纯粹的货币现象，我们不需要太过关注。而且事实上，我目前所讨论的增长率全部是指所谓的实际增长率，是从名义增长率（以消费价格来测算）中减去通货膨胀率（来自消费价格指数）之后得到的结果。

在现实中，通货膨胀在此类研究中往往扮演着核心角色。前文谈到，采用基于“平均数”的价格指数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增长总是伴随着新的商品和服务，并导致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这些很难用单一指数来概括。其结果导致，我们对通货膨胀与增长的概念有时难以给出清晰的定义。把名义增长率（我们用裸眼所能观察到的唯一的增长）分解为实际增长与通货膨胀两个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主观性，并始终是各种争议的根源。

例如，假设名义增长率为每年3%，价格的涨幅为2%，那么我们能计算出实际增长率为1%。但如果我们下调通货膨胀的估计值（例如，我们认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实际价格跌幅比之前以为的大得多，因为它们的质量和性能已大有改进，而这些测算对统计学家们来说绝非易事），把价格涨幅调整为1.5%，则实际增长率将相应提高至1.5%。在实际操作中，当两种情形的差距如此之小时，我们就很难确定真实数据到底是哪个，每个估计结果都有一定道理。对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发烧友们来说增长率肯定更接近于1.5%，对其他人而言则可能更接近于1%。

在李嘉图的以稀缺性原则为基础的理论中，相对价格运动会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某些物品的价格（如土地、建筑物或汽油）在很长时期里被抬升到很高水平，就将永久性地改变财富分配格局，有利于这些稀缺资源的最初拥有者。

除相对价格的问题外，我还将展示，通货膨胀（即所有物品价格普遍上涨）本身也会对财富分配变化产生基础性的影响。事实上正是主要依靠通货膨胀，才让发达国家摆脱了“二战”结束时背负的沉重公共债务。通货膨胀在20世纪还给各种社会群体带来了不同的再分配效应，往往还是通过混乱、失控的方式。相反，在18世纪和19世纪，较为繁荣的富裕社会无一例外都伴随着非常稳定的货币环境，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延续。

18～19世纪的超级货币稳定期

首先要提醒读者，我们必须记住通货膨胀主要是20世纪才有的现象。在此之前，甚至直到“一战”爆发前，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或接近零水平。在数年乃至数十年中，物价有时也会急剧涨跌，但这样的价格变化最终往往会回归平衡。我们能够找到长期价格序列数据的所有国家都属于上述情况。

更具体地说，如果考察1700～1820年以及1820～1913年的平均价格变化，我们会发现法国、英国、美国和德国的通货膨胀都微乎其微，至多是每年0.2%～0.3%的幅度。我们甚至还会发现轻微的价格下跌，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两国综合起来在1820～1913年的年平均价格变化为-0.2%。

诚然，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违反上述货币稳定大原则的情况，但每次都为时较短，并迅速回归正常状态，仿佛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政府于1789年后期发行了著名的指券（assignats），成为1790年或1791年之前的实际流通货币和交易媒介，也是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之一。指券带来了高通货膨胀，持续到1794～1795年。但关键在于，在创设“芽月法郎”（franc germinal）之后，法国又回归金属铸币，与旧王朝的货币等价流通。共和国第三年芽月18日（1795年4月7日）通过的法律废除了旧货币利弗尔（因为太容易让人们联想起旧王室），以法郎取而代之，成为国家新的官方货币单位。法郎同之前的货币有着同样的金属含量，1法郎铸币理论上包含4.5克纯银，与1726年以来的利弗尔相同。这个原则得到了1796年法律和1803年法律的一再确认，最终为法国永久性地确立了金银双本位货币制度。

最终，以法郎计算的1800～1810年的价格水平，与以利弗尔计算的1770～1780年的价格水平几乎相同，因此大革命时期货币单位的改变完全没有改变货币的购买力。19世纪早期的小说家（从巴尔扎克开始）在介绍收入和财富时经常从一种货币单位跳跃到另一种，因为对当时的读者来说，芽月法郎（或称金法郎）与利弗尔实际上是一回事。例如在高老头看来，1200利弗尔的租金就与1200法郎完全相同，没有必要做更多区分。

1803年确立的法郎对应的黄金价值，直到1928年6月25日制定新的货币法规时才正式改变。当时，法兰西银行被免除了自1914年8月以来用金银兑换其银行券的义务，从而使“金法郎”变成了“纸法郎”，直到1926～1928年实现货币稳定。总之，法国货币从1726～1914年长期维持与金属的不变等值，这可是段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在英国的英镑上面也能发现同等的货币稳定性。法国与英国的货币汇率尽管有轻微调整，但在两个世纪中保持着相当大的稳定性：从18世纪直至1914年，1英镑始终价值20～25利弗尔或者金法郎。对当时的英国小说家来说，英镑及其古怪的衍生辅币（如先令和基尼）就像大理石般稳固，与法国作家眼中的利弗尔和金法郎是同样的。每个货币单位似乎都对应着不随时间改变的数量，这给货币单位罩上了永恒的光环，使之成为社会身份的象征。

其他国家也是相似的情形，只有在确立新的货币单位或者创设新的货币时才会发生重大变化，如1775年创立美元、1873年创立金马克等。而一旦货币与金属的对价关系建立，就不再会有改变。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每个人都清楚1英镑大约值5美元、20马克或者25法郎。货币的价值在数十年不会改变，也没有人认为将来为什么会有所不同。

货币在文学名著中的含义

在18～19世纪的小说中，货币无处不在，不单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且还表现为触手可及的具体形式。作家们经常用法郎或英镑来描述书中角色的收入和财富，不是想用数字来吓唬我们，而是因为这些数字可以让读者对主人公的社会地位有所认知。每个人都知道相应的数字对应着何种生活水平。

此外，这些货币单位非常稳定，由于增长速度较慢，有关的数字在几十年里只是很缓慢地进行调整。在18世纪，人均收入增长极慢。英国人在19世纪头10年代早期的平均收入约为每年30英镑—那是简·奥斯汀的创作时期—和我们在1720年或1770年看到的平均收入水平是一样的。因此在奥斯汀成长时，这些数字成了非常稳定的参照点。她非常清楚，要想过上舒适优雅的生活，拥有惬意的交通、服饰、美食、娱乐以及足够数量的仆人，一个人至少要有20～30倍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她书中的人物只有在年收入达到500～1000英镑时，才会感觉到手头比较宽裕。

后文将更深入地讨论这些事实与感受背后的不平等状况和生活水平问题，尤其是财富的分配格局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流向。就目前而言，关键点在于由于通货膨胀不存在和增长率非常低，这些数字反映着极其稳定可靠的现实。甚至到半个世纪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的平均收入也只是增长至每年40～50英镑。那时的读者或许会认为简·奥斯汀所提到的收入水平对过上舒适生活来说有些偏少，但不至于被完全搞糊涂。到20世纪初期，英国人的平均收入已提高至每年80～90英镑，增幅引人瞩目，但1000英镑以上的年收入（奥斯汀所提到的层次）依然是条明显的分界线。

我们在法国小说中也能看到同样稳定的货币参照点。法国人在1810～1820年（也就是巴尔扎克创作《高老头》的时候）的平均收入水平约为每年400～500法郎。旧王朝时期以利弗尔计算的平均收入水平比这略低。与奥斯汀一样，巴尔扎克描述的世界也需要20～30倍于平均水平的收入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对他的主人公来说，1万～2万法郎以下的收入简直是灾难。这些数字的量级在19世纪乃至“美好年代”也同样只是在缓慢地改变，在很长时间内，不会令读者感觉陌生。作者通过这些数字设定经济背景，对应着某种生活方式，引发人物之间的争夺，总之是在描述一个文明状态。

从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小说以及所有经历过这个漫长货币稳定期的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到更多的案例。直到“一战”前夕，货币都是有确切内涵的，作家们也没有忘记去研究和挖掘，并将其加工成文学作品。

货币基础在20世纪的放弃

原来的世界随着“一战”爆发而一去不复返。为应付极端惨烈和密集的战争、支付军饷和购买越来越复杂和昂贵的武器，各国政府均深陷债务泥潭。早在1914年8月，主要参战国就已停止将货币兑换为黄金的业务。战后，所有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印钞票来处理庞大的公共债务。20世纪20年代重建金本位制的努力因为30年代的危机而失败，英国在1931年、美国在1933年、法国在1936年相继放弃金本位制。“二战”之后，金本位制的生命力也没有更强劲的表现，在1946年恢复后，到1971年即随着美元终止兑换黄金而终结。

1913～1950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每年13%，价格水平上涨到原先的100倍。德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每年17%，价格涨幅超过300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更少、政局更为稳定的英国和美国，通货膨胀率要低得多：1913～1950年仅为每年3%。但这依然意味着在此期间价格有3倍的涨幅，而前两个世纪的价格基本上是不变的。

对所有国家来说，1914～1945年的冲击都打破了战前的货币信念，尤其是因为战争释放出来的通货膨胀此后从来就没有真正受到约束。

我们能够从图2.6中清晰地看到这点，该图显示了4个国家在1700～2012年各个阶段的通货膨胀变化趋势。请注意，各国在1950～1970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达到每年2%～6%，然后在70年代急剧提高。尽管在1980年之后各国都开始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英国在1970～1990年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依然达到10%，法国达到8%。如果把这些通货膨胀现象与刚过去的数十年进行对比，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四个国家的平均通胀率约为2%（法德两国略低，英美两国略高）的1990～2012年，标志着重新回到“一战”前的零通胀时代。

但在得到这个推论时，我们肯定忘记了，每年2%的通货膨胀率与零通胀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把每年2%的通货膨胀率加到1%～2%的实际增长率上，则所有关键指标（产值、收入和工资）都必然出现每年3%～4%的上涨，于是在10～20年后，我们得到的数字将和现有的数字相去甚远。谁还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或90年代早期的普遍工资水平是多少呢？此外，考虑到2007～2008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2%的通货膨胀率在未来很可能有所提高。今天的货币体制与一个世纪之前的货币体制已截然不同。但很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在20世纪利用通货膨胀最多的国家（尤其是在1913～1950年），如今在涉及通货膨胀政策时却显得最为谨慎。而且这两个国家还带头组建了完全基于反通胀原则的欧元货币区。

后文还将介绍通货膨胀对于不同时期的财富积累和分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目前我只是想强调这个事实，即货币的稳定参照点在20世纪不复存在标志着与之前数个世纪的决裂，不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而且关系到社会、文化和文学等各个领域。在1914～1945年的冲击之后，货币（至少是特定数量的货币）从文学作品中消失了，这显然不是出于偶然。在1914年之前所有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对财富和收入具体数量的描述非常普遍，此类描述在1914～1945年逐渐淡去，并再也没有真正重现。不但欧洲和美国的小说如此，而且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在通货膨胀显著影响价格之前，纳吉布·马哈富兹的小说，或者两次大战期间在开罗发表的其他作品，都相当关注收入和财富，以此来设定角色的身份，讲述他们的烦恼。当时距离巴尔扎克和奥斯汀的世界其实并不遥远。社会结构固然已经很不一样，但读者仍有可能理解与货币参照点有关的感受、期望和阶层背景。20世纪70年代奥尔罕·帕慕克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小说则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货币数字，那是在长期的通货膨胀严重侵蚀货币的内涵之后。在《雪》这本书中，帕慕克借主人公（和他一样是作家）之口说，没有比让作家来谈论金钱或去年的物价和收入更无聊的事情了。显然，世界自19世纪以来已改变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