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甘肃 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突出

琳琅满目的石器时代文化

甘肃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已发现的大量新、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史料记载证明，远在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考古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后，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渭河、西汉水流域的先民经已发明了农业，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他们种植糜子、小米，喂养猪狗，建立房屋和村落，在制陶、建筑、艺术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文化成绩，创建了与中原地区同步的史前辉煌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甘肃中部的马家窑地区先民不仅铸造了我国年代最早的青铜刀，而且以精湛的技艺创作了大量的彩陶艺术瑰宝。距今4000年以后，以山丹四坝、玉门火烧沟为代表的河西先民，开始大量使用铜器，兼营农业和养羊为主的畜牧业，将河西地区带进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而在甘肃广河齐家坪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更是继仰韶文化之后重要的文化遗存，标志着广河一带先民已进入铜石并用阶段。

表征人文之元的伏羲文化

据说，伏羲曾生活在今甘肃天水秦安一带（古称成纪），他的生命之源来自一位巨人的脚印。人类在遭遇了洪水之厄后，伏羲与妹妹女娲成婚，人类从此得以繁衍。这些传说究竟是否属实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伏羲带领着人们结束了狩猎为主的生活，开始了农牧业生产。他创造了历法，发明了乐器。在他的引领下，人类走向了最初的文明——着衣、婚嫁、熟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伏羲始创秘密符号——八卦，这一贯穿我国历史的文化基脉，为炎黄子孙开创五千年华夏文明埋下了伏笔。

如今，为祭奠这位炎黄子孙的先祖，每年农历五月十三，甘肃天水都会举办伏羲文化节，人们汇聚在伏羲庙中寻根祭祖，逐渐成为一道文化风景线。人们在追寻着这位先祖所留下的文化符号，想象着他是如何带领先人们走出蒙昧。

伏羲文化远不止今日能看到的一个文化节和一座伏羲庙，比这更耐人寻味的是易文化，在春秋时期经孔子和李耳等先圣集成后终于形成了完备的思想体系。老子（李耳）的出现，不但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基调，也为甘肃的地域文化填上厚重的一笔。从此，李氏文化出现了。单单从伏羲和老子给甘肃留下的文化底蕴来看，这片土地堪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先天殿通高26.7米，纵深13.5米，通长26.4米，是一座典型的明代风格建筑。殿内有伏羲塑像，屋顶有六十四卦图。

一脉相承的敦煌文化和石窟文化

秦汉以后的甘肃地域文化，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丝绸之路的开通给甘肃地域文化带来了活力，留下了无数文化珍品。甘肃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所经的黄金路段和枢纽地带。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旧大陆三角洲的重要通道，数千年来曾为整个人类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被誉为“世界文化的大运河”、“推动古代世界历史车轮行进的主轴”。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主要路段有直道、南回中道、北回中道、陇关道、秦陇南道、西兰道、河西道、包绥道、羌中道、唐蕃古道、阴平道、白水道等。古道在甘肃境内东西绵延1600多千米，甘肃也成为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桥梁。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西传东渐，陇原各地得以长期吸收、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佛教和佛教艺术自西汉就开始经河西、陇右传入我国内地，十六国时期，众多的西域高僧来到河西，译经授徒，蔚然成风，凉州、敦煌等地成为我国佛教翻译的中心。蜚声中外的莫高窟等众多的佛教石窟群像明珠般闪烁在丝路古道上，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且规模壮观的石窟走廊和艺术长廊。莫高窟、榆林窟、炳灵寺、麦积山、马蹄寺、天梯山、北石窟、南石窟、云崖寺等50多处石窟寺、2500多座洞窟、16000余尊造像、56000多平方米的壁画，灿若繁星，辉耀于陇原大地，它们是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结晶，是丝绸之路上留下的辉煌历史足迹。

清末民初，陇西名人王海帆曾为李家龙宫撰写了一副气势恢宏的楹联：“家学溯犹龙，早垂道德昭前代；堂谟承射虎，应有勋名启后人。”

独特的李氏姓氏文化

李姓作为中国姓氏中的大姓，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在历史上，曾经有赵州李氏和陇西李氏之分，而甘肃正式陇西李氏的故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氏文化真正兴盛于隋唐，李渊和他的儿孙们为李氏增添了耀眼的光辉。到唐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在编纂《氏族志》的基础上诏令天下：陇西为李姓的郡望。从此，中国在选才方面打破了门第观，而李氏文化则以李氏龙宫的修建闻名于天下。

现在，在陇西县南安乡，人们依然可以通过李氏龙宫饱览李氏曾经的辉煌。虽然在改朝换代中，始建于唐朝中叶的雄伟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寻根问祖的李氏人始终心系故土，叶落归根的华夏情在这里常盛未衰。明万历五年（1577），时任知县的李汝相筹资再建，基本恢复了龙宫原貌。清顺治五年（1648），米喇印兵火毁了部分建筑，鞑虏人不敢轻视汉文化，康熙元年（1662），重建李氏龙宫。同治五年（1866），又毁于兵灾。而不久，清末民初李氏族人又陆续重建。

在历史的变迁中，李氏人始终守护着对先祖的缅怀和敬仰，守护着这座龙宫和龙的传人的基调。

川藏接壤区的藏传佛教文化

唐末五代北宋时期，散居在甘肃各地的吐蕃部族“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使广袤的甘肃大地成为安多藏区的一部分。吐蕃从青藏高原迁徙来到河西和陇右地区，其虔诚信仰的藏传佛教也随之传入，甘肃地区众多的吐蕃部族既是藏传佛教的信仰者又是传播者，从而形成了藏传佛教深厚的民族基础。长期以来，甘肃藏族和藏传佛教构成了甘肃民族文化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

今天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是历史上西北吐蕃的分布地之一，甘南地区属于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吐蕃部族分布辖内区，而天祝地区正是西凉府吐蕃六谷部的活动区域。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在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生产劳动中，散布于陇原大地的藏族依然在这里创造着辉煌的文化。

甘肃是藏传佛教的直接传入地区，西藏佛教各派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甘肃建立过自己的寺院。甘肃著名的宁玛派寺院有卓尼寺、弘化寺、显庆寺和大通寺。萨迦派的著名寺院有凉州的白塔寺、迭部县的跋喜申尕寺、临潭县的岔道尔寺等。噶举派寺院影响最大的则是天祝县的达隆寺。而格鲁派最著名的寺院则是拉卜楞寺，它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著名寺院之一。拉卜楞寺以建筑宏伟、属寺众多、讲经严明而蜚声中外，它既是西北地区最著名的佛教圣地和最高佛教学府，也是一所庞大的博物馆，更是藏传佛教文化精华之所在。

广布陇原的伊斯兰教文化

在甘肃这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伊斯兰教在甘肃传播的过程中，接穆斯林聚居区形成了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和门宦，成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甘肃的伊斯兰教可分为三大教派——格底木、伊赫瓦尼和西道堂。格底木是阿拉伯语的古老、守旧之意。作为教派的名称，专指那些保持早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的遵行的穆斯林，因而又称尊古派，俗称老教。伊赫瓦尼阿拉伯语义为“兄弟”，因特别强调《古兰经》中“穆斯林皆兄弟”而得名，民间俗称为“新兴教”或“新教”。西道堂因兴起于甘肃临潭县西道堂而得名，其特点是以中国文化宣扬伊斯兰教教义。除了三大教派，甘肃伊斯兰教还有著名的四大门宦：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和库布忍耶。虎夫耶支系较多，分布很广，在甘肃主要有以下几个门宦——穆夫提门宦、临洮门宦、毕家场门宦、花寺门宦。

陇东地区的黄土地文化

陇东黄土高原保存着大量的文化古迹，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的富矿。秦直道穿越陇东长达294千米，清晰地保留了秦时期物资运送及远程交通的真实状况。陇东保存有大量的古城遗址，战国时期义渠古城遗址、秦汉北地、安定郡县古遗址，唐宋泾州、庆州、渭州等古城大型州郡古城遗址，宋代军事要塞大顺城、细腰城等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以北石窟寺、南石窟寺为代表的石刻造像遍布陇东各县区，静静地诉说着中外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史实。古朴的婚丧节庆仪式、住宅结构形式、物件器皿等民俗事象极具原生态和象征意义。古老的文化在民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中国民俗学会将陇东庆阳命名为“周祖农耕文化之乡”、“窑洞民居之乡”、“荷花舞之乡”、“香包刺绣之乡”、“民间剪纸之乡”、“徒手秧歌之乡”，将环县命名为“皮影之乡”。这些民间艺术不单单是满足精神愉悦的工具，还包含有文学、舞蹈、绘画的多重文化属性，承载了从图腾崇拜、祖宗祭祀、祈雨娱神以及佛教、道教等历史文化的心理诉求、愿望与理想。

横贯东西的长城文化

甘肃，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省份，也是保存长城遗迹最丰富的省份，被誉为中国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战国秦长城、汉长城和明长城的西端均位于甘肃境内，分别起于临洮、敦煌、嘉峪关。

由于甘肃境内长城以黄土夯筑为主，经过几千年的风雨冲刷、岁月侵蚀、人为破坏，这些遗存的长城不少正在变成一堆堆沙土，一点点消失在旷野中。最新调查结果表明，甘肃境内长城总长现存3600多千米，分布在省内11个市（州）38个县（市、区）。其中，甘肃明代长城总长度1738.3千米，居全国之首。

战国秦长城自临洮起而东行，蜿蜒400多千米，横跨临洮、渭源、陇西、通渭、静宁、镇原、环县和华池等县。汉长城主要分布在河西地区，自永登起而西行，一直到敦煌境内罗布泊附近，浩浩荡荡数千里。明长城主要位于河西走廊和兰州、白银、临夏、庆阳等市州。

纵跨古今的黄河文化

甘肃省会兰州作为黄河穿城而过的唯一省会城市，同时是中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是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的锁钥之地，其与黄河文化的关系不言而喻。可以说，黄河是兰州的命脉，黄河文化已成为今日兰州城市文化的灵魂，兰州因河而生、因河而存、因河而盛，黄河造就了兰州，其发展也必然依凭黄河。除省会兰州外，整个陇中黄土高原、陇东黄土高原及甘南高原均属黄河流域，这里的山川因黄河及其支流侵蚀、堆积而形成，这里的土地和人民接受着黄河的滋养，这里的文化也被深深地打上黄河的烙印，形成了视黄河为母亲的独具特色的黄河地域文化。

汉长城“因地制宜”的特点十分突出。材质上，就地取材，金塔以东地区均以夯土为主；金塔及其以西地区则分别存在沙土、或红柳、芦苇、胡杨、沙砾夹沙土等形式，也存在利用山水险做屏障的情况。防御设施方面，金塔以东地区以壕堑和山水险为主，辅以单体建筑和关堡等，墙体少见；金塔及其以西地区则以筑墙为主，辅以单体建筑、关堡和其他遗存，壕堑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