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荟萃，中西交融 兼容并蓄、皆为我用的多元开放文化

历久弥新的“海上丝路”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对外海上贸易的通道，发轫于秦汉时期，拓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古老海上交通航线。“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运输丝绸，还运输瓷器、五金、糖等出口货物，以及宝石、药材、香料等进口货物，是我国古代海道交通的大动脉。追源溯流，“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便是我国外贸名城——广州。

广州在秦汉时期被称为“番禺”，地处珠江口北缘，是西、北、东三江出海的汇合处；南濒南海，往南行可以直达东南亚，往西行可到印度洋，通西亚、北非和南欧，往东行可通过太平洋与美洲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以，一直以来，广州都是岭南与中原及域外交往的货物聚散地，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和枢纽的古代陆海运输网络系统。

《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进军南岭时，番禺就已经成为“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的集散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说法：“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欢婿、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则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文中所提到的日南、徐闻、合浦，都是汉代番禺的外港，始发点则是集散地内港番禺。

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四个方形炉身并连在一起的四连体熏炉，这是一种燃熏香料的器具，而香料主要产自南洋地区。另外，南越王墓墓主的棺木中放置有一个扁球形的银盒，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重272.6克。盒盖与盒身均有一排锤揲成交错凸瓣式样的对称花纹，这种造型与纹饰均与中国器物的传统风格完全不同，却与伊朗古苏撒城（今舒什特尔）出土的刻有波斯薛西王（前486～前463）的银器风格类同。可见，这个银盒是来自西亚的“舶来品”。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位于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风景区西面，是一个以“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及船上文物为主的大型博物馆，对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相关文献、文物进一步表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广州就已经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随后，广州逐步与东南亚、西亚、印度、阿拉伯等地区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系，进而延伸至世界五大洲。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大港，清乾隆年间又是我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时至今日，从广州出口的丝绸，仍然驰名海内外。可以说，广州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且长盛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位于南越王宫博物馆内的南越国食水砖井，井口呈圆形，内径1.04米，深14.3米，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最深的汉代砖井。井壁用孤扇形砖错缝叠砌而成，井底铺砂岩石板。井壁与井坑壁之间用纯净的山冈土夯实，以阻隔地表污水渗入井内，确保井水清洁。

广州南越王博物馆藏。由高足青玉杯、托架及铜承盘三部分组成，以金、银、铜、木、玉五种材质制作，为南越国制玉工艺与金属细工相结合的杰作。这可能是南越王用来承聚甘露及服用长生不老药的器具。

光辉灿烂的南越文化

说起中国文化和东方文明，人们常常会想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文化与粟黍文明。其实，生长在岭南这片沃土上的土著居民——古南越族，也同样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远古文化，并汇入中华文化这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之中。

广东地处亚热带的南岭之南，依山傍海，河汊纵横。生活在这里的古南越人是一个海洋民族，他们以捕鱼和猎取海生物品为主要生活来源。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江河湖海，也离不开在水上“行走”，因此形成了喜流动、不保守的个性，这便是区别于内陆文明或河谷文明的南越文化本色。

南越王墓出土了动物遗骨20多种，其中以海生动物为多。该墓还出土了620件南越人用来捕鱼和采掘、捕捉、加工其他海生动物的工具，其中有凿、镊、削刀等。这些出土文物说明古代南越人在长期采集、捕捞海产品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掌握了渔业生产的娴熟技能，并对动物的生态、习惯以及潮汐规律、气候变化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古代南越人最先居住在天然洞穴里，可以遮风雨、挡烈日、防兽害，满足了安全的基本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古越人从洞穴中走了出来，开始修建一种“干栏式”建筑，也就是用木头、竹子等构建房屋，并将楼板垫高，以楼梯上下住所的建筑。这种居室具有干燥、通风、避暑、防潮、防兽害等优点，比洞穴大为改进。1978年发现的高要茂岗新石器遗址，是珠江流域首次发现的一处水上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址，距今约4000年。

现代的广东人以“会吃”而名扬四海，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到了广东人手里都会变成美味佳肴。其实，广东人的“会吃”可以追溯到古越人身上，这虽然有文化上的原因，但从更深层次上来说是环境使然。发现于东莞虎门镇的贝丘遗址，是南越人遗存中最有特色的遗址之一，所谓“贝丘”就是积贝成丘，古越人吃剩下的贝壳竟然能堆成小山，可见其数量之巨。当强劲的中原文化翻山越岭来到岭南时，这些饮食文化仍然能保存至今，并形成了“八大菜系”之一的粤菜，可见其生命力有多么强大。

和中原汉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不同，南越人喜欢把头发剪得很短，并喜欢在身上刺上各种颜色和花纹的文身。文身除了装饰作用外，更深层次的作用是隐藏自己。在世界上其他比较炎热地区的人也都有文身的习俗。在一片丛林中，身上绘有和周围环境相似颜色的花纹，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广东十分流行。其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最早是古越族人祭祀水神或龙神的一种祭祀活动，后来演变成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活动。

魅力无穷的客家文化

从西晋至唐宋时期，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人数次从北方南迁，抵达闽、粤、赣三地交界处。在数千年与当地居民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我国一支既不同于中原汉人，又区别于当地土著居民的特殊群体——客家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当地环境条件的影响，在客家人居住的广大地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广东省是我国客家人最多的省份，相对集中于粤东、粤北地区，梅州、韶关一带最多。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广东客家文化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独特性。

从中原而来的汉人南迁至闽粤赣交界处的山区后，为了防止盗贼打劫和猛兽的袭击，建造了独具特色的可以御外凝内的客家民居。这些客家民居结构别致，造型奇特，集建筑结构的严谨性、建筑功能的实用性、建筑艺术的审美性和家族思想与宗教信仰的特殊性于一体，在我国乃至全世界民居建筑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常见的传统客家民居有土楼、围龙屋、走马楼、五凤楼、四角楼、一字形屋、中西合璧式大屋、上下堂方形屋等，其中以土楼、围龙屋最为典型。

客家土楼堪称世界民居中的一朵奇葩。土楼是以土作墙而建造起来的集体建筑，有圆形、方形、八角形和椭圆形等形状，规模宏大，造型精美。小的土楼可容纳三四十户人家，大的甚至可容纳七八百人，充分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的民俗风情。

围龙屋是一种富有中原特色的典型客家民居建筑，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干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我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居建筑的五大特色之一。围龙屋前半部为半月形池塘，用来放养鱼虾、浇灌菜地和蓄水防旱、防火等；后半部为用来居住的房舍建筑，前低后高，有利于采光、通风、排水、排污。

在饮食习惯方面，客家人既保留了中原饮食特色，又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菜系和风味小吃，梅菜扣肉、盐焗鸡、糯米饭、烧卖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客家美食。客家菜取料以家禽、家畜和山珍为主，刀工粗狂质朴，形粗块大，烹制重焖煮，少作烧烤，以鲜香脆嫩和原汁原味为主要特色。这种烹饪方法，既体现了粤菜制作的讲究，又包含了北方人追求经济、实惠的精神。

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客家人坚持讲“阿娓语”（中原母语），并吸收、融合当地土语，形成了保存中原音韵而又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客家方言，即客家话。客家话是客家人区别于闽粤地区其他居民文化的根本特征，是客家人保存古汉语文化的最明显标志，也是研究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花萼楼位于梅州市大埔县大东镇联丰村，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粤东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最具有开发价值的客家土围楼。

在整个梅州地区，兴宁的围龙屋数量最多、最密集，种类较为齐全，被称为“中国围龙屋之乡”。

开放进取的侨乡文化

海外华侨华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在目前的3000多万华侨华人中，祖籍广东的有2000多万人，占总数的2/3，广东也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侨乡，是中国侨乡文化的典型代表。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那时，中国已有“丝绸之路”通往西域，有船舶东航日本。一些人就此离开家乡，留居他乡。从唐代到南宋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和东南亚地区的落后，使得不少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商人到东南亚从事贸易。其中有一部分人便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为第一代华侨。明朝时期，东南亚部分国家已变成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贸易中继地，廉价劳动力需求增加。明朝海禁开放后，大量中国商人和破产的农民、渔民和手工艺人出国谋生。加上郑和率两万多人下西洋，增加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谊，为中国人出国经商和移居国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鸦片战争后，一些不法商人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诱骗华人出洋做工，名为“契约华工”，实为被贩卖的苦力，被称为“猪仔”。在广东地区，这种在各城乡掳拐“猪仔”的活动十分猖獗。直到20世纪初，这种活动才趋于衰落。在这100多年里，中国约有700万人被贩卖到世界各地，从而造成了今天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

立园位于开平市塘口镇赓华村，是1926年由当地旅美华侨谢维立先生历时10年兴建而成的私人园林。立园集传统园艺、西洋建筑、江南水乡特色于一体，其融汇中西的独特艺术风格在中国园林建筑中独树一帜。

流落海外的华侨，满怀对故土家园的思念。无力返乡的他们，只能用对故土家园习俗的坚持，作为对家乡唯一的纪念。华侨们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又是西方先进文化的引入者。中西交融是侨乡文化的最大特点，涉及语言、观念、行为方式、建筑、服饰、民俗风情等各方面。

广州城随处可见的“骑楼”原是地中海沿岸的建筑样式。广东五邑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其辖区内有数千座碉楼，风格各异，有罗马式、英国古堡式、德国哥特式、伊斯兰式等，呈现出浓郁的异国风情。由于接触西方资本主义较早，侨乡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与时俱进等较鲜明的特点，与非侨乡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的人们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形成了敢于冒险的侨乡创业文化。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广东后，西方文化顺势而来，渗透其中。兼容并包的广东人，生活习惯和方式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广东人一边享受着烹狗食蛇的传统美食，一边喝着咖啡和鸡尾酒；他们绝不会错过“醒狮烧龙”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也不会错过探戈和街舞；他们一边烧香拜佛虔诚地供奉着财神，一边说着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做着生意……于是，在这看似矛盾、反差很大的生活方式中，广东人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正是由于古今民俗文化的交融，中西文化的碰撞，才形成了如今多姿多彩，又颇有特色的岭南民俗。

而这“兼容并包，中西皆为我用”的特色，都是由广东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因为广东没有太多忧国伤怀的压抑之情，没有太多历史给予的重担。在这里，有秀丽多姿的自然风光，有浩瀚无垠的大海，有人们乐观向上的性格。这一切，都让这里的人眼界广阔，富有创新精神。

广东这片百越之地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的色彩缤纷。这里是外乡人的聚集地。不管你从何方而来，只要踏上这块土地，就不会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因为这是广东，它兼容并包，勇于接纳，蓬勃向上。

平安大戏院是广州市剧场的老字号，1953年创建，是典型的骑楼式建筑，以演出经营为主体，包含粤剧、曲艺等多剧种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