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首次垂帘听政

载垣的逆谋计划被彻底粉碎，几位主谋也受到了严厉惩治，叶赫那拉氏的权位得到了巩固（由于东太后并不十分关心政事，所以相当于慈禧一人专权），可以说是大清唯一的掌权人。

在登上摄政宝座的第一年里，她行事小心谨慎，深藏不露，从不明目张胆地总揽大权，以免被怀疑有篡权的野心。即便如此，她依然不失时机地学习如何处理国事，并不时拉拢重臣，获得更多的拥护与支持。

叶赫那拉氏首次垂帘听政时期（1861-1873），可以说是她实行统治的尝试性阶段，一方面初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揽权的嫌疑。二度垂帘听政时期（1875-1889），尽管个别圣谕是以自己的名义颁布，但实际上她包揽了官员的任免大权和赏罚属下的权力，由此在群臣中威望极高，受到拥护与爱戴，在高官之中深得人心也颇富盛名。

同治皇帝是先皇的儿子，法定皇位继承人，因此在同治年间，太后摄政实行的是垂帘听政，也就是在朝堂上挂上帘子遮挡，太后端坐帘子后听政。到了光绪帝年间，取消了垂帘听政，改摄政形式为训政。原因在于，与同治皇帝不同，光绪帝是由两宫皇太后钦定的皇位继承人，而非真正的皇子。严格来说，垂帘听政后期（1898-1908），叶赫那拉氏已不单单是在垂帘听政，她已经掌握了朝廷上下的一切大权。这个时候，她不再像之前那样遮遮掩掩，而是毫无顾忌地展示对权力的迷恋，加上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皇帝对她来说已经无足轻重。每日，叶赫那拉氏端坐在龙椅上，接受群臣觐见，皇帝则如同傀儡一样，呆坐在一旁。就这样，叶赫那拉氏成为人人尽知的老佛爷，大清王朝独一无二的统治者。

执政之初，叶赫那拉氏深知，自古以来中国民众不认同女子掌政，认为这样有违祖制。即便是8世纪时的那位伟大的女人武则天，也被民众议论为篡权谋位者。汉代的吕后（据史者记载，慈禧与其性格颇为相似）才能过人，通过巩固强化政权，使汉王朝得以繁荣强盛。尽管她有如此赫赫功勋，却仍然没有得到后世的认同。

叶赫那拉氏熟读经史，从历史记载中她了解到，尽管皇太后摄政不符合国家原则及祖制，前朝的几位太后依然选择在国家政事中发挥至高权力，权衡之后，她决定效仿前人实行太后摄政。

三位逆谋主犯除掉后，众大臣和御史们敦促慈禧以同样的方式处置那些同党和教唆者。恭亲王尤其心急，即便不是为了报复，也是为了惩罚那些在咸丰皇帝“巡幸”热河几个月中屡进谗言的人。然而，叶赫那拉氏此时却显示出了一名政客应该具有的大度宽容。执政初，叶赫那拉氏便认为牺牲者越少越好，一个牺牲者往往意味着株连到整个家族乃至朋友，所以若能少杀一人，便能拉拢一个家族。罢黜了怡亲王在军机处的全部同党后，惩办其他逆谋同党的力度相对轻缓了许多，以下两个例子足以证明。

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孚恩，是第一个劝说咸丰皇帝“巡幸”热河的官员，先帝驾崩后，又是唯一被逆谋赞襄王大臣传召到热河的官员。他的罪行证据确凿，但叶赫那拉氏也仅仅是将其革职。另一位是内务府的官员，他曾于1861年春季谎称京城之中叛乱将近，极力劝阻咸丰皇帝返回京城，实际是为进一步实施逆谋计划，如此重罪，也仅仅是被革了职。逆谋计划粉碎后，京城许多官员便想趁机打击报复政敌。所以为压制朝中刮起的打击报复之风，叶赫那拉氏发布了一份诏书，称只是想惩罚几个主事而已，那些教唆者及同党将会从轻处理。叶赫那拉氏做事一贯如此，目的达到后，便转而采取怀柔政策，既谨慎又宽容。她心里清楚，载垣及其同伙如果没有得到众多高官的支持和拥护，是不敢轻举妄动策划逆谋这样危险之事的。这一次她决定只要自己的统治不受威胁，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们要么宽恕，要么从轻处理。后来，叶赫那拉氏再次采取了这样的怀柔政策，因此被民众，尤其是北京民众赞誉为宽容大度之主，这也是她复杂个性中真实的一面。

逆谋已被粉碎，叶赫那拉氏于是通谕大小臣子：

惟当各勤厥职，争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陈孚恩等恶习。

在另一封圣谕中，她又强调，知情不报与公然叛变一样罪大恶极，委婉地批评了朝中诸王及大臣不敢揭发逆谋之事的怯懦畏缩，并强调以后如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知情者应及时禀报。她告诫皇族应该以载垣等三位逆谋者的下场为戒，若敢篡权谋反，所受处罚将更为严厉。

垂帘听政的第一步是确定新皇帝的年号。之前，载垣等人已经选好“祺祥”，意为“幸福吉祥”，但叶赫那拉氏读书甚多，认为此年号笔画过于冗长，实在不妥，因此改选“同治”。她之所以废掉之前的“祺祥”实际上是想要人们尽早忘记逆谋一事。“同治”意为“天下大同、天下有秩”，一方面希望早日平定国内叛乱，另一方面希望朝廷统治能够太平顺利。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皇帝来说，这两个年号并没有什么差异。

下诏修改年号的当天，两宫太后又下一旨，接受众臣所奏请的垂帘听政的建议，还假意地推托了一番：

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据王大臣等所议，详加披阅，援据典章，斟酌妥善，著即依议行。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惟以时事多艰，该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是以姑允所请，以期措施各当，共济艰难。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王大臣仍当届时具奏，悉复旧制，钦此。

紧接着，她们又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圣谕，感激两宫太后摄政，并承诺待亲政之年，必报答两宫皇太后慈爱之恩，孝养二老。

垂帘听政时，两宫太后在偏殿召见众大臣。除了大型的宫廷典礼，在其他场合，皇帝的叔伯以及四位兄弟皆不必行叩头礼，这也间接地表现了皇帝对其家族长辈的尊重。刚刚接受垂帘听政，两宫太后即被加封了尊号。尊号中一个字即意味着每年要从国库拨款十万两（按当时计算，相当于两万英镑）。皇太后获尊号慈安（慈祥安谧），叶赫那拉氏获尊号慈禧（慈祥吉祥），两人一为东太后，一为西太后。此后，每逢大典尊号增加两字。慈禧七十大寿时，尊号多达十六个。七十大寿上，光绪帝要（并非情愿）为她增加四字尊号，她谦虚婉拒了。病死之前，慈安的尊号字数也多达十个。三十岁生辰时，两宫尊号分别被增加两个字，同治皇帝即位时又加两个字，同治皇帝染上天花至驾崩间，由于两宫摄政有功，各加两字，四十岁生辰时加封两字。慈禧五十岁生日时，尊号再次获加两字，光绪大婚时加两字，六十大寿时加两字。所以最终慈禧的完整尊号特别长，非常难记，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意为“慈祥，吉祥，端正，天佑，安康，健康，昭著，安乐，沉着，完美，长寿，恭敬，敬重，崇拜，杰出和高贵的皇太后”。

垂帘听政初期，叶赫那拉氏有必要极力拉拢、迎合恭亲王。她与东太后赐予恭亲王“议政王”头衔，相当于政府顾问之职。后又再下一旨，将先帝赐予他的亲王爵位改为世袭制爵位。两宫太后执意授予这两项封赏，然而恭亲王坚持不受。其实，慈禧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国事顾问，她这么做只是遵行礼节而已。最终两宫太后妥协，暂时只授予他议政王之职，称世袭爵位的事宜会另加讨论。此时，慈禧对恭亲王之前的极力相助依然心存感激，为表谢意，她封恭亲王的女儿为格格，准许她乘坐黄色轿子。这位格格对慈禧，尤其是慈禧晚年影响很大，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尤为明显。

垂帘听政之初，慈禧年轻且缺乏经验，垂帘听政的过程仿佛是在迷宫中摸爬滚打，内忧外患的国况更令她焦虑。很自然，她需要先皇的弟弟、在治国上经验丰富的恭亲王为自己出谋划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国事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透彻，独断专行的个性也逐渐令她对恭亲王的意见以及束缚不耐烦。通过读史书加之自己的智慧，她在用人和行政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因此那些她曾经洗耳恭听的意见此时令她反感甚至厌恶，此时，在她看来，这些意见更像是干涉。慈禧生性专横，如果决定了一件事，就不会忍受他人干涉。恭亲王同样独断专治，不甘退让，所以慈禧开始有意识地拒绝恭亲王的建议，恭亲王也丝毫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不满，两者关系迅速恶化。慈禧对恭亲王的冷淡疏远昭然若揭，恭亲王转而煽动东太后不要受慈禧摆布，想使两宫产生间隙。不可避免，宫廷中的和谐气氛被打破，反感、摩擦充斥其中。恭亲王掌握了任免官员的大权，经常不与慈禧商量就直接与地方官员通信，自行决断任免之事。据当时知情人士称，两宫太后垂帘之初，恭亲王位高权重，傲慢专横。有一次上朝，他竟然说两宫太后如若不是依靠他的帮助，不可能有今日，她们的一切都归功于自己。这样放肆的言论对慈禧而言是不可宽恕的，恭亲王也是不可能得到饶恕的。

召见军机大臣时，两宫皇太后坐在朝堂高处的台子上，各有一个座椅，前方挂着一个黄色的帘子遮挡，避免大臣看到后面端坐的太后。朝臣按照等级高低，排队觐见，恭亲王身为议政王自然是排在第一个。太后身旁站着侍奉太监，他们的任务是不时从帘内向外窥探，监视觐见大臣的一举一动，以防他们做出不敬或是有违礼仪的举动。严格来说，如果没有主事太监的传唤，不管是多大的官员，都不可进入帘内面见太后。然而，恭亲王自认为高人一等，不必遵守这样的规定，总是擅自进入帘内面见太后。时间越久，慈禧注意到的恭亲王其他形式的越矩之举越多。例如，在太后（一般是慈禧）下发指示的时候，他总会提高嗓音回复。还有一次，慈禧说完了某件事，他竟然佯装没有听清楚，要求慈禧重新说过。简而言之，他态度如此嚣张跋扈，毫无尊主之意，是年轻的慈禧太后不能容忍的。他住在宫外，因此与汉族及外国官员经常接触往来，只要他有心，是有机会密谋推翻慈禧统治的。而慈禧的消息都来自身边的太监，难免有很多添油加醋的成分，因此她怀疑甚至夸大恭亲王有谋反篡权的意图。逐渐地，她认为恭亲王确实在背地里谋划着推翻自己的统治，此时要做的就是让他知道他现在的地位以及特权都是拜她的好意所赐。

她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直到垂帘听政第四年（1865年4月），这样的机会才出现。在一次上朝时，恭亲王不知是由于鲁莽还是心不在焉，竟然站起身来，这违反了一条重要的宫规。宫规规定被召见朝臣上朝期间不得起身，为的是保护皇帝的安全，以防突然攻击。一旁的太监立马告知帘内的太后，慈禧大声求救，称恭亲王逆谋反叛两宫太后。侍卫冲进来，将恭亲王带下。他刚一离开，两宫即下发了一道圣谕，称恭亲王试图篡夺摄政大权，并不时夸大自己在国事中的重要地位。据此，罢免了他议政王的职位，将其开除出军机处，连并其他一切职务全部撤销，甚至包括他在外务部即总理衙门总理大臣一职。诏书中如此写道：

“恭王辜恩溺职，滥用私人，应即黜罢。”云云。

一个月后，慈禧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非无懈可击，加之此次严惩恭亲王已经在朝中以及地方引起众多负面评论，为防止形势恶化，她立即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了一份诏书，为自己的行为稍做解释。在这份诏书中，慈禧称自己如此严惩近亲，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并解释道，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对皇亲国戚的纵容极有可能置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她此次严惩恭亲王的目的是为了惩戒他对朝廷的不敬，避免他今后依然如此我行我素，而铸成大错。既然多位大臣上书替其求情，朝廷也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宽恕他了。于是恢复了恭亲王内臣的身份，以及总理衙门统领之职。恭亲王之前多次无礼，现在已经悔过，大清朝廷愿意既往不咎，希望他之后能够殚精竭虑，恪职尽守，以报答朝廷不计前嫌之恩。

一周后，慈禧又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一诏：

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

自垂帘以来，特简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在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也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王其毋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图报称，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诿，以副厚望。

同年，即1865年秋季，陵墓修建了整整四年，终于完工，咸丰帝的下葬事宜也重新被提上日程。

1850年咸丰帝登基前一个月，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病逝，十五年来她的遗体一直存放于京城西郊11千米处的一处村庙中，等候与咸丰帝同葬。

葬礼仪式以及修建陵墓历来花费巨大。往日南方各个省份在筹款中作用很大，此时它们却陷于太平天国叛乱的泥沼之中，造成现在朝廷筹款艰难。皇帝的陵寝大约需要一千万两银子，只有内务府和各部官员捐纳。

遵照祖制，新帝在摄政的两宫太后及恭亲王陪同下，前往东陵参加庄严的下葬仪式。恭亲王主要负责修建陵墓以及筹集资金。他在处理这些事情时尽职尽责，无可挑剔。先帝遗体安置于梓宫中，梓宫表面涂有亮漆，上面还刻有佛教经文。梓宫随后被抬入巨大的圆顶陵墓中，放在镶满珠宝的座台上。前代皇帝下葬，往往有许多嫔妃以及太监殉葬，如今用真人大小的木人和纸人取代，它们跪在皇帝梓宫旁，意味着在冥府继续侍奉先皇。随后点燃巨大的蜡烛，僧徒开始念经文，大批贵重装饰品被置放于陵墓内，在梓宫上方摆放一些金饰、玉器和一串珍珠项链。待一切妥善处理完毕，陵墓的大门徐徐阖上，最终完全封闭。

第二天两宫下诏，盛赞并感谢恭亲王在此次下葬仪式中的卓越表现：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亲王自襄办文宗显皇帝大事以来，五载于兹，尽敬尽诚，有条有理。定陵工程，前经派令总司稽查，一切悉臻妥协。本日文宗显皇帝、孝德显皇后梓宫奉安定陵礼成，赡仰规制崇闳，典仪明备，悲恸之怀稍释，在天之灵亦慰。自应仰体文宗显皇帝谊笃友于之心，并参酌成案，渥沛殊施，以示优奖。乃据恭亲王以盈满为惧，再四固辞，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勉从所请，仅交宗人府从优议叙。惟恭亲王谊属亲藩，首参机务，近来事无钜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实能不负委任。本年三月初七日所降谕旨，原因其小节之疏，恐蹈愆尤之渐，期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业于三月十六、四月十四等日，将办理始末明白宣示，谅天下共见共闻。惟虑传之久远，后人不知原委，莫定是非，转为白圭之玷，殊无以释群疑而彰忠悃。所有三月初七日谕旨，著毋庸编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

从慈禧垂帘听政之初颁布的这些圣旨中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一个情绪多变的女人。恭亲王虽然再次获得了太后青睐，但是四年后他因与东太后一起谋划杀掉了慈禧的亲信安德海，再次招致慈禧的厌恶和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