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近代亚非文学发展概论(3)
近代菲律宾文学
菲律宾早在1570年就被西班牙强行霸占，在实行军事占领、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的同时，又进行文化侵略。他们竭力宣传“欧洲中心主义”，禁用菲律宾的民族语言、文字，实行奴化教育。
菲律宾近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过程十分明显。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宾后，大量传播祈祷书、圣徒传、耶稣遇难戏剧、反穆斯林戏剧等。同时，民间流行着已经菲律宾化了的西班牙和法国中古时代侠义英雄传奇、骑士文学作品。不过在这类描写骑士的勇武和爱情故事的文学中，已融进了穆斯林反天主教、菲律宾反殖民统治的精神。
19世纪前期，菲律宾出现了用地方语言他加禄语写作的爱国诗人弗朗西斯科·巴尔塔萨尔（1785~1862）的作品。他出生于布拉干省比加市庞伊奈村的铁匠家庭，当过佣工，入过狱。在狱中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弗罗兰第和萝拉》（1838年），以欧洲为背影，描写了阿尔巴尼亚人反对异族奴役的斗争，以此表达菲律宾人民反西班牙统治，期望获得民族独立的心声。长诗以优美、生动的地方语言打动读者，因而作家被人们誉为“他加禄诗人之王”。
19世纪，菲律宾民族运动不断高涨，文坛上涌现出一批反对殖民主义的爱国诗人和作家，其中最杰出的是何塞·黎萨尔（1861~1896）。他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起义者》对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他牺牲后，被尊为菲律宾民族英雄和国父。
这一时期，作家佩德罗·阿帕特尔诺（1858~1911）创作了诗集《茉莉花》（1880年）、小说《妮奈》，作品表现出对祖国山河、民族和生活的热爱，人们称他的创作体现了“菲律宾人的个性”。安德列斯·波尼法秀（1863~1897）是一位工人出身的诗人，他在武装起义中被陷害牺牲。他的诗歌表现了他献身祖国的忠诚。何塞·巴尔马（1876~1903）、弗尔南多·马·格雷洛（1873~1929）、塞西略·阿波斯托尔（1877~1938）都是抒情诗人，并称为“诗中三杰”。他们各自创作的《菲律宾》、《我的国家》、《致黎萨尔》都充满了爱国激情，体现了时代精神。
1901年，菲律宾又沦为美国的殖民地，英语逐步取代了西班牙语，菲律宾文学由此转入了现代阶段。
近代印度尼西亚文学
18世纪60年代，荷兰强迫印度尼西亚逐渐沦为它的殖民地，印尼民族文化遭到摧残。这一时期，马达兰王朝迁至中爪哇，以苏腊卡尔塔为中心的爪哇宫廷文学曾一度复兴。巴固·布沃塔三世命约索迪布洛父子用新爪哇语新编和改写过去的爪哇古典名著，同时撰写不少有关历史、哲学、伊斯兰教等方面的著作，此后的爪哇古典文学史书称之为新爪哇语文学。
这时期的作品已开始面对社会现实，如约索迪布洛第二写的《怒言》，对上层社会的虚伪腐败现象加以抨击。他的孙子朗哥瓦西多是著名的文学革新者，作品中批判的锋芒更加显露，悲愤抑郁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是爪哇新散文体的开创者，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虽与日俱增，但古印度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它通过与爪哇传统的“哇扬”戏相结合，仍根深蒂固。在西方殖民侵略者的摧残下，马来古典文学也每况愈下。
19世纪上半叶积极创作的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卡迪·门希是马来古典文学最后一位知名作家，在他之后马来文坛几乎有半个世纪处于沉寂状态。
印度尼西亚近代文学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很快就由中古末期过渡到现代文学阶段。形成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是荷兰的殖民政策阻滞了印度尼西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文坛也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出现了西方的翻译小说。在中古末期的一些作品，如历史人物传奇小说《杭·杜亚传》、叙事诗《希姆布》中，都表现出反对葡萄牙和荷兰殖民统治的思想倾向。
近代越南文学
越南近代文学形成是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抗法的“勤王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当时许多诗人作家本身就是爱国人士、勤王运动领袖。抗法爱国文学是当时越南文坛的主流。
近代越南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南方诗人阮庭炤（1822~1888），他出身于嘉定省平阳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43年中秀才，1848年双目失明。1861年法军侵占南部六省后，他不愿与之合作而隐居，并与爱国志士交往，以笔作斗争武器进行抗法斗争。
早期作品长诗《蓼云仙传》，描述了清寒书生蓼云仙和乔月娥的不幸遭遇和曲折的婚姻，揭露了社会的奸邪罪恶，批判了封建社会道德的沦丧，具有反封建的倾向。但作品也反映了作家本身尚存有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意识。阮庭炤最好的作品是他创作的50多首诗歌、数篇祭文和赋。《勤约义士祭文》既是一首哀悼疆场殉身的英雄赞歌，又是一篇声讨卖国贼的檄文。阮庭炤还在其他许多诗歌中赞颂与敌人顽强斗争的义军战士，刻画了憨厚、勤劳、勇敢、淳朴的义军形象。
与阮庭炤同时活跃在越南近代文坛的作家还有潘文治、阮春温、阮光碧、潘廷逢等。阮光碧本身就是“勤王运动”的爱国领袖，他用汉文创作的《渔峰诗集》可视为“勤王运动”的斗争实录。
20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越南推行拉丁文的新拼音文字，这反倒促进了越南文学的发展。著名爱国诗人潘佩珠（1867~1940）的创作，将越南近代文学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近代泰国文学
东南亚诸国中，泰国虽表面保持“独立”，但实际上从1885年签订不平等条约起，就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泰国近代文学的产生、发展是从介绍、翻译、改写西方作品开始的。
国王拉玛五世自幼学习英语，受西方教育，赴欧访问，创作了《十二个月的皇家典礼》、《远别》等作品。拉玛六世翻译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奥瑟罗》改写成《帕耶叻察旺讪》，还创作了话剧《帕銮》、《战士的心》，又从古希腊戏剧取材，写了《海洋的婚礼》等，因而被公认为是泰国现代话剧的创始人。纳拉蒂·巴攀蓬亲王著有剧本《帕罗》和《妙令克乐发》，被人们称作现代歌剧的创始人。
泰国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不断翻译、介绍中国古典作品。《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等作品深受泰国读者欢迎，甚至形成了特具风格的“三国文体”。
泰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传统的宗教文学、宫廷文学因受阻滞而告终。
近代印度文学
19世纪中叶之后，印度文学进入了近代时期，反映民族觉醒、表现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大量涌现。这时，印度已经完全被英国殖民者所占领，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且得到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一批近代知识分子也迅速成长起来。这一切为民族的觉醒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印度人民日益觉醒，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并在1905年~1908年间形成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印度近代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印度近代文学包括许多种地方语言，如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马拉提语、奥里萨语、阿萨姆语、古吉拉特语、旁遮普语、克什米尔语、信德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等，此外还有英语，情况相当复杂。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东印度的孟加拉语、北印度的印地语和以德里、勒克瑙两地为中心的乌尔都语文学。
孟加拉文学
孟加拉是当时印度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孟加拉语新文学也首先兴起，并推动了整个印度新文学的前进。
班吉姆·金德尔·查特吉（1838~1894）是孟加拉近代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写有历史小说《将军的女儿》（1865年）、《阿难陀寺院》（1882年）等。在这些作品里，他热情地颂扬了印度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战斗精神。如《阿难陀寺院》中有一首题为《礼拜母亲》的颂诗，洋溢着爱国热情，在印度各地广为传诵。他的另一类小说是表现现实题材的，如《毒树》（1872年）、《拉吉尼》（1874年）等。这些作品反映了社会上新旧思想的冲突，描写了妇女的不幸命运。
萨拉特·金德尔·查特吉（1878~1936）是孟加拉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作家。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斯里甘特》（1917~1933）写的是男主人公斯里甘特和歌女拉佳拉克什弥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纯洁而热烈，但由于违背社会的传统习惯和道德，最后只得分手。小说画面广阔，塑造了几个生动感人的妇女形象。
此外，《嫁不出去的女儿》（1916年）写一个没有陪嫁的姑娘的不幸，批判了买卖婚姻；《道德败坏的人》（1917年）写两个年轻寡妇的痛苦，谴责了歧视寡妇的陋习；《秘密组织——道路社》（1929年）则直接反映政治问题，表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积极思想。
此外，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还有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文学
除了孟加拉语文学以后，印地语新文学的产生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也有着密切联系。印地语新文学的启蒙者和开创者是帕勒登杜（1850~1885）。他在诗歌、散文和戏剧领域都留下了不朽的业绩。他的代表作六幕剧《印度惨状》（1876年）被认为是印地语文学中第一部爱国主义作品。这个剧本写的是印度现实的悲惨境况，饥饿、疾病、死亡、黑暗等等对于祖国的严重威胁。剧本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男主人公对于“印度的命运”的绝望，终于用匕首刺杀了自己。
除此之外，他的重要剧本还有《按〈吠陀〉杀生不算杀生》（1873年）、《信守不渝的国王》（1875年）、《金德拉沃里》（1876年）、《印度母亲》（1877年）、《尼勒德维》（1880年）等。
乌尔都语新文学也有很大发展，代表人物是诗人迦利布（1797~1869）。他的诗歌表现人民疾苦，反对宗教迷信，宣传平等博爱，同情劳动人民；他的书信格式新颖，文笔流畅。他的诗歌和书信在乌尔都语诗歌和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用乌尔都语发表的主要作品有《迦利布诗选》、书信集《印度的芬芳》和《乌尔都语精粹》等。
近代新加坡文学
新加坡官方语文有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四种，所以有四种语言的文学作品。
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65年获得独立。它过去的文学主要是马来古典文学。
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形成了以创作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流的华文文学运动。从1924年开始，各华文报刊相继增辟文艺副刊，如《小说世界》、《南风》、《星光》等。同时，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断增长，并形成20年代华文文学运动的主流。
1925年，李西浪（？~1972）所著长篇小说《蛮花惨果》，描写作为“猪仔”的华工在婆罗洲被奴役的非人生活。1927年，张金燕（1901~）在《荒岛》上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描写妇女在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里的不幸命运。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小说还有邱志伟的《长恨的玉钗》（1924）、拓哥的《赤道上的呐喊》和曾华丁的《五兄弟墓》（1928）等。
1929年陈炼青（1907~1943）首次提倡文学作品应有地方色彩。1934年丘士珍发表论文《地方作家谈》，进一步强调应鼓励乡土作家的创作。在华文戏剧方面，1933年首次演出了具有地方色彩的独幕剧《芳娘》、《一侍女》、《绿林中》和《兄妹之爱》。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掀起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救亡的运动。许多文艺创作也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并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如张一倩的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1938）、铁抗（1913~1942）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1938）、乳婴的短篇小说《八、九百个》、吴天（1912~）的剧本《伤兵医院》（1937）和王君实的散文《海岸线》等。此外，比较优秀的短诗有刘思的《黄包车夫》（1939）和椰青（1921~1939）的《埋葬》（1938）。
1942年日军侵占南洋群岛之后，铁抗、王君实等作家相继遇难，文学活动处于低潮。日本投降后，文学创作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以描绘战争和抗日地下活动为题材的英文小说。较著名的有陈基安的《无声的敌人》（又名1952）、尼维·刹特的《一个像艾丽丝的小镇》（1950）、葛烈维尔的《鼠王》（1962）和烈斯李·托玛斯的《娘子军》（1966）。
战后的华文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描写劳苦大众，特别是以老一辈的华侨劳工、矿工、割胶工和农民的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比较杰出的有李过的中篇小说《大港》（1959）、《新垦地》（1960）和长篇小说《浮动地狱》（1961）等。苗秀的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1952）也是一部描写社会下层人物的代表作。
新加坡独立以后，除马来作家的“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作为新加坡马来文作家协会继续存在外，泰米尔作家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相继成立。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是新加坡公民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的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的华文写作者于1945年底成立星华写作人协会，但因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法令而自动解散。1947年底成立的星华文艺协会也出于同一原因而解散。1970年8月，在连士升（1907~1972）等作家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年5月，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选举小说作家黄孟文为会长。协会创办《文学月报》，开辟文艺副刊《写作人》，出版文学丛书，鼓励会员从事文学创作，并举办文学理论讨论会、专题讲座、诗歌朗诵会等，同时组织国际文学交流活动。
近代埃及文学
埃及近代文学开始发展于19世纪中、后期。一些短小而富有战斗性的杂文、散文大量涌现，主要表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在埃及近代文学的发展中，报刊起了很大作用，一些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把报刊作为阵地，发表自己对改革的意见。于是在埃及近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杂文。穆罕默德·阿卜杜胡（1849~1905）首先用杂文在报刊上发表自己对于改革等问题的主张。法塔希·柴鲁勒（1857~1927）、鲁特菲·赛仪德（1872~1963）和鲁特菲·爱弗鲁推（1876~1924）又进一步发展了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