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丝绸之路的兴衰

中国素称丝绸之国。自古以来，中国人通过海上和陆路，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联系，开展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提起丝绸之路，人们自然会想起张骞通西域后，那条自长安经河西走廊、今新疆、伊朗和两河流域直抵欧洲的东西贸易通道。如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却又似曾相识。但玉米、白薯等，就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从国外引进来的品种。在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曾经是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它是一条沟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东起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沿海港口，途经东南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天竺，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达大食。这条重要通道的开辟，不是一朝一代之功。它始于秦汉，之后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与西方的海上贸易也日益繁荣，逐渐开辟出一条与西方进行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记载了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友好往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我国与亚非各国的纽带，这是一条友好之路、文明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今天世界各国人民依然怀念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非常重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发起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

（一）丝绸之路及其由陆路向海上的转移

中国文明与欧、亚、非三大洲的古代文明很早就开始接触，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但这些古文明之间的交往路线一直没有概括性的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他对丝绸之路的经典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到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个名称很快得到东西方众多学者的认同。他之所以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定在西汉使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是因为张骞说他访问中亚诸国时“其地皆无漆丝”，所以他特别强调张骞通西域的重要性。1910年，德国史学家赫尔曼从文献角度重新考虑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在他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提道：“我们应该把这个名称的含义延伸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他把丝绸之路的西端定在叙利亚，则是因为张骞通西域不久，中国丝绸就沿丝绸之路运到了罗马帝国境内。因此，赫尔曼提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不限于中国与中亚和印度之间，还存在于中国与罗马之间。

通过对丝绸之路的不断研究，大量的考古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今天，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要比李希霍芬时代深入得多，《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丝绸之路”的：“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非洲的古文明联系在了一起，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在绵延的丝绸之路古道上，遗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古迹，它传达给人们的却是超越国界和民族差异的精神共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陆路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开始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

19世纪一位德国学者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描写了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首次在一张地图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具体提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由此得出“海上丝绸之路”之名。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贸易通道，但后者自秦汉形成一直沿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这两千多年的中外贸易历史中，中国的主要输出品有时是丝绸，有时是瓷器或其他商品；而外国的贸易商品更是五花八门，因此有的学者也称之为瓷器之路或皮货之路、丝香之路等等。既然丝绸之路的称谓已约定俗成，也就称海上丝绸之路。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陆上丝绸之路到了唐朝中后期就开始衰落，除了因为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的影响外，还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

首先，陆上丝绸之路只能通达毗连邻国，再向远运便要穿过一些国家，如果其中有一个国家发生了变乱，或有任何一个国家为垄断丝绸贸易而操纵了这条通道，就会影响全线的畅通。而这样的变故或因战乱而使丝绸之路中断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其次，陆上丝绸之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运输商品，而我国传统的外销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等的产区都在东南沿海。陆上西运，既不经济，又不方便。何况，对于环太平洋各国，陆上丝绸之路是无法到达的。

再次，陆上丝绸之路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又只能以骆驼运输，运输量有限，而且耗时久、运费高。

最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商品外运与日俱增，尤其像瓷器这种较重且容易损坏的商品，陆路运输就难以承担。因此，陆上丝绸之路已不能适应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商品运输发展的需要，这是陆路运输转向海路的关键因素。

而上述陆上丝绸之路的这些致命弱点，恰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优点。我国东南沿海有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有许多终年不冻的良港和海港城市。陆路能够到达的国家，海路大都可以到达。陆路不能到达的许多海岛，海路也能到达。海路也不像陆路那样容易受别国的牵制，可以自由通航，越过那些发生变乱或操纵丝绸之路的国家。另外，我国东南沿海是外销丝绸、瓷器、茶叶的生产基地，又是造船、航海最发达的地区。就运输量而言，商船也比骆驼之类的运输工具不知要大多少倍，而且运费低廉，安全可靠。以上这些都显示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优越性。而且在唐朝中期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人们征服海洋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创造了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海上丝绸之路从此日益兴盛，同陆上丝绸之路的日益凋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到唐代中期达到高峰。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隋唐时期的四大港口

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还要悠久。我国原始航海活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则始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泉州、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大宗货物主要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做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做“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叫做“海上香料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东海起航线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南海起航线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过程中，在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了比较繁华的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等四大港口，在历史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直到今天仍然是著名的港口。

1.广州

广州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唐末曾经遭到战乱的破坏，但不久就恢复旧观。北宋时期，广州仍然是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11世纪七八十年代，明、杭、广三市舶司博买乳香，共354449斤，其中广州收到348672斤，占总数的98%，可见广州在当时全国外贸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广州贸易仍然繁盛，“宝货钱物浩瀚”，“收课倍于他路”。每年都有来自占城、真腊、三佛齐等国的数十艘海外商船，把大量海外珍物——例如犀、象、珠、香、琉璃，源源不断地输入广州。

宋元时期，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南海诸国商客进出或居留广州，使这个南部港口充满着异国情调，文化氛围与内地大不相同。美国著名中世纪专家汤普逊在其著作中提到，在9—12世纪的将近四百年中，中国广州的“阿拉伯殖民地”（蕃坊）和中国人间的政治关系，除了9世纪末一度微有裂痕外，其余时间保持着和睦状态。

宋末，宋元双方在广南进行激烈争夺，广州对外贸易受到重创。元中期以后，广州贸易逐渐恢复。大德年间（1297—1307年），广州与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宣称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船舶数量极其庞大，“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舶多”。元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到中国游历，认为广州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

2.泉州

五代时期，在闽国统治集团经营下，福建经济有了长足进展，泉州成为东南沿海一个重要港口。北宋中期，泉州贸易越来越旺盛，尤其在对高丽的贸易中占相当大比重。

由于福建没有设置市舶司，泉州船舶出海，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领取公凭，方准出海，回来时也必须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否则货物将被没收。如此周折，对福建的对外贸易颇为不利。直到1087年，宋朝终于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北宋末年，官府在泉州设置远驿，专门接待来华外国使节。一些外国商人，聚居泉州城南一带，形成“蕃人巷”。

南宋时期国都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泉州与政治中心的距离拉近了。大批宗室贵族的进入，大大增加了地区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对泉州商业贸易有刺激作用。他们也是商业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泉州因天时地利，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舶货充盈，号称“富州”。13世纪初，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三十多个，很快又增加到五十多个。

南宋末年，广州的西域人后裔蒲开宗移居泉州，其子蒲寿庚、蒲寿晟平海贼有功，曾任提举泉州市舶司，掌管泉州的对外船务和贸易长达30年之久。1276年，蒲氏降元，得到朝廷特殊关照，泉州贸易继续保持着平稳发展势头。

在元代，泉州是全国最重要的港口。马可·波罗说，印度所有船舶运载的香料及其他贵重货物，都运到这个港口，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他估计，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或其他港口运载一船胡椒到欧洲各国，同时必有百余艘船至泉州。

元末，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来泉州，也曾“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一种能运载上千人的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他因而认为泉州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3.杭州

江南是中古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唐代杭州虽不及苏州，但作为东南交通枢纽，钱塘江口的海舶可以通行无阻，贸易繁盛，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后来吴越国统治浙江时期，保境安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特别是与日本、高丽之间的外交、商贸联系有了较大发展。

北宋时期，杭州作为浙江首府，经济发达，风景优美，号称“东南第一州”“地上天宫”。宋朝在杭州设置两浙市舶司，管理浙江贸易。南渡以后，杭州成为首都，聚集了庞大的人口，都城及其附近九县的人口超过124万。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把杭州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14世纪20年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到中国游历，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四周足有百英里，其中无寸地不住满人”。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距离杭州城东25里的澉浦镇发展成为蕃舶会聚之处，商业贸易成为该地经济的主体。直至元代，澉浦仍然是一个对外通商的要冲，远通诸蕃，近通福广，官府在那里设置了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

4.明州

明州即今天的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有甬江、姚江通杭州。五代时吴越对日本、高丽的商人使节往来，固定从明州进出。北宋在明州置市舶司，还设有来远亭（一名来安亭）、波斯馆、高丽馆等，为招待外商之处。

明州海外贸易主要面对日本、高丽贸易，与东南亚、阿拉伯诸国也有往来。鄂多立克称明州的船多得“难以置信”，恐怕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