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开创二张研究新局面（代序）

河北师范大学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以研究二张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宗旨、为主题，我认为是把准了时代脉搏、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它一起步就得到了许多同志、朋友的热烈祝贺、支持与合作，说明大家都看好这件事情，也说明我们做对了，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怎样不负众望、做好这件事情呢？河北师大的同志们很谦虚，专门召开这个会议来听取大家的意见。我在这里也讲几点个人的想法：

（一）明确和确立二张思想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应有的历史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察和比较的视角：中国在11世纪出现了著名哲学家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他们的贡献是开创了宋明理学，在“北宋五子”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写了一本书：《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任继愈先生为中译本作序，是一本名著。中国在20世纪又出现了一对著名的兄弟哲学家张申府（1893—1986）、张岱年（1909—2004）先生，对他们的理论贡献和学术地位，能不能与历史上的二程作一个比较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

二程生活在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转折时代，他们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思想资源，实现了儒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综合创新，创造了体现“三教合一”精神的宋明新儒学。二张先生生活在一个更加伟大的百家争鸣、综合创新的时代，中国思想舞台上不只是有儒、释、道三教，而且有中、西、马三种文化系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相互碰撞，对立互动。问题与主义论战、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个接着一个。在人们一般只看到三大思潮之间的分歧、对立、“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面的时候，二张先生却看到了将三者之精华“综合于一”的可能性，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思想，到80年代更形成为系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他们早就认识到，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西、马“三流合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综合创新出来的新文化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他们指出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不仅已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所证实，而且在21世纪，甚至在更加长远的未来，都具有指导意义，将成为一种主导的哲学和文化理论。二程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已经十分确定，经过上述比较，二张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什么地位，我们心里就比较有数了。有一本书写“当代中国十哲”，张岱年先生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十哲”中只有四位。还有人认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理论贡献最大的是五个人：李达、艾思奇、毛泽东、张岱年、冯契。这些说法都充分肯定了张岱年先生的历史地位。

今天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首先要明确和确立二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明确”是我们认识上要明确。“确立”是通过我们扎实的研究工作和有效的宣传工作，使这种认识能够得到学术界、思想文化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成为一种共识。

从籍贯来说，二程兄弟是河南人，二张兄弟是河北人。二程作为河南地方文化名人的地位早已确立，各种学术研讨、宣传、纪念活动经常举行。1988年，我与张岱年先生等一起去河南洛阳出席“洛学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二张先生作为地方文化名人的地位，我想河北省、地、县领导和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也会逐渐重视起来，以河北出了这两位现代著名思想大师为荣。推动各方面对此予以重视，也是中心要做的工作之一。

（二）把“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二张思想与生平活动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

二张先生是哲学家、思想家，对他们的研究当然首先是思想研究。近十年来，关于张岱年先生思想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但是否把前辈思想的精义、精髓都充分揭示出来了呢？我觉得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张先生在40岁以前，力图“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创造一个接着中国传统天人之学讲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这是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和概念范畴都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但是以“当代最伟大的哲学”辩证唯物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又不是照抄照搬当时流行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应该说它基本上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新文化的要求。这个哲学体系虽然没有完成，但已大纲初具，有些重要章节实际上已经写出来了，只是不够完整，当时没有发表。我国哲学界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如何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哲学史界也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之所以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难点是在本土化和民族主体性建设上。迄今为止，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还是这方面成功的典范。我们不妨设想，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创造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如果不受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环境困扰，如果解放后不是“存而不论”，而是有条件继续做下去，能够大功告成并顺利问世，那么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局面，可能就会很不一样，至少它又提供了另一个典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民族主体性建设向前推进一步。所以我认为在今天，非常需要有人能够把“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整体思路和学理精义研究透彻，全面准确地揭示出来，它不只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对于现实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如果有人能像刘心武续写《红楼梦》那样，以张先生的文字和内在思想理路为依据，续写出以“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原心流”、“永恒两一”、“大化三极”、“知通内外”、“真知三表”、“群己一体”、“人群三事”、“拟议新德”十论为基本框架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我们亦应表示欢迎。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对张申府先生思想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他是公认的罗素研究专家，在中国大力推介、阐扬逻辑分析方法，并且同唯物辩证法、孔子“仁”的学说结合起来。最早提出“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就是申府先生。但至今除了舒衡哲的访谈录、郭一曲的博士论文外，很少见到专门的研究成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张申府先生是中共创建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和刘清扬同志同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20世纪30年代，张申府先生还是进步阵营“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不仅发表了大量政治、社会、哲学、文化方面的论著，而且重视对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大力提倡科学方法。张申府先生和刘清扬同志都是河北师大的校友，从表彰先贤的功业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角度，加强对他们的研究也是中心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史学的传统从来重视“知人论世”。要对二张思想有深刻理解和把握，必须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的家世，他们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他们的社会交往等等，也就是说，还要加强对他们生平活动的研究。研究工作要以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前提，包括二张先生的论著手稿、往复信函、生前留影、谈话录音、访谈记录等等，哪怕是片言只字，都十分珍贵。中心除了做思想研究外，还要组织力量写他们的传记、年谱，编制影视专题片，请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创作以他们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等等，需要做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总之，要把思想研究与生平研究结合起来。

一个好的研究中心，应该同时也是资料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我们对河北师大二张研究中心的期望，就是办成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学术单位。在这里不仅出成果，出人才，而且也是二张资料收集最齐全、使用最方便的地方，全国以至世界各国想要做这一课题的学者，都要到这来学习，来查阅资料，来交流研究心得。今天到会的有一位韩国学者，中心成为“张学”研究重镇，将来可能还会为你们学校吸引来一些外国留学生。

（三）开门办研究中心，争取得到二张先生的家属、弟子门人，及全国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各项研究与交流活动的开展提供平台，提供优质服务。

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这样做了，这要成为坚定不移的办中心的方针和指导原则。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实干，另一方面还要争取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合作与帮助。有些工作是必须广结善缘、各方面精诚合作才能办成功的。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1.二张先生的手稿、书信、影像等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必须得到他们的子女亲属、生前友好、弟子门人的大力支持与合作。

2.二张先生本人的著作和有关研究论著的出版，必须得到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合作。我们有一个有利条件，河北人民出版社对出版二张先生的著作非常重视，非常支持，《张岱年全集》八卷本、《张申府文集》四卷本都是他们出版的。《张岱年全集》出版于1996年，此后8年张先生还发表了一些文章；过去的文章也收集得不全，现已发现未收入全集的文章还有100多篇；张先生的书信都没有收进去。将来势必要出收罗更全、编辑整理更加科学合理的新的《张岱年全集》，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由河北师大二张研究中心与河北人民出版社合作承担起来。除了二张先生本人的著作外，也希望你们能够合作编辑出版一套高质量的二张研究丛书，为弘扬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前瞻性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作出贡献。

3.建议河北师大二张研究中心与北京的张岱年哲学研究会（即中国哲学史学会张岱年哲学专业委员会）合作办一个二张研究的专业网站，作为全国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发表和信息交流平台。刘鄂培教授是中心的名誉主任，也是张岱年哲学研究会的会长，这就非常有利于这一合作的顺利开展。

（四）开始注意和逐渐加强对以张岱年先生为旗帜的“综合创新”学派的研究。

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学派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百家争鸣”是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子峰起，成就了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写了那么多学案，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以案主为中心的大小学派，除了主要记载、论述案主的思想外，还有师承、家学、弟子门人、学侣、同调、讲友、交游等等，弟子中有亲炙弟子、私淑弟子，还有再传、三传弟子，形成一个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学说主张、有某种思想传承关系的学术群体，这就是学派现象。今天中国思想界有没有学派现象呢？当然也是有的。“五四”以来我国出现了“三分”的思想格局，形成了三大思潮，所谓现代新儒家学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等就是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中也有思想倾向不同或学科领域不同的各种学派，比如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就有著名的侯外庐学派，最近还有文章关注刘泽华学派。在社会政治领域和经济学领域，都有不同的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全盘西化派、彻底重建派、儒学复兴派、西体中用派、新启蒙派等等一齐登场，众声喧哗，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出场的。

从大的学派归属来说，二张思想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核心理念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其哲学基础是张岱年先生继承传统“和而不同”思想、并且把它上升到唯物辩证法高度的“兼和”理论。他们在建国前倡导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在当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派，而是被称为“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认同的人并不多；张岱年先生在这种哲学指导下创造的“天人新论”体系也没有完成，这里面就包括他在40年代提出的“兼和”范畴。时移世迁，到80年代张先生重新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在与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的比较和论争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学者迅速集合到这面旗帜下，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张岱年学派，或者叫做“综合创新”学派。

张先生是1987年正式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一开始就得到刘鄂培、羊涤生、衷尔钜等早期弟子的高度认同、大力支持。张先生关于“天人新论”的未刊手稿，1988年以《真与善的探索》为书名正式出版，他在“文革”后培养的一批研究生如程宜山、李存山等人，还有中央党校研究生范学德等人，倾力研究和加以表彰，使“综合创新”思想得到更系统的阐述和广泛的传播。1995年在澳门召开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研讨会，可以看作是这种文化理论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综合创新”学派已经形成（确立）的标志。以后在全国各地还召开了多次综合创新学术研讨会，主要有：1999年张先生90岁时，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研讨会和出版的纪念文集；2004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张先生95岁诞辰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的文集；2006年在长沙岳麓书院召开的纪念张先生逝世两周年学术研讨会；2007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学术研讨会；2009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张岱年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都深化了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扩大了综合创新学派的影响。

对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思想史现象，二张研究中心现在就要开始注意并逐渐加强研究力度。中心的这些研究活动本身，将来也可能会成为思想史的一部分。因为二张先生的思想，特别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思想，虽然产生于20世纪，但真正发扬光大得到广泛认同、成为一种主流的哲学和文化理论，恐怕是在21世纪，其影响甚至会更加久远。因此目前我们首先要做好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要做一些拓展性的研究，眼光更加长远一些，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和弘扬先进文化的重任。

以上几点是我个人的想法，或者说是愿望，提出来仅供参考。我与在座各位学者一样，十分期盼在后二张时代能够出现一个二张研究的新局面。

（本文是作者2011年4月26日在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成立暨“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