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这是一本论文集，所收录论文的内容均与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相关联，故题名为《历史与文明》。

本人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开始踏入史学大门。1982年毕业即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三十多年来，在二十多种报刊杂志及学术专题论文集发表了文章一百余篇。现已年届花甲，对自己的史学道路略作回顾与小结，将曾经发表的文章辑集出版，当为人之常情。历年所写文章尽管基本与本人从事的历史专业相关，但也写过一些临时应邀之作，全部收入文集似嫌内容过于宽泛，且文集分量不宜太大，故当有所选择。经过斟酌，下面所述几类文章本文集没有收录：其一，与本文集主题不太贴切的文章。例如，本人自1994年至2011年连续担任包头师范学院二级教学单位行政负责人（职务名称随着事业的发展有所变化，包括历史系副主任、历史系主任、历史文化系主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历史文化与管理学院院长等，实际是同一岗位）跨过了18个年头，其间因工作需要写过一些教育管理类的论文，此类文章与“历史与文明”有些距离，故未收录。其二，本人历年独撰、合著、主编、参编著作已出版20多种，其中有些著作的某些章节可以独立成篇，曾抽出略加整理在期刊发表，此类文章因在原著作中完整保存，故未收录。其三，有的文章与他人合作或指导研究生完成，二人署名发表，不属于本人独立写作的成果，故未收录。其四，以前发表的文章，今天重新审读，相较而言，有些文章或论题意义不大，或论据不够充分，或结论似欠全面，或内容较为单薄，或介绍知识为主，或属于动态综述，为控制文集篇幅，亦未收录。

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大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谈文明。本人1990年参加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撰工作，负责《中国古代礼俗》一书的撰写，该书于1991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礼俗》199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繁体字版，1997年商务印书馆、2010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又出修订本），之后主要研究方向转向中国文化史。“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相重叠的地方很多，在中国的各类辞书中大多都有互为解释的义项，往往被视为同义词，尤其在理论研究中难以截然划分。然而，这二者毕竟不完全等同，还是有所区别的。一般说来，文化可包括正、反两个方面，而文明主要包含正面的内容。研究中国文化史主要应倡导正面的内容，故本人1999年主编的属于中国文化史性质的著作《中华文明简史》便以“文明”题名，其中将“中华文明”定义为：“指包括当代56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见《中华文明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广而言之，本文集中的论文大都属于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范畴，如再细分，有关中华文明、中国礼仪文化、阴山文化史等内容的文章，可列入探讨“文明”一类。

二是论文献。本人从事高等教育工作讲授的第一门课程，是《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后改称《中国历史文选》），1989年参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一书后，又开设了《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两门课程密切相关，且一直是本人的主讲课程，故本人贯穿始终的一个研修方向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由于教学与科研的需要，本人浏览了一些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典籍，也写了一些论述文献的文章。其中1986年至1990年，应邀在《宁夏日报》理论版开设了“漫话历史要籍”专栏，介绍中国古代历史典籍，断断续续发表了40多篇文章。因报纸容量的限制，按编辑要求，每篇均为千字左右的短文，故对每一历史要籍只能择一特点略加论述，无法展开评论。即使这样，因压缩版面之需，文章发表时也多经编辑删削。这些短文内容并不全面，多为归纳学界通行的观点且点到为止，严格说来算不上学术论文，但好歹成一系列，记录了本人阅读古代典籍及相关文献的心得体会，加之一般报纸难以留存，故收入本文集。需说明的是，原计划共写百篇系列短文，将中国从先秦至清代的历史典籍择其要者逐一简要介绍，但由于报社工作调整，文章写作至南北朝专栏中断，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想来令人略感遗憾。另关于《齐民要术》的短文，亦为专栏而写，因专栏停刊，后发表于《历史学习》杂志，也一并收录于此。1999年本人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在古籍研究所师从刘乃和先生访学一年，研修重心是明代学者焦竑及其著作。之后发表了几篇研究焦竑文献学的论文，现集中收入本文集。因几篇文章分别发表，均需对焦竑有所介绍，故有些内容略显重复，但为存原貌，未作删改。（本文集有关中华文明、阴山文化的论文也存在类似情况。）

三是评人物。历史主要反映的是人类活动的历程，历史学自然离不开对人物的研究，本人也因各种机缘写过一些评论人物的论文。其中有关张宾的一篇，是本人的本科毕业论文，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毕竟是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可反映本人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最初的状况。关于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的三篇文章，是当年为友人拟编撰的二十世纪杰出人物专书而写，但该书未能出版，故陆续发表于期刊。评论胡适的一篇，是阅读黎虎先生主编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后有感而发。陈垣先生是刘乃和先生的老师，而本人又是刘乃和先生的入室弟子，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撰写怀念前辈学者和恩师的论文自在情理之中。黎虎先生是本人的授业恩师，本科毕业论文即由黎先生指导，毕业后仍然保持密切联系，三十多年来，得到了黎先生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撰文探讨先生的学术道路及史学成就当然是作为学生义不容辞的职责。上述人物尽管有古有今，且不属同一类型，但均在相关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均可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故将这几篇人物评论收入本文集。

上述三个方面虽然各有重心，但又互有联系。谈文明要有史料支撑，自然会涉及文献；论文献不能脱离文献学家，不免谈及人物；评人物必论其历史作用及贡献，又与中华文明的的发展相联系，三者实际难以截然区分。强行划分并非不可，只是未必科学，故本文集只是将所收论文按三个方面内容大体排列先后，不再作出明显的分类。

本人历年出版的著作，有些曾引起学界的关注，或对某些内容加以引用，或对某些著作进行评论。本文集收录了几篇学界同仁对本人撰著及主编著作的书评，作为“附录”放在论文之后，以利读者诸君对本人的治学状况有较全面的了解。

本文集收录的文章，是不同时期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论文格式不尽统一，为存原貌未作统一加工处理，特此说明。

本文集的出版，得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李世琦先生、王岚女士的大力支持，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王炜民

2013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