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皇弟之死(2)

元份这个人很宽厚，守礼，气度不凡，有一种典雅昂然之姿。但他娶了个厉害夫人李氏。史称李氏“悍妒惨酷”，骄悍、妒恨、残忍、酷毒，宫中女婢有人小不如她心意，不是鞭打就是杖打，有时甚至将人活活打死。太宗赏赐礼物，给诸子时，往往告诉要“均给”，也即府邸中人都有份，但李氏常常都收归己有，不给他人。她对元份似也无情。元份生病卧床时，太宗亲自来看，发现左右居然没有人侍奉汤药。元份死的时候，李氏一点忧戚之容都看不出。大宋皇室，男儿往往心地柔软，身居帝王、亲王、皇胄之贵，却鲜有暴戾恣睢之人。

“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

太宗五子赵元杰，真宗咸平六年（1003）的一个夏天，“暴薨”，忽然死亡，年三十二岁。死因不明。

这是太宗的一个才子，至道二年（996），授扬州大都督、淮南忠正军节度使，封吴王；真宗时又授徐州大都督、武宁泰宁等军节度使，改封衮王，大多为武职，但他骨子里却是个文人。史称元杰“颖悟好学”，他有诗词天赋，还有书法天赋，草书、隶书、飞白书法都有不俗的成就。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在自家府邸建楼，藏书两万卷。又建造大园子，内有亭台楼阁，且安放了很多假山，作为游乐休憩的所在。大园子建好后，他很得意，置办大型酒会，约请僚属参观、助兴。

有一位府中的翊善名叫姚坦，在一片叫好声中，独自低头不看那些假山。元杰就强令他看看，发表点意见。

姚坦说：“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我只看到血山，哪里有什么假山。

元杰惊问何故，姚坦回答：“在乡下田舍时，看见州县衙役们来催缴赋税，有人暂时凑不齐斤两，就抓人家父子兄弟，送到县里鞭笞，只见流血遍体。这些假山都是小民租税所为，不是血山是什么？”

元杰闻言，很是不快，但也拿他没有办法。

当时太宗也正在苑囿之内做假山，听到这事后，赶忙叫人停工，将假山全部毁掉，不敢再建。

翊善，词义是辅佐人善言善行，唐代开始为太子设赞善大夫，宋改为翊善。主要职责是侍从讲授。相当于太子老师，是个很有尊荣的职务。

姚坦初入赵元杰府邸时，太宗就曾召见他和其他翊善们，很诚恳地说：

“我这些儿子生长在深宫，不懂世务，所以一定要选择优秀的士大夫作为辅佐导师，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之道。你们这些翊善，都是朕千挑万选出来的，各自要勉力做好这件事。”

姚坦的故实，是思想史一大关节，理清个中委曲，对理解中国传统文人“以讦为直”的特点是一把秘钥，值得说说。

史称姚坦性情“木强固滞”，像木石一样坚硬，固执，不太懂圆通。但这是史上评价，太宗对他的评价却经历了一个过程。看清这个过程，可以了解宋代文人性格的复杂与丰富。

赵元杰虽然堆垒假山，不免靡费，但是并不一味搜刮民脂民膏，也并不过分放纵，但是只要稍稍有点“佚豫”，悠闲安乐，姚坦就要“丑诋”，用一些过分的难听的话矫正他，而且还常常“暴扬其事”，到处传播赵元杰的“佚豫”。元杰不喜欢这个“老师”，认为他太过分。太宗也渐渐了解到姚坦的“直言”有很大程度的攻讦成分，就劝导姚坦说：

“元杰啊，也算是知书好学的人啦，也差不多算一个贤良的亲王啦。即使他有不合于礼法之处，您也应该婉辞规劝开导；何况他并没有大的过错，您这么诋毁他攻讦他，这难道是辅佐赞助之道吗？”

赵元杰的左右也不喜欢姚坦，就教元杰装病不上朝。太宗每天让人来看望他，过了一个多月，“病”还没有好，太宗很是忧虑，于是召来乳母问元杰的病情。这个乳母正是教他装病的人，就对太宗说：“王爷本来没有病，但是这个姚坦总是挑刺，弄得王爷日常活动也不自由，不爽，所以生了病。”太宗一听这话来了气，他不是气姚坦，而是气儿子和儿子的左右。太宗说：“我好不容易选了端正之士，辅佐儿子为善，儿子不能用师傅的劝谏，现在又装病！这是要让我剔除端正之士，你们好放纵自便！做不到！况且我儿年少，一定是你们这些老家伙出的馊主意！”于是让人将乳母带到后苑，打了一顿板杖。随后，又召来姚坦，安慰他说：“爱卿居住在王宫里，能以正派被群小嫉恨，实在不易。爱卿就这样，不要担心别人进谗言，朕必不听！”

太宗此举，就叫明察，看上去很简单的事，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仁宗朝有个名相吕夷简评论此事说：

爱憎之不察，为害深矣。妺喜恶鄂侯，谗于桀而脯之。妲己恶比干，谗于纣而剖之。骊姬恶申生，谗于献公而杀之。靳尚恶屈原，谗于楚而逐之。绛、灌恶贾谊，谗于文帝而疏之。甚者李林甫谗杀太子，二王及其朝臣韦坚、李邕辈，又逐太子妃韦氏、良娣杜氏。呜呼！爱憎之不察，为害如此。且小人之心险如山川，毒如豺虎，微失其意，则无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则谗人得行，善人罹患，可为痛惜者也。太宗明宫人之诈计，知姚坦之见憎，虽尧舜之聪明，殆不过是。

如果不能明察人之爱憎，作为君王，为害就太深了。夏王朝的妺喜憎恶鄂侯，就向君王桀进谗言，结果将鄂侯做成了肉酱。殷王朝的妲己憎恶比干，就向君王纣进谗言，结果将比干剖了心。晋国的骊姬憎恶申生，就向献公进谗言，结果将申生逼得自杀。楚国靳尚憎恶屈原，向楚王进谗言，结果将屈原驱逐流放。汉代的周勃、灌婴憎恶贾谊，就向文帝进谗言，结果将贾谊外放疏远了他。更有甚者，唐代的李林甫还进谗言杀害太子、二位亲王以及朝臣韦坚、李邕，驱逐太子的妃子韦氏和良娣杜氏。唉！爱憎不能明察，为害就是这样！况且小人之心倾险起伏如山川，毒辣狠心如豺虎，稍微有一点让他失意，他报复起来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人君如果不能明察这一点，则谗言就会生效，导致善人遭殃，真是可为痛惜的啊。太宗能明白洞察赵元僖东宫之人的诈计，知道姚坦被他们憎恶，即使是尧舜那样的视听聪明，也不过如此。

太宗对善于进谗言的小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识别能力。

淳化年间，中书政事堂有一个大臣王沔，因为过错而被罢政，回到家中。正好有个小吏因为过去的罪过被人举发，小吏的事也牵连到中书人员。于是有小人就窥伺到这类机会，兴致勃勃地开始诋毁王沔。其目的一来是讨好君王——他认为王沔既然罢免，君王一定对王沔不满，正好借此迎合君王；二来是以此获得晋身的资格。太宗一眼看出这位小人乃是落井下石之辈，于是不动声色地对他说：“吕蒙正有大臣之体，王沔甚为明敏。”这话将吕蒙正也拖进来，做个掩护，像是在历数大臣功过，给这个小人也留了脸面。史称“毁者惭而退”，进谗言的小人惭愧而退下。

帝制时代——事实上，任何时代——领袖人物的“明察”，是一种珍贵品格。

卖直取名

几年后，赵元杰薨，改姚坦为卫尉少卿，判吏部南曹，这是吏部下的一个中级职官。太宗因为与他是过去老相识，有一天召到殿中聊天。姚坦说到过去在王府中的事，说话间就流露了对诸王各种短处的批评，并自诩乃是一个“敢言”的耿直人物。姚坦退下后，太宗对左右说：“姚坦在王宫府邸，不能用正确的义理委婉劝导，诸王有点小的过失，他就批评矫正还到处传播。这种行为叫‘卖直取名’，不好。”

“卖直取名”，就是拿着忠直当作奇货，博取“直”的名声。这是古来读书人未能做到平衡之道，也即未能理会中庸精神的一种失礼行为。与此相近的一个说法就是“讦以为直”，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他人的隐私，来炫耀自家的直率。《论语·阳货》中，大贤子贡明确表态：“恶讦以为直者”，厌恶用“讦”当作“直”的行为。“称人之恶”“居下流而讪上”“勇而无礼”“果敢而窒”“徼以为智”“不逊而以为勇”（传扬他人的坏事、居下位因嫉妒而谤讪上位、胆大而没有礼、果敢而不通情理、剽窃而自以为聪明、不谦逊而自以为勇敢），都与“讦以为直”一样，是君子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君子所需要警惕的人类弱点。按现代交往理论，这类行为都属于“不妥当”。这并不是小事情。西方论人格成就，传统中国论修身，都需要在一种规则下行动。违背规则，就容易引发纠纷、矛盾、仇恨。所以儒学出于对天下文明的思考，有了对士大夫（而不是庶民）“以修身为本”的连绵不断的君子教诲。

王夫之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俟解》，内中说道：“唯‘直’之一字最易蒙昧，不察则引人入禽兽。故直情径行，礼之所斥也。证父攘羊，欲‘直’而不知‘直’，堕此者多矣。”世人以讦为直，以为自己“直爽”“耿直”，却不讲“礼”之所在，此为儒学所不取。所谓“大义灭亲”，指证父亲“攘羊”，就是背礼之行。“直”，在孔子儒学那里，并不具有绝对价值。

太祖太宗之时，儒家人物往往“大醇小疵”，都有一些浮躁性质的弱点，距离圣贤人物的“恭而安”境界还有距离。

姚坦“卖直”，显然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太祖太宗，意欲养成文明天下，对这类不完善，负有“大祭司”式的道义担当，所以他们瞩目于此，在做着点滴努力，推进着天下的文明展开。太宗看到姚坦的“卖直”，就去教导他改善方法；但是看到王府人试图除掉翊善师傅时，又惩罚了王府人；当姚坦沾沾自喜于自家的直率时，太宗有了私下的评价。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道德天下小心翼翼的呵护。文明之邦，自有如此一大关节。这是孔子以来，传统圣贤很注重的价值方向。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在他的《孔子：即凡而圣》一书中有言：“无庸置疑，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发现并教导我们：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道德的维度。”承认人的存在的“精神—道德的维度”，就会理解历史圣贤的用心与大义。

犬儒主义者是不可能理解这一番道理的。

“八大王”赵元俨

太宗六子赵元偓，在一场大火后，受了惊吓，暴病中风，薨，年四十二岁。

太宗七子赵元侢，体质瘦弱多病，中年而亡，年三十四岁。

太宗八子赵元俨，在太宗诸子中享年较长，他病逝时，年六十岁。

元俨，也是太宗很喜爱的一个儿子。一般儿子都早早出宫，封官，但太宗不愿意要他早出宫，一直到二十岁，才给了他一个封号。宫中因此称他为“二十八太保”，因为他行八。史上又往往称他为“八大王”。戏曲中往往称太祖儿子赵德芳为“八大王”“八贤王”，其实真正的原型应该是赵元俨。

元俨长得很有威严，大脑门，方腮，这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之相。神态中更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宁毅之气。史称“天下崇惮之”，天下都对他有一种崇拜和敬畏，甚至“名闻外夷”，连契丹、西夏等都知道他。契丹燕冀之地，有小儿夜啼，家里人就吓唬小孩子说：“别哭啦，别哭啦，再哭，八大王来啦！”

元俨也是一个才子，平生“寡嗜欲”，没有太高的生活欲望，就是喜欢藏书，好文词，绘画有造诣，书法学王羲之王献之，工飞白——这是一种笔画中流露毛丝现象的书法艺术。太宗和五子赵元杰也善于这种书法。

他年龄大，仁宗即位时，元俨应该是赵氏家族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宗亲。他担心太后猜忌，于是自我韬晦，关门在家，谢绝人事交往，甚至假装神经病，不再上朝。一直到太后病逝，他才恢复正常。当时陕西正在用兵对付西夏，他每年有一笔“公用钱”。这笔钱略似民国“特支费”，属于政策性公款，可以归主官自由支配。“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就与“公用钱”开支有关。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容后慢表。但元俨体谅国家艰难，就主动上缴五十万，用来资助西北战事。仁宗不想拒绝他，但又不想让他生活拮据，就收了他一半。

元俨有一次曾经问他的翊善师傅：“元昊平未？”西夏的那个李元昊被平定了吗？翊善师傅说：“还没有。”元俨道：“如此，安用宰相为！”这样，哪里还用得着那些宰相！此言一出，给当时朝中的参知政事、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们，甚至枢密院枢密使、副使们带来极大压力，史称“闻者畏其言”。

庆历三年（1043）冬，中原降雪，冰冻厉害，占卜者说：“恐怕对大臣不利。”结果赵元俨就病倒了，病情凶险。仁宗很尊重也很敬爱自己的叔叔，不免忧形于色，亲自到他的卧室内，调药给他。赵元俨于是屏退左右，跟皇侄说了很多体己的话，都是一些忠言。仁宗要赐给他白金五千两，赵元俨坚决不肯接受，对仁宗说：“臣病重就要死了，哪里还要让国家如此破费！”仁宗闻言不禁流下泪来。转年正月，元俨薨。

太宗九子赵元亿，很早就夭亡了。

“驸马升行”

可以略说说太宗的七个女儿。

太宗女儿史上记载，多没有出生时日，此处年龄据一般成婚在十八岁内推算。

长女，长滕国公主，早亡。

二女，徐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九年（984）下嫁，淳化元年（990）薨。死时应该二十四岁。

三女，邠国大长公主，太平兴国七年（982）为尼，号员明大师。八年（983）卒。她应该比徐国大长公主小，死时二十岁不到。

四女，扬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997）封宣慈长公主。咸平五年（1002）出嫁，明道二年（1033）薨，无子。死时应五十岁左右。

五女，雍国大长公主，咸平六年（1003）出嫁，景德元年（1004）薨。死时估计不到二十岁。

六女，卫国大长公主，至道三年（997）封寿昌长公主，天圣二年（1024）薨，未婚，或不到三十岁。

七女，荆国大长公主。这是太宗很喜爱的一个公主，年龄最小，但享年最长，皇祐三年（1051）薨，年六十四岁。

这个公主从小就是个很严肃的女孩子，太宗曾经将各种宝藏陈列出来，让各位公主挑选，想从中观察一下女儿们的志向，这位荆国大长公主一无所取。史上讲述这个故实，是要证明：荆公主不贪。

不仅不贪，她还很贤惠，懂礼法。

按照“旧制”，公主下嫁后，驸马辈分要升格，升到与叔父一行；或者也可以说，驸马的父辈要降格，降到与驸马一行。譬如，名流柴禹锡的孙子柴宗庆“选尚”公主之后，成为柴禹锡的儿子辈，与自己的父亲平辈。譬如，太师王溥的儿子王贻永，“选尚”公主之后，成为王溥的平辈。平辈的标志是改名。柴宗庆的父亲叫柴宗亮，所以他的名字也要成“宗”字行；王贻永的父亲叫王贻正，所以他的名字也要成“贻”字行。柴宗庆、王贻永，都是“选尚”公主后改的名字。这是令今人几乎无法理解的一个“规则”。

为何施行这种“驸马升行”制度？据说是为了体现皇女的尊严——为了让皇帝的女儿到了驸马家，不至于向舅姑也即公婆行跪拜礼。因为舅姑属于“臣下”，皇女代表皇室，向舅姑下拜，于礼法不通。所以，“废公主事舅姑之礼”是“驸马升行”制度的原因。但是考察下来，会发现四个疑点：

一、所谓“驸马升行”，并没有诏令、敕书等官方文献颁布。这证明这不是正式的国家制度。

二、整个大宋王朝，明白记录“升行”的驸马只有少数几例。证明这不是一个普遍施行的国家制度，甚至不具有统计意义。

三、现在看到的实在案例，都发生在真宗一朝；而真宗又并不真心赞同这种制度，甚至鼓励公主们打破这种制度，老老实实地向舅姑行礼。这证明是否施行这种制度，公主可以自由选择。

四、神宗时，明确废除了这个旧制。这证明这种“旧制”不过是礼制演化史上的阶段性现象，影响不大。

基于以上疑点，我不得不怀疑，这种“旧制”，它的真实起源，很可能不过是由柴禹锡开其端的独立案例，被后来的驸马之家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