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散文(3)

她的音色纯美，是我在阿拉伯舞台上所不曾听赏过的，即使在我的生平中，也不过仅仅听到过有数几次，虽然我在生平的大部分时间里留心聆听男女演员和歌手们的声音。

奇怪的是迪卡并非演员，也不是歌手。征服我的叙利亚情怀的强大因素，并不是那种通过学习和实践成长起来的人造因素，也不是艺术家用来连接他们和听众心灵的那种因素，而是一种更深刻、更奇异、更朴素的一种东西。

在修杜拉女士的喉中有心灵的伤口。当她说话或唱歌时，那伤口便会张开，从中流出她的民族和祖国的鲜血。那天夜里，仿佛神已经把她化为东方诸国的可以感触到的典型；其时的东方诸国已像特洛伊城一样被征服，像希克尤巴一样痛苦，像安德罗玛克一样烦恼。

修杜拉·迪卡用“伊斯法罕”曲唱了三支歌。这个曲子像“纳哈万德”曲一样，能使听者想起过去的一切，能向听者描绘出那些远离祖国的人们的形容和失去情侣的恋人们的影象。

在这三种情况下，修杜拉提高声调，那声音酷似夜深人静时山谷间溪流的哭号。旋即，她又压低声音，于是变成了温柔、细腻的呻吟。

那声音搀杂着泪水，那声音被叹息所拥抱，那声音不时为痛苦所打断——那是失子母亲的声音，她坐下来，情不自禁地哭泣不止。那是贫困、悲伤中的叙利亚的声音。那是一切被压迫的人面对太阳所发出的呼声。

夜下，我站在巴勒贝克废墟之间时，听到过这种声音；我坐在耶路撒冷断壁残垣前时，听到过这种声音；在贝鲁特港的法国轮船甲板上，黎巴嫩人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们的大山，泪眼模糊地同大山告别时，我听到过这种声音；我在孤独、寂寞时，听到过这种声音。

朋友们告诉我，迪卡女士是特里波黎人；众所周知，特里波黎的基督教徒俘虏原本都是希腊人。难道这位女子血管里仍然流着古希腊人的血？莫非一有机会，她便想起古希腊人，哭诉他们的功名？

阿拉伯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人本是其所继承之子。我认为我们继承的大部禀性和爱好隐藏在我们本质的深处；只有适于表白之日来临时，我们才能晓知它的存在。难道血液里没有记忆力能把先辈的业绩保存下来，以便将之宣扬给下代人？

这位女艺术家还会回来，让我们再次听她那发自灵魂的歌声吗？莫非过去的星期六夜晚，是我们最后一次认识她？难道这是修杜拉·迪卡的才华就像许多叙利亚女子的才华一样最后一次落下帷幕？她们原本心怀炽燃的火炬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由于粗心熄灭了火炬，继之与那沉睡的人躺在一起，既未在岸沙上留下她们的脚印，也没有在山谷里留下她们的回声？

国家借国民的外貌而显示生机；安拉将艺术外貌作为国家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实之于果树。可是，春天还没有过去，我们的社会传统将庄稼连根拔掉了，那么，它的花儿怎还会转为成熟的果实呢？

十二掘墓人与烧香人

叙利亚人啊，来呀，让我们为我们的心神建造一尊象牙镶金像吧！因为我们的心神在太阳面前建立了许多功业。

来呀，让我们在我们的灵魂面前顶礼膜拜！因为我们的灵魂所到之处已经到了神王宝座。

起来，让我们赞扬我们亲手建立的功业吧！因为我们的功业已经照亮了存在的天良，从贫困走上富裕。

小伙子们，打起铃鼓！壮年人，吹起芦笛！老年人，抬起头来！时间正是欢呼、赞颂之时；地点正是敬重、款待之地。黎巴嫩儿女们，请你们聚集在我的周围，让我们引吭高唱胜利、凯旋之歌！因为上天已把自己的光明撒给自己的臣民。

你呢，耶路撒冷之女，就让你的歌像春天的苏醒，让你的婀娜身姿似风拂杨柳。

啊，当叙利亚人为自己的功业感到自豪时，他们是多么庄重，多么漂亮！

啊，当叙利亚人回忆他们的祖先腓尼基人、迦勒底人和阿拉伯人的历史时，他们是多么善感，多么温柔！

啊，当叙利亚人把木星当作他们的父亲，把阿施塔特视为他们的母亲，把伯勒阿看作他们的叔父，将泰姆兹看作他们的舅舅。

啊，啊，啊！

假若我的气长，我定会让世界充满一千零一个“啊”！

朋友们，你们何不告诉我，在最近的一千年里，叙利亚人民做了些什么呢？你们千万不要提及那少数离开了叙利亚，并在异国他乡取得了某种成功的人，因为我背熟了他们的名字，并把他们的业绩记在了我自己的小本子上，不需要人再来向我重提他们。我只请你们告诉我，在近来的一千年里，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叙利亚人做了些什么？

如果提及社会活动，请问，叙利亚人进行过什么社会活动吗？他们创造有益于他们的知识，或使他们得到启迪的艺术，或使他们富裕起来的工业吗？

他们反抗过至今仍然吮吸他们的血，使他们泣哭落泪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吗？

他们当中出现过一位意志坚强、志向高远、能带领他们走向自由光荣或牺牲光荣之路的人吗？

叙利亚人用自己的钱建立过一个学校吗？

假若没有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建立的学院，我们的青年人今天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难道你们忘记了英国人建造堆卜亚水库之前，贝鲁特人所饮的井水？

难道你们忘记了法国人修铁路之前，连接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那条路？

难道你们忘记了二十年前欧洲人像看商业那样看你们之时，你们国家海港是什么样子？

难道你们忘记了德国人到来之前，巴勒贝克城堡还是牲口食草的牧场？

难道你们忘记了鲁斯图姆帕夏在雪松林的四周建造的围墙，其费用是由维多利亚女王支付的吗？

是啊，朋友们！假若没有英国女王的关心，被黎巴嫩人作为自己的国徽和永恒标志的雪松林，早就像黎巴嫩的其他森林一样，几乎近于消失绝迹了。

你们会说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也许真理在他们一边——那么，就让我们提一提大事吧！

难道你们忘记了1860年？假若没有布福尔将军的干预和美国牧师们的关心，我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呢？那一年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假如你们忘记了，就请问一问福阿德帕夏和鲍里斯大主教那盘旋在黎巴嫩和伊斯坦布尔上空的在天之灵吧！

叙利亚人，作为集体，我们应该以什么为自豪呢？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他们以把也门变成了敌人的坟墓而感到自豪，你们以什么感到自豪呢？

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直在奋力反抗土耳其人，以期挣脱土耳其人的桎梏，而你们有什么可值得自豪的呢？

你们只译过欧洲人的一些书，还有几部旧诗集，其诗意超不出颂扬、悼亡范围，除此之外，你们还会以觉醒感到自豪吗？

每当土耳其人给你们当中的某个人挂上勋章，便变成土耳其人时，你们还为你们的爱国主义感到自豪吗？

大马士革木匠被饿死，织匠离开祖国，而百万富翁穿起法国衣饰，用着英国的餐具，睡着意大利产的床单，坐在奥地利产的椅子上……这时候，你们还会以追求民族工业感到自豪吗？

你们还为黎巴嫩空气清新、水质甘甜而自豪吗？空气并不是你们的气息，神也没有把你们涎水的甘甜掺入水中。假若你们有能力，也早就把空气给污染了，把水给毒化了。你们祖辈的遗迹上已蒙满灰尘；其中出土的一部分，也都到了欧美的博物馆里；我们当中若有人想研究它，应该去访问巴黎、伦敦、柏林、彼得堡、维也纳、罗马和纽约。

你为西方大人物对你们的评论感到自豪吗？但愿我能知道你们还是忘记了里南、迪·鲁斯萨勒、亨特、毕舜和基布博士等生活在你们中间的美国教授们所发表的文章！你们因那些西方人的话而作出牺牲，不正好证明你们事事、时时依靠西方人吗？

我像你们一样，为那些人的天赋而感到自豪。但是，你们面对这些人物又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当中有谁能留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生活在亲人和朋友中间呢？

他们为什么离开叙利亚，到埃及、法国、英国、巴西和美国去谋生呢？

为什么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因失望所致，表现出灵魂中对非他们母语的爱恋倾向？

自豪的人们哪，请你们告诉我吧！在叙利亚，人们只有头脑里充满醉意之时，才想到音乐；只有在举行婚礼时，才请歌手来；只有西方报刊提到美术雕塑时，才想到雕塑家和画家。在这种环境里，富人能够生活在叙利亚吗？

莫非你们羞于提及那些天才人物？你们当中最伟大的先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中间出现的最后一位诗人孤独而死。难道提及君迪、哈逊、迈拉什和哈达德时，你们仍然保持沉默，不感到害羞吗？

这些人不是仍然活在你们的面前吗？你们用什么表示歉意呢？

难道你们会歉意地说：“艺术是奢侈品，而我们所需要的是生活必需品”吗？

难道你们的富翁乘坐的香车、女人的法式首饰洋装、家中的欧式华丽地毯等，都是生活必需品？

难道法国葡萄酒比自产的葡萄酒更适合、更有利于你们的胃？难道钢琴——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善弹它——它的音色比阿勒颇竖琴、特黎波里芦笛、大马士革四弦琴的音色给你的心灵带来的震撼更强烈？究竟是哪位魔术师把糖粉丝变得比腊肠更加香甜可口？

对一个作家来说，把自己的笔蘸上油和蜜，用来写自己的民族和祖国，那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人口袋里装满珠宝，站在那里奢谈人民的恩德、祖国的壮美，那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是一头黑羝羊，我站在众多民族前，不止用一种语言那样干过。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把自己的笔蘸上自己的心中之血，用来写自己的同胞兄妹，那才是最难最难的事情。

对于一个人来说，人民已把情感和倾向植于他的心中和灵魂里，当他谈及人民时，要他把他的情感和倾向放在一边，那也是最难最难的事情。

叙利亚人哪，你们当中有谁知道，仅仅“叙利亚”这个单词，就足以令泪水取代我的微笑，将我的欢乐之歌化为无穷思恋！

你们当中有谁知道，我宁愿我的国土上长满荆棘，而不希望那里满植生长在巴黎、伦敦、纽约公园里的玫瑰花和晚香玉。我宁要黎巴嫩山谷里的山洞，而不要香榭丽舍大街和第五号街两旁的宫殿。我是一头黑色羝羊，每当看到愁云密布的叙利亚的美丽面容，或听到充满心灵诉苦和思恋的黎巴嫩歌声，我就像秋天的黄叶瑟瑟发抖。

你们当中有谁知道，我的无形存在中的最深刻的感触体现在这样一句话上：“我的国家无罪，但有过失。”然而我发现，神经质产生的情感蒙住了我们中间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眼睛，挡住了我们上升和前进的去路。

也许在棺材前焚香者的工作比掘墓人的职业显得更文雅高尚，但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肩上扛着铁锹的人比口袋里装满香的人更有益于人们。

十三掘墓人与活着的人

我不要求我的老朋友帮助我掘墓，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做力不能及的事情。

我知道他们的心灵拒绝扛铁锹，他们那灵敏的鼻子讨厌腐尸散发出的臭味。

此外，掘墓的活儿并非轻而易举；许多人想干好，但却未能取得成功。

我不要求把死人制成香尸，随后又将之放在庭院里，让人们哀悼追念。我的老朋友们都清楚地知道，我只往土里埋葬腐尸。至于活着的人，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我都要让他们栖息在我的灵魂里，让他们食我的心，饮我的血。

现在，让我们话归正题。

我的朋友问：“在叙利亚人当中，有适于生长、值得投资的种子吗？有何办法促其成长？”

我的回答是：肯定有！一千零一个肯定。在叙利亚人当中有数位适于生长、值得投资的活种子。

世界各国人民中都有活的种子。假若在弱小的民族里没有适宜的种子，那么，适者生存的规律必带着隐蔽的因素与之拼搏，直至其灭亡消失。

叙利亚人当中存在着活的种子，其最有力的证明是，经过五千年的被压迫和被奴役之后，至今仍然面对太阳站立着。

但是，存放在旧谷仓里的某些活的种子，并不证明没有许多生了虫的种子存在；被虫蛀过的种子，也就只配投入火中烧掉了。

因此，我要对叙利亚人说——只要我活在这地球上，我总对他们说——“喂，我的兄弟，打开你的心扉，从那许多被虫蛀的种子里，拯救那极少的好种子吧！假如你在这一代里不去行动，到下一代也得行动。因为能蛀许多种子的虫，也将把少量好种子蛀掉。”

那些活种子的天性至今只显示在因痛苦不堪而离开叙利亚人的少数人身上；或许显示在一伙人身上，其外表颇有些像扒窗童子的喘息。

至于如何使那些种子发育，那则是单个人不能解决的难题。因这个难题的解决与被你看作像眼睛和耳朵一样的改革组成的那伙人的决心与向往密切相关。你不要依靠那些改革家的意愿，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家都会跟随着他们，必定按照他们的意见行事。

忠诚的改革家只能按照他的人民的意志服务于他的人民，这正如医生，只能按照病人的意志为病人施治。

既然要我发表解决这个难题的意见，我就用两个人对话的方式来表达：其一名叫“栽义德”，其二名叫“奥贝德”。

栽义德：

喂，奥贝德先生，你相信叙利亚人当中有活的分子存在吗？

奥贝德：

是的，我相信叙利亚人的精神存在中有可以升华的活分子存在，尽管到现在我在他们的集体中没有看到其现象，但却在个别人身上看到了。

栽义德：

难道存在于个别人身上的活分子不是好兆头吗？

奥贝德：

是的。但你不要忘记，出现在个别叙利亚人身上的好兆头，既于他们个别人无益，也无益于他们集体的状态。

栽义德：

我们怎样才能把叙利亚人作为集体给他们带来状况的改善呢？

奥贝德：

在我看来，政治上的统一会带来社会联系，而社会联系则是每一个民族美德之母。

栽义德：我们当中的改革家们能够实现叙利亚政治统一吗？

奥贝德：

不可能。原因在于成分各异，信仰、原则和目的各不相同。

栽义德：那么，什么事情才能带来叙利亚人的政治统一呢？

奥贝德：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叙利亚人变成一个强大的公正的国家，一心追求国家福利和国民进步，使叙利亚在自己的治理下，直到叙利亚人学到通过媒介能学到的东西。

栽义德：

这话意思是，你想让叙利亚走埃及的路子？

奥贝德：

正是。埃及现在得到的好处，只有少数埃及人知道它的价值。假若英国在占领埃及的同一天也占领了叙利亚，那么，我们今天也会过着令人嫉妒的安逸生活。

栽义德：英国在埃及创造了埃及人应该享受到的东西了吗？

奥贝德：

三十年前看到过埃及、今天又看到埃及的人，定会知道埃及在文学、知识、商业和农业上前进了很大的一步。关于埃及进步和成功的最好证明，便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优秀人才纷纷迁居那里。

栽义德：

好的。不过，难道你不认为外国占领不会给叙利亚人带来他们以心灵中的全部思念与痛苦所期盼的自由吗？

奥贝德：

依我之见，占领是实现叙利亚人自由和独立的唯一途径。

栽义德：怎么会呢？

奥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