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冰河初开（1978—1991）(1)

1978年，中国金融破冰。

197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当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拉开了经济变革的序幕。

春天的气息涌动，传递至边疆。

贵州，贵阳。

尚在粮店工作的年轻人谢跃，为单位设计建造了一个茅厕。他认真丈量了每个蹲位的距离，确保人不会掉下去，而且会感觉舒服。多年后，冬日暖暖的阳光洒进窗台，浓浓的普洱茶馥郁醇厚，已经是资深保险人的他，依然可以清晰回忆起那茅厕的模样。

黑河，黑龙江最北，黑土地留不住的心。

一则消息，搅动了一位下乡十年的上海知青的心。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对于没有放弃书本且意志坚强的年轻人，这是一丝希望的星火。1978年，谢跃参加高考。根据教育部的记录，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参加，只录取了40.2万人！

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就职于上海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这位青年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鱼跃。10余年之后，他成为太平洋保险工号006的员工。再过10年，年轻人不再年轻，他既是太平洋保险创业的元老，亦最终成为太平洋人寿的领军人。这位年轻人就是金文洪。

同年出生，同样草根，生于上海崇明岛的杨超，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自己的金融之路。

1976年，杨超只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名普通的行员。但是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他有同龄人不具有的优势——外语。1981年，杨超留学英国。没有人知道这个囊中羞涩的中国青年面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时候的尴尬，除了亲历者本人。回国后，杨超出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浦东分公司总经理。20余年之后，杨超最终坐定中国最大寿险公司的头把交椅，而青涩只留于回忆。

20世纪80年代，一些未来将影响中国保险市场格局的人，此刻正在隐匿于芸芸众生之中，过着与保险无关的小日子。

1986年夏天，长江、淮河发大水。

作为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的马蔚华，骑着自行车在合肥的省委大院里进进出出，时刻准备着下到长江、淮河一线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

而远在南国的31岁的马明哲正在为能否重开招商局100年前的保险公司而冥思苦想。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保公司干部，马明哲还记得1986年的夏天，他乘渡轮到香港去见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再如陈东升，这位著名的“92派”【注：指受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影响而下海创业的企业家，其中多数为青年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正在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处干活，其受《财富》杂志启发而首创的“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价，为他积累了最初的企业资源。

还有未来成为新兴的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人寿”）董事长的戴皓，1986年刚刚大学毕业，尚未涉足金融业。

和戴皓一样抓住机遇，成立国内第一家专业车险公司——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平车险”），以法人股囤积而威震江湖的刘益谦“刘老板”此时尚在摆摊。1984年，刘老板在上海老城隍庙的豫园附近租赁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商铺，干起了百货批发兼零售。同时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一批有牌照的出租车司机”，完全没有点滴的金融相。

1979年，邓小平提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该思想指导下，当年相继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三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1984年成立）。

留存不多的老保险人开始鼓动、串联，向上反映，写信给人保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乃至国务院，要求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8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在中国人民银行中正式分设，中国保险商业历程翻开新的一页。

自1949年起，这家与共和国同龄的公司经过了“四起三落”。

从成立到1952年的大发展是“一起”；1953年停办农村保险、整顿城市业务是“一落”；1954年恢复农村保险业务、重点发展分散业务是“二起”；1958年停办国内业务是“二落”；1964年保险机构升格、大力发展国外业务是“三起”；1966年保险被视为“封资修”、国外业务几乎停办是“三落”。

1969年，人保精简机构，其国外业务由“保险业务小组”负责“守摊和收摊”，该小组包括9名正式员工和4名临时人员。据称，这个小组是按照党员、群众、业务干部以及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成的。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保险只剩“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是“四起”。

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摘掉了压在保险头顶的政治帽子，“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会议纪要通过半年后，1979年11月19日至27日，在停办20年之后，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东拼西凑，共有130多人参加，其中就包括时任人保副总经理的宋国华（人保总经理由冯天顺担任）。

宋国华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但是他其实很踌躇。

需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即说明“保险必不可少”。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政经气氛尚未完全解冻。

颇有策略地，宋国华为自己的发言戴上了红色的皮套。

他引用《资本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失后，补偿损失的保险基金仍需继续存在”，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公式，即应该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等，以此说明保险的必要性。

虽然恢复保险业务箭在弦上，但是“计划”的烙印明显。“为了使企业和社队发生意外损失时能及时得到补偿，而不影响财政支出，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注：《中国保险年鉴》编辑部：　《改革开放为中国保险事业注入新的生机》，《中国保险年鉴1981—1997》，中国保险年鉴社，2001年。】

恢复保险不是为保险的真意——分散风险，而是为了“不影响财政支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79〕银保字第16号)，“（保险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业务上以保险公司总公司领导为主”。保险官办官管色彩浓重。

会议整整开了8天，那个时候，会议似乎都很长。

会议最终明确：　1980年，京、津、沪3市可以在全市逐步展开；省和自治区原则上可以各选择3到5个大、中城市试办，省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和个别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可先走一步。

这一目标其实有点冒进，因为当时的保险行业是“三无”——无机构、无人员、无办公用房。连人保总公司都人手缺乏，经多方动员归队的“老保险”只有二三人，不得已还从江苏、上海借调了几名“老保险”才算开张；办公地点落脚于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2号，直到1986年，阜成门的新大楼落成。

思想的禁锢被打破之后，中国社会到处焕发出勃勃生机，保险行业亦不例外。

实际上，恢复的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

到1980年年底，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恢复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各级机构总数达到311个，专职保险干部已有3423人。

人事级别上，人保直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为局级专业公司。而各地保险公司相当于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处一级企业单位”，尚达不到“局级”。多年以后，地方的保险公司才升格成为所谓“局级单位”。

职位分配上，保险公司省（市）分公司经理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省（市）分（支）行一位副行长兼任，副经理应配备处长或者副处长级干部担任。各分(支)公司内部可以根据业务和人员编制情况，分设若干科（股）。

1982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章程》，同时成立人保董事会、监事会。颇有戏剧色彩的是，这一市场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并非出于市场本意，而是“对外交流的需要”，其实质依然是计划的要求。因为对外需要才成立公司董事会，这在中国国有企业治理变迁历史中也是值得书写一笔的趣事。

翌年7月28日，人保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成立大会，宣布了公司章程。其第一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营企业，是经营保险业务的专业公司。”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为人民币5亿元。”

5亿元资本，成为1978年之后中国保险行业的资本原点。

“资本”和“资本金”首度出现在复业后的国内保险行业。而资本，及其背后的资本大鳄们未来将成为中国保险行业走向的决定力量之一。多少疯狂，随风而去，一任风流。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根据该条例，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颇有意味的是，这个国内保险行业较早的管理文件其实是由人保代为起草的，人保为自己埋下了打破自身垄断的碑石。

随后，两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于深圳和上海，发起成立了日后国内第二大和第三大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

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保险行业开始苏醒，但是其实仍然处于冰河世纪。不仅规模小，主体少，而且业务单一，经营落后，整个行业的规模甚至不及四大国有银行一个分行的资产规模大。

为赚取当时紧缺的外汇，同时急于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人保开始大量开展海外业务，1980年至1984年达到顶峰，每年新接和续转的业务达到1000多笔。

殊不知，这些业务中有些是风险极高的“毒药”，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责任险业务。

这些“长尾业务”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第一笔大的坏账，其负面影响此后绵延近20年！同时，这些未结束的责任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其赔偿往往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中国，“长尾业务”让当时全球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主体都吃尽了苦头。

格林伯格设局：　中美保险始乱终弃

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中美外交破冰之后，一个美国商人兴奋莫名。1975年，他迫不及待地乘专机飞抵北京。

尽管冷战已经有些许解冻的气息，但是这人的行程仍显得颇不寻常：　他不是来游长城、看兵马俑的，而是来与人保谈生意的——商讨索赔与再保险协议。这结下了他与中国保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不解之缘。

1980年，这个生意人的冒险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打破了“红色中国”的坚冰，联手当时中国唯一的保险公司——人保，成立了1978年之后中国第一家合资保险公司，名曰“中美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美保险”）。

这位不凡的美国商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以下简称AIG）的掌门格林伯格。他未来将行走于中国政商两道，数度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名动保险江湖。

格林伯格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老朋友，据称也是基辛格开设的咨询公司时间最长、付费最多的客户。1982年，格林伯格还聘用基辛格担任他的国际参谋，每年向基辛格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咨询费用。而基辛格恰是打破中美关系坚冰的关键人物。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有近10家的外国公司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开始打探中国市场的消息，觊觎中国市场这块全球最大的保险洼地。即使到2003年，中国保险密度为287.44元，保险深度为3.33%，依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当时很多公司的联络处设在北京友谊宾馆等多家特许宾馆内。外国保险公司的“饭店联络处”，也成为当时中国保险市场的一景。

但是，除了这位美国商人，多数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陆续获得一纸牌照。相较中美保险，时间上晚了至少15年！

1980年9月，AIG和人保各出资250万美元，在百慕大注册了中美保险，各占50％股权，开始在纽约（1982年设立）和香港（1985年设立）经营业务。

格林伯格一出场就直指中国政经高端。

1984年5月1日，格林伯格夫妇和董事弗里曼乘坐专机到达北京，第二天参加中美保险股东及董事会。5月3日，拜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5月4日，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会谈。被接待的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但是，中美保险成立之初，合资双方其实是各怀心思。这家背景非凡的公司，最终的命运却是“始乱终弃”。

对于格林伯格而言，中美保险就是其曲线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格林伯格一直期望中美保险能够开拓中国内地市场。

不过，这和与中方共同开拓美国以及海外业务的初衷背道而驰（根据1980年9月27日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公司的业务方针是经营美国、加拿大的保险业务和世界性的再保险业务以及双方同意的与中国贸易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保险业务）。美方挺进中国市场的企图与当时我国的政策直接对撞。

暗战由此展开。

1986年2月27日，人保在一份汇报材料中写道：“近年来，由于美国保险市场竞争激烈，业务质量不好，各保险公司均无利可图，美方又不愿意承保小额的当地业务，因此，以美国业务成本高、不赚钱为理由，美单方面决定缩小甚至停做美国业务，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保险市场，并且派员在我国一些对外开放城市活动，拟先打进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

但是，中方绝不会因为合资公司不赚钱就打破不开放的铁律，而且中方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

上述材料提及：“关于外商在我国设立机构经营保险业务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发展涉外保险业务增加外汇收入的报告》，第五条中已明确，‘除国务院批准者外，一般不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来华开业，以免大量保险费外汇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