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佛光初现(4)

本传云：“沙门僧佑……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又据诸经序文所记述，则译《大品》时，集五百余人。译《法华》时集二千余人。译《思益》时亦集二千余人。译《维摩》时集千二百余人。而《唐僧传》卷三《波颇传》亦称“什门三千”，虽或稍涉铺张，然其门下之盛，盖可推见。理的开展，以优婆塞支谦为首功。谦旧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其大父以汉灵帝世率种人数百归化，故为中国人焉。谦十三岁学梵书，通六国语，孙权时避地归吴，译《维摩诘》《首楞严》《法句》《本起》等二十七经，其文最流便晓畅，然喜杂采老庄理解以入佛典，在译界中实自为风气。吾固尝言之矣。江淮间人好谈玄，自西汉时已见端，及晋南渡，而斯风大畅，盖以中原才慧之民，入江左清淑之地，发挥固有之地方思想，而蜕化之以外来之名理，“中国的佛教”，实自兹发育，而支谦则最足为其初期之代表也。

有一现象宜特别注意者，则东晋宋齐梁约二百余年间，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此其间，江左僧侣，欲求能媲美北方之道安、法显、智严、宝云、法勇辈者，虽一无有，慧远、慧睿辈，皆北产也。而居士中之有功大教者乃辈出。夫支谦则固一居士矣，其尤着者，若与慧远手创莲社之彭城刘程之，若注《安般经》之会稽谢敷，若着《喻道论》之会稽孙绰，若以三礼大家而归心净土之南昌雷次宗，若着《神不灭论》之南阳宗炳，若对宋文帝问而护法有功之庐江何尚之，及其子何点、何胤，若着《持达性论》之琅琊颜延之，若再治南本《涅盘》之阳夏谢灵运，若难张融《门论》之汝南周颙，若创造雕刻艺术之会稽戴逵，若作《灭惑论》之东莞刘勰，若作《心王铭》为禅宗开祖之义乌傅翕，若注《法华经》之南阳刘虬，若驳顾欢《夷夏论》之摄山明休烈，皆于佛教所造至深而所裨至大，然而皆在家白衣也。除弘教外，其文学及他种事业，皆僧睿着《思益梵天所问经序》云：“恭明前译，颇丽其辞，颇述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道安着《摩诃钵罗若波罗蜜钞经序》云：“叉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出三藏集记》卷八引）观此可知支谦流之译风。足以传于后。若是者，求诸北地，亦虽一无有也（？）。最奇特者，佐梁元帝翦除凶逆之荆删居士陆法和，拥军数万，开府数州，然自幼至老，严守戒律，其部曲皆呼为弟子也。其余为王导、庾亮、周顗、谢鲲、桓彝、王蒙、谢安、郗超、王羲之、王坦之、王恭、王谧、范汪、殷顗、王珣、王珉、许询、习凿齿、陶潜辈，或执政有声，或高文擅誉，然皆与佛教有甚深之因缘。至如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皆以帝王胤胄，覃精教理，斐然有所述作。若梁武帝之舍身临讲，又众所共知矣。要之，此二百余年间南朝之佛教，殆已成“社会化”——为上流士夫思潮之中心，其势力乃在缁徒上，而其发展方向，全属名理的，其宗教色彩乃甚淡，故仪式的出家，反不甚以为重也。其所为相率趋于此途者，则亦政治上、社会上种种环境有以促之。刘遗民（即程之）答慧远云：“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为哉？”（《居士传》本传）此语可代表当时士大夫之心理，盖贤智之士，本已浸淫于老庄之虚无思想，而所遭值之时势，又常迫之使有托而逃，其闻此极高尚幽邃之出世的教义，不自知其移我情，有固然也。然因此与印度之原始佛教，已生根本之差违。消极的精神，遂为我佛教界之主要原素矣。

南朝僧侣第一人，端推慧远。远，固北人（雁门楼烦人，欲姓贾），为道安大弟子。生于晋成帝咸和八年，卒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西纪三三三——四一六）。其卒年即法显归自印度之年也。彼其一生，略与东晋相终始。安分遣弟子弘法四方，远遂渡江而南，与其徒四十余人偕，初所举诸居士之事迹及着述，参看清彭际清《居士传》、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各本传。止江陵，欲诣罗浮。过庐山，乐其幽静，栖焉。历史上有名之东林寺，其遗迹也。远宅庐三十余年，未尝出山一步。而东林为佛界中心，殆与长安之逍遥园中分天下，宰辅若王谧、刘裕，方镇若桓伊、陶侃、殷仲堪，篡贼若桓玄，海盗若卢循，咸入山或赍书致敬，远悉以平等相视。晋安帝过山下，或讽远迎谒，远称疾不行，帝手书问讯焉。罗什在秦，译《大智度论》成，秦主姚兴，亲致远书，乞作序为重（序今存见《出三藏集记》卷十一）。其为南北物望所宗，类如此。远未堂一为权贵屈，然并非厌事绝俗，遇法门重要问题发生，常以积极的精神赴之。初庾冰欲强沙门致敬王者，朝臣多反对，乃寝。桓玄辅政，重提前议，远贻书责玄，更着《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发挥释尊平等精神，促僧侣人格上之自觉，玄敬惮，卒从其议。罗什甫入关，远即致书通好，尽遣其高第弟子往就学。什译《十诵律》，因暗诵人死，中辍，远物色他人，介绍之续其业。什门排摈觉贤，远为和解。凡此之类，足见其对外活动不厌不倦。远遣弟子法领、法净留学印度，大获梵本，其遐举益在法显之先也。远在庐山置般若台译经，实私立译场之创始者。远集同志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修念佛三昧，为此方净土宗之初祖。综经其一生事业，不让乃师道安，而南部开宗之功，抑艰瘁矣。

吾前文曾有“什门排摈觉贤”一语，觉贤非他，即创译《华严》之人也。兹事于吾国大乘思潮之分派，有绝大消息，今宜稍详述之。读者当已熟知佛灭后印度之佛教，常为空有两宗对峙之形势矣。又知大乘之空有两宗，以龙树、世亲为代表矣。（看第一篇第三章）又知鸠摩罗什为远此文见《弘明集》，藏中亦有单本。龙树空宗之嫡传矣，而觉贤盖即介绍世亲有宗入中国之第一人也。觉贤梵名为佛驮跋陀罗，迦维罗卫人，与释尊同族属，学于罽宾，似尝隶萨波多部。师佛大先，精于禅法。 智严西行求法，归时礼请东来。以姚秦时至长安，正罗什万流似镜之时也。贤初见什，即不餍其望，“秦太子泓欲闻贤说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宫，什与贤数番往复。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唯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师或破析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梁高僧传》卷二本传）观此问答，便知什、贤两人学说，其出发点确有不同，什盖偏于消极的、玄想的，贤则偏于积极的、科学的也。以什公之大慧虚怀，自不至于无净中起诤想，然其门下主奴之见，固所不免。什受姚兴所馈伎女，“自尔以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什本传语）贤笃修净业，戒律谨严，同为外国大师，未免相形见绌。又当时诸僧“往来宫阙，盛修人事，惟贤守静，不与众同……四方乐靖者，并闻风而至。”（贤本传语）似此众浊独清，理宜见嫉，什门老宿僧佑、道恒辈，乃借薄物细故，横相排摈，几兴大狱（其排贤口实不值征引，读者欲知，可看本传。）本传云：

《出三藏记集》中之萨婆多部目录，列有“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驮跋陀”，即觉贤也。据此，似贤实为“有部”中人物，彼久居罽宾，渊源亦宜接近。然案其问答语及其所传禅法，则固不能纯指为“有部”系统也。要之，“有部”教义与龙树派之空宗的大乘极相远，而与世亲派之有宗的大乘反接近，此不可不知者。佛大无者，萨婆多部目录所称第五十二相。《达摩多罗禅经》所称第四十九祖也。其人为“有部”大师，而于禅宗极有关系者。觉贤有功于佛教界，实在其传禅法，译经抑余事耳，当于禅宗章别论之。

大被谤黩，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逾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

当时事情之重大，可以想见。贤遭摈，恬不为意，率弟子智严、宝云等四十余人，飘然南下。慧远特遣弟子昙邕入关，为之和解。然贤竟不复北归，与远相依于庐山。其后乃于建康道场寺创译。远弟子法领所得《华严》，今六十卷本是也。法显所得《僧祗律》，亦由贤传译。自余译述，尚十数种，华严宗风之阐播，实造端于是。然则贤之见摈南渡，抑大有造于我佛界矣。

要之，罗什以前，我佛教界殆绝无所谓派别观念，自罗什至两大小乘界线分明矣。自觉贤至而大乘中又分派焉。同时促助分化之力者，尚有昙无谶之译《涅盘》。盖《华严》之“事理无碍”，《涅盘》之“有常有我”，非直小乘家指为离经畔道，即大乘空宗派亦几掩耳却走矣。故什门高弟道生精析《涅盘》，倡“阐提成佛”之论，旋即为侪辈所摈，愤而南下。吾侪将此事与觉贤事比而观之，足想见当什门上座，大有学阀专制气象，即同门有持异义者，亦不有相容。虽然，自兹以往，佛教界遂非复空宗嫡派之所能垄断，有力之新派，句出萌达矣。

《梁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生着《佛性当有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又六卷《泥洹》（即《涅盘》）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是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生）投迹庐山，众咸共敬服，后《涅盘》大本于至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读此可见长安旧侣之若何专制，与夫创立新说之若何忤俗，又可见远公之在庐山，实为当时佛教徒保留一自由天地也。

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

——为欢迎泰谷尔在师范大学讲演

诸君，印度诗哲泰谷尔 (泰谷尔，今译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1913年诗集《古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到中国讲学访问，梁启超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竺震旦。——编者注)先生来了。不久便要和我们学界几万青年相见，我今天和明天两次公开讲演，要把我们欢迎他的意思先说说。

讲演之前，要先声明几句话，凡伟大人物，方面总是很多的，所谓“七色摩尼，各人有各人看法”。诸君总知道，我是好历史的人，我是对于佛教有信仰的人。俗语说的好：“三句离不了本行。”我今天所说，只是历史家或佛学家的个人感想，原不能算是忠实介绍泰谷尔，尤不能代表全国各部分人的欢迎心理，但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和我同感的。

泰谷尔也曾几次到过欧洲、美国、日本，到处受很盛大的欢迎。这回到中国，恐怕是他全生涯中游历外国的最末一次了。看前天在前门车站下车时景况，我敢说，我们欢迎外宾，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热烈而诚恳的。我要问问，我们是把他当一位偶像来崇拜他不是？不，不！无意识的崇拜偶像，是欧美社会最普通现象，我们却还没有这种时髦的习惯。我想，欢迎他的人，一定各有各的意义。各种意义中，也许有一部分和欧美人相同，内中却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是因为他从我们最亲爱的兄弟之邦——印度来。 (本文发表于1924年5月3日《晨报副刊》。——编者注)

“兄弟之邦”这句话，并不是我对于来宾敷衍门面，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我们中国在几千年前，不能够像地中海周围各民族享有交通的天惠，我们躲在东亚一隅，和世界各文化民族不相闻问。东南大海，海岛上都是狉狉獉獉的人，——对岸的美洲，五百年前也是如此。西北是一帮一帮的犷悍蛮族，只会威吓我们，蹂躏我们，却不能帮助一点。可怜我们这点小小文化，都是我祖宗在重门深闭中铢积寸累的创造出来，所以我们文化的本质，非常之单调的，非常之保守的，也是吃了这种环境的大亏。

我们西南方却有一个极伟大的文化民族，是印度。他和我从地位上看，从性格上看，正是孪生的弟兄两个。咱们哥儿俩，在现在许多文化民族没有开始活动以前，已经对于全人类应解决的问题着实研究，已经替全人类做了许多应做的事业。印度尤其走在我们前头，他的确是我们的老哥哥，我们是他的小弟弟。最可恨上帝不做美，把一片无情的大沙漠和两重冷酷的雪山隔断我们往来，令我们几千年不得见面，一直到距今二千年前光景，我们才渐渐的知道有这么一位好哥哥在世界上头。

印度和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交通呢？据他们的历史，阿育王曾派许多人到东方传佛教，也许其中有一队曾到过中国。我们的传说，秦始皇时已经有十几位印度人到过长安，被秦始皇下狱处死了。（王子年《拾遗记》说的。）始皇和阿育同时，这事也许是真，但这种半神话的故事，我们且搁在一边。我们历史家敢保证的是，基督教纪元第一个世纪，咱们哥儿俩确已开始往来。自从汉永平十年至唐贞元五年——西纪六七至七八九——约七百年间，印度大学者到中国的共二十四人，加上罽宾（即北印度之Kashmir，今译克什米尔，唐译迦湿弥罗，从前不认为印度之一部分）来的十三人，合共三十七人。此外，从葱岭东西的西域各国来者还不计。我们的先辈到印度留学者，从西晋到唐——二六五至七九〇——共一百八十七人，有姓名可考的一百〇五人。双方往来人物中最着名者，他们来的有鸠摩罗什，有佛陀跋陀罗，即觉贤，有拘那陀罗，即真谛。我们去的有法显，有玄奘，有义净。在那七八百年中间，咱们哥儿俩事实上真成一家人，保持我们极甜蜜的爱情。

诸君呵，我们近年来不是又和许多所谓“文化民族”往来吗？他们为什么来？他们为看上了我们的土地来，他们为看上了我们的钱来！他们拿染着鲜血的炮弹来做见面礼，他们拿机器——夺了他们良民职业的机器——工厂所出的货物来吸我们膏血！我们哥儿俩从前的往来却不是如此，我们为的是宇宙真理，我们为的是人类应做的事业，我们感觉着有合作的必要，我们中国人尤其感觉有受老哥哥印度人指导的必要，我们彼此都没有一毫自私自利的动机。

当我们往来最亲密的时候，可惜小兄弟年纪幼稚，不曾有多少礼物孝敬哥哥，却是老哥哥给我们那份贵重礼物，真叫我们永世不能忘记。他给我们什么呢？

一、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一切遗传习惯及时代思潮所束缚的根本心灵自由，不为物质生活奴隶的精神自由，总括一句，不是对他人的压制束缚而得解放的自由，乃是自己解放自己“得大解脱”“得大自在”“得大无畏”的绝对自由。

二、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爱——对于一切众生不妒、不恚、不厌、不憎、不诤的纯爱，对于愚人或恶人悲悯同情的挚爱，体认出众生和我不可分离、“冤亲平等”“物我一如”的绝对爱。

这份大礼的结晶体，就是一部《大藏经》。《大藏经》七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悲智双修”。教我们从智慧上求得绝对的自由，教我们从悲悯上求得绝对的爱。

这份大礼物已经够我们享用了，我们慈爱的老哥哥犹以为未足，还把许多副礼物——文学、美术……等等送给我们。

我们得着这些副礼物的方法，约有以下几个来源：

一、从西域——即葱岭内外各国间接传来。

二、印度人来中国的随带着来，如各梵僧大率都带有雕刻、绘画等物作为贡品。

三、中国人游历印度的归赆，例如《玄奘传》详记他带回来的东西，除梵夹经卷外，各种美术品都有。

四、从翻译经典上附带得来的智识和技术。

这些副礼物，屈指数来，最重要者有十二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