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一切从“新”开始(2)
所以在全世界有一个一流商学院,他们有一个联合会,70所一流的商学院,他们开年会的时候,请我做一个主题报道,我讲三只眼的情况。讲完之后,有一个美国商学院的教授,他站起来说,张先生这三只眼还不全,应该再加一只眼,变成四只眼,为什么呢?在现在的情况下,再加一只眼盯住供应链,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必要再加一只眼,为什么呢?你刚才听我讲了,下面这两只眼跟计划经济情况下的两只眼一样,一个盯住外部,一个盯住内部。我来盯住用户,供应链也必须盯着用户,不存在它只要盯住我,它也必须盯住用户。比如说供给我一个电机,不是我满意就行了,应该是用户满意才行了,它只要盯住用户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搞技术创新,我们要求技术人员一定要盯住市场。就是说,技术创新这方面,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好比打一个固定靶;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像打游动靶一样;但是到了今天,就像打飞靶一样。因为发展太快了,怎么捕捉到这个目标非常重要。
我们有一个观点,做完一个课题不难,做对一个课题太难。一个技术人员给你一个课题,你在实验室里把它做出来,这个没有多大的难度,你可以把它做出来;如果你盯住市场,你做对它,这样就太困难了。所以说这个有点像托夫勒在他那本书里说到的一样,正确的问题比错误问题的正确答案更重要。你把问题提了,比从一个错误的问题做出正确答案来更重要。你开发出来的产品用户不需要,即使它完全达到技术标准又有什么用呢,是用户不需要的,这个观点是最重要的,我们叫打飞靶的概念。在战略创新的前提下,那是方向问题,最主要的是观念的创新,如果观念不对的话,即使这个战略是对的,你也很难把事情做对。
先有市场后建工厂。这里举一个滚筒洗衣机的例子。很多企业搞技改,不搞技改是等死,搞技改是找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没有盯住市场。我们上滚筒洗衣机项目是在1992年,那时候国内对滚筒洗衣机的认同度不是太高,作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候,这个项目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要求,年产达到40万台,是最佳的一个状态。
我们做的时候,第一期没有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来做,只做到了10万台。生产能力只有10万台,厂房小了很多,设备也便宜了很多,工期非常短,当年破土动工当年就推到市场去了。没有推之前,进口一部分散件,产品一推出来之后,10万台一下子卖掉了8万台。这个项目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很快就循环起来,第二期20万台,第三期是40万台,投入少,见效快,逐步把它做起来了。
在美国的海尔工业园也是这样,我们在美国南卡州的工业园,是中国在美国最大的一个项目。开业的时候,李肇星到我们那儿去了,说多了几个海尔到这儿来,我说话也硬气了。他说中国公司在美国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今天出一个事明天出一个事,美国政府经常把我叫去,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到美国这儿来投资。
但是我们到美国投资,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算了一下,在美国建厂,工资非常高,一般的工人1小时也要10美金,所以我们算下来,在美国建厂盈亏平衡点大概在29万台。我们直到美国的冰箱销量达到了40万台,才来建这个工厂,也就是说,如果建起来,这个冰箱厂开发的新品种卖不出去的话,我就减少我在国内的出口,这个工厂也可以满负荷地运转,我们在美国就是建的这个工厂,就是说先有市场后有工厂。我们在巴基斯坦也建了一个海尔工业园,也是先把市场建起来,然后又做这个工厂。
在观念创新后面有一个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是一个目的,它就是一个手段,通过技术创新这个手段,获得用户对你的认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技术资源怎么来看。我们在这里面有个观念,不在于你有多少属于你自己的技术人才和技术资源,关键是看你能够整合多少这方面的资源,你整合了多少,就等于你拥有了多少。一般的国企有这个想法,在我这儿有多少博士、硕士,或者有多少技术员、高级工程师。我认为那个不太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你能整合多少。
原来美国有一本畅销书《没有管理的管理》,说的是新经济时代,不是这些人都是我花名册上的人,我怎么对他管理,而是你怎么去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他和你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雇佣的关系,而是合约关系。
我们怎么更多地整合一些资源,包括在国内,和北航搞了北航海尔的软件有限公司,在北京还成立了一个海尔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这些人统统都是北京的人,他不愿意到外地去,他就在这儿。还有一个和中科院化学所的塑料研究中心合资的“海尔科化”,也是在北京;还有海尔哈工大的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海尔和25所院校的120名教授建立联合性质的开发网络,这个网络比较大,是信息网络。
国外方面在亚洲的东京、法国的里昂、美国的洛杉矶、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些城市,和国际化大企业搞一些技术联盟,其目的是利用我们的资源广泛地去整合国际上的资源,建立起开发网络来。
组织结构的创新,应该是一种保障,如果没有组织结构的创新,你那些观念创新、技术创新都没有保障。这是我们从创业开始到现在,走过的三个不同的组织结构形态。第一个形态,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在适应一种结构,就是直线职能式的组织结构,像一个金字塔一样,上面是班组长,是工段长、厂长,一直到主任,最后到总经理或者厂长。这是一个直线职能式的结构,在中国计划经济情况下,全部都是这种结构,现在还没有改变过来。
我们在初期的时候,也是这种结构。我刚到工厂来的时候,花名册上有800人,实际来的只有600人,当时几百人用这种办法完全可以控制起来。而且当时的工人素质比较低,整个工厂比较混乱,我们当时制定了一个管理规章制度的13条,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不准在车间里面大小便,这是当时的现实写照。所以当时如果不用直线职能式的结构,你很难改变那种非常混乱的状态。
在我们名牌战略阶段的7年,基本是这种结构,多元化战略里面我们用的是矩阵结构,横向的是财务、供应等等各个部门,纵向这一列全是各个项目,这是洗衣机项目,这是冰箱项目,这是空调项目,都是项目。这个矩阵结构打破了直线职能式结构,这个项目需要这个部门干什么,在这个结点上必须服从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在这个结点上需要这个部门干什么,这个部门必须服从。对部门来讲必须服从于这几个结点,给这几个项目提供支持。
这样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很快地使这么多项目进入多元化,这么多项目很快地动员全部力量,很快地把它做起来。没有这个矩阵式的结构,就很难真正把它做起来。这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干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一个矛盾。它的分配在哪儿?它的分配还是在各个职能部门,有的时候在职能部门的要求和项目的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员工会服从于职能部门,因为毕竟他的科长和处长说了算,所以有时候会产生这方面的矛盾。
现在我们搞了一个叫做市场链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被瑞士的国际学院(就是R&D,在全世界排名榜每年都排出来)看中之后,把它作为他们的一个案例,在欧洲进行宣讲。教授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知道哈佛大学波特教授有全世界都知道的价值链理论,不知道我为什么搞了一个市场链理论。
后来我跟他说,波特的价值链,其基本原则就是追求企业长期利润的最大化,这对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新经济的情况下,不一定你想要这个利润的最大化,就能够达到,为什么呢?你必须要先追求用户满意度的最大化,如果没有用户,你要利润也要不到,有了用户满意度的最大化,企业利润才能最大化。
这个市场链完全把组织结构改为扁平化和信息化,使每一个人都对着市场。你们看这个对整合外部的力量,左边这个就是全球供应链的资源,右边这个是全球用户的资源,这里头有三条线,上面一条线,中间一条线,下面一条线。上面这条线我们叫做有价值的订单流,所有的部门必须服从它;中间是一个物流,怎样把这个物资配送到用户手里去;最后这个是资金流。这么三条流程,我们把它们叫做创新的三个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