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对中国领土“胃口”最大的国家(3)

实际上，早在1926年，中苏就曾为两国船只航行的界河乌苏里江的安全问题，举行过共同疏通该江和修建沿江灯标的谈判。这本是共赢的好事，但是苏联的打算是把乌苏里江口至嘎杂克维池俄屯一段和黑瞎子岛据为己有，致使谈判拖到1927年6月，双方才在黑河签订《中苏会浚乌苏里江协议书》。虽然乌苏里江的航道畅通了，苏联却仍旧霸占着乌苏里江下游嘎杂克维池俄屯至伯力一段，黑瞎子岛（就在界河附近）的归属也因此成了悬案。

随着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并于1932年扶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全部沦为日本殖民地。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一个地处边陲的黑瞎子岛的命运于是就被忽略了。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中苏两国一致同意江面主权中苏各二分之一”。最终在2008年，根据之前中俄谈判所达成的几份协议，中国才收回了半个黑瞎子岛。

“无”中生“有”的中俄西部边界

1859年4月22日，中俄双方互换《中俄天津条约》。但因清政府拒绝承认《瑷珲条约》，沙俄便派侍从武官少将伊格纳提耶夫到中国讨个说法。7月10日，他与肃顺1会面，肃顺给的答复就是，《天津条约》

已经批准，《瑷珲条约》无效，中俄之间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商谈的了，俄国公使应该尽快回国。气急败坏的伊格纳提耶夫第二天又拿“补续和约条目”六条说事，要求划定中俄东部和西部边界，同样碰了一鼻子灰。他继续进行外交讹诈，无理纠缠了近一年也没能得到任何好处。

不过，却赶上了英法联军北上，伊格纳提耶夫假惺惺地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做双方的“调停人”，暗地里早就和英法勾结。更巧的是，此时主持大局的奕正愁着如何把被惹怒的英法联军赶紧送出北京，伊格纳提耶夫的身份正好合了他的心意。于是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便在一位俄国人的撮合下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阴云几近消散。而伊格纳提耶夫也有了提要求的资本，因为他“调停有功”。他向奕提出续约草案十五条，要求清政府全部接受，而且一个字都不能改，这个草案比他一年前提出的“补续和约”更苛刻。这次，奕却不敢不从，乖乖地在《中俄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上签了字，而且《瑷珲条约》、《天津条约》继续有效，中俄东部和西部边界线也得重新调整。这次边界调整当然不会像当今国家勘界那样，以历史和现实情况为基础，达到双方都不吃亏的效果。当时的沙俄政府会提这样的要求，肯定不会为清政府着想，而是想让自己抢夺的土地有个合法外衣。

事实上，《北京条约》中有关勘分中俄西部边界的规定完全是沙俄侵略的产物。在18世纪之前，沙俄国土和中国西部根本没有接壤的地方，所以不存在中俄西界的划分问题。现在出现这个问题，自然是因为沙俄搞过无数次侵吞、蚕食活动。

清朝建立之初，中国的西部边界十分明确：“沿巴尔喀什湖北岸，东北走向是顺艾古斯河（阿亚古斯）和楚克里克河，往北至额尔齐斯河畔的铿格尔图喇（今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南过楚河中游，至塔拉斯（今江布尔）又曲折经鄂斯（今奥希），抵帕米尔地区。从东北至西往南，延经塔尔巴哈台、伊犁和喀什噶尔三个地区，统归伊犁将军管辖。”巴尔喀什湖此时还是中国的内湖。

截止鸦片战争前，中俄两国开始有部分交界处：沿沙宾达巴哈至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地区。这还是沙俄趁新疆准噶尔部叛乱之际抢到的。至于从额尔齐斯河至帕米尔一线，根本不存在边界“定”与“未定”的问题。

在塔尔巴哈台和伊犁之外的地方居住的是哈萨克部落。18世纪末，沙俄在中亚强占的地盘延伸到了乌拉尔河和额尔齐斯河中游一带，但和中国西部还是隔着辽阔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沙俄的铁蹄不断践踏这片美丽的土地，在其周边修建连线的军事堡垒，将这里圈入俄国版图。哈萨克上层经不住威逼利诱，很快就归附沙俄。19世纪20年代后，哈萨克斯坦彻底被吞并，成为沙俄侵入中国西部的跳板。

越过大草原后，沙俄就开始计划着如何把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搞到手。1838年，沙俄将西西伯利亚总督的驻地由托博尔斯克向东南移到鄂木斯克，其侵略野心显露无遗。

沙俄除东侵亚洲大陆外，还南下中亚想着打开通往印度洋的出口。

1801年兼并格鲁吉亚王国。后来，通过两次俄波（波斯）战争，夺得南高加索。不过在吞并浩罕国之前，喀什噶尔地区与俄国是不搭界的。

19世纪中叶后，沙俄先后征服布哈拉、希瓦和浩罕三国。为了造成既定事实，它加紧向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筑堡移民”。19世纪40年代，俄国侵略军沿额尔齐斯河、楚克里克河和艾古斯河向南蚕食。

沙俄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境内造出所谓的“新西西伯利亚堡垒线”

全长700多公里，北接塞米巴拉金斯克，与额尔齐斯堡垒线（西伯利亚堡垒线）连成一片，中经阿亚古斯和科帕尔，南到维尔内，深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达伊塞克湖盆地。沙俄政府在这条堡垒线的两侧修建殖民村和哨所，切断了伊犁、塔城边防部队正常巡边之路。更过分的是，1856年，沙俄私自在它非法侵吞的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领土上成立了以维尔内为中心的“阿拉塔夫特区”，受西西伯利亚总督管辖，强行把中国领土划入俄国版图。

在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中有这么一条规定：中国西北的常驻卡伦列入中俄西部分界的标志之一，并且分界的地方必须经过原本是中国内湖的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这样一来，沙俄又可以割占更多中国领土。

这里提到的“卡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边防哨所，是清政府为了管理西北地区而特别设置的机构，实际上和国界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它们离国界线都很远，最近的也得有几百里，远的甚至有千余里。

尤其是常驻卡伦，基本都设在靠近城市腹地的地方，如塔城西面的巴克图常驻卡伦，离塔城只有70里。也就是说，从卡伦到国界之间的中国领土十分广阔。

斋桑湖离中俄交界处的俄国边城乌斯季卡缅诺格尔斯克有四五百里；伊塞克湖就更远了，从它的西边到边界要穿过整个楚河和塔拉斯河。

沙俄要求划定边界时必须经过这两个湖泊，显然没安好心，这是要在中国的地盘上划出俄国的土地。

俄国人很会玩文字游戏，如果对照中俄《北京条约》的中文文本和俄文文本的话，就会发现条约第二条的文字表述有很大出入，主要有两大差别：一是中文版本中列为两国分界标志之一的“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一句，在俄文本中是“中国现有卡伦路线”，少了“常驻”二字；二是中文本中对自沙宾达巴哈开始的两国分界走向的规定是“往西直至斋桑湖”，俄文本中写的是“向西南到斋桑湖”。

按理说，涉及国家利益的条约是不可能也不允许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的，更何况是关于边界划定的内容，差一个字都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条约的起草和翻译工作都是俄国一手包办的，清政府只是在俄方拟好的文本上签字，从来没有想过要核实一下两个文本的内容是否一致。俄国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向清政府敲诈更多利益。更让人汗颜的是，在卡伦问题上，沙俄坚持以中文版本为准；但在沙宾达巴哈分界问题上，又无耻地要求执行俄文文本的规定。

沙俄想占便宜，清政府的人也不全是傻子，只会等着吃亏。在1862年8月举行的塔城谈判中，清廷首席代表明谊断然拒绝俄方所提的“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把中国的斋桑湖和特克斯河上游划归俄国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急眼的俄军不断在边界挑衅，趁新疆内乱占据多处卡伦。而当时掌握外交大权的奕不敢得罪俄国人，多次指示明谊，按俄国使臣的要求，赶紧把事办了。

1864年10月，中俄在塔城重开谈判。俄国拿出它一手炮制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新地图，强迫明谊在上面签字，这个条约的要求比《北京条约》更过分。在实际操作中，双方又签了《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这样，包括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在内的中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到了俄国手里，中俄西部边界硬是从“无”中生出“有”来。

曾纪泽是如何虎口夺食的

1871年，我国新疆局势混乱，沙俄趁机浑水摸鱼，侵占伊犁地区，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帮清政府收复回民起义军占领之地；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只要新疆的内乱被平定，它立马交还伊犁。1876-1877年，抬着棺材到新疆的左宗棠顺利镇压回民起义并将阿古柏赶了出去，收复除伊犁外的全部失地，新疆重新归入清朝统治之下。清政府这么快就平息了内乱大概是俄国不曾想到的。不过，就算是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它也没打算把伊犁还回去。从1878年初起，清政府多次与俄国交涉，而俄国则找了各种理由赖账，就是赖在伊犁不走。清政府虽然软弱，可还是有尊严和底线的，何况俄国的行为根本站不住脚。既然书面照会不管用，那就派个朝廷官员亲自去谈吧，吏部侍郎崇厚被光荣选中，作为全权代表去俄国谈判。

清政府也不是随随便便就选了崇厚去俄国谈判的，关键是崇大人的简历很出彩，当过三口通商大臣、署理直隶总督；又有出国交涉的经验（1870年天津教案后，作为专使奔赴法国给人赔礼道歉）。这在慈禧太后眼中，那绝对是个人才，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出发前，左宗棠还给崇厚写了封信，嘱咐他一定要把伊犁要回来，不能让俄国再强占了去。只可惜，崇厚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1878年12月31日，崇厚等人抵达圣彼得堡。经过十多个月的交涉，昏庸的崇厚稀里糊涂地就和俄国签了《中俄交收伊犁条约》（也称《里瓦几亚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中国要支付俄国兵费500万卢布，作为“代收代管”伊犁的补偿；伊犁西界霍尔果斯河以西和南境特克斯河区域割让给俄国；俄商在蒙古、新疆进行贸易时一律免税，增开到天津、武汉两条陆上商道。如此一来，中国即使收回了伊犁，也是被俄国从西、北、南面包围，伊犁俨然一座孤城。

消息传到国内后，朝野震惊，纷纷谴责崇厚的卖国行为。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上书弹劾崇厚，而且左宗棠力主武力收回伊犁。在种种压力下，清政府拒绝批准条约，还以“媚敌误国”、“擅订条约”等罪名革了崇厚的职，交刑部查办。当然，清政府也不敢公然与俄国决裂，伊犁问题还得继续谈。

1880年，经清朝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慈禧、慈安两太后批准，公选远在伦敦的中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去和俄国人谈判。3月3日，曾纪泽接到清朝总理衙门的急电，要他出使俄国，条件是在不损害两国“邦交”的前提下，重新商订交还伊犁事宜。按理说，都已经签了约了，断没有反悔的道理的，更何况对方还是犹如豺狼虎豹的沙俄。

曾纪泽知道自己这次接受的任务实在太艰巨、太棘手，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身败名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探入虎口而索回已投出的食物，障塞江河而挽回已流逝的波澜”。无奈圣命难违，他就本着个人荣辱事小、国家利益事大的决心，去完成这项艰巨的外交使命。

临行前，曾纪泽通过书信与李鸿章商讨交涉细节。李鸿章的意思是，能把伊犁收回就行了，原有条约不可能完全推翻，只要做到三点：

索回伊犁南边的特克斯河地区；新疆通商贸易的税全免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少收点；有关通商路线问题，汉中、西安只能通一条；至于其他规定就继续按旧约执行。有了李鸿章的指示，曾纪泽心里就有了底，最终的交涉结果和这差不多。

在曾纪泽一行赴俄前还有段小插曲，和崇厚被革职治罪的连锁影响有关。崇厚被惩办开了惩处擅自签订卖国条约官员的先例，一向喜欢通过不平等条约欺负清政府的西方列强不干了，这个先例一开，那还了得，以后可能就没人敢和他们签约了，自己的财路岂不是被掐断了？于是，英法德美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赦免崇厚。俄国也宣称，查办崇厚就是侮辱俄国，如果清政府不放人，那他们就拒绝接待曾纪泽。最终，清政府迫于压力，就无罪释放了崇厚。

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等人抵达圣彼得堡。曾纪泽要做的事是如何以“小”换“大”，让俄国尝到甜头后能在大方向上让步；对于俄国来说，则是如何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做些小让步，最关键的是要留住已经抢到的东西。

8月4日，曾纪泽首先去俄国外交部拜会俄外交副大臣吉尔斯、驻华公使布策等人，说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吉尔斯刁难说：每个国家都有要求修改条约的权利，但是条约还没改就惩办签约大臣的事好像还没听说过；中国还在新疆增兵设防，这摆明了不想谈嘛，太没诚意了。曾纪泽立马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清政府。清政府这次的反应超级迅速，不但放了崇厚，还把准备在新疆大干一场的左宗棠召回北京，以显示诚意，心想这样俄国应该就没话说了吧。后来曾纪泽觐见沙皇时，也是一再强调自己国家是诚心诚意来和谈的，绝对不会动武。沙皇这才勉强同意重开谈判，曾纪泽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8月25日，沙俄陆军大臣米柳金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讨论曾纪泽的照会。这帮人商谈的结果就是：要谈可以，但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不能更改的。吉尔斯坚持将谈判地点改在北京，派布策为代表去谈，单方中断与曾纪泽的会谈；还派海军上将廖索夫斯基陈兵中国沿海，想在气势上压倒清政府。

之所以会有更改谈判地点这一出，是因为俄国想恫吓清政府与曾纪泽，让他们不敢开口谈条件。因而，布策没有直接去中国，而是以安顿家眷为名在瑞士待着，静观其变。然而俄国的外交讹诈还真就唬住了清政府，它慌忙电示曾纪泽，要求他不计一切代价，也要把俄国人拖住，谈判只能在圣彼得堡进行。于是，曾纪泽就去找俄国外交部高级顾问热梅尼谈（沙皇和吉尔斯等已去黑海休假），他列举了去北京谈判的种种弊端，而在圣彼得堡就不一样了，对双方都有好处，还是让布策回来吧，大家就在沙皇的家门口谈，这样沙皇也能及时了解谈判的进展。在热梅尼的撮合下，吉尔斯奏请沙皇召回布策。布策回来后，便和热梅尼合计谈判步骤：先由布策私下里和曾纪泽进行一个月的非正式会谈，再把听到的全部情况汇报给沙皇，由沙皇裁决，目的自然是探听中方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