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诗歌的孩童时代(3)

《孔雀东南飞》形成的建安时期，正是乐府民歌发生转变的时期。汉乐府民歌最初是来自于民间的，由于这种艺术形式长时间地存在，必然会引起文人的注意，所以有很多文人模仿乐府民歌进行创作。建安时期，这种模仿开始成为一种潮流。曹氏父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曹操（155—220）是汉魏之际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图1-2）。他在建安年间网罗了很多文人如王粲、徐干、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应玚等，并把他们集中在邺城，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这对当时的文学影响很大。而且他还“雅爱诗章”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②，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曹操现存二十五首诗歌全是乐府诗，而且它们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和乐府民歌中常见的题材。但他大量借用乐府形式来纪事、怀古、咏怀，扩大了乐府旧题的表现范围，例如《短歌行》，乐府本写人生短促，而曹操在写人生短促的同时，加进了求贤才的内容；《蒿里行》、《薤露行》，原是丧歌、葬歌，曹操也拿来写汉末时事，只保留了原诗的题目。这样的革新给乐府注入了新的活力。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其实他也是改造乐府的祖师，经过他的激活，乐府不再是那些已经存在的民歌，而成为可以不断更新的艺术形式。

曹操的两个儿子也在改造乐府上作出了贡献。由于音乐才能不如曹操，他们拟就的乐府诗已经不再追求合乐，而是以当时流行开来的朗诵作为传播方式，因而他们创作的乐府诗可以部分或者完全抛弃乐府的歌诗传统而自由创作，更加重视诗歌的意象、情感和声韵。

曹丕（187—226）的乐府诗已经有一部分不再采用乐府旧题，而是自拟新题。如《燕歌行》二首，他采用拟代的口吻来写女子的相思之情，凄婉动人，和谐流畅，平易清新，开启了魏晋诗歌清怨明丽的一派。

曹植（192—232）的乐府诗不仅自拟新题，而且在诗中注入了大量的个人感情。他不再采用拟代的口吻来写，而是直接叙写个人情感，从而将乐府诗以叙事为主的形式改变为以抒情为主。如他的《美女篇》，虽然模仿《陌上桑》，但从题目、内容、形式上都已经没有了《陌上桑》的影子；而是用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使诗歌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由于曹植才气过人、情感丰富，乐府诗经过他的改造就完全摈弃了合乐的形式，而成为可供文人自由创作的新的诗体。

建安以后，也有许多诗人继续写作乐府诗，他们从汉乐府中寻找素材和灵感，不断拓展汉乐府的艺术容量。例如六朝陆机、潘岳、萧纲、沈约、徐陵、陈后主等人都有拟乐府，而鲍照则在拟乐府的过程中开始更新诗体，又经过许多人努力，促成了歌行体的出现。到了唐朝，杜甫创作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①；张籍、王建、白居易、李绅等人创作乐府诗，则只是发扬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在题目、内容、形式上已经与汉乐府差异很大了。

由此可见，乐府不仅是一个音乐机构，而且还是一种诗歌体裁，最初专指汉代乐府民歌，后来扩展到汉魏六朝模拟、仿写的乐府诗，而变为一类诗歌的称呼。唐代诗人用乐府称名他们的讽喻诗，是侧重表明他们对汉乐府“缘事”精神的继承，乐府在这时被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加以提倡。到了宋代以后，由于词、散曲、剧曲，有时也被称为“乐府”，但这些“乐府”，除了配乐演唱的方式与汉乐府有点类似外，其他方面与汉乐府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了。

四、文人诗：从讲故事中学会抒情

文人诗与民歌是有区别的：首先，文人诗是文人的个人创作，它有别于民歌的因传唱而日益完善；其次，文人诗的构思意识更加鲜明，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与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自发性不同；第三，汉魏之际的文人诗多数是没有音乐形式的，这与民歌的合乐而歌的传播方式是有区别的。因此，文人诗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把诗歌从音乐中解放了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个性的艺术形式。

汉魏文人诗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从周代尹吉甫作《大雅·崧高》、“家父”作《小雅·节南山》、“寺人孟子”作《小雅·巷伯》②到屈原作《九歌》等，许多文士都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但这些作品更多的是对民歌的模仿，也就是说采用民歌的形式，用合乐演唱的方式来传播，因而个性化的色彩较为薄弱。但这种创作越来越多，到了东汉，随着辞赋将朗诵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推广开来，有些文人开始尝试着创作用于诵读而不是歌唱的五言诗，从而使文人诗得以发展起来。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产生于民间。远古时期，二言与三言句式的联合就成为五言的形式。例如《诗经》中的《召南·行露》、《小雅·北山》等，即有了五言的雏形。秦代出现的民谣《长城歌》：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

它已经采用五言诗作为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乐府中五言歌谣越来越多。由于五言诗采用二言三言组合的方式，一个句子本身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叙述单元，不需要像《诗经》四言和“楚辞”那样，需要两个句式上下相抗、前后呼应才能说明一件事情，因而增加了诗歌的叙述容量；而且在同样对举的两个句式中，它既可以采用对偶来渲染场面，也可以直接叙述，形成流畅而自如的叙述风格。因而这种五言诗一出现，便以参差错落、表述便捷得到了人们的喜爱。

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诗创作一般认为始自班固的《咏史》。此前的文人创作，还是以歌诗的形式出现，带有明显的民歌痕迹。《咏史》是一首叙事诗，叙述的是发生在汉文帝十三年（前167）缇萦救父的故事。诗篇先叙太仓令有罪，被押解到长安城，然后写缇萦赴皇宫陈词救父，又写文帝动了恻隐之心，下令废除肉刑，最后班固颂赞缇萦胜过男儿。这首诗大致作于班固被逮洛阳狱中，文辞朴实，被评论为“质木无文”。

此后，张衡创作了《同声歌》。全诗用新婚女子自述的口吻，写了新婚之夜的胆怯之情、勤劳品德和深沉爱意。他的《四愁诗》改造骚体而成七言诗，每章首句还残留着“兮”字，其余则都是标准的七言句式。诗作以东、南、西、北的顺序，写了美人的赠品以及自己无法报答的痛苦。全诗情感缠绵，寄托遥深，充分展现了文人诗歌抒情的细腻和华美。

班固（32—92）和张衡（78—139）都是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他们对五言诗、七言诗的改造，极大地提升了这两种诗体的艺术品位，使更多的文人采用这些新的诗体进行创作。因而到东汉后期，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就逐渐繁荣并成熟了起来。

辛延年的《羽林郎》虽然被《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但这首应该属于文人诗，至多也是模仿民歌而创作的五言诗。这首诗叙述的是卖酒的胡女拒绝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家奴金吾子调笑的故事，颂扬了胡女不慕富贵、不畏权势的精神。诗歌条理分明，多用排偶句，叙述模式和过程与《陌上桑》很类似。

东汉末期的秦嘉和他的妻子徐淑有多篇赠答的诗文，这些诗文记述了他们之间的离别相思之情。秦嘉有四言诗《述昏》、五言诗《赠妇诗》，徐淑有《答秦嘉诗》等，每一篇都写得缠绵悱恻，令人感动。其中以时间为序写成的《赠妇诗》三首抒发了自己行役离家而感到无比惆怅伤感。首写秦嘉即将赴京，徐淑病居于母家不能返回面别，秦嘉彻夜难眠之情；然后写秦嘉想面见徐淑，因路途阻隔，未能成行；最后秦嘉写起程时，只能以礼物留赠徐淑，遥寄情思。三首诗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把秦嘉欲见妻子而不得的无奈、怅惘表述得淋漓尽致。由于他们没有见面，秦嘉便留下这三首诗赴任去了，而这次的失落，却为我们留下了三首难得的文人诗，它标志着五言诗歌的成熟。

除此之外，东汉后期的诗人还创作了不少诗歌，如蔡邕的《翠鸟》、赵壹的《疾邪诗》、郦炎的《见志诗》等。他们都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抒情达意，不断推动文人诗歌的全面成熟。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便代表了汉魏文人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