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从孤独中走来(2)
1930年，应马克斯·霍克海默的邀请，弗洛姆加入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弗洛姆主要负责精神分析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精神分析训练，并自主开业，成为了一个精神分析医生。不久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在德国初步展示了它的辉煌。该所大多数成员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等都是有着犹太人血统，因此，纳粹上台后他们遭到了迫害。
从1930年开始，弗洛姆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心理分析和社会的文章，他希望通过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进行综合，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个时期他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宗教、社会心理学、权威性格、母权制理论，以及经济状况对“集体心理”的影响等等。他1931年在《精神分析运动》上发表的文章《心理分析和政治学》，在心理分析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更多地显示了他利用马克思主义来丰富弗洛伊德的思想的愿望。
1.资本主义精神与肛门恋
弗洛姆指出，早期基督教对一个变成上帝的受苦的人（耶稣）的信仰，体现了人们心中不太明确的愿望，就是想要赶走父亲——神及其在人世间的代表，让自己做主。受苦的耶稣的形象首先产生于受苦的群众的认同需要，是受苦的群众的心声，补偿攻击父亲的罪恶，只是出于次要的地位。相信这个信条的人，大都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人，由于其苦难的生活境遇，对统治者充满了愤恨，同时又对幸福美满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基督教社团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信仰者的心理态度，教条发展了，观念也变了，受难的耶稣的形象不合适宜了，被赶走的上帝重新被拥立、膜拜。父亲不应当再被推翻了，反抗父亲就是大逆不道；有罪过的不是统治者而是赶走父亲的受苦群众。弗洛姆继续分析说，人们的不满和愤恨不再指向统治当局了，反而指向受苦的人们本身。满足就在于父亲为他听话的儿子提供了宽恕和爱恋，同时也在于受苦的耶稣继续作为受苦群众的代表的同时，所具有的庄严的、父亲般的地位。最后，耶稣伪装的面纱被揭开了，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不可推翻的上帝。
为了给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提供一般性的基础，弗洛姆随后改变了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了性格类型问题的研究。尽管在别的一些文章中，弗洛姆批评了弗洛伊德，但总体上他还没有背离弗洛伊德，采取的方法仍然是弗洛伊德式的；在他所接受的心理分析的性格观念中，有好多都是借鉴卡尔·亚伯拉罕和欧内斯特·琼斯的研究成果，如里比多冲动的升华和反作用的形成等等。
在性格类型的分类上，弗洛姆沿用了弗洛伊德以不同的性欲形式来分析人格的方法，弗洛伊德曾提出把人的性欲的不同形式作为人们性格和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即口腔期、肛门期和生殖器期，他大致勾勒了口腔的、肛门的、生殖的等三种性格类型。其中他更钟爱生殖型的性格类型，并把它与独立、自由、友谊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正常的人拥有的健全的性格。
在确立了性格类型在人的性欲冲动中有根源后，弗洛姆继续强调家庭的社会代理人角色。人们永远摆脱不了社会的目光，作为一个例证，他指出过分的性压抑习俗可能影响生殖欲的发展，滋生前生殖型的性格类型。有爱洁癖倾向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型。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弗洛姆时刻不忘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番敲打，在这篇分析性格类型的文章的结尾，弗洛姆还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精神”与肛门恋之间的关系，他所持的观点后来都成为了常识，但在当时却是闻所未闻的观点，人们备感新鲜。
弗洛姆指出，“具有肛门恋性格的人爱财如命，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非常吝啬；而且还是占有狂，热衷于对无用的物质的占有，他们具有天生的虐待倾向和破坏倾向，通过对他人的虐待来寻求快感。他们迷恋所有无生命的东西，如粪便、垃圾、金钱等，一看见金子他们就会两眼放光，整日看守着自己的财宝，宁愿把它们藏在密室里，也不愿拿去投入生产和消费之用，有时还会不停地唠叨着抓紧，抓紧了，别让别人偷走我的东西”。当他们数点着密室里的金银财宝时还会欢欣地笑着说：“这东西暖我的心窝。”
弗洛姆毫不留情地说，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就是守财奴式的肛门恋性格，资产阶级的理性、所有权及清教主义与肛门欲的压抑和守序有关。资产阶级信奉物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他们宁肯失去生命也不愿失去财产，并通过对财产的占有来建立同世界的关系。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和肛门恋之间的关系，他在后来的作品《逃避自由》中又重新加以论述。但到那时，他对肛门欲和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的态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虽然肛门性格类型临床描述上没有变化，但他对此的解释却有显著的改变。
令他发生变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的临床观察的积累，另一方面在于有一个人深深地影响着他，这个人就是约翰·雅可布·巴赫芬，一个瑞士19世纪的人类学家，他是最早发现母权社会的思想家。巴赫芬属于那种生不逢时的思想家，在世时默默无闻，他的第一部著作发表于1860年，不过很少有人问津；后来老天有眼，在他逝世20年后，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的思想宝库，这算是对他的贡献迟到的补偿吧！
巴赫芬发现，在父权社会存在之前，母权社会早就存在了，他不只作了一般的陈述，而且还指出了母权观与父权观的不同。简而言之，母权观就是无条件的人类之爱。母亲对孩子的爱从不以他们的优点为出发点，也不会以孩子有缺点而抛弃他们，她爱孩子是因为他们是她的孩子。如果母亲只爱乖巧可爱、举止端庄的孩子，那么就会有许多孩子因为被抛弃而饿死。父亲爱孩子是因为他们顺从他，长得像他。
在此，弗洛姆指出它所指的并不是某一单个的父亲或母亲，而是从整体来讲的贯穿于母爱和父爱的历史。如果要拿单个的人来说，这种爱在人们身上可以是混合着的，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具有母爱的父亲和具有父爱的母亲。这种差异原因多样，它涉及到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涉及到是父权社会还是母权社会。在弗洛姆看来，父权和母权的对立没有比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的描述更生动的了，安提戈涅是母权的象征，“我在这里不是要恨而是要爱”；而克瑞翁则是父权的化身，代表着服从原则，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克瑞翁的化身。
另外，在巴赫芬思想中有着浪漫主义的一面，他把自然浪漫化，认为自然就是人类永远的母亲，人们应该像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一样投入自然的怀抱，去除那所谓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对此弗洛姆特别倾心，母权社会强调人们的互爱、团结和幸福，它不断给人们爱和怜悯，而非恐惧和屈从，财产共有，人们生活在欢乐的伊甸园中，鸟儿也为他们歌唱。随着父权社会的到来，人们与自然分了家，开始出现了恐惧和仇恨，以及对不服从的惩罚，绝对服从和责任超越于爱和满足之上。
弗洛姆通过对母权制的分析，否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恋母情结是人们对母权社会的爱和安全的怀念。俄狄浦斯情结在父系社会得到不断的强化，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儿子作为父亲财产与地位的继承人赡养者而造成的。儿子必须承担责任，维系家族的生存，这样儿子的早期教育中，经济的因素被置在了更高的地位，于是幸福和爱就靠边站了。儿子生活在压力中，他害怕失败，厌恶父亲强加给他的责任，对父亲的爱开始转化为怨恨。
弗洛姆继续说，母爱是无条件的，她解脱着儿子身上的社会重负和责任，给他以温暖和安全。然而在当代社会，真正的母亲的力量已被工业文明所侵蚀，她的保护神的地位已慢慢地被剥夺，她也被无情地暴露在强大的工业机器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成为了过河的泥菩萨，甚至连自身也需要保护。
如果要用文学语言来描述，那么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的经历应该是最真实的写照。女主人公娜拉出身中等家庭，美丽活泼，天真热情。她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为替丈夫治病，她曾冒名举债，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如果需要，她甚至表示可以为丈夫而死。但她的丈夫，却是个虚伪自私的人，他平时管她叫“小鸟儿”、“小松鼠儿”，可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举债，危及自己的社会名声和地位时，便一反常态，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剥夺她教育子女的权利，要对她进行法律、宗教制裁。后来，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娜拉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曾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然而，在素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能求得独立解放吗？茫茫黑夜，她又能走向何处？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确实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弗洛姆认为母权的衰落，母亲地位的边缘化，同样适合于母亲的替代物，诸如国家或种族。原来母亲式的信任和温暖被父亲式的压抑、服从和独裁道德所取代，结果背叛父亲就是有罪的。
不幸的是，新教的发展又加强了父亲的影响，中世纪拥有的子宫式的教堂和圣母崇拜的天主教给人们带来的安全和温暖，在资本主义强力面前隐去了。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是父权的，尽管资本主义自相矛盾地创造了回到母权文化的条件，然而在无限扩大的物欲的冲击下再也没有了回头路。弗洛姆深情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给出了回转的出路，它承诺着未来社会的美好。
2.弗洛伊德——一个隐秘的权威
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弗洛姆没有想到，病魔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袭来，1931年夏天，31岁的弗洛姆遭遇了猝然的打击，他因咯血而被诊断为肺结核。通过一年多的休养和治疗，弗洛姆总算战胜了死神，逃离了死亡的地狱。这归功于他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不过，当他刚摆脱病魔的威胁，另一个比病魔更凶狠的妖怪降临在德国的上空，它就是纳粹和它的头目希特勒。
作为一个拥有大多数犹太裔成员的、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按照纳粹的标准，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荒谬，于是刺刀开始对准了这些所谓的“对国家的敌意”的人们，研究所的成员们不得不逃离法兰克福，远赴美国。
考虑到德国形势的险恶，弗洛姆决定在美国定居下来，不久他加入了美国籍。与此同时，社会研究所在纽约重新开张，弗洛姆也很快恢复了他的成员资格。在纽约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克拉拉·汤普森、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和威廉·西沃伯格等，后来他们又和弗洛姆结为同事关系，在弗洛姆困难的时候，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研究。
不过就是在这一时期，弗洛姆远离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不断发表文章批判弗洛伊德，他与社会研究所的同仁们的关系也因理论上的分歧而逐渐疏远了。
随着对巴赫芬思想的兴趣的增长，弗洛姆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对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热情不断地减少。1935年他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说明他对正统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不满和失望。他认为弗洛伊德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他的思想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教化和独裁父权价值原则的束缚，因此其社会的批判力就显得苍白无力。
在心理分析过程中，一个分析者如果过多地注重病人童年经验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心理分析人员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如果心理分析人员没有对社会因素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就会不加批判地接受已有的社会价值，而这恰恰是病人致病的原因，分析者好心没有办成好事，反而在病人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另一方面，当病人的心理需要和欲望与已有的社会道德价值原则相冲突时，作为一个社会的顺从者的分析者，他不是对病人因势利导，反而往往是倾向于激起病人的反抗心理。
话又说回来了，当然在理论上，分析人员也倾向于赞成价值中立的原则，对病人采取道义上的宽容态度，然而在弗洛姆看来，所谓的价值中立、道德容忍的理想，在历史上它本身就有着摆脱不了的两面性，在实践上，它结果都屈从了社会的要求。
随后弗洛姆把精力主要都投在了揭示弗洛伊德父权主义的其他方面。弗洛姆认为，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进行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工作、生殖生育以及进行享受的能力。在弗洛伊德看来，前面两个比后一个更重要，他在文明和满足之间发现了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他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就是在欲望中受折磨的历史，并且人类本身无法改变这种命运。他并不主张通过激烈的方式变革社会现有秩序，对于重建新型社会的希望嗤之以鼻，甚至对为使人类的满足得以更好的实现而奋斗的政治激进派，他都抱着强烈的敌意，并冠以他所生造的概念。对于激进派的所作所为，他给出了一个所谓的美妙的解释，认为他们是对父亲所做的恋母性的侵犯，是童年经验的缺陷导致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精神病是一个不吉利的东西，它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规范，有悖于现有的社会秩序。弗洛姆继续分析道，弗洛伊德不能也不愿意改变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因为他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在金钱上斤斤计较，坚持要求他治疗的所有病人必须以金钱来支付。另外，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缺陷有着其自身的原因，因为他的人格是属于古典独裁父权制类型的，在他的学生和病人面前，他以绝对权威的形式出现，扮演着神一样的角色，没有违背只有服从。
通过对别的心理分析家的研究，弗洛姆认为格罗代克和桑多·弗伦茨齐优越于弗洛伊德，他们的优越之处就在于治疗学上的改革，通过和病人面对面的交谈来进行分析，分析者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让病人感觉到他和医生处于平等的关系上。